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異己的公共空間

by on Monday, 12 February 2007 Comments
有沒有發現,全世界的都市公共空間越來越難找到長條而平坦的座椅?為什麼?

建築史家將美國聖路易的布魯特-伊果(Pruitt-Igoe)國民住宅炸毀的那一刻,界定為現代主義建築死亡、後現代主義建築時代的開始;而人文地理學家則宣稱這一刻是美國福利國家時代的結束。政府已經無能為力,寧願將國民住宅炸毀,也不願想其他的復健辦法;面對都市遊民,政府也沒有興趣復健,而採取將之消除的政策。

城市被標售‧政府向窮人開戰

也就是說,政府不是向貧窮開戰,而是針對貧窮的人開戰。都市公共空間不再屬於所有市民,而將之批發拍賣給私人警衛系統、監獄管理、公園管理局或商業促進特區(BID,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他們在政府授權之下,有權決定要不要在人行道上設置座椅,路人能不能席地而坐。這是美國都市空間的發展趨勢,卻也撞擊台灣的空間規劃概念。
台灣的媒體近來經常引用「破窗理論」,咸認為是拼治安的利器,但卻忽略了美國城市實踐破窗理論政策對於空間所帶來的衝擊。應用破窗理論,都市生活品質的捍衛者認為遊民就像破窗,是社會失去控制的指標。其實遊民被當成罪犯,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的身分。看看這樣的規定就知道了:在公共空間中睡覺/打盹(達拉斯市)、坐在人行道或路沿上(西雅圖市)、在公園裡一次待超過四小時(雷諾市)、行乞(幾乎所有美國的城市)都是犯法的行為。結果遊民只要生存,意即必須在公共空間中吃喝拉撒睡,就註定犯法。

「社會排除」的美學

只要想想「公共座椅」這個街道家具,就知道空間設計是如何排除非我族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不設置座椅,一勞永逸(台北火車站),或者將座椅設計成無法躺臥、無法久坐,例如台中綠川公園的弧形椅面、洛杉磯有名的bum-proof半圓形公車候車椅、自動掀起的公車候車椅、刻意在中間加上扶手的公園長椅、S形的座椅、加上尖刺的低矮窗沿…。
別以為這些設計單純出自於美學的考量,它其實就是一種「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美學。弔詭的是,破窗理論家認為對遊民宣戰是為了保存都市的多樣性,然而在他們眼裡,遊民顯然不是多樣性其中的一種;他們把遊民視為影響都市發展的元兇,卻忘了遊民其實正是都市發展(例如製造產業外移)造成的後果。而遊民、擦鞋童、散發傳單的人、攤販、街頭表演者都是破窗,政府卻從不曾將警察濫用職權(如過度臨檢)視為破窗的一種。

城市堡壘反映了市民恐懼

過去的建築形式隨著機能而生(form follows function),現在卻是形隨恐懼而生(form follows fear)。都市設計、建築與警察機器結合成為一個全面的安全體系;安全變成由收入所界定的財貨,而其目的在於社會隔絕更甚於實際保障個人的安全。
洛杉磯市利用超大街廓開發、摧毀傳統巷道、連結住宅與商業區的高速公路系統,以及辦公大樓周圍的地景設計(私人汽車可以直接開到大樓地下室),確保中產階段白人在住居工作的生活過程中不與貧窮少數族裔會面互動。台北市亦以拼治安之名,容許越來越多的鄰里監視器對公共空間布下天羅地網,最極端的例子則是信義區的豪宅,必須經過層層關卡才得以進入自己的家門,連電梯也施以控制,非經允許無法進入鄰居的樓層,反映了對「他者」的恐懼。
越來越多人居住在城市堡壘之中,然而究竟是防止外人進入,還是限制了自己的外出?弔詭的是,所謂「進步」的都市經常依賴外籍廉價移工的勞動,堡壘城市與豪宅的內部同樣依賴外籍幫傭(貧窮的非我族類)的服務。而壁壘分明的都市空間,增加了社會排除,減少了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與瞭解,長遠來看,不瞭解與偏見終究置下未來衝突的導火線。

媒體報導強化了社會隔離

沒有能力處理差異與失序,可能導致更大的恐懼;而退縮則削弱了社會連結的可能。正如環境心理學家懷特(William H. Whyte)所指出,恐懼證明自身:我們對於威脅的認知並非決定於犯罪率,而是安全動員自身。大眾媒體掩蓋每日發生的經濟犯罪,卻不停止地報導下階層、精神病患、青少年幫派犯下的罪行等新聞,藉此更加強化並且合理化種族與社會階層的隔離。
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全球經濟整合、社會福利縮減下,貧窮、少數族裔以及其他邊際人成為代罪羔羊而被迫為自己的邊緣處境負責。但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大量雇用外籍勞工,使得本地工人因而失業或工資降低。在可見的都市區域大力整修維護,整潔的景觀給人幸福與驕傲感(例如越來越多的都市光廊),然而在光鮮亮麗的名詞(如都市文藝復興、未來的城市)之下,卻遺忘了傳統零售業、貧民窟遭抹除的歷史,掩蓋了高級化與中產階級化的事實。

以淨化之名,行壓迫之實

儘管網路上的色情資訊俯拾即是、某些旅館/理髮廳也可能暗藏春色,然而政府總是選擇社會底層下手,企圖淨化都市空間以追求乾淨與秩序(例如公娼成為首要取締的對象);一方面卻允許資訊展與國際書展邀請日本AV女優來台、默許show girls推銷高級跑車,卻無法接受高速公路旁的檳榔西施。晶晶書庫進口的男體雜誌雖已外加塑膠封套以及「18限」字樣,仍遭基隆海關扣押,至今仍在訴訟之中;原來供異性戀男人觀看的女體遍地皆是,卻不允許成年男同志抒發情慾;原來媒體喜歡「同志情殺」、「同志濫交」的新聞標題,然而在電影《不可能的任務》中,男女主角從陌生人到上床只不過五分鐘的劇情,卻不會被視為一夜情或濫交。近來某些社會團體推動的出版品分級制,更是讓小說出租店中的同志書籍自動消失。我們的情慾想像越來越單一,也越來越虛假。
在這種乾淨與秩序的都市美學追求當中,塗鴉當然也是亟待清除的破窗。有趣的是,社會認為塗鴉是犯罪的前兆,卻有一位華盛頓的青少年因為太熱情於塗鴉,無暇與幫派朋友私混,結果成為同儕中唯一的倖存者,因為他的朋友都在吸毒、械鬥中喪生。就連吸菸者也越來越難以在都市空間中立足,除了室內禁菸,也有些區域施行全面禁菸(像是中原大學、大同大學)。吸菸固然有害身體健康(就像速食店的炸薯條),但是若是成人的自我選擇,又在通風良好的戶外空間,何必趕盡殺絕?

差異是都市成長的契機

差異應該是都市的鮮活的血,而街道與人行道是都市中最有活力的器官。在懷特的著作《City》以及紀錄片《Don’t Applause, Just Throw Money》中,在街頭散發傳單的人、指揮交通的人、街頭的默劇演員的身體姿勢是一致的,共同譜成都市活力的樂章。
也許,我們應該去除害怕差異的焦慮,嘗試從差異中學習,接受都市中的不確定性;讓市民自己來處理差異與和平,因為差異是避免都市停滯而必要的情緒刺激。隔離帶來不瞭解、誤解與衝突,而欣賞差異卻是成長的契機。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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