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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紋理遠比我們想像的來得豐富和幽微,它是由挫折、失敗和退步的棉線交織而成。

撰文│魏明德  翻譯│楊子頡

我們對「進步」和「退步」的認知有著清楚的分野:例如從學生的成績和名次可以看出學業的進步或退步;由經濟指標可衡量一個國家的成長或衰退;過了一定年紀後,我們的體力和智能也會開始衰退……。因此,我們就像是上下樓梯般地為自己評分,也以此衡量他人、衡量機構和社會。

毫無疑問,成績、指標和測量法是有用的工具,但它們切入現實的方式,有時卻會讓我們看不見欲評估的現象的複雜性。舉例來說,老年時能力的退化可以是圓熟的因子,只要我們能平靜接受自己已進入一個年紀和疾病開始強加於自身的轉型階段。因為將過往經歷和成就與目前能力的限制相互調合,反而能達到另一種前所未及的新境界;在這層意義上,倒退其實是前進。或者,當一國的經濟成長摧毀了社會結構和社群賴以信仰的價值時,往往會帶來文化和人文的衰退。至於學術測驗,則很少能評估學生在智識、道德及情感層面的成長。人生混和著進步與衰退,如同糠殼與麥粒一起在田裡生長一樣,我們最好不要在收成前把他們分開。

進步與退步只在兩者轉換成另一狀態的動態過程中才有意義。一個短期的退步往往觸發長期的進步,這樣的案例常發生在情感與情緒的成長過程中:情感的挫折經常導致一陣子的退轉,心靈封閉了自我和自己的傷痕。但在沉澱之後,挫折便成為瞭解自我與滋養同理心的強大動力。一個忽略挫折且不願經歷退步的人,得承受一個風險,即他/她可能看見成功的可能性,卻仍舊以失敗告終,並活在與真實自我疏離的存在之中。

這代表進步與退步是一樣的嗎?不,畢竟我們還是想要為了成功奮鬥。但「成功」的紋理比我們想像的來得更豐富和幽微,它由我們的挫折、失敗和退步的棉線交織而成,也由個人成就的光影和色調組合而成。當生命看似走下坡時,讓我們得以慰藉的是:我們透過理解真實自我的方式獲得了進步,而最終的勝利在於,經由一連串形塑生命的奮鬥與掙扎,完成了自身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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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 青年 創造 台灣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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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維新的力量,往往源自對現實的反叛。活在社會期待的角色扮演中,反叛的代價有了輕重之別。況且,大破之後,更得大立,即便懷抱名利可拋的豪氣,改變的究竟是怎樣的自己?

採訪.整理|林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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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儒 簡介


七年級前段班的醫科畢業生。待過業,混過幾家醫院,荒唐過後毅然出走,目前在地球另一端找到暫時歇腳之處。除了革自己的命,也正在改變一群秘魯小朋友的人生。

(攝影/林佳禾)

醫者夢,因暸解而清醒

我來自宜蘭南方澳的一個傳統大家庭。爸爸是獨子,而我是長孫,又是平輩中最會念書的小孩,所以「好好讀書,將來當醫生」這種聲音,從小就不斷在我耳邊迴盪。高中時我確實夢要當神經外科醫師,不過,那時念的雖然是數理資優班,我的功課並非頂尖,橫豎看來不像考得上醫學系。沒想到,聯考成績比預期好,錄取了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

在醫學系的前五年,跟醫院幾乎沒有接觸。相較之下,社團對我的影響比較大。當時我參加基層文化服務隊,寒暑假都要到偏遠地區的學校辦營隊,非常累,但學到了醫學系沒有教的團隊合作、統籌規畫,也很有成就感。因為社團經驗,加上我想回北部,所以大六見習和大七實習,我選擇到比較「操」的林口長庚醫院,做為開始認識醫院實際作業的起點。

見習還只是當觀光客,只要「看」,然後寫報告;實習等於開始「當學徒」,得做很多雜事。我喜歡長庚體系重實務操作的取向,也自認實習階段做過的事情、學會的東西比其他醫院的實習生來得多。但是,這一年我卻也過得非常痛苦。

因為,我開始體驗到醫學院的知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實際的醫院工作有更多的應對進退和人際相處。除此之外,高壓的工作環境下,衍生出一些共同的價值觀、運作知識的潛規則,以及對金錢的態度,都讓我感到不安,覺得沒辦法把自己放到「醫生」這個位置上去。


轉個彎,竟是如此不易

畢業後我撐了整整一年,不肯進醫院工作。我爸媽一開始很擔心,但家族親友之間很快找到說法,認為「讓他休息一下也好,反正應該只是一年……」這段期間,我認真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麼,最後決定往醫療衛生相關的非營利組織(NGO)去投石問路。

沒想到,斷斷續續應徵了一些工作,卻沒有人要我。一方面是我沒有社工專業,不符合許多組織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家普遍有共同的疑問:「為什麼醫學系的學生會跑來這裡?」一位面試者甚至直接告訴我:「醫生沒有必要『屈就』這樣的工作。」

眼看生計就要出問題,剛好林口長庚神經外科的朋友問我有沒有意願回去,無奈之下,我只好去參加甄選,然後也順利錄取。一年之後竟然繞回原點,雖然成為高中時夢想的神經外科醫師,但心情卻是不情願的。當時我媽曾經說了一句:「你終於決定回去過『正常』的生活……」為此,我跟她翻臉,狠狠大吵了一架。

巨塔裡,那隻迷失的孤鳥

回到醫院,幾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並不是醫療工作的分量讓我無法承受,而是心情上跟這個環境非常疏離。住院醫師要扛的責任,的確遠比實習醫師沉重,但我的工作表現其實還不錯:技術對我來說不是問題;醫病溝通我也做得來;甚至我與護士的配合也很好。

但是,跟醫師同事和上司的相處,卻是我很大的罩門:我完全無法與醫師交際。醫院對我來說只是工作的地方,而沒有歸屬感。按理說我也可以當一隻孤鳥,但是在那個環境裡,跟其他人無法建立私交,不做多數人會做的休閒,只顯得自己是個怪胎。

更讓我恐懼的是,醫生的工作壓力和豐厚報酬,會讓人不把錢當錢看。回想起來,那一年我做了很多瘋狂的事:買一件近兩萬元的外套,毫不手軟;從台大直接搭計程車上林口,只因為爽;和家人吵架後,立刻訂機票出國,不願回家過年。在長庚工作一年,離開時我的存款竟然是零。疲勞改變了我的消費態度和價值觀,讓我變成自己害怕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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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緊挨著採砂場的貧困社區一隅,Flora Tristan School寄望用英語豐富孩子們的人生。

狠下心,往未知裡闖去

於是我開始思考:如果工作量減輕,有空間找別的方式釋放壓力,情況會不會變好?隔年我就轉到台北萬芳醫院的麻醉科。結果,即使到了公立醫院,又是相對不操的科別,但除了比較不累,疏離的狀態還是沒有太大改變。

在醫院裡,我找不到自己五年後、十年後想變成的樣子。身為醫者,不少主治醫師對後輩、同事、病人都很好,可是他們的人生不是我想要的典範。我心裡的聲音不斷告訴自己:「那不是我,『醫生』不是我。」

走到這一步,我打死也不想繼續下去了!所以在萬芳待到半年左右,我就開始尋找到國外NGO工作的機會。我沒有設限非醫療工作不做,也不覺得要有薪水;只是想去台灣人完全不熟悉、沒有前例可循的環境。所以打定主意,只要對方認為我可以,做什麼都好;將來有經驗和條件之後,再來思考自己的定位。

幾經輾轉,終於談定到秘魯南部大城阿雷基帕(Arequipa)一個社區組織的兒童英語學校,當一年的長期志工。而為了要順利成行,我在萬芳醫院的合約期滿之後,還先到另一家私立醫院當了三個月的短期住院醫師,才存夠在秘魯生活一年的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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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代的服務經驗,幫助李尚儒更快融入社區學校的經營工作。

資源少,忙碌卻感充實

我所服務的組織,主要是在市郊一個貧困社區為學童開設免費的課後英語學校。學校裡除了少數的長期志工,大多依賴通常只待幾個星期、來此做公益旅行體驗的各國年輕人。經過了前幾個月,上手之後,我就成為學校大小事務的負責人,說穿了是校長兼撞鐘。每天從早上進學校就停不下來,一天工作加上通勤時間經常超過十二小時,並不比當醫生輕鬆,但我卻覺得很充實。

秘魯是一個社會資源缺稀的國家,大部分在地NGO規模都很小,能做的事情也少,所以我們能夠合作、諮詢的對象不多;此外,媒體很少探討社會議題,公部門連基礎資料都很殘破,更談不上協助。

在這種情況下,做事情只能從有限的經驗中發想、摸索。我們只能確保任何計畫都不是一群外來的人關起門來做決定,而是不斷跟本地人做討論;盡可能暸解在地的情況,而不是跑到一個地方就說:「我們來做這個吧!」

改寫命運,從少數人開始

這一年來,我和其他幾位長期志工為學校確立了許多規模和制度,設法讓學校變得名副其實,而不只是有四、五個房間的遊樂場。此外,我們也開始反省學校成立的初衷。

創立組織的人,原本希望英語能力能成為社區下一代脫貧的工具。然而秘魯公立學校的教育品質低落,即使順利念完中學,也不足以找到好工作,上大學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反覆與社區確認需求、溝通想法並徵詢意願之後,我們提出了一項獎學金計畫。

從今年開始,我們每年預計支持至少一名學業表現優良、父母也有配合意願的小朋友進入談妥的私立中學就讀,直到畢業。藉此,我們希望至少有一些人能得到更好的就業條件,改善家庭經濟並回饋社區。這個計畫並非全然沒有問題,但相較於沒能力推動的結構性社會改革,它至少是短期內我們能帶來的最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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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一股衝勁,李尚儒帶著三位小朋友飛到祕魯首都利瑪(Lima)向台商簡報,爭取獎學金贊助。

對家人,只能抱歉回不去

我在台灣的朋友,大部分都在醫院工作。對於我正在做的事,他們其實很漠然,畢竟距離自身經驗太遙遠,聽聽也就算了。每當聽到那種公式化的反應,稱讚我「好了不起!好有勇氣!」我總心想:「你們有勇氣過我沒辦法過的生活,也是一種選擇,我覺得更了不起。」

相反地,我的抉擇對家人的衝擊當然大得多。我爸媽一開始半信半疑,卻也不以為意,總覺得我只是說說,不可能放著醫生不幹。直到我真的要出發了,他們才完全慌了手腳,但因為我的堅持,也只能無奈接受。雖然,我爸還是想著:「你就去個一年,然後回來好好把住院醫師當完……」我只能反覆用不同方式跟他們溝通:「兒子不可能再變回『你們想像中的醫生』。」

更大的阻力,來自高齡逾九十歲的爺爺奶奶。前陣子我回台灣過年,他們一直叨唸,想方設法要阻止我再過去。這當然令人掙扎,但我的人生妥協過幾次,從來沒有好結果;我不想再經歷一次,只能咬著牙繼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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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下白袍,李尚儒在異文化的洗禮下,重新找尋自己的方向。

腦內革命,未完待續

獎學金計畫源自我的發想,因此我至少會在秘魯待到計畫順利開始執行。短期之內,我不會回台灣,哪裡可以籌到生活費就去哪;將來計畫到歐美攻讀國際發展或公共衛生,希望拿到另一個學位之後,能找到更多發揮的空間。

現在的我,就算真有什麼自我維新或創造的能力,也是來自和社區這些孩子的互動。我常常跟他們說:「Piensa más. Piensa bien.(想多一點;想好一點。)」這些小朋友不像我在成長時期總是有父母陪伴,得要在十歲的年紀就開始設想人生。正面思考,並且努力改變,對他們,對我,都是重要的功課。

這是一場殘酷的「腦內革命」,假使我現在停止前進,那些死去的腦細胞終將無人悼念,在安地斯高原上化作沒人看見的灰。更何況,我不想停止。背負著不斷循環的自我詰問,以及他人的正面建議和負面質疑,繼續書寫人生故事,也挺有意思的。

英雄式的「我要改變世界」,一開始就不存在。驅動我的只不過是對現實的叛逆和義無反顧。但骨頭反過來放都放到秘魯去了,人生耍帥也不能當飯吃,走到這麼遠只是因為:就算是餓肚皮也想寫上一本獨一無二的人生書。過去一年,充其量只能算是前言吧!

 

圖片提供:

1.     首圖  攝影/Koh Guhoko

2-3(組圖)照片提供/李尚儒

4.     照片提供/李尚儒

5.     照片提供/李尚儒

6.     照片提供/李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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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 青年 創造 台灣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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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立委選舉落幕,以環境永續發展為綱領的台灣綠黨,一舉拿下近23萬張政黨票,躍升為全國第五大黨,但在國會中卻仍苦無一席之地。為何民意與席次間存在這麼大的落差?我們的選制是否出了問題?

撰文|彭渰雯(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這次立委選舉過後,許多人開始注意選舉制度不利於小黨生存的問題。2008年國會減半、單一選區兩票制施行的首次立委選舉,立即造成小黨全軍覆沒。這一次,台聯和親民黨勉強翻身,失而復得的喜悅,讓他們矢志修改選罷法、改變不利小黨的各項制度。其實,綠黨和多個公民團體早在去年即提請釋憲,指出部分選舉制度明顯違反憲法保障的平等參政權。

得票門檻造成怪現象

公職人員選罷法第67條規定,政黨票得票比率未達5%以上之政黨,不予分配當選名額。上一屆選舉台聯、新黨雖然都得到30幾萬張政黨票,但仍無法分配席次;而無黨團結聯盟的三位參選人在區域選舉中合計僅得12萬多票,卻得到3席立委。本屆選舉,綠黨的近23萬張政黨票,也無法換來任何席次。換言之,高門檻限制造成了席次與得票率不均衡的後果。

高當選門檻並非台灣獨有,德國、紐西蘭等國也有5%門檻要求,但這是因為內閣制的政府需由掌握過半數席位的政黨聯合組成,小黨太多可能發生政局動盪;而這樣的考量並不適用半總統制的台灣。此外,有許多國家並未設定得票門檻;即使設定門檻,也有較低規定者如荷蘭(0.7%)、丹麥(2%)、西班牙(3%)、奧地利(4%)等。由此可知,當選門檻高低確實應依照各國狀況有所調整。

聯立制杜絕大黨瓜分

「並立制」與「聯立制」的爭議,更是攸關席次分配是否反映政黨得票的更大變項。德國採取聯立制,也就是每個政黨可以得到多少席次,完全看其政黨票的得票率;這些席次要扣除該黨在分區選舉中得到的席次,剩下才是不分區席次。相對的,台灣採取並立制,區域和不分區席次計算互不相干。

也就是說,當區域立委已經幾乎是兩大黨的囊中物之際;只在不分區才有機會的小黨,還得坐視大黨瓜分不分區當中的絕大多數席次。因此,一般咸認為聯立制才比較符合政黨比例代表的精神。

以本次選舉結果為例,如果只取消政黨票5%門檻,分配結果僅有新黨和綠黨能各自從兩大黨手上取得一席,但整體變化不大。然而,若是取消門檻同時採取「聯立制」,不僅綠黨可以分配到兩席,使環境永續、社會公平的議題更有經營空間;兩大黨之外的小黨們更可取得超過五分之一的席次,而能充分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

顯然,聯立制對於分配結果的影響遠高於取消門檻,即使不擴編,都能大幅改變國會政治生態。這也是為何在1983年西德綠黨初試啼聲,就可以一次當選27 席國會議員,儘管當時他們的得票率也只有5.6%。

保證金反動又歧視

除了席次分配的遊戲規則有待檢討外,「參選保證金」是另一個扼殺小黨生存機會的規定。保證金制度由來已久,其背後思維其實非常反動,即擔心人民「任意參選」、「浪費社會資源」。然而,民主社會本應尊重所有公民為任何理由參選的政治權利,不應預設誰的參選「不是認真的」;就算基於社會資源考量,只要參選者「玩真的」,一切依法活動,也應在選後如數退還保證金。

然而,現行制度卻針對票數偏低的參選人施以「沒收保證金」的懲罰,只有到達一定票數以上才能拿回保證金。明顯是在嚇阻一般平民、弱勢者參選的意願,只有不擔心被沒收保證金的有錢人,絲毫不受影響,反而可以「任意參選」。事實上,即使在資本主義最貫徹的美國,都還是以政黨提名或公民連署為登記參選的門檻,而非靠出錢具保。

補助款讓大者恆大

保證金制度是對平民與小黨的階級門檻;而「政黨補助款」分配更是二度剝削與打壓──政府沒收小黨的保證金,卻提供大黨充裕的政黨補助款,兩者發展的立足點越來越不平等。

補助款的法律定位是貼補政黨的競選費用,理論上每獲得一張選票,就應當得到該票數的選票補助。這項補助在世界各國都是政黨最重要的運作資源──特別是不靠企業或大筆政治獻金生存的小黨。德國只要0.5%就可以分配政黨補助款,因此小黨可以越選越有資源。相反地,我國選罷法第43條卻連政黨補助款也設定高門檻,規定政黨得票率也要達5%以上,才能補貼每年每票50元。

在這次立委選舉過後,國民黨和民進黨未來四年,每年分別可獲得來自國庫的2億9千和2億2千多萬的補助。而獲得近23萬票的綠黨,原本理應得到每年1千1百多萬的補助款,卻因為未過門檻,一毛也拿不到。甚至,只能依賴小額捐款存活的綠黨,還因為未達政黨票2%的另一門檻,其捐款者連捐款抵稅收據都無法取得。

小黨參政需要公平制度

經過前述簡要說明,不難想見,小黨如綠黨者,是在多麼艱辛與不平等的遊戲規則之內,篳路藍縷、屢敗屢戰。如此困頓地從1996年迄今走了16年,終於隨著台灣草根社會運動和環境意識的提升,在這次的不分區獲得近23萬票,茁壯成為第五「小」黨。

綠黨的成長,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新政治社會願景之期待,但只有大刀闊斧的選舉制度改革、公平的資源分配,才可能讓這樣的種子開花結果,讓台灣政治超越二分邏輯,實踐真正的多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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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奮發、求取功名是社會上普遍讚許的人生態度,但潛入生命的內在之流,由內而外形塑人生,也未必不是另一種存在美學。

採訪│江婉綾、陳雨君    整理│陳雨君 圖片提供│劉瀚之

我從國小的時候就喜歡畫畫,常看卡通和漫畫,家人也很鼓勵我,還送我去兒童才藝班,讓我能投入自己的興趣。不過,後來我還是依循一般升學管道,沒有念美術班,因為當時沒有特別想到這件事,父母似乎也沒有想讓我這麼早就往這條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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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的你,正在做什麼?30歲的你,又在做什麼?你後悔自己做過什麼,或是未曾做過什麼嗎?

吳孝儒,26歲,工業設計系的研究生,同時也是設計師。不跟從主流的歐美設計風,反過頭來從在地文化尋找靈思。他為傳統工藝注入新意,使作品自然流露獨特東方風味,也讓台灣文化被世人看見。

李尚儒,29歲,脫下人人稱羨的白袍,跑到大老遠的秘魯為貧困社區的學童籌措教育基金。這樣的毅然而然,並非因為懷抱什麼英雄式的浪漫想像,只是單純覺得醫生的身分不適合他。

劉瀚之,30歲,不受限於他人目光,只為自己創作的裝置藝術家,以硬式機械裝置精準詮釋現代人的虛無,也因此成為2011年台北美術獎首獎得主。

沙力浪,31歲,原住民詩人。面對日漸失落的部落文化,他想以筆代替獵槍,於是寫出一首又一首的詩,在詩意語言中找回自己與母體文化的臍帶。

買買氏,33歲,曾是成功的廣告文案,因不想套用「出生→上學→上班→退休→進棺材」的人生公式而「棄」業一年。到農村翻滾流浪後,創辦公益平台「直接跟農夫買」,希望透過自己的小小努力為土地重燃生機。

吳亭樺,34歲,從主流轉到非主流的空間規劃師,對「完美」「漂亮」的設計圖存疑,因而走入社區與生活者真實接觸,在貼近人群、地方的過程中,找到了空間與人的共生之道。

這是本次專輯介紹的六個年輕人。看似南轅北轍、歷程迥異的六段生命故事,卻擁有一共同特質:故事的主角都不想被定型在人生常軌中,而嘗試尋求另一種出路。自我實踐本應體現在每日每日的生活裡。在重複的日常行進中,這些年輕人質疑:「這是我想要的嗎?」「這麼做有意義嗎?」「我的獨特性在哪裡?」這些探問就像從生活隙罅透露出的光,他們抓住這道微微的光,去探求,去改變,去行動……,而這些追尋的軌跡不僅鐫刻在個人的生命中,也深深烙印在時代裡。


當我們習慣以所謂競爭力、生產力檢視這代年輕人時,他們正以全新語彙定義自己。這樣的年輕人並非少數,他們不高喊「做大事立大功」的漂亮口號,也不一定抱持革命家的遠大志向,只是在行動中默默傳遞出一種維新精神,一種追求自我更新的力量;而這股力量,已漸漸滲透原有世界,讓時代呈現出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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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什麼才稱得上夢想呢?郭台銘曾批評當代年輕人「只以開咖啡店為滿足」。現在,南方傳來一股聲音,想要理直氣壯回覆郭董:實踐自我的生活,就是最「像樣」的夢想!

採訪.撰文|行南編輯部(李明容、黃立恆、劉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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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對現年26歲的吳孝儒來說,是越衝突越有趣、越矛盾越澎湃。他不停在創作中細細定位漂流的台灣文化,更多次在國際設計首都米蘭成功印證自我。這位台灣新銳設計師欣然接受不切實際,因為他已經在無限對立中,創造最不凡的價值。

採訪‧整理∣蕭如君      照片提供∣吳孝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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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Design’ is a project of the Taiwan Alliance for Advancement of Youth Rights and Welfare (TAAYRW), set up to provide foundational work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design training, allowing young people 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design related jobs, and helping them to accumulate work experience, to successfully orientate themselves in the job market, and to develop their skills.

Senior project manager Hong Xiaoping explained, "It’s mostly design classes, for one hundred hours, work ethics,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work shadow,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work in the design and printing industries. Including classes on CV writing and team-work, allow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at having talent alone is not enough.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ships are also available depending on your CV and on mock interviews, as a means of pairing off placements and interns. Students submit their CV themselves, and have a choice of 2 or 3 companies. The internship allowance is provided my TAAYRW."

Hong Xiaoping told us that often companies question the value of having young people who have given up on their studies and have no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interning at their workplaces.Many firms discover that these young people have a lot more potential than they had imagined, although they often find they have to adjust their methods and preconceived ideas when dealing with them. Young people nowadays tend to question everything, and don’t like being bossed about. Once they are clear on the purpose of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they know its significance, they are willing to go and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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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so interviewed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TAAYRW, Yeh Dahwa, and asked her to explain the idea behind the ‘YouthDesign’ project.

TAAYRW was founded eight and a half years ago, with the primary aim of changing the stereotypical idea within society that the youth are ‘dependent’, and instead to portray them as ‘citizens-in-the-making’. We promote rights including for welfare protec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recreation, health,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Society needs to see the changes that ordinary young people are going through, on the cusp of becoming mature citizens of society, and this needs to be supported by society, in terms of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foster an atmospher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citizenship and a safety net for those who fall into poverty.

When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 you can’t just look at the situation from one angle, like focusing on those who come from under privileged backgrounds, or on the school entry system

The mainstream test-focused system.

Approximately 90% of young people make their life choices within the frame of the test-focused system, they are restricted by this system of values. If they don’t get into a good school or get good grades, their value to society diminishes, to the point that some of them might not even be considered people. Moreover, whenever there is any activity that contradicts this mainstream ideology appears, it is quickly blown out of proportion by the media, and becomes so-called deviant or antisocial behavior.

The question is, are the resources and choices offered by society enough? Everybody is forced to take the same path, but some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re not suitable to follow this mainstream path, yet they are still constrained by it.

If the mainstream education system continues to bread people who are just good at pursuing good grades, then it will suppress the emergence of many kinds of creative talent, who will have to rely solely on their own effort, without support. 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only have the chance to realize their talent abroad, why don’t we cultivate this kind of talent in Taiwan? The education policy focuses on collecting what is already a finished product, instead of nurturing new talent, it is very short-sighted.

There needs to be some planning ahead when it comes to policy. For example, if someone enjoys painting and creative work, how can we help them become a designer or someone involved in creative activities. This process cannot be achieved in one go, but rather needs to be cumulative. With this in mind, we hope that through or training project “Good Design”, we can let people know that the talent training tha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often mentions needs to be a cumulative, top-bottom process. It requires consideration from the business point of view, and investment from the education aspect. Moreover, it should support people before they have made a name for themselves.

Shattering some myths

A lot of people believe young people are part of “The strawberry generation” (Taiwanese term for those born between 1980-90, that were raised well off), that they are not good at dealing with pressure, that they are cold towards society. But why do people have to use this label? If people did a bit of research and widened their horizons before attaching these kind of labels, then these kinds of terms wouldn’t even exist.

We have seen a lot of employ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making use of young people’s energ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But they are scared because of the stereotypes they often see in the media, such as young people being hard to control or egocentric, so the first time they employ a young person they are usually wary. We feel that our organizations activities and accomplishments have become very important. We have invited a careers coach to serve as a bridge, helping companies and employers understand how to interact with young people. We hope that through these training activities, we can make people understand a lot of these young people are not “strawberries”; they work very hard and very seriously at their jobs, but this hard effort is not reported by the media.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Daniel Pagan Murphy, Conor Stuart

Chen Jiajun, the girl who participated in "Youth design" program tells us her story...

Li Xin,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of "Youth Design" shares her experiences studying in Taiwan and Denmark, and her determination to work in the art field, and how the project enabled her in this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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