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Governance and Its Discontents 世界需要新藍圖
Governance and Its Discontents 世界需要新藍圖

Governance and Its Discontents 世界需要新藍圖

 

 
Good governance requires blending and satisfying opposing views. What rules of conduct and transparency should apply to enterprises, nation-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oes globalization require new models of governance? The materials here throw light on the world of developmental politics.

宏觀的管治需要智慧與經驗,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理論若沒有落實成貫徹的計劃,那也不過是勞民傷財的一場空談罷了!世界需要有新藍圖,這樣我們才能知道永續發展的路要如何走下去。

Monday, 02 February 2009

专访台北县文化局长李斌 (2)

随著时代变迁,学俄语的理由已从狭隘的外交事务
转为商业、媒体、科技、资讯等多种领域。
作为全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它的地位日趋重要。

陈美芬 口述
李礼君 整理

我在读大学之前,从来没接触过俄语。因为喜欢外文,就选填了政大东方语文学系俄语组,也就是「斯拉夫语文学系」的前身。或许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使然,我们没有俄语教科书可用,教材都是老师影印给我们的,还要求我们不可以告诉别人是谁印的。亲戚朋友得知我在读俄语,都会说:「你将来要当外交官吗?」当时,大家绝对不会想到除了外交,读俄语的人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斯拉夫语 就业正夯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国和俄罗斯的交往也变得频繁。所以,我们便于一九九二年升格为俄语系,去年更改名为斯拉夫语文学系。一方面符合国际性的学术定义,另一方面因应全球化时代的人才需求。我们目前提供俄文、波兰文、捷克文和乌克兰文的课程,之后可能还会提供保加利亚文和克罗埃西亚文课程。这些语文的文法和发音都比较接近,若先学了俄语,要再学其他语文就容易得多。
近年来,社会大众已渐渐感受到斯拉夫语在发展上的爆发力,因为我们学生就业状况非常好,每位研究生几乎毕业时都有三、四个工作机会,包括在资讯科技、制造业、贸易、新闻、翻译、国际事务等领域。

俄罗斯风情之美

在课程设计方面,我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培育。除了语言,也会引入对该国国情的认识,如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社会等等。但相对于其他外语,俄语确实比较困难,且在台湾的接触机会相对更少。所以我们让大一学生每周都会上到俄籍老师的课,可以直接对话。到了大三大四,我们会强烈鼓励同学到俄罗斯或其他斯拉夫语系国家去学习。今年有四十位同学在国外,其中有公费补助,也有自费前往的。
此外,每年我们都举办「俄罗斯风情夜」,由俄籍老师指导学生表演戏剧,大家都非常认真投入。剧本由老师撰写,而背景、表演、舞台、服装…等都由学生一手包办。

语言反映精神思维

俄国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的文化非常多元,人民素质很高,精神思维非常深刻。或许是因为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影响吧,他们对于人心、人生的思考和我们亚热带国家非常不同。
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精神生活,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中,例如俄语的文法特别难,词汇特别多。例如「杯子」,就有十二种语格,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语格,单数六个,复数六个。所以俄语非常精确。动词方面,俄语有副动词、行动词、被动行动词、主动行动词…而且动词用法除了时态,还有分主词的不同。例如「吃」这个动词,是用在「我吃」、「你吃」、「他们吃」…字尾都不一样。
进入俄语的天地,让我知道世界有不同的面向,也更懂得珍惜。台湾是个很方便、富裕,气候宜人的国家,但我们对自己的土地却没有像他们那么珍惜。他们的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度非常高,而且对于大自然怀有深深的热爱。例如在假日,他们愿意坐很久很久的火车,到「夏日小别墅」去生活,没有电,没有水,在那里种菜,到河边散步,去森林采蘑菇…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有钱人的夏日小别墅会比较舒适,但一样是要体验大自然,并回到人的原始生活状态。就算经济再如何发达,他们还是会想保存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只有古人才会过那种生活吧!

【关于斯拉夫语系】
斯拉夫语(Slavics)是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全世界使用人口超过2.5亿。最早的斯拉夫语,是在九世纪由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传教士圣济利禄与圣梅笃丢斯(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将斯拉夫方言发展改进而成,为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亦称old church slavic),如今在斯拉夫民族的一些教会中仍然被使用为礼拜仪式语言。斯拉夫语可分为东斯拉夫语支、南斯拉夫语支及西斯拉夫语支。使用斯拉夫语的国家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马其顿、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等。

附加的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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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02 February 2009

專訪台北縣文化局長李斌 (4)

随著时代变迁,学俄语的理由已从狭隘的外交事务
转为商业、媒体、科技、资讯等多种领域。
作为全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它的地位日趋重要。

陈美芬 口述
李礼君 整理

我在读大学之前,从来没接触过俄语。因为喜欢外文,就选填了政大东方语文学系俄语组,也就是「斯拉夫语文学系」的前身。或许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使然,我们没有俄语教科书可用,教材都是老师影印给我们的,还要求我们不可以告诉别人是谁印的。亲戚朋友得知我在读俄语,都会说:「你将来要当外交官吗?」当时,大家绝对不会想到除了外交,读俄语的人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斯拉夫语 就业正夯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国和俄罗斯的交往也变得频繁。所以,我们便于一九九二年升格为俄语系,去年更改名为斯拉夫语文学系。一方面符合国际性的学术定义,另一方面因应全球化时代的人才需求。我们目前提供俄文、波兰文、捷克文和乌克兰文的课程,之后可能还会提供保加利亚文和克罗埃西亚文课程。这些语文的文法和发音都比较接近,若先学了俄语,要再学其他语文就容易得多。
近年来,社会大众已渐渐感受到斯拉夫语在发展上的爆发力,因为我们学生就业状况非常好,每位研究生几乎毕业时都有三、四个工作机会,包括在资讯科技、制造业、贸易、新闻、翻译、国际事务等领域。

俄罗斯风情之美

在课程设计方面,我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培育。除了语言,也会引入对该国国情的认识,如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社会等等。但相对于其他外语,俄语确实比较困难,且在台湾的接触机会相对更少。所以我们让大一学生每周都会上到俄籍老师的课,可以直接对话。到了大三大四,我们会强烈鼓励同学到俄罗斯或其他斯拉夫语系国家去学习。今年有四十位同学在国外,其中有公费补助,也有自费前往的。
此外,每年我们都举办「俄罗斯风情夜」,由俄籍老师指导学生表演戏剧,大家都非常认真投入。剧本由老师撰写,而背景、表演、舞台、服装…等都由学生一手包办。

语言反映精神思维

俄国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的文化非常多元,人民素质很高,精神思维非常深刻。或许是因为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影响吧,他们对于人心、人生的思考和我们亚热带国家非常不同。
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精神生活,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中,例如俄语的文法特别难,词汇特别多。例如「杯子」,就有十二种语格,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语格,单数六个,复数六个。所以俄语非常精确。动词方面,俄语有副动词、行动词、被动行动词、主动行动词…而且动词用法除了时态,还有分主词的不同。例如「吃」这个动词,是用在「我吃」、「你吃」、「他们吃」…字尾都不一样。
进入俄语的天地,让我知道世界有不同的面向,也更懂得珍惜。台湾是个很方便、富裕,气候宜人的国家,但我们对自己的土地却没有像他们那么珍惜。他们的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度非常高,而且对于大自然怀有深深的热爱。例如在假日,他们愿意坐很久很久的火车,到「夏日小别墅」去生活,没有电,没有水,在那里种菜,到河边散步,去森林采蘑菇…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有钱人的夏日小别墅会比较舒适,但一样是要体验大自然,并回到人的原始生活状态。就算经济再如何发达,他们还是会想保存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只有古人才会过那种生活吧!

【关于斯拉夫语系】
斯拉夫语(Slavics)是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全世界使用人口超过2.5亿。最早的斯拉夫语,是在九世纪由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传教士圣济利禄与圣梅笃丢斯(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将斯拉夫方言发展改进而成,为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亦称old church slavic),如今在斯拉夫民族的一些教会中仍然被使用为礼拜仪式语言。斯拉夫语可分为东斯拉夫语支、南斯拉夫语支及西斯拉夫语支。使用斯拉夫语的国家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马其顿、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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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02 February 2009

專訪台北縣文化局長李斌 (3)

随著时代变迁,学俄语的理由已从狭隘的外交事务
转为商业、媒体、科技、资讯等多种领域。
作为全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它的地位日趋重要。

陈美芬 口述
李礼君 整理

我在读大学之前,从来没接触过俄语。因为喜欢外文,就选填了政大东方语文学系俄语组,也就是「斯拉夫语文学系」的前身。或许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使然,我们没有俄语教科书可用,教材都是老师影印给我们的,还要求我们不可以告诉别人是谁印的。亲戚朋友得知我在读俄语,都会说:「你将来要当外交官吗?」当时,大家绝对不会想到除了外交,读俄语的人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斯拉夫语 就业正夯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国和俄罗斯的交往也变得频繁。所以,我们便于一九九二年升格为俄语系,去年更改名为斯拉夫语文学系。一方面符合国际性的学术定义,另一方面因应全球化时代的人才需求。我们目前提供俄文、波兰文、捷克文和乌克兰文的课程,之后可能还会提供保加利亚文和克罗埃西亚文课程。这些语文的文法和发音都比较接近,若先学了俄语,要再学其他语文就容易得多。
近年来,社会大众已渐渐感受到斯拉夫语在发展上的爆发力,因为我们学生就业状况非常好,每位研究生几乎毕业时都有三、四个工作机会,包括在资讯科技、制造业、贸易、新闻、翻译、国际事务等领域。

俄罗斯风情之美

在课程设计方面,我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培育。除了语言,也会引入对该国国情的认识,如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社会等等。但相对于其他外语,俄语确实比较困难,且在台湾的接触机会相对更少。所以我们让大一学生每周都会上到俄籍老师的课,可以直接对话。到了大三大四,我们会强烈鼓励同学到俄罗斯或其他斯拉夫语系国家去学习。今年有四十位同学在国外,其中有公费补助,也有自费前往的。
此外,每年我们都举办「俄罗斯风情夜」,由俄籍老师指导学生表演戏剧,大家都非常认真投入。剧本由老师撰写,而背景、表演、舞台、服装…等都由学生一手包办。

语言反映精神思维

俄国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的文化非常多元,人民素质很高,精神思维非常深刻。或许是因为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影响吧,他们对于人心、人生的思考和我们亚热带国家非常不同。
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精神生活,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中,例如俄语的文法特别难,词汇特别多。例如「杯子」,就有十二种语格,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语格,单数六个,复数六个。所以俄语非常精确。动词方面,俄语有副动词、行动词、被动行动词、主动行动词…而且动词用法除了时态,还有分主词的不同。例如「吃」这个动词,是用在「我吃」、「你吃」、「他们吃」…字尾都不一样。
进入俄语的天地,让我知道世界有不同的面向,也更懂得珍惜。台湾是个很方便、富裕,气候宜人的国家,但我们对自己的土地却没有像他们那么珍惜。他们的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度非常高,而且对于大自然怀有深深的热爱。例如在假日,他们愿意坐很久很久的火车,到「夏日小别墅」去生活,没有电,没有水,在那里种菜,到河边散步,去森林采蘑菇…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有钱人的夏日小别墅会比较舒适,但一样是要体验大自然,并回到人的原始生活状态。就算经济再如何发达,他们还是会想保存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只有古人才会过那种生活吧!

【关于斯拉夫语系】
斯拉夫语(Slavics)是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全世界使用人口超过2.5亿。最早的斯拉夫语,是在九世纪由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传教士圣济利禄与圣梅笃丢斯(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将斯拉夫方言发展改进而成,为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亦称old church slavic),如今在斯拉夫民族的一些教会中仍然被使用为礼拜仪式语言。斯拉夫语可分为东斯拉夫语支、南斯拉夫语支及西斯拉夫语支。使用斯拉夫语的国家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马其顿、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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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02 February 2009

專訪台北縣文化局長李斌 (2)

随著时代变迁,学俄语的理由已从狭隘的外交事务
转为商业、媒体、科技、资讯等多种领域。
作为全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它的地位日趋重要。

陈美芬 口述
李礼君 整理

我在读大学之前,从来没接触过俄语。因为喜欢外文,就选填了政大东方语文学系俄语组,也就是「斯拉夫语文学系」的前身。或许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使然,我们没有俄语教科书可用,教材都是老师影印给我们的,还要求我们不可以告诉别人是谁印的。亲戚朋友得知我在读俄语,都会说:「你将来要当外交官吗?」当时,大家绝对不会想到除了外交,读俄语的人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斯拉夫语 就业正夯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国和俄罗斯的交往也变得频繁。所以,我们便于一九九二年升格为俄语系,去年更改名为斯拉夫语文学系。一方面符合国际性的学术定义,另一方面因应全球化时代的人才需求。我们目前提供俄文、波兰文、捷克文和乌克兰文的课程,之后可能还会提供保加利亚文和克罗埃西亚文课程。这些语文的文法和发音都比较接近,若先学了俄语,要再学其他语文就容易得多。
近年来,社会大众已渐渐感受到斯拉夫语在发展上的爆发力,因为我们学生就业状况非常好,每位研究生几乎毕业时都有三、四个工作机会,包括在资讯科技、制造业、贸易、新闻、翻译、国际事务等领域。

俄罗斯风情之美

在课程设计方面,我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培育。除了语言,也会引入对该国国情的认识,如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社会等等。但相对于其他外语,俄语确实比较困难,且在台湾的接触机会相对更少。所以我们让大一学生每周都会上到俄籍老师的课,可以直接对话。到了大三大四,我们会强烈鼓励同学到俄罗斯或其他斯拉夫语系国家去学习。今年有四十位同学在国外,其中有公费补助,也有自费前往的。
此外,每年我们都举办「俄罗斯风情夜」,由俄籍老师指导学生表演戏剧,大家都非常认真投入。剧本由老师撰写,而背景、表演、舞台、服装…等都由学生一手包办。

语言反映精神思维

俄国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的文化非常多元,人民素质很高,精神思维非常深刻。或许是因为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影响吧,他们对于人心、人生的思考和我们亚热带国家非常不同。
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精神生活,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中,例如俄语的文法特别难,词汇特别多。例如「杯子」,就有十二种语格,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语格,单数六个,复数六个。所以俄语非常精确。动词方面,俄语有副动词、行动词、被动行动词、主动行动词…而且动词用法除了时态,还有分主词的不同。例如「吃」这个动词,是用在「我吃」、「你吃」、「他们吃」…字尾都不一样。
进入俄语的天地,让我知道世界有不同的面向,也更懂得珍惜。台湾是个很方便、富裕,气候宜人的国家,但我们对自己的土地却没有像他们那么珍惜。他们的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度非常高,而且对于大自然怀有深深的热爱。例如在假日,他们愿意坐很久很久的火车,到「夏日小别墅」去生活,没有电,没有水,在那里种菜,到河边散步,去森林采蘑菇…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有钱人的夏日小别墅会比较舒适,但一样是要体验大自然,并回到人的原始生活状态。就算经济再如何发达,他们还是会想保存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只有古人才会过那种生活吧!

【关于斯拉夫语系】
斯拉夫语(Slavics)是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全世界使用人口超过2.5亿。最早的斯拉夫语,是在九世纪由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传教士圣济利禄与圣梅笃丢斯(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将斯拉夫方言发展改进而成,为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亦称old church slavic),如今在斯拉夫民族的一些教会中仍然被使用为礼拜仪式语言。斯拉夫语可分为东斯拉夫语支、南斯拉夫语支及西斯拉夫语支。使用斯拉夫语的国家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马其顿、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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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02 February 2009

A Cultural Policy for a Region of Contrasts

随著时代变迁,学俄语的理由已从狭隘的外交事务
转为商业、媒体、科技、资讯等多种领域。
作为全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它的地位日趋重要。

陈美芬 口述
李礼君 整理

我在读大学之前,从来没接触过俄语。因为喜欢外文,就选填了政大东方语文学系俄语组,也就是「斯拉夫语文学系」的前身。或许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使然,我们没有俄语教科书可用,教材都是老师影印给我们的,还要求我们不可以告诉别人是谁印的。亲戚朋友得知我在读俄语,都会说:「你将来要当外交官吗?」当时,大家绝对不会想到除了外交,读俄语的人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斯拉夫语 就业正夯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国和俄罗斯的交往也变得频繁。所以,我们便于一九九二年升格为俄语系,去年更改名为斯拉夫语文学系。一方面符合国际性的学术定义,另一方面因应全球化时代的人才需求。我们目前提供俄文、波兰文、捷克文和乌克兰文的课程,之后可能还会提供保加利亚文和克罗埃西亚文课程。这些语文的文法和发音都比较接近,若先学了俄语,要再学其他语文就容易得多。
近年来,社会大众已渐渐感受到斯拉夫语在发展上的爆发力,因为我们学生就业状况非常好,每位研究生几乎毕业时都有三、四个工作机会,包括在资讯科技、制造业、贸易、新闻、翻译、国际事务等领域。

俄罗斯风情之美

在课程设计方面,我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培育。除了语言,也会引入对该国国情的认识,如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社会等等。但相对于其他外语,俄语确实比较困难,且在台湾的接触机会相对更少。所以我们让大一学生每周都会上到俄籍老师的课,可以直接对话。到了大三大四,我们会强烈鼓励同学到俄罗斯或其他斯拉夫语系国家去学习。今年有四十位同学在国外,其中有公费补助,也有自费前往的。
此外,每年我们都举办「俄罗斯风情夜」,由俄籍老师指导学生表演戏剧,大家都非常认真投入。剧本由老师撰写,而背景、表演、舞台、服装…等都由学生一手包办。

语言反映精神思维

俄国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的文化非常多元,人民素质很高,精神思维非常深刻。或许是因为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影响吧,他们对于人心、人生的思考和我们亚热带国家非常不同。
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精神生活,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中,例如俄语的文法特别难,词汇特别多。例如「杯子」,就有十二种语格,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语格,单数六个,复数六个。所以俄语非常精确。动词方面,俄语有副动词、行动词、被动行动词、主动行动词…而且动词用法除了时态,还有分主词的不同。例如「吃」这个动词,是用在「我吃」、「你吃」、「他们吃」…字尾都不一样。
进入俄语的天地,让我知道世界有不同的面向,也更懂得珍惜。台湾是个很方便、富裕,气候宜人的国家,但我们对自己的土地却没有像他们那么珍惜。他们的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度非常高,而且对于大自然怀有深深的热爱。例如在假日,他们愿意坐很久很久的火车,到「夏日小别墅」去生活,没有电,没有水,在那里种菜,到河边散步,去森林采蘑菇…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有钱人的夏日小别墅会比较舒适,但一样是要体验大自然,并回到人的原始生活状态。就算经济再如何发达,他们还是会想保存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只有古人才会过那种生活吧!

【关于斯拉夫语系】
斯拉夫语(Slavics)是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全世界使用人口超过2.5亿。最早的斯拉夫语,是在九世纪由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传教士圣济利禄与圣梅笃丢斯(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将斯拉夫方言发展改进而成,为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亦称old church slavic),如今在斯拉夫民族的一些教会中仍然被使用为礼拜仪式语言。斯拉夫语可分为东斯拉夫语支、南斯拉夫语支及西斯拉夫语支。使用斯拉夫语的国家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马其顿、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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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31 January 2009

讓世界看見!

随著时代变迁,学俄语的理由已从狭隘的外交事务
转为商业、媒体、科技、资讯等多种领域。
作为全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它的地位日趋重要。

陈美芬 口述
李礼君 整理

我在读大学之前,从来没接触过俄语。因为喜欢外文,就选填了政大东方语文学系俄语组,也就是「斯拉夫语文学系」的前身。或许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使然,我们没有俄语教科书可用,教材都是老师影印给我们的,还要求我们不可以告诉别人是谁印的。亲戚朋友得知我在读俄语,都会说:「你将来要当外交官吗?」当时,大家绝对不会想到除了外交,读俄语的人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斯拉夫语 就业正夯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国和俄罗斯的交往也变得频繁。所以,我们便于一九九二年升格为俄语系,去年更改名为斯拉夫语文学系。一方面符合国际性的学术定义,另一方面因应全球化时代的人才需求。我们目前提供俄文、波兰文、捷克文和乌克兰文的课程,之后可能还会提供保加利亚文和克罗埃西亚文课程。这些语文的文法和发音都比较接近,若先学了俄语,要再学其他语文就容易得多。
近年来,社会大众已渐渐感受到斯拉夫语在发展上的爆发力,因为我们学生就业状况非常好,每位研究生几乎毕业时都有三、四个工作机会,包括在资讯科技、制造业、贸易、新闻、翻译、国际事务等领域。

俄罗斯风情之美

在课程设计方面,我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培育。除了语言,也会引入对该国国情的认识,如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社会等等。但相对于其他外语,俄语确实比较困难,且在台湾的接触机会相对更少。所以我们让大一学生每周都会上到俄籍老师的课,可以直接对话。到了大三大四,我们会强烈鼓励同学到俄罗斯或其他斯拉夫语系国家去学习。今年有四十位同学在国外,其中有公费补助,也有自费前往的。
此外,每年我们都举办「俄罗斯风情夜」,由俄籍老师指导学生表演戏剧,大家都非常认真投入。剧本由老师撰写,而背景、表演、舞台、服装…等都由学生一手包办。

语言反映精神思维

俄国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的文化非常多元,人民素质很高,精神思维非常深刻。或许是因为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影响吧,他们对于人心、人生的思考和我们亚热带国家非常不同。
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精神生活,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中,例如俄语的文法特别难,词汇特别多。例如「杯子」,就有十二种语格,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语格,单数六个,复数六个。所以俄语非常精确。动词方面,俄语有副动词、行动词、被动行动词、主动行动词…而且动词用法除了时态,还有分主词的不同。例如「吃」这个动词,是用在「我吃」、「你吃」、「他们吃」…字尾都不一样。
进入俄语的天地,让我知道世界有不同的面向,也更懂得珍惜。台湾是个很方便、富裕,气候宜人的国家,但我们对自己的土地却没有像他们那么珍惜。他们的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度非常高,而且对于大自然怀有深深的热爱。例如在假日,他们愿意坐很久很久的火车,到「夏日小别墅」去生活,没有电,没有水,在那里种菜,到河边散步,去森林采蘑菇…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有钱人的夏日小别墅会比较舒适,但一样是要体验大自然,并回到人的原始生活状态。就算经济再如何发达,他们还是会想保存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只有古人才会过那种生活吧!

【关于斯拉夫语系】
斯拉夫语(Slavics)是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全世界使用人口超过2.5亿。最早的斯拉夫语,是在九世纪由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传教士圣济利禄与圣梅笃丢斯(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将斯拉夫方言发展改进而成,为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亦称old church slavic),如今在斯拉夫民族的一些教会中仍然被使用为礼拜仪式语言。斯拉夫语可分为东斯拉夫语支、南斯拉夫语支及西斯拉夫语支。使用斯拉夫语的国家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马其顿、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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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1 January 2009

Three Predictions for the Year of the Ox

长辈们所说出的一个个故事,就像是我手中的一块块拼图。
我努力地将它们互相比对连接,希望能进入他的生命、他的时代。
透过色彩、透过画面、透过他们的笑容,我看见生命的美与力量。

康思云 撰文

我是一位「传承艺术」的社工师,是在长期照顾机构中陪伴失能的长辈讲他们的故事,并训练一群艺术夥伴与长辈一起交朋友、说故事、创作视觉艺术作品。
对我来说,每次长辈们所说出的故事,就像是手中的一块拼图,我努力地将这一块、那一块互相比对、连接,希望能渐渐认识这个长辈。虽然没看过拼图的全貌,不过幸运的是,我是与作者一起拼图,心中总有一份笃定。
在与长者一起创作的过程中,爷爷奶奶们常常动容地跟我说「谢谢」,我总是回答「我才要谢谢您呢!」这是我心里面非常深刻的感激:爷爷奶奶们,谢谢您愿意和我这个小毛头分享这么多生命的经历,谢谢您让我有机会进入您的时代。因著您的笑容,我更能体会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更乐在工作中。

红鼻子的帅爷爷

第一次见到劳爷爷,我的第一印象是「好亲切、好帅的一个老爷爷」。他的脸颊和鼻子总是红红的;他的语言能力受到疾病的影响,无法表达得很清楚、他以左手克服右手的失能。
在团体中、在创作时,劳爷爷总是很积极、很开心。虽然右手不方便,但他用左手发展出「点画法」技巧,成了我们团体中的素人画家。每当我转头望著他,他总是用笑容回应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团体中,我们略略认识了这个曾在华航修理飞机、喜欢穿著白上衣白裤子去舞厅、有许多年轻女孩想跟他跳舞、拿手菜是砂锅鱼头的老人家。
我们也看过劳爷爷伤心的时候。当他想起孩子儿时的笑容,想到工作忙碌的孩子少有时间来机构探望…那一天,老人家一边述说,一边红了眼眶。
还记得那天团体结束后,劳爷爷与许多长辈一起坐在电视前,有工作人员办公的声音、电视机的声音、其他长辈的声音…劳爷爷面前的饭菜都没有动过,我站在他身旁,握著他的手,久久,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劳爷爷,如果今天心情不好,吃不下饭,我能体会您的感受。」
最后,我只说了这句话。

唤回记忆中的阳光

在陪伴长者的过程中,我不时想到,我的陪伴每周只有两小时,长辈们面对身体失能所带来的失落、与家人分离的孤寂、在机构生活的无奈…我到底能带给他们什么?
当感受到劳爷爷的悲伤时,我不禁觉得:如果此时此刻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他儿子,该有多好?
人生中有许多无奈,我们无法避免,但当我们在黑夜里感到沮丧,因著黎明即将来临、因著我们记忆中的阳光,我们仍然充满希望。我无法改变老人家在机构的生活,也不可能去询问家属「你为什么不来探望你的爸爸?」因为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故事,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但是我可以在这两个小时带给老人家笑容,使他们透过色彩、透过画面、透过述说,来传达生命中仍蓬勃的力量。

豪气奶奶的颠沛与艰辛

还记得朱奶奶第一次参与传承艺术团体时,我们津津有味地听著她的故事:她过去在眷村生活,每个家庭因不同的「军阶」而有不同的生活等级。她常看到丈夫军阶低、孩子又多的太太们,连一件保暖的衣服也没有,就自己掏腰包做衣服给她们。丈夫军阶高的太太看见了喜欢,出钱想买她做的衣服。
「平时我就看不惯她骄傲的样子,」朱奶奶说,「我就跟她说:『我才不要你的臭钱!』」
现在回想起来,朱奶奶讲那句话时豪气的样子,还生动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抗战时期,朱奶奶的父母怕她被共产党胡乱配婚,匆匆将她嫁给一个军人,她跟著先生从河北逃难到广西,从广西逃难到云南,从云南逃难到越南的复国岛,一路上脚都走烂了。路途中,许多婴儿在躲避敌人的过程中被自己的父母闷死,以免哭声暴露了大家的位置…
台湾当时不愿意接收复国岛的难民,大家决定一起绝食向联合国抗议。那天也是她第一个孩子临盆的日子。她先生为了煮开水起了炉灶,抗议的难民们跑来看是哪一家搞不清楚状况,绝食还煮饭!这时才发现她生孩子了…

让我进入您的时代

今年总统大选,朱奶奶为著自己不良于行无法投票,沮丧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工作人员决定自掏腰包帮她达成心愿,叫了一台救护车,一路飙到投票所…朱奶奶终于在救护车上投下了神圣的一票。我还记得她讲起这件事时的笑容…
在听了朱奶奶一个个的故事后,我对她的感觉从「难以亲近」到「心生佩服」。我常想,年轻如我们,如何能体会上上一辈的艰辛?如何能想像一场战争后,从此与所爱的人天人永隔的哀伤?我是多么有幸,能在聆听长者的故事时,走入他们的时代,去体会我所不曾经历的生命,使自己的眼光能柔和一些,生命的厚度能深厚一点。
朱奶奶,谢谢您,让我学著认识您,让我进入您的时代。

【人籁论辨月刊第56期,2009年1月】

附加的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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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3 November 2008

Taiwan in recession

"Unemployment, health care, environment... What are China’s priorities?"


When the first signs of a global economic meltdown appeared a few months ago, several analysts were rather optimistic about China, and hoped that its fast developing economy would drive the rest of the world out of the crisis. Recent developments have however forced them to redraw this picture in much more pessimistic colors. Mainly based on exports,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drastically affected by the decrease of consumption in bo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w massive amounts of factories shutdowns are leaving millions of workers unemployed. Social discontent has already begun to manifest itself in several forms, from the taxi drivers’ strike in Chongqing to the recent riots that have been targeting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of Gansu. In a recent post from his Washington Post blog, John Pomfret suggests that such events challenge two widely-held assumptions: the idea that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is a stable one, and the belief that Chinese youth doesn’t care about politics. If these assumptions turn out to be false, then the recent social unrest might prove a real test for Beijing.

One of the answers give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view of such social turmoil was a more transparent treatment of these issues in official media. This strong move from Beijing in its media management strategy has been widely commented on blogs. For instance, China Media Project’s David Bandurski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about the media coverage of the taxi drivers’ strike in Chongqing, a coverage that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by “the active setting of the agenda through rapid but selective news coverage by critical state media such as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and People’s Daily.” This move away from systematic concealment of information to a partial transparency could be welcomed as good news, but it should rather be interpreted as a much needed change coming from a government that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criticized, notably on the very active Chinese blogosphere.

Another opportune move from Beijing is the recent acceleration of its social agenda: along with its $586 billion stimulus plan to rescue the economy, China has announced increased spending in housing, agriculture, health care and social welfare. With more than 400 millions of Chinese not covered by any medical insurance, the reform of China’s health system has become a priority, and the propositions published on Oct 14th by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fter two years of deliberations, address this problem at last. As Rich Rubaker from China Crossroads reminds us in a moving post, the current privatized system makes the costs of health-care too high for a majority of Chinese, and poor families from the countryside often need to make huge sacrifices in order to afford medical treatments. But on the other hand, French website China Analysis point out in their latest newsletter the fact that the reform project submitted in October is far from being perfect, and that some see in it a simple return to planned economy mechanisms. The challenge for Beijing is therefore to move away from a profit-driven approach to health-care without reestablishing an authoritarian management by the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More details about the health system reform in China can be found on the website of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medical journal The Lancet, which has launched a very comprehensive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topic, including publica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even a podcast.

While social reforms are being reactivat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social protest, a domain that might easily be overlooked in a context of economical hardship is that of environment. Where in the $585 billion stimulus plan announced by Beijing are the green investments? China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s that 25% of the total (US$146 billion) has been announced to be invested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includes several initiatives in the domains of water treatment and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energies and resolution of some lo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the“Pearl River Delta haze situation”. However, as The Green Leap Forward notices, other aspects of the plan might be contradictory with such environmental efforts: for instance,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way infrastructure might prove a good way to create jobs, but it will also result in a high carbon footprint. It is not sure that such dilemma will be taken in consideration, since Beijing expect the new infrastructures will solve unemployment problems and benefit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long run.

Another reason for being skeptical is that, despite Beijing’s goodwill, nothing guarantees that the money will be spent effectively. A reform of governance and an effective fight against official corruption are therefore some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improve both China’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ituations, and more widely to help the country out its current difficulties.


List of the blogs cited in this article:
The Green Leap Forward

Attached med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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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3 November 2008

Building a new framework through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A. Understanding the deep causes of the crisis

1.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is a proof of the lack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crisis is about much more than the shortcomings of national banking regulations. It has forced the European Union to act as one. Once again, the EU moves forward thanks to the disequilibria that its very existence creates and which make it progress. The creation of the euro had raised the ques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and fiscal policies. Member states had not wanted it. The necessity of a coordinated answer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led them to change their minds. Similarly, once the fire is put out by immediate measures which can restore confidence, the quest for a middle and long term answer to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must lead to a progress in global governance – and be understood as such.

2. Global governance has to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main regions of the world. After this financial crisis, nothing will ever be the same. The United States made up half of the world’s GDP in 1945. Today, it is only a quarter. In 1944, when the first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took place,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make the dollar a world currency and ensure its gold convertibility. Exchange rates between the main currencies were fixed, and regularly renegotiated. This system has eas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 But in 2008 this period came to its en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World War II, a major financial crisis has start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crisis has hur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 in two ways: fir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ll Street; second, the trust between the major banks. This is why a summit on 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must be organized by four large regions of the world, which are t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coming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speaking as one); China; and India. The G8, even enlarged, is not appropriate. Four of its eight members are European countries. When, in 1975, the G6 was created, and later the G7, this made sense and it reflected the reality of the world at the time. But this is no longer the world we live in.

3. Building a global governance of money and finance requires tackling the causes and no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Financialization, also called finance-led capitalism,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unified financial markets, which create a continuous flow of transactions, regardless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gradual power shift from non financial firms to international finance. Financialization is due to four main causes, which all have their source in the 1970s:

a) Financialization took off when Richard Nixon decided to suspend the gold convertibility of the dollar. This decision had three major consequences: foreign exchange risks became a top concern for multinationals, hence the creation of derivatives strategies to reduce these risks; currency trading grew very rapidly, up to the point where it now represents 97% of global financial flows; money and finance became th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Finance cannot be tamed unless exchange rates between the main currencies are stable again.

b) Oil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i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The TOE (tone of oil equivalent) has become a true currency, i.e. both a medium of exchange and a standard of value, because fossil energy is used at every stage of production in all our daily activities. Owners of oil and gas reserves have thus become de facto central bankers, whose “emission policy” regulates economic activity. Furthermore, the first “oil shock” of 1973 created a large amount of petrodollars, which gave a second impetus to financialization. As a consequence, the monetary issue can no longer be separated from the energetic issue. The world summit must also deal with energy.

c) The ageing of rich societies has led to the accumulation of savings. Old age insurance used to be granted by children: either directly, via the solidarity within the family, or indirectly, with pay-as-you-go pension schemes. This balance has been broken. Old age insurance has to be found elsewhere. The function of money as storage of value has acquired a new meaning. Contigency funds have been set up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Pension funds now amount to $15,000 billion. These funds are a major driving force of financialization. In theory, they should be long term oriented. But financialization leads them to work with a bias towards short-termism when their interest is to make long term investments. Global governance should provide these funds with new rules.

d) The evolution of technical systems has led to the merger of money and finance. The SWIFT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was created in 1973. Making transfers between banks automatic and faster, this system has unifie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with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products aimed at parceling long term risk, i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unification of money and finance. As a resul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sharing of risk between lender and borrower have been replaced by myriads of anonymous transactions, which dissolve time and space. The securitization of subprime loans is the latest proof of the fact that traders live in a virtual, irresponsible, world. It follows that the global negotiation must deal at the same time with money, finance, and energy.

4. These primary causes for financialization have been reinforced by two processes:

a) Shareholders wanted to get back at the technostructure of firms. In the name of “economic democracy”, shareholders wanted to remind everybody they were the true bosses. The shareholder value principle has led to demands for short term returns out of line with the efficiency gains of the real economy. Raiders have filled entrepreneurs’ seats. Financial result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the bottom line, even for non financial firms. Stock options have broken down the solidarity between the top management and other employees.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the computerization of production processes have put an end to the “fordist agreement”, i.e. the double balance which had been achieved after World War II: firstly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regarding the sharing of productivity gains; secondly within the workforce, between the top management and the rest of the employees.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primarily due to the growing share of capital gains in overall household income, but to the creation of a caste of very high professional wage incomes closely tied to “the verdict of the markets”. A structural reform requires reversing this trend by linking remunerations to long run responsibility.

b) The financial system has become an end in itself. The financial system has developed techniques and compensation schemes which only benefit itself. This is in particular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47 to 1983, the profits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fluctuated around 15% of the total amount of profits. Since 1983, financial profits have dramatically risen, reaching 30%. One measures the drain on the economy. It is urgent to stop this tendency whe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ead the field instead of the true wealth creators.

B. Recasting the monetary, financial and energetic system by providing structural answers

The global governance needed today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analysis above. The crisis will have hardly calmed down that the establishment will want to go back to the previous régime, leaving taxpayers picking up the pieces and political leaders carrying the can, as it will want to consider what has just happened as a mere mishap, a teenage crisis which will teach us self moderation. It is at this moment that political leaders will need courage, lucidity and vision to address the causes, and not only the symptoms. Here is a series of ideas:

1. Yes to a new Bretton Woods. It is desirable to submit a strong initiative to the future US Administration. This negotiation will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new multilateral deal. Given its historical role since WWII, it is vita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the lead of this initiative. This second Bretton Woods will b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one, both in scope and regarding the actors implied. This negotiation will be about the general regulation of money, finance, and energy. It will be the first act of a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ain regions of the world. It is within these regions that key regional currencies can be established, which would be tied to one another by stable exchange rates, regularly revised. Within these regions, regional institutions of regulation will progressively set up equivalents of what once was the European Monetary Snake.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China and India are natural pillars of this framework. Contrarily to the G7, the European Union, or at least the Euro zone, must speak as one.

2.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regulation mechanisms can limit the scope of future crises. These are the mechanisms everybody is thinking of (see for instance the G20’s agenda). They do not address the deep causes of the problems, but they can mitigate their consequences. Are usually mentioned:

•a ban on tax heavens: tax heavens prevent us from seeing the woods for the trees. Large states use them as a means for indirect fiscal dumping. For their suppression to be truly useful, it must come together with a negotiation on a common tax floor and lead to global fiscal rules. The European Union has to show the way.

•new prudential rules for banks’ stockholder’s equity: this is better than doing nothing, but this will not prevent drifts to take place when the dilution of risk leads banks to ignore the magnitude of the risks they have taken.

•legal limits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long term risks, because this fragmentation leads to the negation of what banking consists in (this means either a strict regulation of, or a ban on derivatives).

•limits to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is is a theme that keeps coming back every time there is a crisis, as does the separ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from investment banks (this was already the case in the Sarbanes Oxley Act in 2002, but it has not prevented the current crisis from happening).

•enhance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corporate executives: the series of crises has popularized the idea that there is an economic establishment which is submitted neither to the same justice nor to the same moral rules than the rest of society. If trust in financial societies is to be restored, there will be a need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including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board members who benefit from their position without being able, in fact, to effectively control complex financial strategies which they do not grasp. The debate that, following the Enron scandal, had led to the adoption of the Sarbanes Oxley Act, already touched on this issue. The scandal created by the subprime crisis gives a renewed and increased importance to this question.

3. Stabilizing currencies requires stabilizing the cost of energy. Which means that negotiations have to take place with count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Russia. This stabilization strategy implies the creation of global regulating stocks.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disarm speculation, to limit blackmailing from large fossil energy producing countries, and to absorb the large fluctuations in production caused by natural disasters (e.g. hurricane Katrina) or political crises (e.g. Iraq). The necessity for global regulating stocks is also clear in the case of the main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Furthermore, these stocks could be the counterpart for a means of payment and create a currency unit for exchanges between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hich are the backbone of global trade.

4. Creating negotiable individual quotas in fossil energy as a full-fledged currency. It makes no sense to use the same money (i.e. both a standard of value and a medium of exchange) to pay for human labor and for non renewable natural resources, in particular fossil energy. If we want to stimulate growth and well-being, that is if we want to encourage human labor, we need to separate labor from energy. This requires creating a “multidimensional money”, which is feasible will e-wallets. The “energy” dimension of money will necessarily take the form of negotiable individual quotas. David Miliband, Gordon Brown’s foreign secretary, had already sketched the idea when he was environment secretary. This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a Keynesian stimulus of aggregate demand.

5. The internal logics of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s must be reviewed. Nowadays, the very logic of the system pushes individuals towards short-termism and irresponsibility. All the financial mechanisms move us away from a long term oriented and responsible behavior. The problem cannot be solved only with stricter controls and more virtue. The deep logic of the system must be changed. These changes must address:

•compensation scheme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compensation scheme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must be suppressed, as they create an incentive to maximize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for the sole profit of intermediari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mediaries, which should only be done on a 5 year moving average basis;

•the ban on stock options which have disrupted the solidarity between firms’ wage earners;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Voting rights should be granted only after stocks have been owned permanently during several years (e.g. 3 years). After all, nobody would think of giving voting rights to tourists just after they have entered a country. This simple rule would calm down many speculative activities. Is it no accident that family firms, where the long term survival of the enterprise matters more than short term profits, are doing well.

•the reorientation of pension funds. These funds have a natural orientation towards long term investments. They could finance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sustainable society. The only guarantee for our pensions is a prosperous planet.

6. Towards a plurality of currencies. As the euro demonstrates, money is first and foremost the symbol of exchanges within a community.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security of e-exchanges make possible the creation of currencies for different communities,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matching of unemployed arms with unsatisfied needs, whose coexistence is the great scandal of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y.

French version of the article

(Photo: C.P.)

Wednesday, 29 October 2008

文化與環保之間的關聯性

撰文│多明尼克.波第(Dominique Baudis) 阿拉伯世界学院院长

编译│ 沈秀臻


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在显著比例上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自然气候的变化长期而言承受太阳活动,短期而言承受火山活动的交互影响,但今后由温室效应以及气溶胶污染主导。对于全球暖化的规模以及后果,大家持有不同光谱的看法,但确实是威胁地球的第一要素。自然环境的变化将破坏(甚至完全毁灭)微妙的平衡状态,并危及人类种族的延续。提出这样的声明,并非听任宿命摆布,而是让我们严谨看待与思索生物学家、化学家、气象学家以及地理学者的观察,同时懂得理性地权衡事实与风险,因为我们以及子孙的未来正握我们的手中。此外,我们能将这件事实当成一个好消息,如此一来我们才能部份改变未来的气候条件,我们也只能说是部份,因为温室效应在大气中早已存在,而往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我们将更感受到它的威力,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的作为。

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直接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主要因素,这个现象的起源于工业革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生产模式逐渐被广泛推展到极致,为人类夺标争锋,但同时产生许多结构性的难题。虽然过去多次被人提出,现在总算能够量化看待。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百分之四十来自能源生产,百分之二十五来自工业,百分之二十五来自运输,剩馀的百分点则来自其他活动,如开暖气。

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已开发国家密切相关。「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前三名是澳洲、美国与加拿大,而印度、布吉那法索与墨西哥则贡献有限。已开发国家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水准已经为其他国家立下标竿,使得这样的模式愈见普遍,全球暖化及其后果于是成为整个环境与物种的必然命运。经济发展如今成为排放量高增的代名词。中国的情形就是一例,它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一大国。这个情况处处可见,欧洲另有一例:西班牙十五年来经济追赶而上,使得每个人的排放量增加40%。

根据这些数字,我们能够理解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国际协商是何等激烈。发展中国家指责西方国家自一个半世纪以来早已是温室气体高量生产国,同时平均个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居首,但这些国家不但延续以往的生活方式,而且不指望他国追其步伐。经过多年的讨论与国际草案的研拟,相关词语的交锋辩论总算得到改善,同时增进双方的了解。发展中国家与八大工业国(G8)于今年七月在日本高峰会面,虽然协议时语带模糊,没有获得重大突破,但其措辞有益于二○一○年归结出一项国际框架的协议,作为京都协议书(Kyoto Protocol)的延续。该项协议早见于一九九二年在里约召开的「地球高峰会」所签署气候变化公约的决议附件。

确实,气候变化的原因不能单单被视为技术问题,它们与一套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息息相关,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构成了全球共通的文化,并将发展的型态推展到全球各地。深具创造力的态度将使得我们重新发现源流,重新诠释文化资源,甚至创造新的文化资源,面对社会、经济与技术面的调整,培育更为负责与团结的国际社会。

在此,我提出三个省思的取径,划出今日研讨的范围:

一、文化与气候之间的依存关系为何?

二、对于全球性如此复杂的问题,地方团体如何尽其本份,以作为连结「全球气候」与「地域气候」的枢纽?

三、最后,我提出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作为例子,探讨这个主题如何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说明在全球建设的机制下如何透过跨文化的相助面对全球共通的挑战。


文化与气候

谈论气候与文化的方式众多。不管怎么说,深究气候与文化是古老的政治学提问。十八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有系统地提出「气候理论」,论及古希腊与罗马时代,说明政治制度与纬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为之分类为暴政、民主或是专制制度。我们的疑问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沃尔涅(Volney)所言:「我们说一个热国是什么意思?寒冷与温带的界线在于何处?若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国家的气温决定一个国家的能量,那么温度计上那一点决定自由与奴役的界线?」换言之,文化某部份受该地区的气候所形塑,我们也必须承认气候本身的条件本身正在改变,例如历史上可见沙漠边界的前移或后退。

重点在于别处:我们的消费模式、生产模式与价值体系息息相关,最终决定我们的发展模式是否能挽救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壤科维奇(Jean-Marc Jancovici)说:「自从人类对抗贫穷(现在地球上的饥荒不是因为战争所导致或是政治压迫的结果),对抗疾病(不管哪个国家,预期寿命近于五十岁,大约是法国一九○○年的平均寿命与几个世纪以前的法国人平均寿命的两倍),对抗寒冷与破坏者以后,于是我们变得在『打发时间』,发明行动电话、浴室垫、软体、冷冻蔬菜、发光的篮球。这些发明无法满足我们主要的需求。

在我看来,这样是很荒谬的,因为作为统领地球的物种,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参见L’avenir climatique, Seuil, 2002, pp.140-141.)或许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显得夸大,但确实指出重点: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文化资源与精神资源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物质的堆积,或是选择过平衡俭朴的生活,例如对于短程路选择走路而不开车,选择和朋友在一起而不是盯著电视萤光幕。这些资源将使我们学习对抗气候的恶化,换言之,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的「欲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的不只是二氧化碳的足迹,同时考验我们面对新条件的调适能力,以及不同的准备、对抗、修复的能力,使得气候以较佳的方式得到改善。将这些能力与大家共享,运用智慧面对自然环境的变迁,对能源问题做出一致的决定,这都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变迁并回应的群体能力。

当我们思索文化与气候时,我必须强调最后一点:气候变化改变了全球文化,同时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群体的归属感。气候变化的症结在于两个走向:一个是让我们见到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或是相反地加深了「文明的冲突」。

全球治理的机运将维系在一个共识上:单一排放点将影响到全球,全球各国都必须在同时间致力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部的努力都将因为单一排放点而化为乌有。除了必须切实执行众国所接受的集体目标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资源的损耗,因此为了争取水与肥沃的领土隐藏潜在冲突,导致「文明冲突」加深的风险,同时又因「环境难民」的迁移而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伴随历史、宗教与认同问题而来的冲突与反感与日俱增。总而言之,全球暖化早已成为各文化与国家是否能共存的一大挑战。



地方团体与都会群

随著工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发展先在西方社会扎根,接下来遍及整个地球:今日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一九○○年只有14%而已。其实,这并不一定是个坏消息:城市汇集了许多分析家,能够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良地;大众运输系统、水资源净化、能源分配的制度化更见证这项事实。绿色建筑的实验设计将消耗的能源予以再生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城市同时也是高速资讯交换、创造发明、群体讨论的地点,并使之往前推展。这一切都将取决于城市居民、为城市居民打造环境的决策者,以及认同城市的群体归属意识。由此可见,地方官的角色不可或缺。当我担任土鲁斯市长时,我必须为地铁系统更新奋斗,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技术解决方案将使得街道畅通、空气洁净。

结果证明确实如此,于是反对声浪随之消散。市中心的规划、市中心与郊区的衔接,家庭垃圾的回收、分类、再利用,以及水道系统的改造……每次一出现新的问题,部份归属技术问题,部份归属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出现总是挑战著既得利益者与特殊意见者的两端,共同建立一个更亲善、更平衡与更人性的城市。这些考验著地方官的智慧,他们必须列出选项,告诉公民可供省思的素材,让大家明白如何在多样不同的观点中谋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我的当地施政经验告诉我,将赌注放在公民的反省能力,并开启公民的辩论空间永远不会错。城市民主化将使得城市能够承担自身的未来,将使得各城市团结一致,勇于肩负环境革新的计划。

一旦主要的问题能够被清楚地提出,并推出一项真正的选择方案,寻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透过类似地方公民投票的形式完成。对抗气候暖化的战役有时需要民众自愿牺牲(开不开车、水费调整、选择某一项投资或舍弃某一项投资),或许这正是超越困境的好方法。就让城市公民正式地被充份告知,让他们列出优先顺序与价值观的先后选项,让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


阿拉伯世界.对抗气候暖化的夥伴

现在我谈回对抗全球暖化的战役中阿拉伯世界积极投入的资源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请允许我引用一段蒙格梅瑞教授(Montgomery Watt)的话作为开始:

我们无法了解阿拉伯人的科学实验、思想以及著作涵盖的领域是多么广阔,我们知道若没有阿拉伯人,当时欧洲的科学与哲学无法如此发展。阿拉伯人不自足于承转希腊思想。他们是真正的接班人(…)一一○○年左右,欧洲人对于敌人──撒拉逊人的科学与哲学产生了兴趣,这些学科的发展已达高峰。欧洲人必须向他们所有必须学习的事物,然后才能将自己往前推进。

换言之,阿拉伯世界形同智慧、科学以及技术的宝库,当人们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时,能够动员运用之。此外,阿拉伯世界不局限于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义已经能就这个主题为我们带来独树一格的哲学与神学省思。其起源基本上是一体(tawhîd)的原则,从而建立严谨的一神论,并确定被创造所有的组成部份最终一体。于是,人被创造是来加入社会生活与自然界,同时确认自己的本性。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存都无法分而视之。
根据伊斯兰教的看法,人在土地与生物间发挥「辅佐」(khilâfa)的角色。人不是主人,只是受托人。随著这个观点而来:对于被创造的全体,我们必须以尊敬、公平与平衡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教张显在刻苦、乾旱及不容许浪费土地上,它载有许多禁止浪费、对待动物与水管理的规定。

即使如此,阿拉伯世界与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承载自然遗产衰退的责任,并非总是能够根据其原则采取行动。阿拉伯世界对于多数国家的经济领域扮演石油输出的重大角色,阿拉伯世界在全球任务中所付出诚挚努力常遭人质疑。从历史的角色来看,这样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我必须强调现状正在改变当中:不少专家赞成将剩馀的资源精打细算,认为碳氢化合物并非唯一能源的来源,但自有别的工业用途。此后,我们不再处于石油与其他不同能源来源的「竞争」局面。

七月十三、十四日「地中海联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正式创立,在巴黎召开高峰会,给予世界新气象:地中海联盟推出新视角,从「具体的计划」出发。计划必须符合两项原则:首先是平等的夥伴关系,计划必须是由地中海南岸与北岸国家共同确立与提出;然后是几何连结关系,促使志愿国家能够为一项具体的计划齐聚一堂。

优先确定的领域如下:生态环境、再生能源、人民安全、教育、培训、文化。特别是目前正在筹拟「太阳能计划」,希望未来能在地中海岸南侧发展太阳能源产品。

地中海地区在环境议题上扮演先驱的努力并非是突有所感: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一九七八年以来,地中海沿海国家通行一项公约框架的协议:巴塞隆纳公约。二○○五年,降低二○二○年地中海域污染的预期目标已经得到相关国家元首的支持。但这些创见并没有在今日得到真正的实现。地中海联盟提供了一个组织架构,先进的决策与创新的融资案方得以进行。

地中海是半封闭的海域,对抗污染的能力很弱:60%的沿岸城市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不论是从城市地区或是农业区,内陆的污染随著河流排放到海中。工业排放的化学污染物不断在海洋生物体内累积。压力与日俱增:因为未来二十年中,地中海盆地的居住人口将多出一亿人。因此,彻底改变这个地区的环境管理模式迫在眉睫。如果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全体的夥伴关系能够成功出击,必能树立国际合作的标竿,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运用其文化资源为全球团体尽贡献的典范。

附加的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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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8 October 2008

做環保需從文化改革著手

撰文│多明尼克.波第(Dominique Baudis) 阿拉伯世界學院院長

編譯│ 沈秀臻

首先感謝貴單位籌辦並邀請我參加今天的研討會。從文化的角度談永續發展與氣候變化較不常見,更不用說是從跨文化的角度來切入。這是個出色的提問,讓人懂得向外學習。為了迎戰所有加諸於國際社會的挑戰,台灣必須先懂得細數自身的資源,如文化傳統與創造力等等。台北縣正扮演群體覺醒的角色,在如此的動員之下施展地方民主傑出的履行能力。我很高興今天能在這裡與您們一同學習,分享經驗與思索,我的法國經驗與歐洲經驗是我投身與阿拉伯世界對話的基石,我很高興在這裡與大家共同思索這個經驗所能做出的貢獻。

Tuesday, 28 October 2008

從舊傳統找新價值-談運河再利用

譯者│Nakao Eki

鐵路興起之前,只要是水道所及之處,河運在載客方面通常比較受歡迎。船舶顯然是最經濟的貨運方式,可張帆順流而下,甚至也常逆流而上。因此人們自然花下大量精力,試圖改良水運技術,在安全方面著力尤多。

水閘(lock)可能是很久以前中國的發明,歐洲則是在十六世紀發明水閘之後,河運安全上的許多問題才終於獲得解決,可以保持兩壩之間的水位平穩,從而確保航運安全。十七世紀早期,歐洲因為這種發明首度可以開鑿運河、連結兩個不同的流域。船隻也因此可通過階梯式的水道而航行;1642年峻工、連結羅亞爾河谷(Loire)和塞納河谷(Seine)的Briare運河便是一例。路易十四在1660及1680年間完成興建地中海與土魯斯之間的運河,Canal du Midi,不僅切合當時貨運及客運的需要,更具有高度的軍事價值,槍械火藥得以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間運輸,可避免海上航行及通過直布 羅陀海峽的危險。

安全性和容積的提高,使內陸水運價格降低,運河密度於是顯著增加,歐洲北部因為地勢平坦,更是河網密布。工業化於十八世紀晚期開始萌芽,更是加速了運河的興建。不過十九世紀初期發明的火車,使鐵道運輸與水道運輸之間出現激烈的競爭。第一次世界大戰起,興建了精密的鐵道網路,可深入運河所不及之處;不過到了1970年代,河運又基於戰後重建的需要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同一時間,像Canal du Midi等老運河的貨運則陷於停頓。1960年代起,歐洲國家認為靈活的貨車運輸可滿足貨運需求,資源於是集中於興建公路,鐵道和水道則被認為是古舊過時的運輸方式。現在法國貨運有85%是公路運輸,鐵道運輸只有10%,水道運輸只有3%。

自1980年代晚期起,車輛運輸漸呈飽和,也是環境劣化的主因之一;鐵道與內陸水運則因為是乾淨的運輸方式,再度受到人們的重視。法國政府於1991年新設「法國水道局」(VNF),負責水運的管理、現代化和自由化。

目前VNF致力於將幅面較小的舊水道網轉型發展河流觀光業。我還在法國政府展開一項計畫,要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Canal du Midi列為世界遺產,也於1996年獲聯合國接受,使這條運河的觀光業在三年間便成長了40%,此種新型態的觀光更在歐洲國家間建立良好的形象。地方政府應該發展這種去中心化的水道觀光業,國家則可將資源花在大型水道貨運網上。

復振河運網路的工作,也因為VNF的創立而得以有系統地展開。VNF在河運網路上的投資,比VNF成立前政府的投入高出約三倍。此外,以前河運受限於一種馬爾薩斯式的管理體系,被當成海運的替代方式,沒有被整合進運輸的運籌系統;VNF則於2000年完成河流運輸自由化的工作。

以前大家都認為河運終將消失,但以上這些因素,再加上歐洲環境意識覺醒,開始要求選擇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節能運輸方式,河運又再度有了前景。

河運在物流方面的優點,以前一直被貨車的「門到門」運輸形像所掩蓋,現在重新為人發現,這包括:

──可以大量運貨,每件貨物的運費低廉。

──河運速度並不如規律性重要,故而確保河運準時才是努力的重點。

──內部與外部成本都降到最低:只要有碼頭能夠有效上下貨,河運的成本只有卡車或鐵車的一半。河運的外部成本跟鐵道運輸相比,低了將近兩倍。

──可保存既存的河道網路。

──即使都市地區的交通基本建設(公路、鐵路等)達到飽合,河運依然可將貨物載到城鎮中心,不會因運貨而影響到載人。

──河運較為安全。船的行速慢,因此鮮少發生河上交通事故。河運運量大,也降低了每次載貨所排放的廢棄物。

──河運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河運可舒解環境壓力,受到歐盟的大力支持,前景十分看好。此外,歐洲大力推動河運的發展,也是因為河流和運河從法國到歐洲北部,流經好幾個國家。但Le Havre及Rouen港雖與巴黎緊密連結,與歐洲北部其他地方還是沒有相連。歐盟因此支持興建一條106公里的新運河,要將Oise河谷地和歐洲北部的運河連接起來,如此一來,Le Havre與整個萊茵河流域的水道網便大致平均。這條「塞納─歐北」運河(Seine-North Europe)將會是一項「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y),將結合公私部門的資金,預計將於2014年完成。

歐洲的運籌部門集中在荷蘭、比利時及德國,這條運河則可促進法國北部和西部的供應物流,法國將因此重新參與運籌活動。塞納河或Oise河沿岸任何一地的貨物,將可直接通過北法的運河而直達鹿特丹。

對法國乃至整個歐洲來說,這樣的計畫都代表著永續發展的道路上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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