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國家,誰的紀念日? ── 從紀元節到雙十節的國慶故事

by on Tuesday, 03 December 2013 Comments

 

 

撰文|涂豐恩

 

雙十,如何成為國慶?

中華民國史上第一次的「國慶日」,是在1912年10月10日舉行的。但就在那次國慶大典不到一個月前,北京的臨時參議會還曾為了選擇哪一天做為國慶日,發生過激烈討論。

當時,由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所提出的最初提案,是以一年之前湖北武昌起義的10月10日做為國慶日。武昌起義被認為是推翻滿清的重要關鍵,值得紀念,來自湖北的議員,對此自然大表贊成。但馬上有其他議員質疑,武昌起義雖然重要,可是只紀念這個日子,對其他革命分子未免太不公平──比方說,廣州的黃花崗起義也很重要,就算當不成國慶,總得給它安排一個紀念日;安徽的議員也說,別忘了當年安徽也有徐錫麟和熊成基兩名革命烈士從容就義,他們對民國的貢獻豈能遺忘;四川的議員則強調,四川當時的「保路運動」,對後來革命影響深遠,當然也必須記上一筆......

革命不是一時一地之功,議員們你一言我一語,爭執不休,但最後議會交付表決,還是決定將10月10日訂為國慶日。

「國家」紀念日,概念源出歐美

事實上,類似「需要一個國慶日」的念頭,並非是民國成立之後才出現。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倡國家應該要有特別的紀念日,以培養全體國民的愛國心。抱持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梁啟超就是其中之一。他以美國和法國的國慶為例,主張「紀念日」可以鼓舞人心,團結士氣,實在有無比的重要性。

結果,1910年清朝便一口氣頒布了六個紀念日,舉凡皇太后萬壽節(慈禧的生日)、皇帝萬壽節(末代皇帝溥儀的生日)和孔老夫子的生日,都成了國家的慶典日;此外,還外加了五個「國恥紀念日」,包括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的7月24日、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的8月8日、甲午戰爭大敗給日本的8月16日等等。

只不過,這些規定頒布不久,清朝就被推翻了。

沒有了「皇帝」,大家只好轉而慶祝「國家」的生日,可是國家似乎比皇帝抽象多了。為了讓人們可以感受到這個看不見也摸不到的「國家」,中華民國──就跟世上任何國家一樣──創造出了國旗和國歌。此後,人們才開始學習唱國歌、揮舞國旗,甚至出現過所謂的國旗體操,這都是前所未有之事。

不過,當時的國旗和國歌,都長得跟今天不太一樣。最早的中華民國國旗,是以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所組成的五色旗,象徵五族共和;最早的國歌歌詞,則是這樣唱的:「中國雄立宇宙間,廓八埏,華冑來從崑崙顛,江河浩蕩山緜連,共和五族開堯天,億萬年......」

一直到1928年國民革命軍結束北伐、統一全國以後,國民黨黨歌才變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歌,青天白日的黨旗才融入了中華民國的國旗。

紀元節,日本時代的「國慶」

但是,不管慶典日是皇帝萬壽還是雙十國慶,也不管國旗是五種花色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對1945年以前的台灣人而言,這些都不過是另一個國家發生的事。

日本時代的台灣,每逢中華民國國慶,報紙上偶爾會刊出「華僑慶雙十節」之類的活動。比方說,1927年10月10日,在嘉義有幾十名「華僑」在中華會館內舉辦慶祝活動。當時的報導描述,典禮中大家向國旗敬禮,然後輪流致詞;典禮結束之後,則「到宜春樓,齊舉祝杯,酒三行。」當天有日本官員到場,中日雙方人士除了寒暄,並且「相期日華親善,酒闌舉觴,祝中華民國萬歲,於爆竹聲中散席。」

儘管如此,對當時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雙十節」並不是國家慶典。當時的台灣,有另一個國慶日──2月11日的「紀元節」。

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呢?按照日本政府的說法,西元前660年的這一天,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日本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即位了。換句話說,從這一天起,日本國誕生了。

直到現在,仍有不少學者對神武天皇究竟是傳說人物,還是真有其人,抱持高度懷疑。但對於19世紀末的日本政府而言,首要任務既然是創造光榮歷史,塑造愛國國民,神武天皇到底存不存在,就不那麼重要了。從1873年開始,「紀元節」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國定節慶;身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當然也必須乖乖遵循,盛大慶祝。於是每年的這天,除了全台放假外,各地還會舉辦運動會、音樂會,或是腳踏車競賽、圍棋和五子棋比賽等等。

政權沒力,祭典成為黏著劑

當然,既然是建國紀念日,最重要的還是讓民眾感受國家和天皇之偉大。因此這一點各地通常會舉辦演講活動,講解紀元節的重要性。1926年,紀元節甚至在台北的新公園舉辦了一場遙拜祭典,由軍隊模擬演出兩千多年前神武天皇「東征」的英姿;當天晚上在樺山小學校(約當今天的華山藝文特區附近)舉辦了大型的演講會,有三位講者輪流上台,講述「所謂有色人種的反撲」、「建國與台灣」、「東方帝國的締造與新日本的建設」等課題。據說當時台下的民眾聽得熱血沸騰,不能自已。

1931年以後,日本和中國之間的軍事衝突越演越烈,日本在殖民地也越來越需要「精神總動員」。1932年紀元節在新公園舉辦的祭典,據說有超過兩萬五千人參加。現場除了日本帝國國旗飄揚外,更可以聽見眾人高喊萬歲。

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了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對紀元節的慶祝才正式告終。美軍占領下的日本,國家崇拜被嚴格禁止,像紀元節這樣的節日也在廢除之列。儘管如此,戰後仍有許多日本人對這個表彰天皇神話的節日戀戀不忘,屢屢想要復興紀元節的傳統。

另一方面,1945年之後的台灣,沒有了紀元節,卻迎來了一個有點陌生的國家和一個全新的國慶日。

雙十入寶島,反攻年年告

戰後的中華民國,並沒有太多時間為了國慶歡欣鼓舞。除了1945年的10月10日,因為對日戰爭剛剛結束,各地還能熱烈慶祝。接下來的幾年,國共之間的內戰爆發,國慶日與其說是慶祝,還不如說是一年一度向全民喊話的心戰時間。

但戰爭不能只靠喊話,1949年中華民國的國軍終究不敵共軍,撤退台灣。那一年名義上在野的總統蔣中正,一心想要反攻大陸,在國慶前夕氣憤地說:「我淪陷匪區的同胞,久在黑暗鐵幕之下,本已不堪受其暴力迫害,而今日又是目不能見國旗,耳不能聽國歌,其喪家亡國之痛,更不知如何忍受了。」但他又充滿希望,對全國軍民同胞說:「我們深信為爭取中華民國獨立而戰,為保障人民自由而戰,為國際正義世界和平而戰,其戰爭必得到最後的勝利。」

隔了一年,情勢沒有好轉。蔣總統在1950年國慶日當天表示:「自愧不能立刻光復神州,拯救同胞,脫離水深火熱痛苦無告的苦境。」從此,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過了二十多年,這個世界──按照蔣總統的說法──仍然「陷於邪正不分,善惡不明,以黑為白,積非成是,充滿貪婪、迷惘、喪亂的痛苦時代。」因此在1971年的國慶上,我們的先總統蔣公仍繼續期待大家保持苦撐堅忍,獨立自強,戒慎而不恐懼,並放眼下一個十年能夠光復大陸。

兩岸競閱兵,國家是誰家?

至於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從1949年起就把國慶日從10月10日改成10月1日。這個中國不唱三民主義,改唱義勇軍進行曲;沒有青天白日,而是改升五星旗。

儘管意識形態南轅北轍,針鋒相對,1949年以後,兩岸對於利用國慶來宣揚國威、高調放話的做法,倒是有志一同。在台灣的國慶典禮上,有美軍將領上台致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就有蘇聯的代表團來訪講話。

為了宣揚國威,國慶不可或缺的節目當然就是閱兵儀式。從1950年開始,對峙中的兩岸都把戰場從前線一路拉到了國慶大典。起初兩岸幾乎年年都有國慶,到了1960年代之後頻率才漸漸降低。在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閱兵被暫停舉行;在台灣,則是隨著最高領導人的身體欠佳,閱兵儀式也漸漸減少。

1975年4月5日蔣中正逝世,據說當時天有異象、風雨飄渺。但那年的國慶仍然照常舉行,為了安定人心,停辦多年的閱兵大典還特地重出江湖。當時的總統是臨時接任的嚴家淦,而真正的接班人蔣經國,在會場上則以行政院長的身分,站在嚴家淦的背後。

不過,這一年的國慶典禮真正的奇觀,不是軍容盛大的國軍,而是有群來自北一女與景美女中、總數超過五千人的高中女生。這群女學生在總統府前廣場聯手演出排字大戲;整齊畫一的演出,比起今天的北韓毫不遜色。為了懷念「民族救星」,表演的最高潮是眾人合力排出了一幅蔣公遺像。據說在台上的蔣經國,看到此情此景,感動地留下了眼淚。

在那個「國家就是蔣家」的年代,國慶日究竟為的是哪個國哪個家,真要讓人傻傻分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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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國慶的閱兵儀式與遊行動員往往十分盛大。(照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解嚴後,用異議取代同賀

台灣最後一次的閱兵大典,舉辦於1991年。那一年國慶日的前兩天,有群人在總統府前廣場,開始靜坐──包括當時的中研院院士李鎮源與台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他們的訴求是廢除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根據這條法令:「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在此之前的四十多年之間,有許多政治上的異議分子,只要不擁戴政府,不管主張是統一或台獨,就會被指控意圖叛亂顛覆,進而遭到逮捕──這是傳說中的白色恐怖。這或許正是愛國主義最大的弔詭。在那些日子裡,每一年的國慶,政府總不忘提醒人民:覆巢之下無完卵,沒有國哪裡還有家。可是四十多年過去,國還在,黨也還在,但政府製造出的許多家破人亡,卻默默地被遺忘。

1991年10月10日,閱兵大典按照原訂計畫照常舉辦。總統府前廣場被鐵絲網重重包圍,但再往外一點,氣氛就完全不同。原本在總統府前靜坐的民眾,因為被警察驅趕,只好轉移陣地,改在台大醫學院大樓門前靜坐。

沒想到,為了讓國家生日一派和氣,沒有雜音,警察竟然直接進入台大醫學院,驅趕參與靜坐的老師和學生。軍警進入校園,這個侵害學術自由的舉動,讓當時的台大校長孫震也忍不住出面抗議,宣示與台大師生站在同一陣線,要求將校內事務交還校方處理。時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態度卻十分強硬,指責孫震不負責任,讓孫震因而辭職抗議。

靜坐雖然被驅離,但抗議行動還在繼續。從那一天起,越來越多人加入響應。終於在隔一年,完成了刑法一百條的修訂。從此,再也沒有人會只因為反對三民主義,就被逮捕入獄。

國家,不會只有一種聲音

從1912年北京參議會內的七嘴八舌,到1991年台北總統府前的靜坐抗議,中華民國也好,台灣也罷,早已經歷許多物換星移。一個國慶日,也隨之衍生出各種不同的意義。唯一沒變的,大概是每個政府──不管是哪一國的政府──大力宣傳的舉國一心,最後都成了夢幻泡影。

這是一個「後民主化」的時代,我們應該更能理解,社會中永遠存在著不同的群體,擁有不同的利益。比起擁抱國家,比較重要的或許是如何創造出一台機器,讓其中每個齒輪看似朝著相反的方向旋轉,但還是可以順利地運行下去。

 

(本文獲作者同意授權,改寫自其部落格〈革命、抗議、以及其他關於國慶日的故事〉一文。網址:histopolitan.blogspot.tw/2013/10/blog-post_9.html,原發表於2013年10月9日。) 

(封面照片:攝影/Andrew Shiue)

 

 

作者簡介

涂豐恩,台北長大的小孩,目前在哈佛大學讀博士班,研究身體、感官與科技的歷史。每天的功課是努力做研究,在被遺忘的世界裡尋找靈光,並學做一位podcaster(www.myaudiocast.com/ihistory)。

 

 

涂豐恩

涂豐恩,台北長大的小孩,目前在哈佛大學讀博士班,研究身體、感官與科技的歷史。每天的功課是努力做研究,在被遺忘的世界裡尋找靈光,並學做一位podcaster。

Website: www.myaudiocast.com/i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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