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Harmony and Conflict 和諧與衝突
Harmony and Conflict 和諧與衝突

Harmony and Conflict 和諧與衝突

Is Asia a continent of harmony or discord? How much harmony do we really want?  These materials explore the tensions and creative forces in families, schools, politics and society.

亞洲真的是一個和諧之境嗎?在亞洲,引發衝突與創造和平的文化條件與西方國家有什麼不同呢?亞洲要如何靠智慧找到兩者的平衡呢?

Wednesday, 27 February 2008

走出埋怨家庭的智慧

家庭,就是不管你排行老幾,也不管你的身分地位為何,都有當家作男女主人的機會,即使是七仙女的老七、考過最後一名的考生都機會均等。

沈秀臻 撰文

大家都認為家庭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然而法國哲人李維史佗(Claude Lévi-Strauss)還進一步提出家庭是對社會的反叛。他的看法點出了家庭與社會之間的基本矛盾,組成家庭的人往往以為自己盡了社會責任,但更可能反而把社會擺一邊。

* * *

有一次上照相館洗照片,看到身旁等待的婦人有對焦慮的雙眼。她手上拿著小孩被虐待後的照片,無助地問隔天早上可不可以早點拿。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是被老師毒打的。小孩的屁股、大腿、小腿、下背部,浮現深淺不一條狀的紫色淤痕,看來下手很重。櫃台小姐沒有什麼特別反應,只是照例行公事般處理,並對她說,明天早上可以很早領照片,不忘報以親切的微笑。對這位櫃台小姐來說,這位媽媽的痛苦是透明的。因為她不是櫃台小姐的自己人,所以沒有感受。如果說被打的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的親戚,可能就會牽引起感覺的神經。牽引感覺神經的關鍵詞是「自己人」。

自己人形成細胞膜

自己人就是家庭與家族,自己人形成一個細胞——家族細胞。細胞吸收氧氣,吐出二氧化碳。自己人的細胞膜畫出一個無形的界線,畫出自家人與外人,或者說一個圈圈,將認識的人與不認識的人予以劃分。就像我們到超市買東西時,櫃台似乎隔出兩個世界,櫃台內的對話並不是可以穿透的,櫃台內的人對櫃台外的人只會說歡迎光臨、謝謝光臨,櫃台內的對話似乎並不是櫃台外的人可以任意插入、滲透的,如果忽然加入櫃台內的對話,櫃台內的人可能會覺得很奇怪。除非和櫃台內的人成了朋友,否則很難加入櫃台內的對話。「自己人」與外人有了一道無形的界線,外人只有在成為自己人的時候,才會被裹入界線之內。社會上的小圈圈也不是很容易歡迎新人,家族形成一個不太容易接受異物的細胞,其最大原因可能在於「比較」的防衛心理,通常靈敏過度。

比個不停

說起「比」,比較的內容繁雜多樣,通常很具體,小至身高、體重、眉毛長短,大至讀書、賺錢、交的朋友、社會上的地位。小時候考試比名次,才藝競賽比才華。兒女受到父母「疼愛」的高低也是可以納入比較的一個項目。長大了,比女友的美貌,比男友的經濟實力。畢業後比學歷高低,比薪水數字,比帳戶存款,比房地產多寡。結婚比誰嫁給金龜婿,也比誰娶到賢內助。等到生了孩子,又開始拿孩子來比。以上種種,都是每個家庭的「比拼」過程,落入這個輪迴真叫人神經緊張又無法自拔。
許多華人很喜歡把自己變成外國人,可能是因為自覺這份「比」讓自己高人一等,也可能是因為逃離這份「比」而感到身心自在。自己告訴自己:「結婚很幸福。」——意思是說:「我還是比別人幸福。」
華人就這樣過著比個不停的生活。「家庭」細胞膜之內個個傑出,人人競爭。華人有「一盤散沙」的稱號,因為家庭或是某個團體所形成的細胞膜,會將外界(班級、社團、某個熟悉的圈子、結交的朋友)的引入,作為比較的籌碼,以示自己的傑出。然後,再把自身家庭的條件作為在其他團體中比較的參考值。這樣,不論哪一個團體都很容易分化。
家庭是比賽的競技場。每個人就像是參加奧運競賽,一出生後不自覺地神經開始緊張,因為恭喜嬰兒出生的道賀聲就等於裁判吹響的哨聲,宣告比賽開始,大家要拼命往前跑。比賽的項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趕快跑。怎麼跑不重要,比賽得第一最重要。許多選手到了年老時才對自己的人生感到疑惑,不明白為什麼要如此拼命,等跑到終點時才懷疑悔恨,覺得自己好像跑錯了競賽項目,領錯了獎盃。說要堅持自己喜歡的競賽項目其實也不敢,總怕贏不了,落得一場空。
我們不能說西方社會的家庭中兄弟姊妹不會發生比較的情形,大致說來可能是因為比較的基準點不同。西方社會的個人通常比較願意接受自己條件的限度,從這個限度出發和人比。華人追求的可能是完美而不存在的形象,除了要和自己比,還要顧及外在的議論系統,所謂外在的議論系統是由身旁的人、鄰人、認識的人、自己人、一群即將要共同生活的人暗中形成的意見,簡直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於是,大夥兒越比越辛苦,越比越痛苦,比到忘了我是誰。

埋怨家庭

「比」讓人忘了什麼是不同的個人需要,而且通常陷於枝節,見樹不見林:最讓華人在相處時產生困擾的,可能就是水電費,租房子時一旦分租,可以吵個不停的就是水電費,其中最大的原因應該來自於比。例如有人喜歡安靜,有人喜歡聚會,喜歡安靜的認為喜歡聚會的找了太多朋友用電,喜歡聚會的認為喜歡安靜的看書看太晚。事實上,比起幾千元甚至上萬的房租,水電費不過幾百元,吵的內容更可能只牽涉幾十元的差異而已。我們卻有辦法為了這幾十元勾心鬥角,心結一深,沒完沒了。這些在社會上的吵法,通常就天天在每個家庭內上演:計較對方太愛講電話浪費錢、怪罪孩子怎麼不喜歡打掃等等。所謂的怨偶,也是來自於比。比誰委曲求全,比誰為對方犧牲多,「埋怨」成了日常的禮儀,「埋怨」催討的是幸福。家中的婆媳問題往往也是如此。婆媳間的較勁很具體:比早起、勤儉、勤勞,比誰省了一百元。事實上,比的程度強烈與否端視各個細胞膜對異物的產生的抗體強不強,抗體強的比較排外的,其癥結大多是因為見不得人好。
見不得人好是因為自己過得不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又唯恐自己比輸了,所以天天活在比的煉獄。
比會讓家庭成員產生離心力,而家庭與家庭之間也會因為「比」而產生埋怨。社會上因每個家庭擁有的資本不同,因此相處的出發點各有差異,這也是每個文化都會發生的事。然而,華人家庭之間的相處,爭吵會往上蔓延的情形可能就在別處比較少見。舉例來說,有兩個學生,一個唸清華大學,一個讀交通大學,兩人從小是鄰居,於是共赴新竹分租房子。兩人因水電費不和大吵,父母本有孩子資質差異的心結,自卑心作祟的結果演變成兩家互不來往。
當人與人之間的問題無法在社會上得到合理的解決,的確會產生怨懟,社會提供相當的協調機制抒解,處理怨懟所引發的枝節,司法當然是一個管道。但許多紛爭尚未發展到法律階段時,我們往往會想起鄉里調解會及社會工作者。對於外來物,基本上家庭像細胞一樣會產生抗體,對抗外來的人士。所以,一旦家庭發生事故,官方的社會工作人員常常只能事後陪家暴的受害者上警察局,似乎無法給予受害者進一步的輔導與幫助。終究其原因,可能是無法快速變成家庭的圈內人。根據一位社區工作者的看法,目前以「懂得求助的家庭個案」與「事後追蹤的案件」占大多數,不懂得求助又還沒被發現的其實還有更多。由民間組織發起的社區工作和鄉里調解會一樣,比較能與民眾接觸,然而變成圈內人又會遇到人我界限難分,面臨是否過度干預家務事的困擾,分寸很難拿捏。這一切就要從家庭與社會的關係談起。

家庭與社會

傳統的儒家思想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家庭就占了三個位置。任教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哲學系的沈清松教授,對思索中西文化、哲學、思想的比較與會通貢獻卓越,特別強調儒家思想並不侷限於五倫雙向的關係,它還超越雙向獨特的關係,建構普遍性的關係(註1)。其基本核心由個人的德行出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個人的圓滿、到家庭圓滿的觀照,並推展對其他人的幸福、對天下人安危的觀照。所謂「仁者愛人」(《論語.顏淵禮義》):「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篇》)。因此,我們會從「心中有仁」、「以仁待人」到「以仁傳仁」。
不論儒家、佛教、道教甚至民間信仰,一般華人都會有所謂「功德」的概念,其功能近似「仁」的概念。一般都認為華人缺乏公共倫理及公共團體,更批判在家與國之間缺乏社會的向度。事實上,公共倫理,所謂的「第六倫」——人群與自我的關係,也就是在家族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能向來都以「仁愛」、「慈悲」、「功德」的概念在默默運作著。這些觀念讓人從而向外開放,從細胞膜的內部走到外部。這樣的概念近似於基督宗教中的「愛」的概念,但是並不那麼直接。常民文化中的「功德」概念,就像是國畫中的「意境」,意境不在畫中又在畫中,功德彷彿很抽象卻又處處都在。舉個例子來說,傳說佛教有所謂的大悲水:敬拜觀世音菩薩、誠心為人祈福的人在持誦《大悲咒》時,往往依禮節在旁放一杯開水,據說這樣的水具有療效,可以給親友喝,其功能近似法國西南部路德教堂的聖水。有關療效的問題並不是本篇文章的重點,但是我們可以看出自我與親友的情感是透過經文這般迂迴的方式得到連結。就像所有的善事一樣,關於大悲水還有一個推論,就是這樣的關懷基本上會「迴向」眾生:這也就是說除了被關懷者會得到祝福之外,讀經文的這份功德會轉向眾生。然而,眾生又好像很難等於身旁擦身而過的陌生人:眾生太抽象,陌生人又太具體,具有威脅感。眾生是一個概念,就是「不在細胞膜之內的所有外人」。「功德」可以穿透細胞膜,直接由自己人轉到外人,建立細胞膜內與外的關連。由此看來,華人比較重視的是為人處事中不為人知,也就是沒有被人看見時所產生的影響力。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教授余德慧(註2)思索「中國人」特有的心理,主編「中國人的心理」系列叢書。為了避免陷入意識形態之戰,在此說明這裡的「中國人」泛指的是華人的意思,但取材上以台灣社會為對象。這項探索、研究是一項新的田野調查、整理與分析,其視野橫跨心理、宗教、人類學,重視華人的文化現象中自我與群體關係的解釋。對於書中舉出許多華人家庭親情黏結的例子,想必華人皆有同感。
對於中國人的黏結心理,我在此提出的「功德」觀念具有加乘的作用,因為華人家庭裡的成員的總壽命是隨著家庭成員的修行而增減的,父母的作為會影響到子女的壽命,子女的品行也會影響到父母的歲數。這樣一來,一個家庭成員不僅僅要為自身的壽命負責,對於家庭其他成員的壽命也是無形中要負起責任的。一般華人看起來都比外國人來得年輕,一個三十歲的女孩可能被看成二十歲。成熟年齡可能不是一個人的年紀,而是一家人年紀全部加起來的平均值。於是,華人陷在又黏又比的文化情結。

「比」與「黏」

《家庭會傷人:自我重生的新契機》(註3)一書揭露了家庭的負面實相,家庭其實並不像大家想的那麼美好,這本書的作者是約翰布雷蕭(John Bradshaw),美國知名的心理輔導專家,同時也是電視節目主持人。書中對家庭上下關係的交互影響有精闢的分析,希望人們追溯自身感受、習慣的來龍去脈,但是閱讀這本書時必須避免把錯全部怪罪給別人,引用時必須注意不同文化背景及大環境的因素。
布雷蕭認為「不健全家庭」的特性有兩個,不是過分黏結,家庭成員之間的界線混淆,就是界線過於嚴密,彼此無法親密。姑且不論這樣的定義是否健全,因為應該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很健全,或是說自己的家庭很「健全」。不過,華人家庭中的「黏」正符合了第一個特性,而第二個推論說明了華人之間的「比」的問題。這兩個特性在華人家庭是並存的:父母親希望和孩子同處同一陣營,卻培養出孩子陽奉陰違的面具性格。比較又製造了疏離感,孩子可能很久才回家一趟,兩代之間鮮少有對話與交流。
黏的問題造成人我界限不分,也因此每當華人聽到父母輩或是家族中的長者過世的消息,就會如同天崩下來了,變得消沉而無法承受,同時這樣的消息會引發自己對人生的重大思考。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家族細胞膜變小了,細胞膜內的人會更加孤單無援。再者,生長在家庭黏密的人,長者的意見與想法呈現某一部分的自我,親人的離去代表某部分自我的喪失,等於自己死了一次。這時需要重新面對自己的過去,並且為自己的未來尋找新的方向。
比讓家庭成員分散,給予每個個體自我的空間成就自我,而功德、信仰、共同的價值觀使得一個家庭聚合,例如全家一起做彌撒(禮拜)、祭拜可以塑造家庭的整體認同。因此,家庭這個細胞膜透過「比較」、「功德」得到呼吸,在此並沒有吸入營養、排出廢棄,類似氧氣、二氧化碳的比喻,而是一種開合的比喻。國際競賽就是群體之間的比,把對方納為比較的對象時,整個群體反而團結了起來。
輔大法國語文研究所教授李友仁曾在授課時表示,過去華人的群體並不重視個人的自我表現,然而群體的整體進步就是個人的進步。由此看來,雖然自我與他人的界線重疊不分,自己想望的自己可能是他人心中的形象,「黏結」的力量仍舊維繫了整個家庭,並具有道理規範的力量。比較則是推動整個群體進步的動力,給予個人靜下來思考、反省、創造的空間。

自我實現

然而,現在大家都強調自我實現,自我實現早被視為現代化的普遍價值。沈清松教授在《追尋人生的意義:自我、社會與價值觀》(註4)中談到人類致力於現代化的原因,是因為其中有許多值得人類奉獻的價值理想。舉例來說,現代化、社會正義、自由、平等、資訊流通、工作與休閒的均衡等等。以上這些特質都是在現代社會中所產生的新價值。自我實現是不可逆的趨勢,但卻可能讓華人家庭變得更黏更比,在此舉出幾項對華人家庭的發展趨勢具有良性意義的建議:

一、尊重人我界限,建立「信任」與「謙讓」的模式:對方不好,並不代表自己就好,重要的是清楚人我的界限與差異。「黏」、「比」的最終容易使人無法真正地親密。建立自我意識、勿過度干涉人我界限是首要之務。
「信」的模式可能是華人較為適應的模式。誠者,信也,孔子曾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而在《老子.知有章》記載:「故信不足,焉有不信。」,信只有全信,沒有半信。信可以培養有自信、懂節制的人,也才能對人懂得體諒、尊重而不會陷於枝節。培育個人的良知與記憶,才能超越虛假、黏結、愛比較。「信者」讓說謊的人面對自己的過錯,培養講誠信的男女,而非只想打垮人的自信。「謙讓」讓人懂得調整,無關乎年紀與學歷,懂得謙讓,家庭關係才會輕鬆自在。
「分享」、「溝通」的確十分很重要,但如果還有想「贏」的心理,群己關係還是難以推展、改善。

二、順性發展:對於自我才能的開發,曾任張老師出版社總編輯王桂花提出以下的反省:「西方社會對下一代的教養是預備自身與下一代分裂的過程,也就是培養子女具有脫離父母而獨立自主的能力。」但是我們問的問題是:「如果照自己的想法走下去,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註5)《道德經》第五十一章可以提供相關答案,對於不同世代的理解很有幫助:「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這個法則應用在今日,有很豐富的內容。它代表了對社會價值多元發展的重視。個體能就其性向發展其潛能,家庭也能夠尊重個體的差異,包容多元的意見。常自然就是順性而為,順性並不是任性,而是以禮真正去探索、開拓個體與群體的發展。
現任國策顧問的柴松林教授,曾是消費者基金會公益組織創辦人,他給了青年人許多話,很值得提出來討論。他提到讀書不是為了交換價值,把讀書當成求取生存的一種工具:「讓痛苦的人減輕痛苦,讓缺乏的人得到滿足,讓不合理的都消失,讓盼望中的得到實踐。」這表示讓對方過得好是自己的一項能力,但過得好並不只是物質生活而已,還必須顧及正義、責任及個人不同的精神需求。

三、內在精神的充實:有人認為長久的婚姻與家庭往往來自共同的價值觀。價值觀包括信仰、見識、涵養、共同的事業或興趣、願意和對方走下去的意願。
四、向社會開放:多認識、參與社會的活動,健全、穩定家族細胞之外的社會細胞,如公益團體、登山團體等等;與外界來往有助於活絡家庭生活的脈動,讓比能夠導向良性的方向。我們必須體會到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一個人如果生病了,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器官,因為器官是人體運作的一個部份。社會也是,我們不能放棄社會上的任何一個人。如果社會出現問題,我們也不能視而不見。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有助於解決家庭問題。

* * *

「比」是華人自我安撫的最佳方式,並為自己找到人生的定位點:我雖然學歷不高,但是我潛心研究古書,延續上一輩談吐優雅的教養;雖然我不懂古典音樂,但是我熱愛流行歌曲,每首都能對心愛的伴侶彈唱自如;雖然我開卡車,但是我不吃檳榔,為子女樹立誠實做人的榜樣。
良性的「比」能夠使自己開放,讓自己在人生地圖上中搜尋、定位、確認、再確認,找到才能與性情的經緯度,知道什麼是自己要堅持的,正如牛頓所說:「精確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
面對家庭與婚姻,必須先面對自己。如此,我們才會懂得去認識另一個成長背景不同的人、共同建立家庭、教育下一代,而不是憑藉外在的身分地位作為行事的參考。懂得自我追尋的人才能懂得讓對方追尋自我,鼓勵孩子活出自我、悅納他人。人生很長,每個人在每個階段的發展都不同,維繫人在一起的動力是磁力而不是繁華。當自己不再迷途,就會懂得欣賞自己真實而自在的生活,良性地「黏」著家人。走出家門吧!遙想、涵納、面對每扇窗戶後面的故事,無論是美好或是醜陋,也許光滿,也許燈滅。抬頭望星空時,以驚訝之心和敬畏之心,對星空說出讚美的語言。

原載《人籟論辨月刊》第十期,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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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沈清松(Vicent Shen), "Harmony Among Men, Nature and God. - A Comprehensive Vision of Optimal Harmony"(三層存在關係與充量和諧論),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三期,1996年12月,頁1-31。
註2.見「中國人的心理」系列,余德慧策劃:《中國人的父母經:黏結與親情》、《中國人的幸福觀:命運與幸福》、《中國人的面具性格: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愛與苦:犧牲與求全》,此一系列皆由張老師出版社出版。
註3.約翰布雷蕭,《家庭會傷人:自我重生的新契機》(Bradshaw On : The Family-A Revolutionary Way of Self-Discovery),張老師出版社,1993年。
註4.沈清松,《追尋人生的意義:自我、社會與價值觀》,台灣書店,1996年10月。
註5.《中國人的面具性格:人情與面子》,張老師出版社,1987年,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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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5 February 2008

兩岸和平的歐洲觀點

眼前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台灣豐富經驗管理人才與先進科技,台灣要永續經營亦不能或缺中國廣大密集勞力及原料市場,台灣與中國勢必在兩岸交流中維持著既競爭又互為依存的關係。這是兩岸「難解」之處。

高敬文、魏明德
《兩岸關係1949-2005》
2007年1月
利氏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由法國人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二人合著的《兩岸關係1949-2005》一書,「法文版在二○○五年十月發行,整體上受到法語國家極正面的肯定」。
華人世界的中文版由蔡玫芳翻譯,蒙作者雅意惠賜乙冊,先睹為快之餘,既為作者企求兩岸和平對話的高潔情操所動,也想把個人多年來游走漂泊兩岸的點滴心情與感受寫出,以答作者的盛情。

兩岸難分難解的現狀

兩岸關係的特徵是「難分難解」。台灣不能獨立於中國之外,宣告獨立意味著免不了軍事武力衝突,任何有大智慧者都不會如此冒險犯進的。同樣地,中國不能「失去台灣」(Lost Taiwan)作為象徵統一的民族尊嚴,這是兩岸「難分」之處。
台灣從過去威權統治轉型到高度民主化後(儘管民主不成熟,仍有提升素質的餘地),認同並接受一個「經濟開放、政治緊縮」的中國政權統治,而且想方設法欲有參與國際組織的機會,而中國認為「一個中國」原則是不容許有任何挑戰的底線,台灣欲參與國際組織,在中國領導人眼裡,就是「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陰謀,是不能輕易妥協的。中國的終極目標是完成國家的統一。
以現況看來,台灣獨立與中國統一都不可能立即實現,而眼前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台灣豐富經驗管理人才與先進科技,台灣要永續經營亦不能或缺中國廣大密集勞力及原料市場,台灣與中國勢必在兩岸交流中維持著既競爭又互為依存的關係。這是兩岸「難解」之處。

看待兩岸關係的歐洲眼光

作者以外國人的眼光來看兩岸關係,「其中一位於九○年代(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八)曾在台灣生活過,另一位則自一九九二年起便停留至今」,由於有這層緣故,他們的看法就對台灣比較能夠有「同情的理解」,客觀持平的冷靜分析,很能夠引起共鳴。如說「不僅布希政府在二○○一年簽下了一筆驚人的軍售合約,從一九九六到二○○○年間,柯林頓執政時期所通過的對台軍售量也大幅俱增(五年間超過六十億美元),全然違背了一九八二年中美所簽署的公報」(頁198),這是很公道的評論,一般台灣學者不會這麼說,中國學者這麼說又會被視為陷溺本位主義色彩。又如美國介入兩岸關係,才使得兩岸維持一種不獨不統的三角平衡,美國為了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角色,仍將繼續保持現今兩岸的現狀(頁214),這是合乎歷史發展實情,應是很客觀的洞見。
作者自問:「是否能合理地認為,擁有共同語言及文化的兩岸領導人都無法解決此棘手問題,我們基於自身的歐洲文化,或許將可提出不同分析,帶來另一種『價值判斷』」?而且他們對中國衷心提出了如下的建議:「或許應該更看重台灣之事實、台灣人對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分認同,給予屬於此『政治實體』(當然仍是中國的)一個國際地位的必要性」。實在說他們這種另類看法的「價值判斷」,既照顧到台灣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也使得中國展現泱泱大國風範很好的機會,有助於爭取台灣同胞的好感。

中國面臨「社會重建」的瓶頸

經濟高度成長以來,又引進大批歸國學人,已經沒有人會視中國為貧窮落後國家,這在二十年前是無法想像的。可是當沿海城市及內陸發達城市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一種社會新秩序的需求也相應產生,我取個名稱為「社會重建的需求」。的確,史無前例的「文革」已經把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破壞殆盡,當有了溫飽之後,人們想從事更多的社會公益,才發現沒有適當的組織可以運作。例如慈善救濟與捐助興學,大多仍須透過官方的批示,民間是沒有可以經手的職權。但官方腐敗的積習難以一時返正,就需要民間的自發力量,而許多宗教團體想要參與這項工作,卻礙於規章而無法動彈。加上過去「宗教是麻醉靈魂的鴉片」偏見,宗教所發揮社會安定力量就限制了很多。
官方能否意識到很多事情需要適度下放權力給民間做,使得更具有效率、更能促進社會活動能量的開展。這種「社會重建的需求」工作,時機已經成熟了,在今後已是不能迴避的現實層面。如果,中國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麼「台灣經驗」就是個值得考慮的參考座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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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3 February 2008

政治學者不是歷史學者

楊昊 撰文
寫於2007年1月18日

Political scientist are not historians(政治學者並不是歷史學者)...是 Colin Elman與Miriam Fendius Elman兩位ASU政治系的年輕學者,就國際關係研究與國際史研究途徑及關切的差異,所落下的註腳。這段話,其實還有下文"..., nor should they are(或者說,政治學者也「不該」被視為歷史學者)"(2001: 35)。這短短的四個字,甚至比前一句的主張更加強烈、也更具批判意味。

在探討這句話的實質內涵前,或許,我們可以仔細想想英國政治哲學家Thomas Hobbes的著作與論述,以藉此理解政治學者的思考邏輯。眾所皆知地,Hobbes在1651年出版的The Leviathan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相較之下,很少有人會知道,在他尚未出版The Leviathan之前,他是第一位將希臘版的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帶入英語世界的譯者。

對於Hobbes而言,戰爭的紀錄與史實的敘述,讓他瞭解人類世界的現實與殘酷。在The Leviathan一書中,他極力開始主張政府作為維繫穩定秩序的絕對權威之重要性。Hobbes認為,人類自然狀態中,因恃強凌弱而產生的各種暴力與戰爭,都將危及人類的生命安全。為了確保自身的安全,人們將權力透過社會契約授予足以統領社會、確保秩序的國家,以脫離自然社會的混亂狀態,從而讓人們所構成的社會,能夠進入在主權國家確保下的秩序與穩定的狀態。

Hobbes對國家起源的分析,立基在強而有力的簡單假設與推論基礎之上。儘管後世政治學知識社群將Hobbes定位成政治哲學的代表人物,但類似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過程,儼然成為後世「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知識體系建立的重要依據。

尤其在國際關係領域中,這種將微觀層次的個體需求與個體抉擇,反映在國際社會與國家生存的實際狀況中,並進行行為類比與預測的主張,其實可以從現實主義學派(realist school,包括結構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中一窺究竟。無論是Hans Morgenthau或者是Kenneth N. Waltz,現實主義者大多堅信Hobbes所謂的自然狀態,將會是導致人類社會莫名悲劇的關鍵因素。據此假設所建立的後續推論、演繹甚至是批評,其實一再強化國際關係「理論化」(theorizing)過程在相關研究中的關鍵地位。就此,大部分的國際關係研究均期望透過理論主張的建立、或者是基本變數(variables)的界定、變數關係的釐清,以推導出一系列足以解釋(explain)大部分事實(facts)、或者預測(prescribe)特定國際現象未來走勢的分析架構。

國際關係學科領域對於理論角色的重視,其實只是政治科學長期關切理論研究的縮影。幾乎大部份政治學者所關切的是,如何從一系列模式化的行為或事實發展中,整理出最關鍵的因素,並建立起精簡(parsimonious)的模型(無論是statistical或者是formal),來解釋在特定範疇中最為複雜的現象。 就此而論,在手法上,「理論」的引導角色成為了整個政治科學(特別是國際關係)知識體系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相較於政治科學的特殊學科關切,以及政治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對於理論的高度重視。歷史學者則有截然不同的期待。歷史學者強調的是對各個事件(events)的瞭解、對於整體現象的描述、以及對於時序演進的精準掌握。他們的貢獻在於反映現實,以更中立、更全面的角度來重塑歷史的原貌。類似的關切,基本上與政治學者有一定程度的出入。至於理論的角色、定位以及功能,對於歷史學者而言,他們認為只是某些特定的學者用來觀察現象或解釋事實發展的「一個」觀點,只能反映出特定學者的世界觀(worldviews),甚至,在極端的理論思維下將呈現出偏狹與事實不符的論述主張。

或許,Elman & Elman在"Political scientists are not historians, nor should they be"這句話裡所要表達的,其實是對現今政治學研究社群有更多的期待以及更多的提醒,而非對某些不願被實證主義(positivist)教條所箝制的政治學者給予無止盡的苛責、也不是在道德上批評歷史學研究的不是。個人以為,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其實只是希望現今的政治學者能清楚瞭解自己的學科定位,並且在眾所認定的研究責任上有所堅持。

如果一位國際關係學者宣稱自己在政治科學的思維邏輯下從事相關歷史分析,但在通篇研究成果上只反映出雜亂、無系統的敘述性歷史資料堆砌;類似的文獻非但將會無益於社會「科學」的知識累積,更加無助於我們對真實世界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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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2 February 2008

大選後的兩岸定律

近來台灣持續低溫,台北冬雨下不停,春寒料峭。全球的極端氣候影響大陸更為劇烈,長江流域降起大雪,積雪壓垮屋頂,雪災癱瘓交通。寒冬後,春天的陽光將永恆照耀嗎?

魏明德 撰文

台灣總統大選陷入纏鬥,中國長江流域面對突如其來的雪災。冬天對兩岸來說都是煎熬,每個人心中悄悄地等待春天的到來,期待多一點和煦,多一點暖意…
春天好,因為春天總會到。春天惱,因為春天總會走。春天後面,說不定取代冬雪的是夏天的颱風。對人類來說,沒有什麼是能真正事先掌握的,不論和平或戰亂,不論擁有或危機,不論強勢或弱勢…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但我們陷於時事的紛擾,但我們善於遺忘。我們以為自己永遠勝利,我們忘了成功將被瞬間翻轉;暴風雪使我們想到世界末日,不過春日的陽光將恆久地照耀嗎?
從選舉到風雪,台灣與中國大陸若要平安渡過這個冬天,必須相互學習,就從學習謙卑開始。中國大陸日漸崛起,但是天然資源大量消失,社會上人與人的連結越來越弱,貪污與缺乏效率拖累政府的效能,社會與地理差距越來越大。台灣的民主制度無法發展反省文化、公共辯論,媒體每日轟炸。物價上漲,公司倒閉,全球經濟倒退無異雪上加霜。台灣找不到八○年代與九○年代四小龍的飛行光環…
弔詭的是,如果雙方都警覺自己的弱點,兩方的對話將變得較為通暢。兩岸加深對立只會使得雙方更加脆弱。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模式應當能給中國大陸許多啟示,中國大陸應當承認開展社會與文化辯論勢在必行。相反地,台灣應當承認自身的民主發展需要改進。而管理天然資源、革新經濟模式是兩岸當前共同的挑戰。意識到這些問題,比相互貶低、攻擊來得有意義。
不論誰當總統,三月大選之後,相信兩岸關係應當進入春天般的和緩期,但我們不能過於樂觀,夏雷有時比冬雪來得嚴酷。世界經濟倒著走,污染而不永續的經濟模式已經窮途末路,兩邊的社會創傷有待平撫:兩岸需要謹慎、謙卑、耐心等候,一起建立兩岸互動的新模式。讓我們承接冬雪,迎向春天,勇於面對問題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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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訂人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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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1 February 2008

We are all surrogate parents

If the whole of mankind is descended from a first single pair of humanoids, then all 6,300,000,000 people presently on earth are all branches of one tree whose roots go back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But that doesn’t make us siblings. At most we are very, very distant cousins. We all have DNA, but for the most part our DNA establishes the distances between us more than the closeness. Siblings are only those who share the same parents or at least one parent.
If I wish to understand my humanity, then I should study anthropology, which embraces the whole of humankind. But if I wish to know the particular origins and background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my unique body and character, then I should look at my parents and more immediate ancestors. They are the roots of the genetic branch that is me.
But it is more than the genetic bonds between my parents and me that have made me what I am today. They raised me, so that as I grew up I absorbed their example and their instruction. This process of imitation and assimilation has a lasting effect upon my attitudes and behavior,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modified, enhanced, weakened, or even sometimes denied by my willful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what I learned from them and/or by outside influences that drew me away.
There is much more to parenthood than just providing ovum or sperm. The life that is generated needs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as it grows and develops. Nowadays for better or worse, a great deal of the duties of parenting are provided by surrogate parents, since the real parents are either not at home or lack the skill or education needed to perform the task. This places extra burden and responsibility upon foster parents, guardians, caregivers and educators. Sometimes the young learn more from movies, TV, the internet, comic books, cartoons or the mores of the gangs they hang out with than from the lessons of sound morality and tradition or the guidance of wise parents or trustworthy guardians.
Modern society needs to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paration of its young for adulthood. On the one hand, everything possible should be done to ensure that parents and guardians are up to fulfilling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steps should be taken that for all youth of whatever strata of society to which they belong, there are structures in place to fill in the gaps and remedy the deficiencies and deviations.
In this sense, every grownup in society is a parent, whether one has children of one’s own or not. The example of our behavior, the influence of what we say is reflected on the youth we come in contact with. But not only that, if we really love our country and are concerned for the welfare of our neighbors we should take every opportunity we can to influence and assist the education and proper growing up of those aroun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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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31 January 2008

宽恕vs.正义

宽恕别人很难。对一个群体或是一个国家而言,宽恕更是难上加难。一个群体如何能够宽恕?一个社会用什么方式经历悲痛,说出宽恕,重新开始?群体的宽恕为全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人类的历史充满暴力、不公与压迫。当一个时代正要结束,另一个时代正要开始时,过去的伤痛总是不知不觉地再度苏醒。过去的伤痛占据我们的记忆,并残害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宽恕不等于遗忘。相反地,社会、群体或国家必须重新检视自身的历史与价值,一切才有可能重新开始。
当你面对过去,选择宽恕还是正义?宽恕并不否定对正义的需求,但台湾对「宽恕」的探究显然不足。「宽恕」补充历史的觉知,对滋养台湾论坛显得日益重要。
台湾的历史写满伤痛,但就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而言,台湾过去二十年来的表现可说成就非凡。若用广角镜看台湾,我们会发现台湾社会的转型似乎过于顺遂。今日我们对历史的讨论虽仍蓬勃,但有时还是被人技巧地操控。这意味台湾看待自身历史的方式还存在不少未被真正解决的真正问题。反省「宽恕」是否能帮助台湾医治伤痕?人籁提出这个问题,从三个面向做出相关省思:
首先,犯错者若不愿悔改,我们都能宽恕吗?悔改与宽恕是怎么样的关系?「正义」只是惩罚吗?当这些问题从个人心灵层次过渡到集体层次时,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其次,我们的文化遗产与精神传统中存在什么样的资源,有助于台湾迈向宽恕的路途?对此,集中营后六十年从个人的见证探索「集体宽恕」的意涵;卢俊义牧师则主张台湾应以宗教教育重建台湾的「悔改」精神。
最后,各种仪式、纪念日以及共同的象徵帮助人们培育归属感,释放过去伤痛,形塑共同未来。一个群体需要表达宽恕,与其他群体互动,找回心灵的健康状态。为此,台湾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仪式做出和解?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李丰楙诠释礼仪的社会功能,并期待台湾出现具有和解智慧的宗教家,带领社会迈向真正的和解。
专辑中,我们特别邀您走进李美葵女士的生命故事。十四年前震惊各界的尹清枫命案至今悬而未决,但李美葵早已选择宽恕。她卸下生命的怨恨重担,改写尹清枫遗孀的面貌。她的真情分享,道尽了其中历经的种种煎熬,诉说她如何因宽恕而重生。
今日台湾再度进入斩新政治文化的困窘期。这期人籁没有负面新闻,没有政治炮轰,期望能与您一起反省台湾的民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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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31 January 2008

台湾亟需有智慧的宗教人物

传统宗教文化中不缺乏和解精神,
当今台湾需要充满祥和而蓬勃的宗教生机,
然而却依旧活在撕裂和对立的社会中,期待有大智慧的宗教家…

李丰楙 声音
何丽霞 整理编辑

由外在仪式到内在和解

在传统的宗教里,一直有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人与「other world」之间的宽恕与和解,这些方式表面上是与他界间寻求宽恕与和解,事实上是藉著这些常被说成「迷信」之类的方式,达到与自己内在的和解。它既是外在形式,同时也是内在的形式。
在台湾或中国,情况是一样的,当天然灾害如水灾、旱灾、瘟疫发生时,这些天灾对于集体的伤害极大,人力又没有办法控制,便会创造出神话传说,说明为何形成这些集体性的惩罚。对于这些惩罚,人们就希望透过宗教的方式寻求一种解决,在解决过程中,虽然好像把它看成敌人,例如瘟疫是天然灾害所形成的,固然要用面对对手的方式看待,但通常会先寻求和解。
我们把不好的现象都称为「煞」,代表很强的伤害的力量;瘟疫也是一种煞,如SARS被称为「瘟煞」。虽然「煞」是不好的,但我们要对它宽恕、宽谅,一开始尽量寻求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所用的词汇都是温和的,例如「出煞」,是指以温和的方式请出。一直到最后,才会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如「祛」就是很强的字眼。所以一般的讲法都是「出」,而不用「祛」或「除」,后者是逼不得已的时候才会使用。
瘟疫也是一样。对于造成很大伤害的瘟疫,基本上人们也是用标准的温和方式:灾害造成了,我还是要跟你和解。但是若最后仍无法解决,还是要用「祛」的方式,意思是我们有「祛」的力量,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先用和解、宽恕的方式,让这样的伤害可以解除。

礼仪让人重新开始

类似这些例子,就是民间的仪式(rituals),标示著民众的认知。不论是否为仪式专家采用仪式时从所习用的名称,以及仪式所产生的手段、行动,基本上都是宽恕、温和的方式。我觉得这与中国人的思想模式有莫大的关系。
中国社会虽然没有基督神学那种撒旦的概念,但基本上是用阴阳、正邪两种力量来表达,思考如何形成一种均衡,如何形成一种互相和谐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承认有阴、邪的力量,这种不正的力量是存在的,这就是「道」的本质,因为有「道」就有阴阳。我们所怕的就是失去均衡之后,这种不正的力量会成长。为什么会有瘟疫?因为阴阳之气失调所致,邪的力量高过于正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宽恕精神的背后,乃是具有一种神学式的宇宙观,这不完全是科学问题,或可说是早期的宇宙观,背后具有宗教神学的意味,透过这种宇宙观来解释人的整个生存空间。
从古时候一直到今天,所有的汉人社会都存有这样的仪式。所有的礼仪都具有反覆性、象徵性、集体性,当举行仪式时,几乎是一个村庄联合一个村庄,例如西港送王的仪式,就超过一百个村庄。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力量只有信仰才能凝聚起来,因为信仰才能够让一百个以上的村庄共同在一起做这件事。为什么必须透过礼仪?因为礼仪的目标就是使人与人的竞争、人与大自然的竞争、正面和负面力量的竞争,全部都放在礼仪的形式之下:其争也君子,所有的竞争都以一种君子之争的方式呈现,在这个神圣时间内,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这个礼仪。这也就说明了汉人社会始终强调「礼仪之邦」的主要原因。

助人克服负面感觉

我发现不管是道教或儒家,都制订出一套礼仪,才使得整个空间、时间都能够透过仪式化之后,成为一个神圣空间;在这个神圣的时空中,所有的人透过心斋或身斋,也就是由外而内自我忏悔,在这段时间内,都有规定不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全部透过仪式进行。
例如过去所许的愿,若一直没有履行,或是过去做了什么亏心事,就必须趁此机会还帐。这样的行为如何才有表达的机会?就是透过礼仪。因为每个人都认同这个礼仪,在礼仪中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没有人是旁观者,故此便自然地这样「表演」,从而形成一种礼仪行为,让参加的人都自认为是在实践一种合宜的行动。
这对民间社会形成一种微妙的作用,就如礼仪里有一种忏悔仪式,有点类似西方的告解。经由这种实践,不管是妈祖也好、王爷也好,祂告诉人人为何不对!祂告诉人,神是无所不在的,人们都要向祂忏悔。
如此,外在的表演形式就会变成自我内在的忏悔,不管是进香或王爷绕境,反反覆覆地进行的仪式之一,就是这种集体的、自愿的解罪行为。我认为中国社会是有罪感的,并非只有耻感。从个人的罪、家庭的罪到集体的罪,礼仪实践都能提供一个合理化的忏悔形式。

化解仇恨的社会机制

台湾的汉人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如同所有的移民社会,开发初期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当移民越来越多,冲突就会出现,械斗频生,甚至在同一个村子里,不同的家族间也会发生械斗。
从宗教的角度,可以看到竞争和械斗的另外一面。其实人们都知道这个竞争、械斗是不得已的,他们希望寻求解决的方式,这个终极的解决方式就是宗教,就是祭祀行动。譬如在基隆,泉州与漳州人曾经发生冲突,他们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在集体的伤亡后,要进行祭祀行动,两方被伤害的人全部都要被祭祀。
在汉人社会,祭祀是巧妙的社会机制。不管是漳州人或是泉州人,死亡以后统统被归到一个超越仇恨的世界里。中国古时每逢新朝代兴起,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封神,希望把人间的一切仇恨统统放下,大家共同来保佑新的王朝,让人民过安乐的日子。
这种精神可以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到家族内部的械斗,最终全部都是用祭祀活动来解决。「道」的力量超越于一切之上,人与人间、族群与族群间的仇恨都是一时的,只有「道」这一崇高的力量才能化解两边的仇恨。为什么到农历七月,台湾会有那么多的庆赞中元活动?我们常说「庆赞中元」,为何用「庆赞」两字?因为过去的仇怨都解决了,大家要用高兴的心情来庆祝,我们终于超越了械斗与恩怨,然后以快乐的心情来庆赞。

国之大事 在戎与祀

台湾最近五、六十年来的变化与宽恕的主题有密切关联。台湾经历民主化之后,似乎还不容易消化充满痛苦、仇恨的历史。在田野调查的经验中,我发现媒体造就了一个表面的世界,这个媒体与政治结合、与现实利益结合,媒体就被工具化。如果只著眼于媒体所说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台湾很悲观,特别是选举快到了,好像分成两边在竞争一样。严格说来,我并没有那么悲观,因为在台湾社会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宗教等团体都能兴盛,这是一股希望的力量。
媒体散播的是负面力量,而宗教活动所带来的是正面力量,在现时的台湾社会,是同时并存的。媒体所造成的对立,就跟从前的械斗一样,只是现在的械斗用的是语言的暴力。不过,一国之大事,尽管表面看来「戎」的力量比较大,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另外一个力量的存在,也就是「祀」的力量,事实上后者的力量最后会超越一切。现在所有负面的力量都是一时的,时间一过,正面力量又会浮上来。这两股力量成为台湾社会的内部竞争,平衡交替。

被忽略的宗教力量

台湾现时正处于破坏和建设的过程中,旧有的仪式如双十节,因为负担了过去的罪,所以这些仪式无法成为共同的仪式。就如人说「青黄不接」,现在则是「蓝绿不接」,不管是蓝的节日还是绿的节日,基本上都具有政党色彩,台湾社会现在都还在算帐,还在消化过去的历史。
在这个消化过程中,人们就会寄望宗教。我深深觉得宗教始终是最好的调剂,就像针灸一样,这不是简单的炙草可以解决,一定要用陈年老炙才有办法,陈年老炙就是宗教。宗教让我们把蓝、绿都放下,政治是争一时的,只有宗教才能超越。
台湾在这个消化的过程中之所以适应不良,宗教人有很大的责任。我曾在波士顿拜访一些神学院,我看到美国的希望,因为在九一一事件后,神学院的师生就会反省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责任在哪里?我觉得我们应加重宗教信仰上的检讨,在台湾目前的情况中,我们宗教人应有什么责任?儒家著重仁德、佛教著重慈悲、道教著重宽恕,如果这些思想能抑制一时的仇恨,台湾才会有更多正面的力量。
然而这三种宗教力量都是民间自发的,一般人并不容易发现,也不会从媒体上看得出来,目前人们看到和听到的都是被媒体污染的。我常说台湾的媒体是最大的污染源。我并非因自身研究宗教才说宗教重要,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常常在田野调查中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在宗教的力量下,人们才能把一时的仇怨放下,由外在的超越到内在的超越。如果媒体能够多传播一些宗教的正面力量,取代个人现实利益的考量,定能抵消挑动双方情绪的怒恨之气。如果这个力量能够发出来,台湾根本就不需要太多政治性的纪念仪式。

摆脱算帐心理 低首忏悔反省

我们的社会目前似乎欠缺忏悔与宽恕的精神,但并不表示我们的宗教里没有后悔和宽恕的思想。事实上,我们缺乏的是有更高智慧又能行动的宗教家。一个混乱的时代,就是有智慧的宗教家、思想家出来的时候,如果多一些这样的宗教家、思想家,便会把忏悔的力量扩大,把宽恕的思想扩大。台湾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划时代人物,忏悔的思想便减弱了。
现在人们都还在算帐,蓝的在算绿的帐,绿的在算蓝的帐,因为都在忙于算帐,所以都没有时间自身忏悔。我们所希望的,不管是属于佛教的、道教的或是基督宗教的宗教家,只要能超越一切,强调宽恕与忏悔,就是成功的宗教,就是伟大的宗教家。我们期待出现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宗教家,因为只有真正的宗教家才有带领大家忏悔的力量。
目前在社会上有盛名的宗教领袖,他们在七、八十年代的确对社会贡献良多,发挥稳定社会文化的功能,但是现时的宗教家并没有完全跟上时代,或更直接地说,面对政治的漩涡,有时候他们脚伸出来又很快缩回去。一个宗教家就一定要有勇气不跨进去。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认识的宗教家目前好像都还没有发出这样清醒的声音。台湾的宗教领导确实有点软弱,并没有把宗教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如果能发挥出来,台湾社会的情况会好得多。这些宗教人物似乎都被缚住了,所以希望有智慧的宗教家能早日出现,对任何的宗教我们都有这样的期待。宗教最伟大的力量就是提醒人要忏悔,忏悔的力量越强,自我反省的力量就越大,这就是社会的真正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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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30 January 2008

台灣亟需有智慧的宗教人物

傳統宗教文化中不缺乏和解精神,
當今台灣需要充滿祥和而蓬勃的宗教生機,
然而卻依舊活在撕裂和對立的社會中,期待有大智慧的宗教家…

李豐楙 聲音
何麗霞 整理編輯

由外在儀式到內在和解

在傳統的宗教裡,一直有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人與「other world」之間的寬恕與和解,這些方式表面上是與他界間尋求寬恕與和解,事實上是藉著這些常被說成「迷信」之類的方式,達到與自己內在的和解。它既是外在形式,同時也是內在的形式。
在台灣或中國,情況是一樣的,當天然災害如水災、旱災、瘟疫發生時,這些天災對於集體的傷害極大,人力又沒有辦法控制,便會創造出神話傳說,說明為何形成這些集體性的懲罰。對於這些懲罰,人們就希望透過宗教的方式尋求一種解決,在解決過程中,雖然好像把它看成敵人,例如瘟疫是天然災害所形成的,固然要用面對對手的方式看待,但通常會先尋求和解。
我們把不好的現象都稱為「煞」,代表很強的傷害的力量;瘟疫也是一種煞,如SARS被稱為「瘟煞」。雖然「煞」是不好的,但我們要對它寬恕、寬諒,一開始盡量尋求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所用的詞彙都是溫和的,例如「出煞」,是指以溫和的方式請出。一直到最後,才會用比較激烈的方式,如「祛」就是很強的字眼。所以一般的講法都是「出」,而不用「祛」或「除」,後者是逼不得已的時候才會使用。
瘟疫也是一樣。對於造成很大傷害的瘟疫,基本上人們也是用標準的溫和方式:災害造成了,我還是要跟你和解。但是若最後仍無法解決,還是要用「祛」的方式,意思是我們有「祛」的力量,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先用和解、寬恕的方式,讓這樣的傷害可以解除。

禮儀讓人重新開始

類似這些例子,就是民間的儀式(rituals),標示著民眾的認知。不論是否為儀式專家採用儀式時從所習用的名稱,以及儀式所產生的手段、行動,基本上都是寬恕、溫和的方式。我覺得這與中國人的思想模式有莫大的關係。
中國社會雖然沒有基督神學那種撒旦的概念,但基本上是用陰陽、正邪兩種力量來表達,思考如何形成一種均衡,如何形成一種互相和諧的狀態。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承認有陰、邪的力量,這種不正的力量是存在的,這就是「道」的本質,因為有「道」就有陰陽。我們所怕的就是失去均衡之後,這種不正的力量會成長。為什麼會有瘟疫?因為陰陽之氣失調所致,邪的力量高過於正的力量。所以我覺得寬恕精神的背後,乃是具有一種神學式的宇宙觀,這不完全是科學問題,或可說是早期的宇宙觀,背後具有宗教神學的意味,透過這種宇宙觀來解釋人的整個生存空間。
從古時候一直到今天,所有的漢人社會都存有這樣的儀式。所有的禮儀都具有反覆性、象徵性、集體性,當舉行儀式時,幾乎是一個村莊聯合一個村莊,例如西港送王的儀式,就超過一百個村莊。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這樣的力量只有信仰才能凝聚起來,因為信仰才能夠讓一百個以上的村莊共同在一起做這件事。為什麼必須透過禮儀?因為禮儀的目標就是使人與人的競爭、人與大自然的競爭、正面和負面力量的競爭,全部都放在禮儀的形式之下:其爭也君子,所有的競爭都以一種君子之爭的方式呈現,在這個神聖時間內,所有人都必須遵守這個禮儀。這也就說明了漢人社會始終強調「禮儀之邦」的主要原因。

助人克服負面感覺

我發現不管是道教或儒家,都制訂出一套禮儀,才使得整個空間、時間都能夠透過儀式化之後,成為一個神聖空間;在這個神聖的時空中,所有的人透過心齋或身齋,也就是由外而內自我懺悔,在這段時間內,都有規定不可以做什麼、要做什麼,全部透過儀式進行。
例如過去所許的願,若一直沒有履行,或是過去做了什麼虧心事,就必須趁此機會還帳。這樣的行為如何才有表達的機會?就是透過禮儀。因為每個人都認同這個禮儀,在禮儀中每個人都是參與者,沒有人是旁觀者,故此便自然地這樣「表演」,從而形成一種禮儀行為,讓參加的人都自認為是在實踐一種合宜的行動。
這對民間社會形成一種微妙的作用,就如禮儀裡有一種懺悔儀式,有點類似西方的告解。經由這種實踐,不管是媽祖也好、王爺也好,祂告訴人人為何不對!祂告訴人,神是無所不在的,人們都要向祂懺悔。
如此,外在的表演形式就會變成自我內在的懺悔,不管是進香或王爺遶境,反反覆覆地進行的儀式之一,就是這種集體的、自願的解罪行為。我認為中國社會是有罪感的,並非只有恥感。從個人的罪、家庭的罪到集體的罪,禮儀實踐都能提供一個合理化的懺悔形式。

化解仇恨的社會機制

台灣的漢人社會是一個移民社會,如同所有的移民社會,開發初期並沒有什麼問題;但當移民越來越多,衝突就會出現,械鬥頻生,甚至在同一個村子裡,不同的家族間也會發生械鬥。
從宗教的角度,可以看到競爭和械鬥的另外一面。其實人們都知道這個競爭、械鬥是不得已的,他們希望尋求解決的方式,這個終極的解決方式就是宗教,就是祭祀行動。譬如在基隆,泉州與漳州人曾經發生衝突,他們知道「冤冤相報何時了」,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就是在集體的傷亡後,要進行祭祀行動,兩方被傷害的人全部都要被祭祀。
在漢人社會,祭祀是巧妙的社會機制。不管是漳州人或是泉州人,死亡以後統統被歸到一個超越仇恨的世界裡。中國古時每逢新朝代興起,第一件事情就是進行封神,希望把人間的一切仇恨統統放下,大家共同來保佑新的王朝,讓人民過安樂的日子。
這種精神可以大到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小到家族內部的械鬥,最終全部都是用祭祀活動來解決。「道」的力量超越於一切之上,人與人間、族群與族群間的仇恨都是一時的,只有「道」這一崇高的力量才能化解兩邊的仇恨。為什麼到農曆七月,台灣會有那麼多的慶讚中元活動?我們常說「慶讚中元」,為何用「慶讚」兩字?因為過去的仇怨都解決了,大家要用高興的心情來慶祝,我們終於超越了械鬥與恩怨,然後以快樂的心情來慶讚。

國之大事 在戎與祀

台灣最近五、六十年來的變化與寬恕的主題有密切關聯。台灣經歷民主化之後,似乎還不容易消化充滿痛苦、仇恨的歷史。在田野調查的經驗中,我發現媒體造就了一個表面的世界,這個媒體與政治結合、與現實利益結合,媒體就被工具化。如果只著眼於媒體所說的話,我們就會覺得台灣很悲觀,特別是選舉快到了,好像分成兩邊在競爭一樣。嚴格說來,我並沒有那麼悲觀,因為在台灣社會不管是佛教、道教還是基督宗教等團體都能興盛,這是一股希望的力量。
媒體散播的是負面力量,而宗教活動所帶來的是正面力量,在現時的台灣社會,是同時並存的。媒體所造成的對立,就跟從前的械鬥一樣,只是現在的械鬥用的是語言的暴力。不過,一國之大事,儘管表面看來「戎」的力量比較大,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另外一個力量的存在,也就是「祀」的力量,事實上後者的力量最後會超越一切。現在所有負面的力量都是一時的,時間一過,正面力量又會浮上來。這兩股力量成為台灣社會的內部競爭,平衡交替。

被忽略的宗教力量

台灣現時正處於破壞和建設的過程中,舊有的儀式如雙十節,因為負擔了過去的罪,所以這些儀式無法成為共同的儀式。就如人說「青黃不接」,現在則是「藍綠不接」,不管是藍的節日還是綠的節日,基本上都具有政黨色彩,台灣社會現在都還在算帳,還在消化過去的歷史。
在這個消化過程中,人們就會寄望宗教。我深深覺得宗教始終是最好的調劑,就像針灸一樣,這不是簡單的炙草可以解決,一定要用陳年老炙才有辦法,陳年老炙就是宗教。宗教讓我們把藍、綠都放下,政治是爭一時的,只有宗教才能超越。
台灣在這個消化的過程中之所以適應不良,宗教人有很大的責任。我曾在波士頓拜訪一些神學院,我看到美國的希望,因為在九一一事件後,神學院的師生就會反省自己作為基督徒的責任在哪裡?我覺得我們應加重宗教信仰上的檢討,在台灣目前的情況中,我們宗教人應有什麼責任?儒家著重仁德、佛教著重慈悲、道教著重寬恕,如果這些思想能抑制一時的仇恨,台灣才會有更多正面的力量。
然而這三種宗教力量都是民間自發的,一般人並不容易發現,也不會從媒體上看得出來,目前人們看到和聽到的都是被媒體污染的。我常說台灣的媒體是最大的污染源。我並非因自身研究宗教才說宗教重要,不是這麼簡單!因為我常常在田野調查中深切地體會到,只有在宗教的力量下,人們才能把一時的仇怨放下,由外在的超越到內在的超越。如果媒體能夠多傳播一些宗教的正面力量,取代個人現實利益的考量,定能抵消挑動雙方情緒的怒恨之氣。如果這個力量能夠發出來,台灣根本就不需要太多政治性的紀念儀式。

擺脫算帳心理 低首懺悔反省

我們的社會目前似乎欠缺懺悔與寬恕的精神,但並不表示我們的宗教裡沒有後悔和寬恕的思想。事實上,我們缺乏的是有更高智慧又能行動的宗教家。一個混亂的時代,就是有智慧的宗教家、思想家出來的時候,如果多一些這樣的宗教家、思想家,便會把懺悔的力量擴大,把寬恕的思想擴大。台灣就是因為沒有這樣的劃時代人物,懺悔的思想便減弱了。
現在人們都還在算帳,藍的在算綠的帳,綠的在算藍的帳,因為都在忙於算帳,所以都沒有時間自身懺悔。我們所希望的,不管是屬於佛教的、道教的或是基督宗教的宗教家,只要能超越一切,強調寬恕與懺悔,就是成功的宗教,就是偉大的宗教家。我們期待出現一個真正有智慧的宗教家,因為只有真正的宗教家才有帶領大家懺悔的力量。
目前在社會上有盛名的宗教領袖,他們在七、八十年代的確對社會貢獻良多,發揮穩定社會文化的功能,但是現時的宗教家並沒有完全跟上時代,或更直接地說,面對政治的漩渦,有時候他們腳伸出來又很快縮回去。一個宗教家就一定要有勇氣不跨進去。
到現在為止,我們所認識的宗教家目前好像都還沒有發出這樣清醒的聲音。台灣的宗教領導確實有點軟弱,並沒有把宗教的力量完全發揮出來,如果能發揮出來,台灣社會的情況會好得多。這些宗教人物似乎都被縛住了,所以希望有智慧的宗教家能早日出現,對任何的宗教我們都有這樣的期待。宗教最偉大的力量就是提醒人要懺悔,懺悔的力量越強,自我反省的力量就越大,這就是社會的真正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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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30 January 2008

寬恕vs.正義

寬恕別人很難。對一個群體或是一個國家而言,寬恕更是難上加難。一個群體如何能夠寬恕?一個社會用什麼方式經歷悲痛,說出寬恕,重新開始?群體的寬恕為全人類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人類的歷史充滿暴力、不公與壓迫。當一個時代正要結束,另一個時代正要開始時,過去的傷痛總是不知不覺地再度甦醒。過去的傷痛占據我們的記憶,並殘害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過,寬恕不等於遺忘。相反地,社會、群體或國家必須重新檢視自身的歷史與價值,一切才有可能重新開始。
當你面對過去,選擇寬恕還是正義?寬恕並不否定對正義的需求,但台灣對「寬恕」的探究顯然不足。「寬恕」補充歷史的覺知,對滋養台灣論壇顯得日益重要。
台灣的歷史寫滿傷痛,但就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契約而言,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表現可說成就非凡。若用廣角鏡看台灣,我們會發現台灣社會的轉型似乎過於順遂。今日我們對歷史的討論雖仍蓬勃,但有時還是被人技巧地操控。這意味台灣看待自身歷史的方式還存在不少未被真正解決的真正問題。反省「寬恕」是否能幫助台灣醫治傷痕?人籟提出這個問題,從三個面向做出相關省思:
首先,犯錯者若不願悔改,我們都能寬恕嗎?悔改與寬恕是怎麼樣的關係?「正義」只是懲罰嗎?當這些問題從個人心靈層次過渡到集體層次時,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其次,我們的文化遺產與精神傳統中存在什麼樣的資源,有助於台灣邁向寬恕的路途?對此,集中營後六十年從個人的見證探索「集體寬恕」的意涵;盧俊義牧師則主張台灣應以宗教教育重建台灣的「悔改」精神。
最後,各種儀式、紀念日以及共同的象徵幫助人們培育歸屬感,釋放過去傷痛,形塑共同未來。一個群體需要表達寬恕,與其他群體互動,找回心靈的健康狀態。為此,台灣社會需要什麼樣的儀式做出和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李豐楙詮釋禮儀的社會功能,並期待台灣出現具有和解智慧的宗教家,帶領社會邁向真正的和解。
專輯中,我們特別邀您走進李美葵女士的生命故事。十四年前震驚各界的尹清楓命案至今懸而未決,但李美葵早已選擇寬恕。她卸下生命的怨恨重擔,改寫尹清楓遺孀的面貌。她的真情分享,道盡了其中歷經的種種煎熬,訴說她如何因寬恕而重生。
今日台灣再度進入斬新政治文化的困窘期。這期人籟沒有負面新聞,沒有政治砲轟,期望能與您一起反省台灣的民主命運。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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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6 January 2008

Justice or Forgiveness?

As an individual, to forgive is not easy task. It might be even harder when it comes to a group or a nation. Can a group as a whole forgive? In which ways can it undergo the process to grieve, forgive and start again? And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collective forgiveness?

This question run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ethnic groups and nations. Our history is filled with violence, injustice and oppression. After a breakthrough has occurred that signals the end of an era and the beginning of another, history comes to haunt again our memories and, possibly, poison our relationships.

The question of forgiveness is now looming large in the Taiwanese debate. Taiwan’s history has been filled with traumatic events, but the nation has done remarkably well,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for building up a new social contract. So well in fact that the transition has been almost too smooth for confronting past events in a way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Taiwan to start anew. So, debates on past history are still vibrant. Sometimes they are manipulated.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relationship of Taiwan to its own history does not remain a real, largely unsolved, issue.

Can the reflection on “forgiveness” help to heal some of Taiwan’s wound? This is the topic explored by this issue of Renlai. However, we do not wish “forgiveness” to be confounded with “forgetfulness”. We have decided to confront three major questions that go along the promotion of “forgiveness” as a value:
- Forgiveness and repentance: can one forgive someone who is one repentant? And how to phrase the question when one goes from the personal to the collective realm?
- Forgiveness as a cultural and spiritual value: what are the resources within Chinese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various spiritual trad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at can foster and enrich Taiwan’s approach to forgiveness? Can forgiveness become a resource that truly shapes Taiwan’s future?
- Forgiveness and rituals: A group needs collective expression of its state of mind, of the relationships that shape its health. Ceremonies, rituals and symbols help all of us to feel as a group, and to understand that our history is now shared by all of us, whatever the sufferings of the past. What kind of rituals are needed for helping all of us to forgive and to start anew?

As Taiwan is again entering a difficult time in the shaping of its political culture, we hope to be able to help everyone to take some distance from the endless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polemics and to enter into a common reflection on the fate of Taiwan’s democracy.

Read Benoit Vermander’s article

Attached med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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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5 January 2008

The "Straight" and the "Unstraight"

As I have observed on other occasions, people like to label people. There are those like ourselves that we consider comfortable with and those who are different, toward whom we often feel superior or inferior or even threatened. One good example is the labels “straight” and “gay” or “lesbian”, which are determined by one’s sexual preference, the “straight” being those who are sexually attracted only to those of the opposite sex and “gay” or “lesbian” being respectively men or women sexually attracted to those of the same sex. It seems obvious that whoever coined the term “straight” was a diehard heterosexual who firmly believed that his orientation was the one and only true one, right on the mark for moral rectitude. Had the gays or lesbians been more dominant and sure of themselves, then perhaps it would be the homosexuals who were “straight” and the others who were out of line.
If it were simply a matter of sexual orientation, just an inconsequential preference for one kind or other of purely natural animal function, there would be no controversy or conflict between “straights” and “gays” or “lesbians”. But such is not the case. Given the strict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some pronouncements in sacred religious texts which seem to brand homosexual behavior as unnatural and immoral plus the deep sense of repugnance and horror that many “straights” harbor toward all they consider to be unnatural, immoral, indecent, decadent, degrading homosexual behavior,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re are militant “straights” who are very hostile, relentless antagonists, pursuing and punishing transgressors, stamping out every vestige of homosexuality, while many “gays” and “lesbians”, whether they feel guilty or not, have to contend with being treated as outcasts and avoided as contagious.
Putting passion and prejudices aside, what are the real issues? In the first place, it seems that many humans, perhaps the majority, are sexuality attracted to the opposite sex, but many are more attracted toward their own sex, some are attracted both ways and some feel no attraction at all. Now, if “normal” were interpreted as what is true of the majority, then heterosexuality is the more “normal” orientation, but that does not make the other orientations “abnormal”, since they regularly and quite normally also occur all the time. And all the orientations are “natural”, because they occur naturally all the time, being one of the natural appetites humans are born with, though sometimes it is known that events or experiences that occur when one is growing up or later in life can alter one’s orientation or desire.
No one should ever be blamed or condemned or punished or even considered right or wrong simply because of some natural or unnatural inclination. It all depends upon how the person acts upon his attraction or desire. The person’s behavior may be considered immoral by you, if it offends your standards of morality, but it is only immoral in the person who commits it and is only considered sinful by God, if the person has deliberately chosen to perform an act that he or she believes is wrong, but does it anyway.
You have the right to believe and be true to what you believe; you may even have the right to protest, if you see someone else doing what you believe is wrong, but you have no right to judge the state of that person’s conscience or the automatically consign him or her to hell.
My life is my responsibility. Whether I feel heterosexual or homosexual, I should avoid going against my conscience. I should instruct my children and protect them from what can lead them astray, but I must also respect and defend the rights of others to be true to what they believe. If heterosexuals and homosexuals, the “straight” and the “gay” and the “lesbians could learn to respect one another’s freedom and live harmoniously side by side, many misunderstandings and injustices could be avoided. And let’s face it. If you believe strongly in what you believe, you will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convincing your neighbors by charity and kindness than by bitter condemnation.

Attached med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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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2 December 2007

A new consensus for Asia?

1. When you were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1970’s, did you think of a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sia, combining its efforts to construct a union, as a possible concept?

The United States was standing out as the super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at the time I was studying in New York. The social sciences field was looking for other possibilities of development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Asia. The ‘Asian miracle’, first initiated by Japan, and followed by the economic took off of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aiwan, Hong-Kong, Singapore and South Korea), showed some signs of hope for a further global development in the rest of Asia. In the 1960’s in the West, Confucianism was considered to be a terrible thing, preventing all ethnic Chinese societies to develop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But looking at the example of Taiwan, it is now a maturing capitalist economy and it also has a dynamic democracy. The so called Chinese-Confucian culture is still here, b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a obstacle cause-effect factor. I began to teach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1980, 27 years ago and started to think about ‘why Asia could develop’. Asia has been growing ever since, but Asian countries as a whole have not developed into any form of regional unity or union. In other 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e could not bring about regional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e Asia Pacific Cooperation (APEC) is indeed a form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egrouping Asian countries, but it is in no way a union.


2.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conomic ties in South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united Asia would also include countries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diverse, as Japan, Korea or India. On which ground do you think these countries can work on?

Asian countries need to shift their way of thinking from a bilateral to a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SEAN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Southeast Asia for forty years, but its insistence on “non-interventionism” is an obstacle to deal with any domestic conflicts or violation; for example the current crisis in Myanmar. I don’t think Asian countries could establish a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 unless there is more common understanding within Asia. From a social scientist perspective, I have not seen a call for Asian unity yet.
A Union needs a strong leadership which can gain trust from the other member countries. In Asia three countries could potentially play such role: Japan, China and India. But none of the three has established necessary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to lead the task. Even within ASEAN no such strong and trust-worthy leadership is found. Some ASEAN leaders even are running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but ASEAN could not do anything about it. At present, Asian countries have to establish necessary agreement as the Dutch, the French and the German had don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cep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ASEAN leaders need to begin their efforts to consolidate their views on the issue. For the last ten to fifteen years ago,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cooperating more and more with each other, but mostly in bilateral ties. So, we can clearly note that Asian countries still need more time to learn, to understand and to work together, then can a possible regional integration be expected.


3. Doe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main powers in Asia gives a possibility to form the basis of a Union, or to see growing the sense of Asian Unity?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sian Union requires many pre-conditions. China, India and Japan are three big powers in Asia, but each of them has reason to be suspicious to lead the “unionization”. Also, they may fight each other. They need to review their attitud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need to learn to trust more each other. Japanese carry the historical burde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Southeast Asians can hardly trust them, and Koreans will never forgive them if they do not go over this war stigma. China will use the anti-Japanese sentiment for its political game too. But the “rise of China” also caused other Asians to worry about the unpeaceful side of China’s rise. ASEAN states remain divided because they fail to trust each other. East Asians also lack of communication with South Asia. Moreover, Pakistan and Sri Lanka do not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neighbor country: India.
I only see a possibility for Asian unity if we start to share understanding with each other. Northeast Asia needs to know more about Southeast Asia, India need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rest of Asia, Buddhists need to learn more about Muslims, and vice-versa. We certainly need to watch China if it really can behave well. In year 2008, China will try very hard to act for the Olympic. It will be a useful tes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see how China really is after the Olympic.

4. More and more Asians migrate from poor Asian countries to strong Asian economies. For instance, South Koreans see the affluence of Chinese and Vietnamese workers or wives, and are pushed to open up their relatively closed culture. Do you think these movements are a way to further link Asians together?

I think intra-regional Asian migration can increase Asian’s collective awareness and identity. Each country can experience it by having different cultures on its land.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m is a necessary first step into the process of “feeling Asian”.
For instance, migrant workers and international marriage couples represent almost 700,000 people in Taiwan, a larger population than the aborigines. They form the 5th ethnic group, the 5th culture of the country. Korea accepts more and more foreign spouses and workers. Japan also has many Southeast Asian migrants, but experience difficulties to open up to these alien cultures. Thailand also hires many Burmese too. These examples show a big regional migration. In this sense, each Asian country becomes more and more multi cultural. However, it remains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and Asia just began to witness its repercussions on the society. Asians also need to go beyond their prejudices and correct their Asian inferior complex to the West. Indeed, they tend to often to look up at the Caucasian spouses and despise the Southeast Asian spouses in their countries.


5. Which role do you think the Asian youth can play in building up a more united Asia dynamic? Which median could help them to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being Asian, and seeing ties between the Asian cultures?

Young Asians are increasingly curious about other Asians; they are also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about others in Asia. From a cultural approach, their interactions will further develop connections linking them together. Nowadays, they have more chances than ever to know more about each other. For the youths, pop culture is the median which can bring different cultures together. MTV’s, dramas, newspapers articles, and traveling are as many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increase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make Asians think they can share something together. In Taiwan for example, there is currently a craze for watching Korean soap operas and listening to Japanese songs. An example of fusion between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in Taiwan can also be experienced in the diverse styles of hot springs: Japanese hot spring hotel resorts, Indonesian or Thailand SPA. Daily life make them think more about what to be Asian really means, and open their mind. I think, among the youths, the spirit of sharing and knowing more is there, but it does not mean they want to joint together in one union. By talking, meeting more Asians, they will increase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in the future, they might think of constructing an unity could be desirable.


6. This December 2007, along with a Hong Kong scholar, you are going to publish a paper untitled “The Experience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s in Asia-Pacific” in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s’. One part of the study focused on ‘Feeling global: national/transnational identity’ in Asia. Did this case study show that Asians have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Asia?

When talking about the factors making possible or no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sian Union, we will fa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for such formation. However, if you think about the increasing Asian identity, you still can see some positive signs in the making. Indeed, Asians have more and more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Asia. The case study examines the situation in seven Asian countries in year 2006: China, Vietnam, Hong Kong,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and Taiwan. We aim at measuring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respondents were asked about their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one’s nationality and with transnational groups, among which their sense of broader Asian identity.
Vietnamese,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87.2% are identifying themselves the most with Asia. So, in Vietnam today, we observe the strongest sense of Asian identity Taiwanese, at 60.6% also show a very high level of identity with Asia. Situated geographically at the junction between North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people living on this island have a dual Asian identity. In comparison, only 21.3% of the Japanese and 32.0% of the South Koreans had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Asia. These low percentage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Japan, show their level of “national protectionism” towards other Asian cultures.
The paper may not represent for whole Asia, as the countries selected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If you would conduct a similar survey amo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 guess the people there will have pretty high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identity. But I am not sure if Southeast Asian also has higher Asian identity as a whole.


7. Do you think the national policies of the Asian countries have the task, through education for instance, to raise the young Asian population’s awareness that, as Europeans, they could share more than economic ties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I think that to provide young Asians more education of their Asian neighbors is a basic need. Because I do not see, in the short term, how politicians can come to an agreement on the Asian Unity issue, and even capitalists do not promote that idea either. I think it is up to the NGOs, the cultural groups and the intellectuals to start thinking of such idea. Young people can also join NGOs, environmental groups, for instance, which already have international networks. Young Asians should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Asian cousins. In Taiwan, if young people like to watch Vietnamese movies, why not trying to interact with Vietnamese who are already here? Asian youth can also join peace movements; can be more curious towards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interfaith dialogue. Ethnically, culturally, religiously, Asia is a very rich region. Therefore, it may take more time for Asian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This complexity can be an obstacle to establish a political-economic Union, while it makes the whole process more inte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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