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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03 March 2010 05:49

里松與羅嵐的台灣續集

2008年11月,人籟推出杜睿的小說《聖徒節與謀殺案》特刊,故事發生在作者的出生地──科西嘉的小村落。杜睿(Jean-Louis Tourné)是小說創作者也是銀行家,他居住過世界上的眾多島嶼,在台灣住過兩回,每次都是好幾年的時間。在科西嘉的特刊中,他描寫的科西嘉事實上很多 地方讓人想起傳統的台灣社會──倚賴高山的生活環境,村落中女性的堅韌角色、長串的家族史以及其中隱藏著令人著迷的祕密……

在這本小說中,杜睿將場景換成了台灣。他充分轉化自己的工作經驗,送給我們一個精采的劇碼,其中充滿家族祕辛以及財務糾葛的情節。當然,這是一個外國人眼中的台灣,雖然他在台灣居住過好幾年的時間,但是讀者不會不在其中發現他筆下的奇想之處。讀者將發現曾在科西嘉辦案的兩位督察──里松與羅嵐現身台灣,追查案情的過程中不斷撞擊台灣的歷史事件,不論是正在演變中的歷史或是遙遠的過去。

感謝沈秀臻翻譯這兩本小說,同時為我們 拍攝出台灣續集的氛圍。在推出許多探討嚴肅主題的專輯之後,人籟這個期號像是邀請讀者來到一個異想的呼吸空間。期盼讀者能在這個期號中找到閱讀的樂趣。

親愛的讀者們,敬祝虎年愉快!


攝影、翻譯/ 沈秀臻
本文亦見於2010年3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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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01 January 2010 18:16

逆風少年向前行

手上拿著乘風少年學園提供的中輟生個案資料,上頭寫著:「瓜瓜,十九歲,爸爸已過世,寄人籬下住在伯父家,最大的樂趣就是出陣頭,中性打扮的她最重義氣,但情緒管理卻很差,常常讓人摸不著頭緒,感覺隨時會火山爆發。」

愛出陣頭?這的確是個與眾不同的興趣,與瓜瓜同年的孩子,應該比較喜歡泡網咖吧!這讓我的腦海立刻浮現星光二班賴銘偉擺八家將的模樣,但是她脾氣火爆,又讓我聯想到韓星張赫在電影《火山高校》的使壞模樣,到底瓜瓜是個什麼樣的孩子?

答案揭曉:中性打扮的她,活潑開朗,講話有著大姐頭的霸氣味道!

但是在她開朗的笑容下,其實有著不為人知的坎坷身世。「我滿月時,媽媽就改嫁,爸爸被人陷害,被推下山谷死亡。我從小住在大伯家,被奶奶帶大,一直到國小四年級,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喊了十年的爸爸、媽媽,才知道自己不是親生,這對小小年紀的瓜瓜打擊很大。

 

坎坷身世,用叛逆宣洩情緒

或許是對身世不滿,瓜瓜從此變得叛逆,經常不上學、也不回家。她的脾氣變得很差,在學校,只要看別人不爽就嗆聲,再加上重義氣,喜歡幫朋友出頭,所以常與人結怨。有一次還被人綁到山上毆打,要不是大伯及時趕到,她早就沒命。

那時候,瓜瓜住在三芝,連當地警察都對她十分頭痛,因為她常常半夜還在街頭遊蕩,「我的朋友那麼多,常常落20幾個人,坐在大馬路上喝酒狂歡。」家裡的人找不到瓜瓜,還動用里長的廣播叫瓜瓜回家,但瓜瓜還是皮得很,只有在她口袋沒錢的時候才會出現,但一拿到錢,人立刻不見!


沉迷陣頭,虛耗三年青春

國三的時候,瓜瓜輟學跑到淡水跟朋友住,因為實在需要生活費,便在朋友介紹下,加入淡水少年隊的陣頭,只要有廟會活動就跟著出陣。獅陣、龍陣、車馬陣,瓜瓜全都參與過。不知不覺,跟著少年隊出陣頭的日子已經三年,雖然很風光,但瓜瓜的心裡也不免迷惘:「難道我的人生就是這樣?」

廟會多的時候,瓜瓜一個月可以跑十幾場,但出陣頭賺來的錢,瓜瓜總是呼朋引伴吃飯唱歌,半個月不到就花光!記得阿嬤病倒那天,瓜瓜又回家要錢,看到阿嬤躺在床上說不出話,無奈又失望的眼神,讓瓜瓜突然覺得好心酸。

「就是那一刻,讓我覺得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因為對瓜瓜來說,阿嬤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從小疼她、寵她,辛辛苦苦把她帶大。於是瓜瓜決定脫離出陣頭的生活,回家跟著伯母到市場幫忙賣饅頭。因為她勤快又會叫賣,一天可以幫忙賣上千個饅頭,之後她又到大伯的皮鞋店幫忙當店員。可惜不管做什麼事瓜瓜總是三分鐘熱度,不到三天就落跑。

直到透過北區少年服務中心的轉介,報名由勞委會職訓局主辦的「弱勢青少年職涯準備計畫」,讓瓜瓜來到乘風少年學園,才展開她的新人生。


職涯體驗,找到穩定新工作

參加職涯計畫的瓜瓜,最大目的就是希望不用再靠家人經濟協助,可以自立自強。然而脾氣火爆、得失心甚重的她,常常在課程活動中對同儕、講師不滿,甚至只因嚥不下一口氣,數次與人發生肢體衝突。

還好社工耐心陪伴,在瓜瓜情緒不穩定時給予同理支持,並時常和瓜瓜討論情緒管理及抒發方式,才讓瓜瓜逐漸改變意氣用事的態度和習慣;而透過職業探索課程,也讓瓜瓜能將自己過去從事服務業的經驗與其他同儕分享,藉此展現自己的專長與個人特色,並讓瓜瓜更加確定未來要以服務業為自己的人生志向。

於是,在課程結束後,瓜瓜決定應徵一份有關有機蔬菜的包裝及協助出產的工作,因為求職過程一直有社工從旁協助,也讓瓜瓜對工作更加有信心。等到正式上工那天,社工還特地打電話去詢問是否有準時出席,之後更時常不定期到職場訪視瞭解瓜瓜與主管、同事互動狀況。

猶然記得初次訪視時,瓜瓜對自己的工作環境表達滿意,還告訴社工,主管、同事多半用阿姨、媽媽的角色帶領她,讓她備受溫暖,同事們更稱讚瓜瓜講話得體、個性也很融合,這些都讓社工大吃一驚,原來瓜瓜過去尖銳的邊角已經慢慢被磨得圓順,猜想也許這樣的工作環境,無形中也彌補瓜瓜心中缺乏家庭裡愛與關懷的感覺吧!

就這樣工作體驗滿三個月後,由於瓜瓜的認真工作態度讓店家決定聘用為正式員工。

對瓜瓜來說生命旅程也許曲折、崎嶇,但只要有機會仍可以在絕壁中開出美麗的花朵!

 

圖片提供/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JiangHuiFenWuMinHui_youthpower

台灣目前有4700多名國中中輟生,5000多名未升學的國中畢業生。其中多數人因學習成就不高或家庭遭逢困境,以致沒有亮麗學歷又缺乏一技之長,在社會邊緣徘徊流浪。

長期關注青少年權益的「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與其他社福團體合作,展開「弱勢青少年就業力培訓計畫」,希望為這群逆風少年裝上追求夢想的翅膀,幫助他們在職場上暢快流汗,不再在人生旅途上流浪! 這項計畫也期望更多愛心雇主加入,共同為待業弱勢青少年提供工作體驗的機會!

 

「逆風少年大步走」活動
官網:http://www.youthempower.org.tw
部落格:http://familycsr.pixnet.net/blog


Monday, 28 December 2009 00:59

影評:看不見的歷史

2009年才剛過,但卻是台灣電影史值得標記的一年。倒不是這一年有什麼劃時代的經典巨作問世,而是因為單單這一年,居然就有三本重要的電影專書出版,分別是三位台灣電影人的深度採訪記錄:剪接師廖慶松、錄音師杜篤之,以及攝影師李屏賓。

這三本書不僅代表了台灣社會對過去將近三十年來默默耕耘、認真打拼的電影幕後工作人員的肯定,而且是真正地深入他們的工作領域,理解其成就後的肯定。其意義與電影在影展得獎,或直接獎勵禮讚導演,可以說截然不同。

2009年初出版的《電影靈魂深度的溝通者──廖慶松》,是第十屆國家文藝獎得獎者專書。而杜篤之是第八屆國家文藝獎得主,也是第一位獲得國家肯定的電影人,以杜篤之為傳主的《聲色盒子》,其實早該出版。

繼導演王童之後,則是攝影師李屏賓獲得第十二屆國家文藝獎。在《光影詩人李屏賓》一書出版同時,2009台北金馬影展也為他規畫了「焦點影人」專題。多位國際知名導演――包括台灣的侯孝賢、越南的陳英雄、法國的吉爾‧布都(Gilles Bourdos)、日本的行定勳及是枝裕和等,都為了李屏賓自願前來捧場。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部以李屏賓為拍攝主角的紀錄片,將在影展中作全球首映。這部紀錄片,就是姜秀瓊與關本良合作的《乘著光影旅行》。


幕後藝術巧妙

在進一步評析這部紀錄片之前,實有必要先介紹這三位電影人在台灣電影史的位置。

廖慶松、杜篤之、李屏賓這三位,都是台灣新電影時期的重要幕後工作人員。如果再加上2009年獲得第十三屆國家文藝獎的剪接師陳博文,以及獲頒金馬獎「2009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的燈光師李龍禹,這幾個名字加起來,對台灣電影的貢獻不會小於侯孝賢與楊德昌!

以廖慶松為例。小野說道:「以前是底片拿來,整理出幾個拍法,或者順一遍,由導演來指揮。新電影之後,剪接師的分量慢慢越來越重,他可以反過來向導演提供建議,因為說不定他的節奏感比導演還好。」(見《電影靈魂深度的溝通者──廖慶松》頁64。)

杜篤之在《聲色盒子》中,則巨細靡遺談到他與楊德昌、侯孝賢與王家衛等幾位重要導演的合作過程,包括他怎樣設計影片中不同聲音呈現的相關細節。尤其在跟楊德昌拍《獨立時代》時,有一場戲是演員鄧安寧與李芹夜晚回到同居處的對談,杜篤之說這是他遇過最難收音的一場戲。書中甚至以圖示,清楚講解他為這場戲收音所設計的每個步驟、過程甚至器材輔具。由此可以佐證小野說的:「我的確見識到,小廖的剪接與小杜的聲音是一種藝術,他們已是自外於電影本身的另一套藝術了。」


溝通切勿輕忽

電影中的剪接與聲音,是一般觀眾比較不會特別留意甚至欣賞的部分。至於攝影,在電影中卻具有某種弔詭的曖昧性:本來人人「看」電影,最直接碰觸的部分就是攝影,但觀眾往往迷醉於演員的表演,又或者歸功於導演的整體思維,而忽略實際生產影像的人乃是攝影師。攝影師所做的事,遂成為一種看不見的存在。久而久之,更成為一段看不見的歷史。

其實,決定一部片的影像風格者,不是攝影師或導演,而是他們之間的互動。當中或許有權力關係,但彼此往來的溝通過程有更為細緻的部分,非權力因素可以道盡,而觀眾往往無從知曉這層創作的過程與細節──是的,我稱這種溝通互動為影像創作的一部分。

例如廖慶松與小野都曾與楊德昌合作,他們也都談到楊導在每個環節的掌控性:當導演自己的理念比較強勢時,負責執行的工作人員就算有意見,最後還是只能聽導演的。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楊德昌在拍《海灘的一天》時,不願與中影老一輩攝影師合作,堅持起用年輕新攝影師杜可風;而杜可風真正走出自己風格,也已經不再是和楊德昌合作的片子了。

除了杜可風,杜篤之也是這樣,甚至其他新導演也有樣學樣。如張毅拍《竹劍少年》,就起用了李屏賓。


686_Let_the_Wind_Carry_Me05逐步成為傳奇

李屏賓本是在中影體制內一路培訓晉升的攝影師――這也要感謝當時的中影總經理明驥致力培養技術新血,而明驥正巧也於2009年金馬獎獲頒終生成就獎。他與另一位也是台灣新電影重要攝影師的楊渭漢(拍過楊德昌《青梅竹馬》與《一一》),於1984年合拍王童《策馬入林》,兩人同獲亞太影展最佳攝影獎。

之後李屏賓連續接拍多部侯孝賢電影,從《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戲夢人生》、《海上花》、《千禧曼波》、《咖啡時光》,到《最好的時光》與《紅氣球》等等。與侯導長達二十多年的合作過程,不但奠定了李屏賓的攝影理念,更隨著侯導的腳步,將自己的攝影成就推向國際。沒有這二十多年來逐漸發光發熱的傳奇,不會有《乘著光影旅行》這樣動人的紀錄片。


天天都是好天

《乘著光影旅行》非常確實地掌握了「賓哥」李屏賓的個人特質及攝影理念。比如他對於光的重視、對於光色的堅持:「每天的光從不一樣的地方進入不一樣的房間裡面,每個房間都有自己本來的氣味,但每次我們拍攝的時候一進去,一個燈兩個燈,幾個燈一打以後,這個房子不見了,這房間完全是個假的……有時候一種味道其實是在生活的時候你常常會感受到,所以我希望把我認識的、我知道的那些光色,儘量在影片裡面、不同的場景裡面能夠拿回來。」

這樣崇尚自然素樸的理念,與侯導是很相合的。但並不是兩人天生理念相合,所以電影才拍成那樣,而是他必須不斷與侯導進行對話、撞擊、互動,並且在每個不同的實際拍攝狀況裡,直接面對問題找出解決辦法,才能造就彼此都滿意的成果。

片中賓哥提到一個例子。侯導在高雄鳳山拍《童年往事》時,剛好遇上颱風來。如果非要拍有陽光的景不可,一般導演只好摸摸鼻子,等颱風走了再拍。但是侯導想法硬是不同,「他所有東西可以調整,他覺得這才是真實面,為什麼我一定要陽光……所以我跟侯孝賢天天是好天。」李屏賓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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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姜秀瓊、關本良
片名:《乘著光影旅行》( Let the Wind Carry Me
出品年分:2009年
台灣上映時間:2009台北金馬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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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姜秀瓊、田園城市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10年1月號《人籟》論辨月刊-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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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3 December 2009 21:08

孤老 , 並不可怕

儘管人都會老,但獨自一人孤單老去,或許是每位長者內心最深的恐懼。
李秋冷在逐步邁向老年之際,失去共度人生的伴侶。

然而,她不僅沒有讓自己的晚年因此黯然失色,

反而讓自己活得健康、活得充實、活得愉快!


Monday, 29 June 2009 23:32

台灣印象對照記──做朋友,信仰不同也可以

受訪者
LeAnn‧美國‧女
宣教士
1990年來台


訪談內容
我讀研究所時,立志從事海外宣教工作。但畢業後,並未馬上實踐自己的目標,那時我加入四健會 (編註:即「4-H Club」,為美國農業部農業合作推廣體系管理的非營利性青年組織),並被派往牙買加工作兩年,這兩年的經驗使我對適應異文化具備信心。因此,當我得知教會正招募來台宣教人員時,便主動爭取這個機會。

來台灣以前,我對台灣所知不多,只知道台灣在亞洲。為了瞭解台灣,我到從前就讀的大學圖書館,尋找可供參考的資料,可惜只發現一本討論兩岸政治的著作。剛好,當地的公共電視台播出四集介紹台灣的節目,分別從家庭生活、經濟、政治等不同面向介紹當代的台灣,這四集的內容,構成了我來台以前最主要的台灣印象。

當時影片中有一幕,鏡頭從台北羅斯福路某個天橋往下拍攝來往的人車,因為空氣污染十分嚴重,所以路上的摩托車或腳踏車騎士,多半戴著類似軍隊用的厚口罩。我初來台灣時因為班機抵達的時間是夜晚,沒辦法仔細觀察四周的景象,可是第二天一早醒來,看見陽光下的台灣,忍不住讚嘆:「哇,好乾淨!」這實在是因為那一幕給我太深刻的印象,讓我一直覺得台灣的空氣很恐怖,而且,比起我之前待過的牙買加,台灣也確實乾淨許多。


除了原先計劃的宣教工作,我也在台灣的大學授課。記得到銘傳大學試教那天,我依著自己過去在美國的學習經驗,準備許多問題等待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沒想到提問後,台下只剩少數幾個學生抬頭看著我,其他人都趕緊低下頭,這實在大出我意料之外。因為在求學時代,我並沒有太多亞裔的同學,即使有,我也很少注意他們在課堂的表現,我從沒想過亞洲人面對課堂提問,反應可能有所不同。突然面對這樣的狀況,讓我措手不及,在講台上十分尷尬。

後來我才知道,學生不是真的不知道答案,他們不願意回答是因為害羞、害怕別人認為這樣太出鋒頭,或擔心表現太好,以後別人都會找他們問英文作業。這麼多年來,台灣學生的討論風氣一直沒有太大改善,不過後來我發現,如果能使班長或班上幾個學生帶頭參與討論,那麼就能帶動整個班級的討論氣氛。

這和我過往在美國與牙買加的經驗並不相同,我想可能是因為台灣重視團體、重視「班級」組織的關係。在美國,一般人很少有班級概念,從中學開始,每個人都是各自選課,不是班級一起上課。但在台灣,同班同學是非常有意義的,班級是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體。而重視團體中長期的人際關係,也影響到一個人畢業後的生活。

例如在美國,當人要處理問題時,常用的方式是自己去查書、找資料。但在台灣,多數人會透過人際網絡來尋求解答。舉例來說,假設今天有人要查某一個人的電話,在美國他最可能去查黃頁;可是在台灣,多數人會說:「你可以問某某人,他知道。」台灣人遇到困難時,通常會先尋求周邊人際關係的協助,先想這件事是不是我的朋友、家人或鄰居,有辦法幫我解決。

這兩種方式各有優點,不過台灣人的作法,比較容易拉近人與人的關係。從另一方面來說,我也聽過有些人抱怨,別人只在有問題時會來找他,感覺很像被利用。

此外,重視人際關係的特色,也反映在台灣人對待宗教的態度。在西方,人們對宗教信仰的選擇,涉及對真理、對是非的判斷,不同信仰的人,會有很清楚的界限。即使是親友,如果對信仰的看法不一樣,最後也可能漸行漸遠,不太往來,因為彼此沒有相同的價值觀。

台灣人則不同,台灣人重視群體關係的和諧,認為個人追求真理並不會妨礙與其他人的交往,很少人會因為宗教因素,拒絕與其他信仰的人作朋友。遇到信仰不同的對象,台灣人很容易先找到兩人間的共同點,從而發展彼此的談話與交情。就這方面來說,我覺得台灣人對信仰的看法比較寬容,再說,人與人間如果不先找到共通點,要如何展開對話呢?因此,我覺得這是很不錯的看法。

本文亦見於2009年7.8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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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31 March 2009 07:36

科學眼光看見的島嶼家鄉(2)

--不願面對的真相

如果海平面真的像某部電影所說的,上升三十五公尺,臺灣會發生什麼事?
倘若真的有這一天,臺灣地圖就要重繪了。臺北盆地變成「臺北湖」、宜蘭平原變成「宜蘭灣」,而臺南市則全軍覆沒。
不過,在感到驚嚇之前,有些事情我們不能無視。在漫長的地球歷史中,海平面升降有如家常便飯。一萬八千年前,海平面還曾經比現在低一百三十公尺呢。相較於此,三十五公尺好像也沒那麼驚天動地了。由於海平面原本就有週期性的升降,因此當前海平面上升究竟屬於自然現象?還是人為造成的?其實學術界並沒有定論。
就算罪魁禍首是人類好了。也許早在海水淹沒臺北盆地以前,人類已經搭建起高高的海堤,將海水阻隔在外。如此一來,「臺北湖」都還不一定會形成呢。



本文亦見於2009年4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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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0 March 2009 17:37

科學眼光看見的島嶼家鄉(1)

--當海水消退

冰河時期,大量水體被凍結在厚厚的冰層裡,海平面因而下降。地質學家估計,上一次冰河時期最冷的時候,大約是在18000年前。當時,海平面曾比現在低130公尺。不過,那是最極端的情況。如果我們取個中間值,讓海平面比現在低65公尺,臺灣的輪廓會是什麼樣子呢?
一座陸橋,將臺灣與中國連接起來。許多史前人類、動植物,大概沿著這座陸橋遷徙到臺灣。等到冰河時期結束,上升的海水再次淹沒陸橋,臺灣的物種從此與世隔絕,逐漸演化出特有種類。
澎湖水道是臺灣海峽最深的地方,即使當海平面下降65公尺的時候,也不會乾涸。來自南方的黑潮支流進入臺灣海峽後,沿著澎湖水道北上,寬度漸窄、水深漸淺,因而水流湍急。兩、三百年前,許多渡海來臺的漢人移民在澎湖水道發生船難,葬身魚腹。因此,澎湖水道也成為渡臺先民心中的「黑水溝」,彷彿是一道跨越生死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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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7 February 2009 19:35

飛躍的台北縣--語文教育

台北縣除了幅員與人口傲視群倫,更在語文教育上做了許多創新和改變,為的是讓下一代的語文能力更強、更有發展性、更有競爭力。但語文並不僅僅是孩子面對未來競爭的工具,更是孩子在成為一個獨立個體的路途上極為重要的基底。語言並非哲學家維根斯坦的梯子,用過便當拋棄;語言形塑每個人的思考、心智與心胸,重要性一如舊約創世紀的描述:耶和華說了,事就這樣成了;終人一生,不可須臾離。

撰文│陳佩欽、林小笙

韻文讀本帶給教師新思維挑戰
語文教育的第一個目的,在於培養基礎的溝通、理解與思考能力。近年來不乏有人指出,台灣國語文教育有個長久而沉重的大問題,就是把語文教育當成文學教育,過重文章形式、修辭類別與成語運用,反而輕忽國語文教育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功能──協助學生建立邏輯思考和表達的能力。這種觀察確實精闢,也一語道破台灣學生欠缺獨立思考能力的老問題,更進一步說,其實正是前幾年關於文言文授課時數爭議的核心。
台北縣新推出的韻文讀本並非針對這個社會論辯議題做出的直接回應,卻剛好提供了各界一個很有趣的參考點。韻文讀本開啟了一個難得一見的對話窗口,讓我們看到不同文體間的對話(如古代韻文與新詩),和不同世代藝術表現的對話(如余光中的詩和周杰倫的歌詞),是文學教育的一環,既可協助學生建立文學性語感,也是一種美學的陶冶。雖然不直接處理邏輯思考和表達的訓練,但韻文讀本當中一反台灣語文教科書的編輯常態,刪除了相當多註釋性的內容,以創造一種思考空間的留白。
此外,在韻文讀本正式上路之前,台北縣的國小教師也都參與了相關研習,了解韻文讀本既非另一本教科 書,也不是要學習背誦的教材,而是要讓教師在課堂上以之為素材,鼓勵學生發揮想像力去體會文中意境,並勇於表達自己閱讀的感受。這樣的教學方式,相當程度上支持著激勵學生主動思考的教育宗旨,也顯示出文學教育和邏輯教育不必相互排斥,提起一端不必然壓抑另一端。而如何在語文教育中兼顧兩者,仍視教師本身是否對語文教育的各種目的有清楚的認識,又是否有能力活用教材而定。或許韻文讀本的推出,第一個「受教」的會是教師而非學生。

由外文教育思考人格養成
近年來,台灣家長對外語有一種莫名的憧憬、不切實的想像,以「擅於外語」為身份地位的表彰,或以「學習外語」來論人生起跑點的輸贏,或將英語能力與國際觀輕率地劃上等號。實則在坊間林立的語言補習班營利的意圖和媒體包裝的底層,濃厚的升學主義和功利取向所交織出來的英語教育心態,反而扭曲了學習外語的真正價值。其實,外國語文的教育除了教導學生另一種語言,更開啟了通往另一文化的大門。更有進者,學生在學習外語的過程中,認識到不同文化在思維與表達上的差異,於是能夠更進一步藉由認識他人而反思自我形象,並正視多元價值間的差異。某程度而言,外語教育甚至具有深化本國文化教育的效果。換句話說,語文教育顯然不只是語文教育,而是整體人格養成教育當中的一環。
北縣推動的「英速魔法學院」便是對這種態度的回應。英速魔法學院提供孩子浸潤式學習情境,學生們學的除了英語這個工具,還有文化見識和問路、購物、就醫等種種生活體驗,甚至特別選擇外籍教師來授課,以求去除學生對「見外國人、說外國話」的恐懼感。英速魔法學院不求學生英語突飛猛進,而是希望建立學生面對外語的自然態度,在台灣長久以來特重效果的教育環境中,堪稱是向健全人格教育的理念所勇敢跨出的一步。

期待論辯成為教改基礎
綜上所述,我們還有許多可以深入探討的課題:在盲目追求英語教育的社會潮流下,在將英語教學向低年級延伸的政策趨勢裡,不乏家長和學校過度偏重英語教育,反使孩子對現實環境產生排斥和隔閡感的例子。當高強度的英語教育和國語文教育同時出現,家長是否能夠脫出功利思考的迷霧,正視孩子究竟是在捕捉不同文化擦撞逬現的火花?抑或是被拋向失根的漩渦?
未來在以上這些方面的討論,可望促使台灣基礎教育界將「教育」視為一個環環相扣的有機體來思考。台灣教改十數年,依然出路不明,或許有一部分正是因為這些關於基本理念的辯論和溝通,未曾真正深入到家長、各地方政府、學校及第一線授課的教師,於是也就無法在學校教育裡落實扎根。當然,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改革沒有速效可言,但若是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界的觀念始終不明朗,政府、學校與家長、學生之間便沒有溝通的基礎,自然也不會有教改收效的一天。台北縣新語文教育政策的長遠意義在於這裡,其他地方政府在釐清或改革教育政策時,可向北縣借鏡參考之處也在這裡。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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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6 August 2008 01:30

汽車下崗,單車上路!

撰文︱徐文彥 綠黨綠色交通支黨部

長久以來,台灣交通部門眼中的私人交通工具只有汽車,從來不包括自行車。在二○○四年交通部所製作的「交通政策白皮書」中,沒有一頁的篇幅有提到自行車。雖然這兩年民間興起一股單車休閒風,單車人口突然間增加了許多,但是提供給單車的公共設施卻是少的可憐,而且多是集中在城郊的休閒車道,而非具有真實減碳功能的通勤車道。即使是首善之區的台北市,目前自行車道的總長為一百六十公里,扣掉河濱自行車道的長度之後,就僅剩六十公里。


自行車危險,誰之過?

將自行車作為一種交通工具,常面對的第一個質疑就是「危險」。檢視台北市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三年交通事故死亡率的報表,汽、機車事故身亡人數都是逐年降低,短短八年就減少六成,加起來一年不過五十人。相較下政府為了保護汽、機車騎士的安全,投入安全宣導與夜間臨檢的人力資源比起單車龐大很多。但如果從安全性考量,自行車的速度慢,相較下比機車安全。

此外,根據消基會的調查,至今仍有七成民眾不知道自行車未裝頭尾燈要受罰。可見自行車不安全的刻板印象並非自行車本來就不安全,而是政府投入在保護自行車安全的資源與能量根本不足。


鼓勵單車通勤才能減碳

去年,交通部終於承認自行車是一種交通工具,而且願意推廣。但事實情況是:交通部門官員誇口要增設多少車道,卻不見宣示自行車通勤使用者每年要成長多少。可是如果真要落實減碳,自行車與汽機車一定是競爭的關係,因此,唯有將汽機車使用者導向使用自行車,才有減碳的實質效果。

如果騎自行車只是一種休閒運動,那也不過就是跟打網球、打籃球一樣,跟減碳是沒有關係的。也就是說,如果無法使民眾放棄內燃機引擎的交通工具,轉而騎自行車,那麼自行車和環保是無關的。

兩年前,法國公共自行車租賃的推動得到國際間的關注,台北市想要東施效顰,推出信義計劃區的公共自行車租賃計畫。結果,一個兩平方公里面積、原本能漫步悠遊的商業區,未來卻要設置數十個租賃站,用自行車取代漫步血拼的浪漫;整個計畫只看到商業廣告增加露出版面的機會,見不到減碳效果的實質效益。倘若在信義計劃區內真要落實減碳,不妨看看二○○三年倫敦實施塞車稅(Congestion Charge)後,柯芬園(Covent Garden)週邊興起的創意三輪黃包車,更為當地增添歡樂輕鬆的風味。


汽車使用的浮濫

根據交通部在二○○六年所做的「台灣地區自小客車使用調查報告」指出,約有13.8%的自小客車的使用者每日通勤距離不到五公里,另有24.5%的使用者通勤距離是五至十公里。也就是說,這些通勤距離在十公里以下的自小客車使用者如果願意花三十分鐘騎自行車,而非花三十分鐘塞車,我們的道路與停車場馬上會釋放出38.3%的空間,空氣污染及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會大幅度的降低。

每種交通工具都有它最適合的角色與最有效益的運用方式,原本應該扮演城際運輸工具的自小客車,卻成為最主要的運輸工具。以台北市為例,方圓十公里的區域,幾乎涵蓋了人口密度與經濟活動密度最高的區域,甚至台北縣居住密度高的區域(中、永和、板橋、三重、新莊)距離台北市的中心商業區也在十公里的範圍內。


破除迷思唯有上路

不少人認為市區空氣太差,不適合騎自行車。其實市區裡的污染源主要都是移動污染源(汽、機車)。而上下班時間的車陣中,因為車車相連,每台車的前頭進氣、後頭排氣,就如同排成一列的電風扇,前車的廢氣被後車吸入後又往後排,所以熱廢氣在都在車道當中形成一個隱形風道,這條風道的污染濃度是最高的,就像一條隧道,僅有少數的廢氣往兩側溢漏,這就是所謂的「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

單車騎士因為在最外側,而且口鼻高度較高,所以吸到的廢氣比穿梭在車陣中的機車騎士少了許多。而且因為單車的速度與機動車輛相差甚大,單車不會一直貼在某輛車的排氣管後面。況且,當汽機車超越單車後,行進到單車騎士的正前方時,已經距離五公尺以上;反之,一群汽機車走在馬路上,因為速度相近,後車貼著前車,距離近,吸到的廢氣反而會最多。所以,只要「上路」就可以解開許多單車通勤的誤解與迷思,並以實際的行動增加單車通勤的人口。

上路吧,別再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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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6 August 2008 01:27

濕地銀行儲存永續能量

撰文│林欽榮 內政部營建署署長

台灣四面環海,就「國際濕地拉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 1971)對濕地的定義而言,台灣是被濕地所包圍。從沿海地區泥質灘地、岩礁、河口、沙灘,到內陸窪地、水稻田、水圳、埤塘,再上溯到山區林澤、水庫、高山湖沼等多樣化濕地,彼此連串成綿密的濕地網絡,孕育了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也是國際候鳥遷徙重要航點及棲地。
在過去,台灣的濕地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常被視為可開發的區域並被填平、陸化。但濕地是物種演化與演替的平台,是眾多生物棲息繁衍的家,保育濕地不僅保護既有的生物多樣性,也是確保未來自然環境能不斷產生新物種。簡單來說,保育濕地就是維護未來生態永續發展的關鍵地區。

從物種保育到棲地保育

「濕地保育」原本與營建署的業務並無直接關聯。但自從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指定內政部辦理「劃設沿岸濕地保育軸,同時解決現存濕地保護與開發之衝突」等任務之後,營建署的角色就從過去的「資源開發者」,漸漸轉變成為「資源保育者」。
隨著國內外永續發展思潮之興起與轉變,營建署在去年十二月舉行「二○○七年全國公園綠地會議」,強調需以更具體化的方式將「國家公園」、「濕地網絡」、「海岸地景」及「城鄉公園綠地」等開放空間系統,納入廣義的國土綠地系統。並宣示二○○八年為「台灣濕地年」,具體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加強保護重要生態關鍵地區。對於未來濕地保育工作,營建署提出新思維:由物種保育轉變為棲地保育,亦即不再只針對特定物種進行保育,轉而保育維持生態系統穩定的關鍵地區,以明智利用(wise use)的態度去對待自然環境,並將濕地保育、復育與教育(濕地三育)列為施政主軸。

運用市場力量推動保育

以往保育工作常常陷入開發與保育孰重之爭議,似乎推動環境保護就得承受放棄經濟發展的損失,形成一種零和的賽局。現在的保育觀念已經從「對立」轉變為「合作」:積極整合各界共識,在不減損既有使用權利之原則下,明智使用自然資源,追求當地的永續發展。既然談合作,最佳模式就是以「尋找新夥伴」來替代「製造新敵人」。
在當前的經濟體制之下,保育不應該站在與市場力量相抗的立場;應該反過來,將市場轉變為推動保育的力量。簡單來說,以往的保育工作是訴諸環境倫理道德,過程中必須犧牲部分的經濟利益,多是由民間團體自發推動。但政府部門應該從更高層的角度來推動保育工作──引導市場力量來投入保育,而不是讓保育工作去對抗市場,這就是「濕地銀行」的基本理念。

濕地銀行的運作機制

「濕地銀行」是一種交易、媒合及認證的機制。採行此機制的主要因素為:濕地具有豐富的生態生產力;推動濕地的保育、復育和教育,需要大量的知識、人力及資本;現今官方法令尚未完備,必須由公私部門合力進行。
「濕地銀行」的運作,首先由政府確立「濕地零損失政策」,建立「復育補償」機制,然後透過濕地銀行所提供的交易、媒合及認證機制,讓市場自動朝向保育、復育濕地的方向運作。例如建立濕地「易地復育補償」機制,對開發行為有破壞或影響當地濕地環境之虞者,應要求開發單位於他地進行濕地復育工作,且其復育面積不得小於原破壞面積。至於濕地復育及認證、勘選適合復育地點、確認濕地成功復育等技術操作問題,在目前濕地管理尚無專法與主管機關之窘境下,短期內難以由政府部門進行,應由長期投入濕地保育、復育及研究的非政府組織(NGO)及學術團體進行。
期許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經由企業贊助、募款成立「國家濕地保育基金」,挹注濕地保育復育所需資金,在短期內進行濕地環境保育工作。另一方面,在濕地銀行運作過程所產生的收益,也可回注國家濕地保育基金,確保永續運作。

保育創造價值‧公私合作共營

台灣曾文溪口的「黑面琵鷺保護區」是國際級重要濕地,提供全世界近半數黑面琵鷺渡冬棲息環境,在全球生態上有舉重輕重的地位。然而,鄰近的養殖漁塭也扮演著提供覓食的功能,如果漁塭完全消失,說不定黑面琵鷺得到其他地方渡冬,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
在此,「濕地銀行」的運作機制可以套用在這些漁塭,對私人或承租公有土地之漁塭,推動公私部門合夥關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由公部門及專家學者參與指導,使私部門對濕地環境的使用方式更友善、更符合自然的需要,且在過程中創造私部門的獲利,甚至有獲利能回來挹注保育基金。這觀念也適合在最近的丹頂鶴棲息地──金山清水濕地推行,以季節性停耕補償農民,輔導無毒、有機、環境友善的農耕方式,創造更豐富的生態環境,使這塊濕地得以永續經營。
總結來說,未來台灣的濕地保育將進入一個新的境界──保育創造價值的新境界。政府部門將致力於濕地銀行機制的建立與整合,為台灣濕地治理模式開啟新典範。讓台灣濕地生態保育與世界接軌,創造另一項奇蹟,成為濕地治理技術的出口國,並為我們所熱愛的土地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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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7 September 2007 18:34

誰殺了社會企業家?

若我們希望社會企業在台灣萌芽生根,就應該追問:為什麼台灣「長」不出社會企業?是誰「殺」了未來的社會企業家?

在台灣,「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對一般大眾而言還相當陌生。但在最近一、兩個月,它的曝光率扶搖直上,不僅成為著名財經雜誌報導的專題,甚至在不久的將來,政府極有可能制定相關政策來推動。勞委會盧天麟主委在《人籟》九月號專訪中就曾表示,他希望未來「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能發展成台灣的「社會企業」,更計劃前往北歐參訪觀摩。
然而,看了這些報導之後,對於社會企業在台灣的發展前景,我反而開始感到擔憂。
首先,絕大部分的媒體報導,總是習慣性地以一種高亢的頌揚語調和菁英式的廣告口吻來談論社會企業:它不僅可以使你賺錢、充分發揮才能,更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他們大篇幅地介紹西方成功的案例,強調這些社會企業家具有如何旺盛的企圖心、精準的判斷力,以及,社會企業家所獨有的,滿腔淑世的熱情。
當然,這些案例都是十分激勵人心的典範。但是,若我們希望社會企業也能在台灣萌芽生根,不能只依靠動人的文宣,以及西方的案例。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台灣並不缺乏有創業精神、想改善社會的行動者,但為什麼台灣「長」不出社會企業?如果我們希望台灣能有更多的「社會企業家」,並且希望他們發揮創造力,以企業經營的型態來解決社會問題,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先問:是誰殺了(潛在)的社會企業家?
我們不妨先從教育來看。對台灣的父母而言,下一代的「前途」通常與「錢途」畫上等號。孩子大學聯考的分數若能錄取國貿系,就不可能去讀社工或文學。而那些對社工或文學有興趣的學生,對創業通常興趣缺缺。這其實反映了一種現象:對我們的社會分工及大眾心態而言,「賺錢」和「公益」是南轅北轍的兩條路。依照這樣的邏輯,生涯抉擇的試卷只有是非題和單選題,沒有複選題或申論題。如此單向、缺乏創造力的生涯劇本,如何培育「社會企業家」?
另在法令條件與組織方面,營利事業的成立與運作則是依據「公司法」等商事法規,企業有責任向大眾公開其財務與組織資訊;台灣的非營利組織(NPO)則是由政府根據「人民團體組織法」來控管,限制頗多,且因缺乏資訊公開的機制,而使得社會大眾與NPO之間的「公眾監督」與「社會信任」無從發生,反而使得有意朝向社會企業發展的NPO束手縛腳,有些NPO甚至被迫另外成立公司,以換取較自由的發展空間,以及拓展「市場」的機會。
換言之,台灣的社會企業尚未萌芽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缺乏資金,而是因為在法令、組織運作、社會分工等方面都受到束縛。因此,在豔羨西方社會企業蓬勃發展的同時,更須在自己的土地上掘鬆土壤,勤懇耕耘,因為不論別人的花朵多麼美麗,也比不上自己的田園裡結出的果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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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2 June 2007 06:37

永續理念應融入跨部會政策

本文作者針對馬英九、謝長廷二位先生的永續政策加以評論。

日前,民進黨、國民黨兩大陣營總統候選人已經產生,閱讀兩位總統候選人談論台灣的永續發展,本人有幾點回應:

一、擘劃台灣永續發展的藍圖,應來自深刻本土環境問題的檢討。

台灣的永續發展議題不在於口號性的宣示,也不在於任何指標制度的提出,而是牽涉到我們怎麼看待環境問題,界定環境問題,進而發展出相對的機制與執行能力,這對掌握政策議程的國家機器尤其重要。
本人以為,長久以來,台灣環境問題與只重短期經濟利益的發展政策息息相關,嚴重的過度開發、不當的補貼租稅政策、工程利益綁架等,都是環境破壞的根源。在此,在馬候選人所提出之回應中,看不到其對台灣環境問題深刻之認識,而列舉效能不彰之永續發展委員會與永續發展策略等做為國民黨支持永續發展之政績,更令人詫異不解,表象環境倫理的說詞,缺乏對環境問題深刻的政治社會認識與分析,將無法對未來邁向台灣永續之路對症下藥。謝候選人雖能直指環境問題核心,也嘗試提出政策機制來修正檢討,不過,再響亮的政策也有人謀不臧的可能。例如,提出治水預算原本立意良好,但放在台灣現實脈絡卻是工程款的分贓與政治資源的較勁,還未蒙治水之利,已受生態破壞之害(傳統水泥化治水思維)。
為此,本人也再度提醒兩位候選人,應從對台灣環境社會問題深刻的體認出發,對未來永續發展課題進行更細膩的規劃。

二、重視永續的國家發展,應展現在公部門集體認知與政策的調整

永續發展無法只靠單一部會的守門或規劃,而是需要跨部會的配合,它必須是施政的核心價值,融入不同部會的政策之中。例如,交通部的開路計畫、經濟部的產業補貼政策、財政部的稅制調整、主計處的預算編列執行、外交部環境外交的策略、甚至證券交易法等相關規定,政策規劃階段即要注意永續價值(環境、社會正義等價值)的納入。
兩位候選人皆提到永續發展委員會的設立與討論,但過去行政院永續會效能不彰,能否進行部會政策整合不無疑問;而整體公部門人員應具備永續潮流的知識與意識,運用新思維迎接挑戰。我期待未來政治領導者能將永續環境理念鑲嵌入施政的核心價值,帶領台灣走出一條永續的道路。

三、總統候選人應有低碳社會的視野與發展路徑圖的規劃

兩位候選人皆提到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也提出一些機制與產業結構調整為目標。本人認為,未來國家領袖應對此議題應有高度的視野與更具體的規劃,建立減量目標的路徑圖(roadmap),路徑圖所呈現的是具體的策略與子目標。例如,要達到目前溫室氣體減量法規定的目標時程,在可行的技術範疇與社會條件,我們可以如何實踐減量?每一項改變可以貢獻多少溫室氣體減量?我們還應發展出什麼策略加速進程?這些議題同樣需要跨部會的共識與整合,而政治領導的決心同樣是重要的關鍵。

四、重視公民社會的力量與公共審議,提供有利民間團體蓬勃發展的制度環境

最後,本人認為攸關台灣環境生態永續、社會公平正義等課題,不只在政治面向有賴領導效能的展現,更重要的是民間社會的蓬勃發展,不斷創造進步價值,督促與協助政府政策的走向。
在此,政府該做的是創造一有利於NGO發展的制度環境,能使進步價值有發揮實踐的空間。永續發展不一定需要投資太多的硬體建設,卻需要好的軟體投資(如人才培育、資源回收規劃策略、參與制度設計等),執政者需要使民間社會的活力在良善的制度規則中有更好的發展,重視公共參與審議的價值,從而推動行政革新,為進步的政策實踐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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