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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7 March 2011 17:18

那些推動筆耕的手

「少年天人菊寫作班」的同學又要出新書了。《人籟》想請負責授課的歐銀釧老師寫點感言,老師卻客氣地推辭著:「這次的主角是班上同學,不是我呀。」


Monday, 28 March 2011 15:23

山邊教室的靜謐時光:桃園少輔院

山邊的教室是這些孩子的暫居之地,也是他們學習重新出發的場所。

儘管他們身體的自由因過往錯誤受到局限,受創徬徨的心靈卻得以在此地安歇,發揮應有的潛能。


Monday, 28 March 2011 15:19

讓文藝種子長成大樹

看見同學的潛力被激發,播在他們心中的文藝種子慢慢長成大樹,

是林秋蘭院長在這裡工作覺得最開心的事!


Sunday, 27 March 2011 17:18

那些推動筆耕的手

「少年天人菊寫作班」的同學又要出新書了。《人籟》想請負責授課的歐銀釧老師寫點感言,老師卻客氣地推辭著:「這次的主角是班上同學,不是我呀。」

最後,她提供了幾篇記述學生上課時的文章:「我想說的話大概都在裡面了。另外,還有好些朋友在出書過程中幫了很多忙,希望也能讓讀者看見他們的用心與慷慨,」她誠摯地說。


Sunday, 27 March 2011 00:00

在文字田裡耕種:少年天人菊寫作班與桃園少年輔育院

2006年十二月,《人籟》推出〈故事監獄〉專輯,與長期致力於監獄寫作教學的歐銀釧老師合作,藉由呈現受刑人與更生人的文字,試圖讓讀者看見罪行背後的「人」與故事。

 

 

 

2010年秋天,歐老師告訴《人籟》,她任教的「少年天人菊寫作班」即將出版新的作文集《在文字田裡耕種》,集合了桃園少年輔育院這個山邊教室裡同學生活與心情的點點滴滴。既然這次敘事的主角從成人換成青少年,那麼他們筆下的風光與創作時的心路歷程,與前次專輯相較又有什麼不同?

 

 

 

 


Monday, 14 February 2011 15:31

海洋文學家---夏曼‧藍波安(Syaman Rapongan)

2011第三屆「生命永續獎」得獎者-夏曼‧藍波安(海洋文學作家)Syaman Rapongan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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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曼‧藍波安,蘭嶼達悟族人,以文字書寫他的民族與海洋的親密愛戀關係。

作為一個以海洋文學為職志的作家,他的書寫是以生命與身體真實投入的實踐歷程。

不論是閱讀他的作品,或與他對話,都會深深為他所吸引,不由得期待能認識影響他文學思想背後的海洋文化。


Thursday, 02 September 2010 14:31

書寫希望微光—小說家菲立普.克婁代專訪

以推理警探小說形式寫成的《波戴克報告》(Le rapport de Brodeck),很容易吸引讀者一探究竟。不過小說主角波戴克的人生,卻經歷了太多痛苦與悲慘,非但讓人閱讀時激起情緒波瀾,也令人難以承受。儘管「要讓故事發生,便得把角色放在極端的環境中」,然而本書作者菲立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究竟為何讓全世界所有悲慘的事,都發生在波戴克身上呢?


Thursday, 01 April 2010 00:00

書評:永遠的齊老師.永遠的文學

風和日麗的那個午後,在「爾雅書房」,我第一次見到齊邦媛老師。她的《一生中的一天》剛出版,出版社為她舉辦新書分享會。書是出版人隱地和作家陳幸蕙幫忙編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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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Tuesday, 22 September 2009 00:00

書評:漩渦般人性迷宮

多數的讀者在閱讀《深紅》之前,大概都已從日劇中領教過野澤尚迷人的戲劇鋪排功力。無論是「戀人啊」、「水曜日的情事」,或是「冰的世界」、「沉睡的森林」等等,不管是婚外情或是命案,野澤尚總在這類緊繃的危險關係上,不斷堆高複雜性,再以小刀一層一層劃開人性,模糊了好人與壞人的界線,試圖以不同的思考與視角,探討真相存在的可能性。

正當觀眾陷入野澤尚的戲劇漩渦而不能自拔,他也同時挑戰小說的書寫。並且在2001年,以《深紅》拿下了象徵「作品能夠傳達時代氛圍」的吉川英治文學新人賞,繼戲劇類「向田邦子賞」最年輕得主的頭銜,摘下另一座文學桂冠。


 


 
 
藝高膽大的顛覆
《深紅》一開始就顛覆傳統推理小說的寫法,將龐大、血腥的命案以及「誰是凶手」,逕自拋擲在故事的起頭。更驚人的是,就在我們隨著野澤尚去拆解命案真相,深入受害者和加害人雙方遺族的內心世界時,現實世界裡,野澤尚竟選擇在人生顛峰,以自殺結束生命,丟給讀者更大的謎團。這使得在閱讀《深紅》時,不免有閱讀「遺書」的想像與恍惚,彷彿身邊圍繞著一個更複雜難解的推理案件。

當龐大命案橫在眼前,在這片血的「高潮」之後,《深紅》這本小說才開始進入真正的高潮──人性的探索:藉由受害者遺族和加害人遺族的成長過程,擴展因雙方不同性格所產生的命案餘毒層次。

如此一想,小說起頭就展開最血腥的場面,不免是作者「貼心」的設計了。因為先讓讀者措手不及地進入第一個高潮之後,便能呼吸順暢地,跟隨作者在書中所提出的更深刻人性問題與探求,體會更多與人性種種正面交手的高潮。

這樣的顛覆,顯現了野澤尚藝高膽大的寫作企圖心。接下來,他更拿出看家本領:人物的對位,以便一如照鏡般折射出不同的人性光影。


精采巧妙的對位
這樣的對位設計,相信野澤尚的日劇觀眾並不陌生。如書中導讀作者陳國偉所述:在「戀人啊」中他設計讓男女主角在婚禮前相遇而相戀,半年後竟成為鄰居,而繼續發展柏拉圖式的愛情,卻沒想到彼此的另一半間原來早有愛戀關係。而在「情生情盡」(註1)與「水曜日的情事」中,野澤尚都讓男主角因外遇而離婚,卻又在與情婦結成正果後,回頭尋找前妻重拾舊愛,發展出再一波的不倫關係,在妻子與情婦的身分轉換間,形成角色與關係巧妙的對位。

更有趣的部分,是我們可能發現:「戀人啊」那個主控欲強烈、執著,不斷於郵局放置情書的女主角(鈴木保奈美飾),其性格模式不正與「水曜日的情事」裡那個主動、主控且貼心的情婦(石田光飾)相同?這個在「水曜日的情事」讓男人難以招架、讓妻子痛苦的情婦,在角色與手段轉變之後,卻在「戀人啊」成了讓許多觀眾憐惜喜愛的角色。「好」與「壞」在此便完全模糊了。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些看似浪漫或是刺激的愛情故事中,野澤尚總是讓觀眾看得不安穩――他似乎總是「不懷好意」地不斷追問: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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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紅》(しんく
野澤尚著‧王蘊潔譯
皇冠文化出版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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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見於2009年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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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Tuesday, 30 January 2007 02:06

孫大川的山海心靈

【編輯部 整理】

文化是不斷死亡與再生的過程。
因為沒有再生的能量,所以我們恐懼死亡。
今日,我們必須賦予它重新創造的活力。

我的童年
──回顧兒時,心中總有一份安全感,一份認同。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原住民常是自卑的,或在童年難免有遭到歧視的負面經驗。但是,像我同樣出生於戰後一九五○年代、在台東卑南平原長大的原住民孩子,並沒有太深的自卑。至於我母親那一代的原住民,也不會因為身為卑南族或是所謂的「山地人」而感到自卑。
這是因為:當時的漢人之中,儘管有不少人進入高級學校就讀,但文盲的比例仍然相當高;但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撤退之前,大部分的卑南族人都諳日語,因為在我們族人所居住的平地地區,日本人所推行的日語教育相當普及。而山地原住民如泰雅、布農等族,也有許多年紀大的族人能閱讀日語。
另一個原因是,從日治時期開始,越來越多的漢人因經商失敗等原因,從西部遷徙至台東。當時他們沒有土地,也沒有錢,我們上一輩的族人經常慷慨地提供他們水源、電源,使他們得以漸漸發展,例如現今居於賓朗(Pinaski)部落的漢人,他們的上一代許多都曾接受過我們族人的幫助。
因此,我們這一代的原住民,在童年時期對自身的文化多能認同。這段早年的經驗,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不論我後來的生命歷練如何,當我回顧過往童年,心中總有一分安全感,也有一分認同。

語言斷層
──日人撤退後,原住民熟識的語言被硬生生切斷…


大約六十年前,如果原住民能夠繼續使用日文,或許會有不少原住民子弟前往日本留學,然後回台擔任教授。但當一九四五年日人撤退之後,所有日治時期的文獻都被埋葬,這使得原住民花了五十年時間去熟悉的語言突然被迫中斷,更使得原住民對語言的掌握,以及文化的創造力,也都被硬生生地切斷,漸漸成為「失語的民族」。
例如我的舅舅們,當年有畢業於台灣師範學校的,也有幾人擔任學校的校長,他們的日文都非常好。猶記得民國四十六年,我大姐將到師大唸書時,我舅舅還寫了一首日文詩歡送她。但是一九四五年後,我舅舅那一代的原住民卻常因為不會說國語而受辱,例如他當年擔任賓朗國小校長,在朝會講話時還是用日語,很是尷尬…
我常想,上一代的原住民如果沒有碰到這些問題,所謂的「原住民文學」一定會提早出現,甚至大放光采…

原漢差距
──台灣經濟起飛的階段,也正是原住民土地流失最快速的時期。


民國五十年至六十年間,是原住民逐漸落入邊緣處境的時期。那時,台灣開始出現許多加工出口區,需要大量的勞工,許多原住民紛紛來到西部謀生,部落人口嚴重外流,只剩下老人,祭典也無法舉行。此一時期,原漢之間的貧富差距也開始變大。從那時起,我開始感覺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正在逐漸消失,上台北念書時感覺更為強烈。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階段,卻也是我們部落土地流失最快速的時期,其中以南王部落最為嚴重,本來卑南平原都是他們的土地。另外例如馬蘭,原是台東阿美族的重鎮,二十年當中土地全失,如今只得遷往知本海邊的公路附近居住。
隨著原漢貧富差距擴大,一般人對原住民的扭曲及誤解也就更深,例如,許多漢人都認為原住民是酗酒的民族。我的父執輩雖然愛喝酒,但這並非他所願,而是因為部落的文化、倫理、社會結構已經瓦解,造成內部安定力不足,使得族人的生活沒有方向感。所以,酗酒並不是原住民文化本質的一部分,而是在社會快速變遷之下,所帶來的社會適應問題或心理問題。

以筆為刄
──汲取漢文化的養分,以面對漢文化的挑戰。


我從初中時期開始,即有意識地努力了解中國文化,這可說是我所採行的「策略」。因為,基於我對自身民族處境的體會,使我一方面認為這許多扭曲的現象乃是基於外人對原住民的誤解;另一方面,我也認為我們有責任重新瞭解真相。
從小學、初中開始,我的功課一向很好,比起一般的漢人都好,尤其是寫文章方面。我在小學時所寫的作文,連老師看了都感動不已,還曾經邊念邊掉淚。初中時代,五四時期大師們的作品,我已經都讀過,並且深受感動。高中時,我就讀恆毅中學(沈清松、傅佩榮都是比我高幾屆的學長),當時的我,在漢文化與漢語運用方面已經非常有自信,所以並不覺得受到歧視,反而我常認為同學們對漢學的認識比我「差很多」。
一直到大學時代,我都維持大量閱讀的習慣。另外我更發現,當我用部落的經驗去理解《詩經》、《左傳》、《論語》的內容時,往往會比漢代經學與宋明理學家的解釋還要來得「可愛」,而且更容易理解。
有人曾揶揄我,說我用中文寫文章,顯然是「漢化太深」。事實上,漢族反而才是真正最需要界定的民族:在中華民族當中,所有不知自己身為何族的人,都可以說自己是漢族。所以,「漢」其實是被逐漸形塑出來的概念,漢語亦復如此。例如在漢代及魏晉南北朝,開始有印度語的進入;到了唐朝,又有大量的西域文字加入漢語;在清朝小說如《紅樓夢》中,更可見到不少滿洲話;近代以來中國的學術用語,則幾乎都是借自日語,例如「哲學」一詞。語言本身就是活的,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不斷累積與變化。當今的原住民文學雖是用漢文書寫,但由於使用了一些新的語彙,甚至加上了一些新的元素,也創造出不同的「漢語」。
有了這樣的認知之後,當別人說我「漢化太深」,我就不以為意了。相反地,我變得較有勇氣去面對漢文化對我們的挑戰,有較大的自由與主流社會「周旋」,而不致被一般的漢人意識型態所捆綁。

負笈求學
──在歐洲的那段期間,是我後半生方向的轉捩點。


負笈比利時求學時期,我經歷了一段劇烈的改變,那是我釐清自己後半生方向的一個轉折點,也促使我決定回到捍衛原住民文化的崗位上。當時,我認識了一些來自中東、非洲、中國及香港的朋友,他們使我發現:我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資訊,其實有很多是錯誤的。同時,也使我開始對強權威脅下的少數族群處境更加關注。
例如,非洲有許多部落民族,他們原本並不是一個國家,歐洲國家進入非洲之後,卻將他們硬生生地劃分成一個個的國家。等歐洲勢力走了以後,有些國家的狀況尚能控制,無法控制的國家就發生互相殘殺的慘劇。我當時思考了很多,覺得應該找出一個實踐的方法。於是,當我在三十六歲回到台灣之後,就開始持續地寫文章。而且除了一般政論之外,幾乎沒有離開過原住民的主題。我的企圖是,想要帶動一群原住民進入書寫的世界。就如同我先前所提及的,上一代的原住民花了五十年的時間熟悉日語,正要開始書寫之際,卻被硬生生地切斷。而我們這一代的原住民,從小接受的是漢語教育,應該已經累積了足夠的漢語書寫能力。透過書寫,我們可以表達自己,也可藉此檢討我們與漢民族社會之間的關係。

山服經驗
──只要邀請,我就參與,我想知道大學生如何看待原住民。


我於民國七十七年春天回到台灣,秋天就到東吳大學教哲學,也在同年接下了東吳大學山服團的指導工作。每逢寒暑假,我帶著學生到卓溪、卓青、崙山及太平,連續帶了五年。當時大部分的大學都有山服隊,只要他們邀請,我都會參與,因為我很想了解大學生是如何看待原住民的。這些山服隊的大學生充滿了熱情,但也曾經面臨是否應該解散的論辯,當時台大原住民學生的討論最為激烈,他們認為部落的主體性不應該被山服隊所干擾。
當時,我自己正在蒐集原住民口傳文學,因此對山服隊還有另一個期望。例如每年他們到部落服務時,可以為部落留下攝影或採訪錄音的記錄,而不只是為自己拍照留念。如此,經過十多年的累積,就可以保留許多部落變遷的影像、聲音記錄。我認為,「把歷史留給部落」是很重要的,因為歷史變得太快。這樣的方式,其實也有助於原住民社區意識、部落意識的凝結。不過我的教導似乎不太成功,最近幾年,我請耕莘山學團整理他們的照片,卻發現成果相當有限,因為他們所拍攝的多半還是自己。

黃昏警語
──它是一項事實,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手段。


早在大約民國七十年我接受的一次採訪中,就已經提到黃昏一詞,談台灣原住民的「黃昏經驗」。一方面,我認為這是一項事實;另一方面則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用意,想以強烈的語氣來引起大家的危機感。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日,我仍然抱持同樣的看法。
為了建立一個原住民文化(學)的平台,我在民國八十二年創辦了《山海文化》雜誌。當時,《山海文化》成為原住民文學的重要凝聚點,例如夏曼‧藍波安、瓦歷斯‧諾幹、撒可努這些原住民作家,以及一些原住民藝術家,經常在我們的雜誌社聚集。到了第十期之後,原住民的作者越來越多。近五年來,我們也持續舉辦原住民文學獎,最近還發行了給青少年閱讀的《Ho Hai Yan,台灣原Young》雜誌,如今已進入第八期。
事實上,日本一直很關注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十餘年來,他們幾乎每年來台訪問,而且認識每一位原住民作家,但台灣的文學研究者卻不知在何處,從來沒有與我們有任何接觸。在這段期間裡,日本翻譯了五卷原住民文學,目前還有一個三年計畫,我與他們一起進行規劃的工作。這已成為台灣原住民文化的新現象,我在其中也投入不少心力。
我對自己的期許是:盡可能把日治時期到現今的原住民文獻、文化資產記錄保存下來。目前,我參與一個四年計畫,是要將原住民的祭儀文學逐字逐句翻譯,用羅馬拼音或國際音標寫出,並加以漢語對照,成為口傳文學的一部分;同時我也在進行《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的編纂工作。

法政體制
──從中央到地方,它是原住民與主流社會互動的機制。


民國八十五年,行政院正式成立「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我擔任副主委一職,開始進行原住民法政體制建構的工作,即是從法律、行政、制度上,從中央到地方層級,建立一個原住民與主流社會互動的機制。到了民國八十九年,此一機制已經確立。
在法律方面,第一個與原住民相關的法律是原民會的組織條例,在它之後,陸續有許多原住民相關的法律建立,包括「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等等。因此,在近幾十年來,原住民事務在法政方面的進展,是很值得注意的。

學術發展
──從人類學的範疇,成為跨領域的學術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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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住民學術方面,也有可觀的進展。因為過去的原住民研究大多局限在人類學領域,但自從民國七○、八○年代以來,在文學、法律、政治、教育、社會、心理,甚至醫療方面,都陸續有人加入研究的行列,使原住民研究有了跨領域的面向,而藉由學術研究而累積的原住民面貌,也較具有整體性的意義。各大學也紛紛成立了台灣文學系所,這些對原住民學術研究成果的累積都有所助益。
我向來認為,原住民的發展不能與學術脫節。民國八十九年,國立東華大學正式成立台灣第一所「民族學院」,設有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民族發展研究所、民族藝術研究所、民族文化學系及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共有三個研究所,兩個學系。我目前本身主持民族語言傳播學系,以及民族發展研究所。在師資方面,目前已有二十多位老師,其領域涵蓋很廣,包括心理學、宗教學、語言學、傳播學、文學、法政、空間、地理、文化研究等等。相信在學術環境漸漸穩定之後,這個學術社群會有更頻繁、更好的互動。
在族語傳承方面,我們一直希望語傳系能研發一套給成人、外國人、大學生學習族語的學程與教材,因為我認為,語傳系負有這一項傳承族語的責任。雖然校方並不支持,但我一直很堅持。而且,學術研究不應該是關在學院裡,如何和部落及民間團體合作,甚至讓研究生承擔一部分部落復振的任務,都是很重要的。但這幾年,在尋求校方支持以及和原民會的合作方面,卻走得相當辛苦。

面對死亡
──你的卑南,已經和我的不一樣了…


記得我母親九十歲生日時,我們幫她拍了一張照片。照片裡,一群八十多歲的老人家聚在一起,吟唱著一種很古老的卑南調子,一邊吟唱一邊填詞,大家唱著、笑著。我用卑南話向我母親說:我們這一代的人,大概沒有辦法再用你們這樣的方式表達友誼了!母親回答:對啊,你們怎能了解?你們的時代已經變了,別以為你一直在從事卑南族的研究,你的卑南族與我的卑南族不一樣。
的確,文化一直不斷地在死亡、再生、死亡、再生…。過去,我們害怕原住民文化會失落,因為沒有再生的能量,沒有創造的活力。如今,我們必須給它重新創造的活力,但那畢竟是新的東西,和原來的已經不同。
這也就是說,原住民族的文化有些已經死去。我母親那一代的卑南族,有許多地方已經死去,從母親那一輩的身上,我有幸得見它的一點點餘暉。
當然,若從我先前所提到的,原住民事務在各方面的進展來看,「黃昏感」似乎不應若以往強烈,原住民似乎走出了一小步,找到了一些創作的新可能性、新立足點。但從我主觀感覺來看,原住民的文化畢竟已經改變了。看看今天的原住民小孩,我從不覺得他們是原住民。這當然不是他們的錯,而是我們有責任竭盡所能,為他們保留、展現一些文化變遷的軌跡。至於他們會不會珍惜?會不會運用?運用到怎樣的程度?說實話,我不知道。
對我而言,黃昏後的黑夜更具美感。

新的隱憂
──無法體會自己必將死亡,所以把自己變成「木乃伊」。


所以,我們是否走過「黃昏」?從主觀感情而言,我有一個非常美的黃昏經驗,而且也能接受原住民進入黑夜的事實。就像看到我母親那一代的人,帶著他們美好的記憶離開。但是,黃昏是否真的已經過去了呢?
客觀地來說,似乎有一種「新的黃昏」在形成。過去的黃昏是外在的壓力,現在的黃昏則是從族群內部來,更加可怕。例如,自從政黨輪替之後,新政府釋出很多的「利多」,但其中有多少是選舉語言?原住民同胞似乎並不關注。當初「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時,大家大肆慶祝,但是,這項基本法其實並不是民族自治,只是把鄉公所的位階提升到縣的層級,仍然受到地方制度以及財稅劃分的限制。這種虛假的民族處境是最可怕的。另外,我在原民會任職時,堅持進行一項六年計畫,預計編出一套九族(當初只有九族)語言的簡易字典,但是我一離開,計畫就中止了。後來,反而開始進行所謂的族語認證。雖然,母語保存的確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提倡的方法錯誤,帶來的反而是災難。
另外,執政黨不斷地向原住民釋出美麗的承諾。去年總統大選時,我擔任候選人第二次電視辯論的提問人,當時我曾向陳總統提問:你的「國中之國」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若是真的,你如何說服自己的族群?因為這個問題並非總統一人可以決定,必須立法機關通過,更必須整個台灣社會都能夠接受才行。陳總統的答覆,主要是就他所能做的法律形式方面的構想著墨;但以他任內的諸多改革法案無法獲致朝野共識來看,這樣的保證等於沒有答覆我們真正的問題。
這種「新的黃昏」是無解的,或許只能期望下一代。除了需要我們持續努力,台灣本身也要徹底改變。我還是會不斷地寫文章提醒大眾,但這個社會是非理性的。我深深覺得,一個人如果無法體會到自己必然會死亡,就會產生現今的做法:把原住民族變成「木乃伊」,用打針、養胖等各種方式,製造出一個華麗的假象。最糟糕的是,我們的年輕世代竟然相信這個假象!
甚且,這已經不能單從原住民的現象來看,它是台灣整體的病。對於台灣的這種惡質文化,漢族社會應是最重要的反省力量。我認為,台灣需要有一段時間,在內部進行根本的「決戰」,把所有壞的事物徹底揭開,用最醜陋的方式來看所有問題。若不如此,永遠都有虛假的空間在運作,台灣無法徹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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