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環保需從文化改革著手

by Julia K on Tuesday, 28 October 2008 Comments
撰文│多明尼克.波第(Dominique Baudis) 阿拉伯世界學院院長

編譯│ 沈秀臻

首先感謝貴單位籌辦並邀請我參加今天的研討會。從文化的角度談永續發展與氣候變化較不常見,更不用說是從跨文化的角度來切入。這是個出色的提問,讓人懂得向外學習。為了迎戰所有加諸於國際社會的挑戰,台灣必須先懂得細數自身的資源,如文化傳統與創造力等等。台北縣正扮演群體覺醒的角色,在如此的動員之下施展地方民主傑出的履行能力。我很高興今天能在這裡與您們一同學習,分享經驗與思索,我的法國經驗與歐洲經驗是我投身與阿拉伯世界對話的基石,我很高興在這裡與大家共同思索這個經驗所能做出的貢獻。

幾十年來,氣候變化在顯著比例上是人類活動的產物,這是千真萬確的事。自然氣候的變化長期而言承受太陽活動,短期而言承受火山活動的交互影響,但今後由溫室效應以及氣溶膠污染主導。對於全球暖化的規模以及後果,大家持有不同光譜的看法,但確實是威脅地球的第一要素。自然環境的變化將破壞(甚至完全毀滅)微妙的平衡狀態,並危及人類種族的延續。提出這樣的聲明,並非聽任宿命擺佈,而是讓我們嚴謹看待與思索生物學家、化學家、氣象學家以及地理學者的觀察,同時懂得理性地權衡事實與風險,因為我們以及子孫的未來正握我們的手中。此外,我們能將這件事實當成一個好消息,如此一來我們才能部份改變未來的氣候條件,我們也只能說是部份,因為溫室效應在大氣中早已存在,而往後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我們將更感受到它的威力,關鍵在於我們現在的作為。

人類活動所產生的溫室效應是直接造成全球氣候暖化的主要因素,這個現象的起源於工業革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這樣的生產模式逐漸被廣泛推展到極致,為人類奪標爭鋒,但同時產生許多結構性的難題。雖然過去多次被人提出,現在總算能夠量化看待。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計,燃燒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百分之四十來自能源生產,百分之二十五來自工業,百分之二十五來自運輸,剩餘的百分點則來自其他活動,如開暖氣。

平均每人溫室氣體排放量與已開發國家密切相關。「平均每人溫室氣體排放量」位居前三名是澳洲、美國與加拿大,而印度、布吉那法索與墨西哥則貢獻有限。已開發國家的消費模式與生活水準已經為其他國家立下標竿,使得這樣的模式愈見普遍,全球暖化及其後果於是成為整個環境與物種的必然命運。經濟發展如今成為排放量高增的代名詞。中國的情形就是一例,它已經成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第一大國。這個情況處處可見,歐洲另有一例:西班牙十五年來經濟追趕而上,使得每個人的排放量增加40%。

根據這些數字,我們能夠理解與這個主題相關的國際協商是何等激烈。發展中國家指責西方國家自一個半世紀以來早已是溫室氣體高量生產國,同時平均個人溫室氣體排放量仍居首,但這些國家不但延續以往的生活方式,而且不指望他國追其步伐。經過多年的討論與國際草案的研擬,相關詞語的交鋒辯論總算得到改善,同時增進雙方的瞭解。發展中國家與八大工業國(G8)於今年七月在日本高峰會面,雖然協議時語帶模糊,沒有獲得重大突破,但其措辭有益於二○一○年歸結出一項國際框架的協議,作為京都協議書(Kyoto Protocol)的延續。該項協議早見於一九九二年在里約召開的「地球高峰會」所簽署氣候變化公約的決議附件。

確實,氣候變化的原因不能單單被視為技術問題,它們與一套價值體系與行為模式息息相關,價值體系與行為模式構成了全球共通的文化,並將發展的型態推展到全球各地。深具創造力的態度將使得我們重新發現源流,重新詮釋文化資源,甚至創造新的文化資源,面對社會、經濟與技術面的調整,培育更為負責與團結的國際社會。

在此,我提出三個省思的取徑,劃出今日研討的範圍:

一、文化與氣候之間的依存關係為何?

二、對於全球性如此複雜的問題,地方團體如何盡其本份,以作為連結「全球氣候」與「地域氣候」的樞紐?

三、最後,我提出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作為例子,探討這個主題如何將我們凝聚在一起,同時說明在全球建設的機制下如何透過跨文化的相助面對全球共通的挑戰。


文化與氣候

談論氣候與文化的方式眾多。不管怎麼說,深究氣候與文化是古老的政治學提問。十八世紀孟德斯鳩(Montesquieu)有系統地提出「氣候理論」,論及古希臘與羅馬時代,說明政治制度與緯度之間的因果關係,並為之分類為暴政、民主或是專制制度。我們的疑問正如法國歷史學家與哲學家沃爾涅(Volney)所言:「我們說一個熱國是什麼意思?寒冷與溫帶的界線在於何處?若誠如孟德斯鳩所言,一個國家的氣溫決定一個國家的能量,那麼溫度計上那一點決定自由與奴役的界線?」換言之,文化某部份受該地區的氣候所形塑,我們也必須承認氣候本身的條件本身正在改變,例如歷史上可見沙漠邊界的前移或後退。

重點在於別處:我們的消費模式、生產模式與價值體系息息相關,最終決定我們的發展模式是否能挽救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壤科維奇(Jean-Marc Jancovici)說:「自從人類對抗貧窮(現在地球上的饑荒不是因為戰爭所導致或是政治壓迫的結果),對抗疾病(不管哪個國家,預期壽命近於五十歲,大約是法國一九○○年的平均壽命與幾個世紀以前的法國人平均壽命的兩倍),對抗寒冷與破壞者以後,於是我們變得在『打發時間』,發明行動電話、浴室墊、軟體、冷凍蔬菜、發光的籃球。這些發明無法滿足我們主要的需求。

在我看來,這樣是很荒謬的,因為作為統領地球的物種,我們的存在只是為了舒適的生活,而目前的情況正是如此。」(參見L’avenir climatique, Seuil, 2002, pp.140-141.)或許有人認為這種說法顯得誇大,但確實指出重點:我們的價值體系決定我們的選擇。我們的文化資源與精神資源能夠帶領我們走向物質的堆積,或是選擇過平衡儉樸的生活,例如對於短程路選擇走路而不開車,選擇和朋友在一起而不是盯著電視螢光幕。這些資源將使我們學習對抗氣候的惡化,換言之,對於溫室氣體的排放,我們的「欲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們的價值體系決定的不只是二氧化碳的足跡,同時考驗我們面對新條件的調適能力,以及不同的準備、對抗、修復的能力,使得氣候以較佳的方式得到改善。將這些能力與大家共享,運用智慧面對自然環境的變遷,對能源問題做出一致的決定,這都是我們必須共同面對變遷並回應的群體能力。

當我們思索文化與氣候時,我必須強調最後一點:氣候變化改變了全球文化,同時改變了我們對人類群體的歸屬感。氣候變化的癥結在於兩個走向:一個是讓我們見到一個真正的國際社會,或是相反地加深了「文明的衝突」。

全球治理的機運將維繫在一個共識上:單一排放點將影響到全球,全球各國都必須在同時間致力於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否則全部的努力都將因為單一排放點而化為烏有。除了必須切實執行眾國所接受的集體目標之外,我們別無選擇。

氣候變化導致自然資源的損耗,因此為了爭取水與肥沃的領土隱藏潛在衝突,導致「文明衝突」加深的風險,同時又因「環境難民」的遷移而加劇。在這樣的情況下,伴隨歷史、宗教與認同問題而來的衝突與反感與日俱增。總而言之,全球暖化早已成為各文化與國家是否能共存的一大挑戰。



地方團體與都會群

隨著工業革命而來的城市發展先在西方社會扎根,接下來遍及整個地球:今日大多數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一九○○年只有14%而已。其實,這並不一定是個壞消息:城市匯集了許多分析家,能夠成為對抗氣候變化的良地;大眾運輸系統、水資源淨化、能源分配的制度化更見證這項事實。綠色建築的實驗設計將消耗的能源予以再生更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城市同時也是高速資訊交換、創造發明、群體討論的地點,並使之往前推展。這一切都將取決於城市居民、為城市居民打造環境的決策者,以及認同城市的群體歸屬意識。由此可見,地方官的角色不可或缺。當我擔任土魯斯市長時,我必須為地鐵系統更新奮鬥,因為我相信這樣的技術解決方案將使得街道暢通、空氣潔淨。

結果證明確實如此,於是反對聲浪隨之消散。市中心的規劃、市中心與郊區的銜接,家庭垃圾的回收、分類、再利用,以及水道系統的改造……每次一出現新的問題,部份歸屬技術問題,部份歸屬政治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出現總是挑戰著既得利益者與特殊意見者的兩端,共同建立一個更親善、更平衡與更人性的城市。這些考驗著地方官的智慧,他們必須列出選項,告訴公民可供省思的素材,讓大家明白如何在多樣不同的觀點中謀求「大多數人的利益」。我的當地施政經驗告訴我,將賭注放在公民的反省能力,並開啟公民的辯論空間永遠不會錯。城市民主化將使得城市能夠承擔自身的未來,將使得各城市團結一致,勇於肩負環境革新的計劃。

一旦主要的問題能夠被清楚地提出,並推出一項真正的選擇方案,尋求大多數人的利益有時透過類似地方公民投票的形式完成。對抗氣候暖化的戰役有時需要民眾自願犧牲(開不開車、水費調整、選擇某一項投資或捨棄某一項投資),或許這正是超越困境的好方法。就讓城市公民正式地被充份告知,讓他們列出優先順序與價值觀的先後選項,讓他們知道自己必須承擔選擇的後果。


阿拉伯世界.對抗氣候暖化的夥伴

現在我談回對抗全球暖化的戰役中阿拉伯世界積極投入的資源對於國際社會的貢獻。請允許我引用一段蒙格梅瑞教授(Montgomery Watt)的話作為開始:

我們無法瞭解阿拉伯人的科學實驗、思想以及著作涵蓋的領域是多麼廣闊,我們知道若沒有阿拉伯人,當時歐洲的科學與哲學無法如此發展。阿拉伯人不自足於承轉希臘思想。他們是真正的接班人(…)一一○○年左右,歐洲人對於敵人──撒拉遜人的科學與哲學產生了興趣,這些學科的發展已達高峰。歐洲人必須向他們所有必須學習的事物,然後才能將自己往前推進。

換言之,阿拉伯世界形同智慧、科學以及技術的寶庫,當人們反思人與環境的關係時,能夠動員運用之。此外,阿拉伯世界不侷限於伊斯蘭教,而伊斯蘭教義已經能就這個主題為我們帶來獨樹一格的哲學與神學省思。其起源基本上是一體(tawhîd)的原則,從而建立嚴謹的一神論,並確定被創造所有的組成部份最終一體。於是,人被創造是來加入社會生活與自然界,同時確認自己的本性。個人的生活、社會的生命與自然的生存都無法分而視之。
根據伊斯蘭教的看法,人在土地與生物間發揮「輔佐」(khilâfa)的角色。人不是主人,只是受託人。隨著這個觀點而來:對於被創造的全體,我們必須以尊敬、公平與平衡的態度看待。伊斯蘭教張顯在刻苦、乾旱及不容許浪費土地上,它載有許多禁止浪費、對待動物與水管理的規定。

即使如此,阿拉伯世界與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樣,承載自然遺產衰退的責任,並非總是能夠根據其原則採取行動。阿拉伯世界對於多數國家的經濟領域扮演石油輸出的重大角色,阿拉伯世界在全球任務中所付出誠摯努力常遭人質疑。從歷史的角色來看,這樣的質疑並非沒有道理。但我必須強調現狀正在改變當中:不少專家贊成將剩餘的資源精打細算,認為碳氫化合物並非唯一能源的來源,但自有別的工業用途。此後,我們不再處於石油與其他不同能源來源的「競爭」局面。

七月十三、十四日「地中海聯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正式創立,在巴黎召開高峰會,給予世界新氣象:
地中海聯盟推出新視角,從「具體的計劃」出發。計劃必須符合兩項原則:首先是平等的夥伴關係,計劃必須是由地中海南岸與北岸國家共同確立與提出;然後是幾何連結關係,促使志願國家能夠為一項具體的計劃齊聚一堂。

優先確定的領域如下:生態環境、再生能源、人民安全、教育、培訓、文化。特別是目前正在籌擬「太陽能計劃」,希望未來能在地中海岸南側發展太陽能源產品。

地中海地區在環境議題上扮演先驅的努力並非是突有所感:為了更好地保護環境,一九七八年以來,地中海沿海國家通行一項公約框架的協議:巴塞隆納公約。二○○五年,降低二○二○年地中海域污染的預期目標已經得到相關國家元首的支持。但這些創見並沒有在今日得到真正的實現。地中海聯盟提供了一個組織架構,先進的決策與創新的融資案方得以進行。

地中海是半封閉的海域,對抗污染的能力很弱:60%的沿岸城市直接排放未經處理的污水。不論是從城市地區或是農業區,內陸的污染隨著河流排放到海中。工業排放的化學污染物不斷在海洋生物體內累積。壓力與日俱增:因為未來二十年中,地中海盆地的居住人口將多出一億人。因此,徹底改變這個地區的環境管理模式迫在眉睫。如果阿拉伯世界與歐洲全體的夥伴關係能夠成功出擊,必能樹立國際合作的標竿,同時也是阿拉伯國家運用其文化資源為全球團體盡貢獻的典範。

請容許我提出一個建言:說不定台灣海峽兩岸能夠推展環境管理計劃,共同致力於推展風力發電,降低海洋水域污染或是其他必須優先處理的環境問題,說不定這樣對當前問題的共同努力將使得中國與台灣之間獲得和平而正面的交流方式呢?「台灣海峽兩岸生態計劃」似乎是和平的帶動者,創造共同的利益,其貢獻將受國際社會矚目。在我看來,這似乎是台灣能夠推展創意的好辦法。

親愛的朋友,對於開啟今日的討論,我的這些省思期望能作為引子。我相信,若我們回溯自身行為的根源,若我們能夠重新檢視我們的價值觀並重新看待優先順序為何,若我們能具體地創造深具人性的發展模式,若能為國家、地域與全球文化之間創造團結的默契,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將弔詭地為國際社會開啟良機。這些挑戰使得我們凝聚在一起,超越我們所代表的群體、傳統以及利益。台灣以及各國貴賓,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挑戰呼喚文化創新,讓我們為這場你我參與的研討會以及所歸屬的團體積極地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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