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春天:高一生與《春之佐保姬》

by on Friday, 25 February 2011 Comments

若將一個人的生命想像成四季更迭的變化,鄒族音樂家高一生可以說是還來不及經歷夏天的豐收,就直接進入了蕭瑟的秋冬時節。

春天是一年之始,充滿了希望和可能,也瀰漫著不安和變化。鄒族音樂家高一生在青島東路看守所創作的《春之佐保姬》一曲的歌詞,點滴透露著這種不確定的氛圍。


詞/曲:高一生

中譯:高英傑

誰が呼びます 深山の森で 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

静かな夜明けに 寂靜的黎明時候,

銀の鈴のような 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

麗しい声で誰を呼ぶのだよ 呼喚著誰?

ああさほ姫よ 啊!佐保姬呀!

春のさほ姫よ 春之佐保姬呀。

誰が呼びます 深山の森で 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

淋しい夜ふけに 在寂寞的黃昏時候,

銀の鈴のような 像銀色鈴鐺一樣華麗的聲音,

麗しい声が 森に響き渡り 越過森林,

ああさほ姫よ 啊!佐保姬呀!

春のさほ姫よ 春之佐保姬呀。

誰が呼んでる 深山の奥で 是誰在高山的深處呼喚?

故里の森の 奥の彼方から 在故鄉的森林遙遠的地方,

麗しい声が 誰が呼んでいる 用華麗的聲音,有人在呼喚,

ああさほ姫よ 啊!佐保姬呀!

春のさほ姫よ 春之佐保姬呀。


春之佐保姬的「佐保姬」意為春神。高一生之妻名為湯川春子,而春子的「春」與春天的「春」相互呼應,正好反映了高一生對妻子最衷情的鼓勵和思念。從黎明到黃昏、再到故鄉的森林,這樣一聲一聲喚著春子的名字,彷彿希望春子得到最完好的庇祐,但也流露著淡淡的無奈和感傷——畢竟再怎麼呼喚,春子都是在遙遠的他方。

究竟是什麼力量促使高一生與妻子分隔兩地,而讓高一生命運急轉直下的轉折點又是什麼?當我們回到高一生過去的故事,或許將更能瞭解那股左右他命運的無形力量——一種恐怖的決定性力量。


萌芽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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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生於1908年出生於特富野部落系統的石埔有(Cpu’u)小社(今為阿里山鄉樂野村),本名為Uyongu Yatauyungana,後改名為矢多一生。1916年他進入達邦蕃童教育所開始求學,之後更以優異的成績進了台南師範學校。在師範學校就學期間,高一生認識了俄國語言學者聶夫斯基(N. A. Nevskij),並在協助聶夫斯基完成北鄒族語言與民間文學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打開了影響他這一生重要的思想和視野。其中,聶夫斯基的老師Sternberg所傳承的「人類是一個整體」(亦即「全世界各民族皆為同等」)的理念,深深影響了高一生的世界觀。

同時,高一生在學生時期也結識了特富野系統氏族「由路那那」(Yulunana,又稱「湯」)家的少女湯川春子,結下未來的姻緣。兩人在婚後陸續生下英生、菊花、貴美、澄美、英傑等十一個孩子,而高一生也擔起教育部落子弟、推廣農業新知、警務保安、改善醫療習慣等工作。

由於高一生曾閱讀尼采、馬克思與恩格斯等人的學術著作,飽受社會主義思潮的洗禮,這些理念伴隨著對部落現代化的期許,形成他在部落推行種種政策的方向。而由田制佐重所著、影響他甚深的《ハーべ先生》(哈薇老師)一書,更觸發了他對「理想農村建設」的憧憬。高一生曾於此書中註記「回到神造的田園」,想要將阿里山原來的土地,回復到神造的肥沃土地。他在1930年2月17日寫到:

吾村的地方自治化,並不是掌握在官府手中,我們擁有祖先遺留下來的豐富的土地,不斷的耕作,飼養家畜,增加收成,村人生活富足便能達成自治的願望。……購買合作社、利用合作社、販賣合作社、阿里山社團、阿里山圖書館、阿里山兒童文庫、阿里山向土會、音樂會、學藝會、改良粟祭。……要達成自治無論如何要讓阿里山成為模範自治農村。先祖二千年以來一直沉睡的土地,我們要耕作,要挖出黃金。


變色的春天

高一生抱持的地方自治理念,一直延續到1945年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之後。然而,儘管他的理念主要是基於民生和經濟的需求,看在剛失去大片江山的流亡政權眼裡,仍極易將之視為一種政治反叛的行動。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施行的「山地同化政策」便明確顯示要將山地「平地化」的目標,此舉顯然和欲保留原住民部落主體性的理念背道而馳。許多原住民知識菁英在失望之際,逐漸醞釀出改善族群部落命運與生活的思維,形成日後「越軌」行動的基礎。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的衝突波及到嘉義地區後,高一生與族人因應當地士紳的需求,決議讓部分鄒族人士組成隊伍,下山維護地方治安。事件過後,雖然高一生並非主導者,他仍與另一位鄒族領袖湯守仁在台南縣長袁國欽的協助下,於4月17日主動自首以示負責。當局表面上不再追究,但實際上對高一生開始產生懷疑,而袁國欽後來投共的舉動也引起當局對高一生的疑懼。同年,高一生欲召開「高山自治縣」會議的集會信函被高雄要塞司令部查獲,讓官方內部警戒的事項又多上一筆。

1949年台灣開始實施戒嚴,使得整個社會均瀰漫著肅清匪諜的嚴峻氣氛。同年9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成立後,司令彭孟緝隨即展開全島性的偵查緝捕行動。這一連串的平地大逮捕,導致各地許多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委會的平地漢人向山地逃亡流竄,構成了阿里山區的兩股省工委會勢力:以陳顯富為首的山地工作委員會系統,以及逃入山區的「流亡幹部」群。此時高一生基於對執政當局的不滿以及對這些漢人的同情,遂展開協助與救援的工作。至1950年3月,省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主任吳國楨下令進行全島的山地清查,經歷了一連串搜捕行動後,遭受牽連的高一生畢竟無法逃脫於這張天羅地網,於1952年9月9日被執政當局逮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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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的終點

被國民黨政府以貪污和叛亂罪名逮捕入獄的高一生,一開始還抱持著樂觀的心態,堅信自己終能回歸故鄉的懷抱。畢生致力於高一生研究的陳素貞女士指出,他在獄中近一年半的時間裡共寫了56封家信。而由這些書信的內容演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一個人的生命力是如何在殘酷和暴力的制度下,逐漸被消磨殆盡。高一生不只一次在信中提起《春之佐保姬》這首歌,無非是希望讓看信的妻兒暫時卸下擔憂與不安,重獲生命正面的能量。例如他在第九封家信中寫到:


「……我回家之後,不要再當公務員,只願為家裡的事和孩子們的教育,和妳兩人往來平地和阿里山之間,因此,縱是今日有這眼前的苦,也不再有讓妳跟著我為公事山上山下奔波了。我的魂不在台北,每夜都在家裡的小房間陪伴妳,妳不會寂寞的。想到『春之佐保姬』這首歌嗎?想起來的話,請用妳的感情去唱,我想妳最適合唱這曲子。今晚我和平日一樣,在神的面前禱求妳和孩子們的幸福。晚安……」(1952年11月13日)


又如第十一封家信的內容:

「……貴美信上說『春之佐保姬』是很有美妙的歌,大家都很喜愛。我眼前彷彿看到菊花和貴美大聲唱著這首歌,妳在旁邊凝神地聽,眸子閃亮著光芒。今天是星期天,因為可以寫信很快樂。……記得賈利古柏的電影嗎?我必會像古柏一樣歸來,此冬的苦楚將會不知不覺地隨著『春之佐保姬』的歌聲消去,我會早日歸回。我以此向神祈求,神必體念我的心。……」(1952年12月7日)


然而,在歷盡無數次希望與失望的翻騰糾葛之後,知道自己難逃此劫的高一生,提筆寫下最後的訣別信:


親愛的春芳:

『健康勝過一切

儘管那些白銀 黃金 寶玉相勝千萬數

抵不上兒女珍寶』

妳記得這一首歌吧!能再有家和土地的話更好。家裡有許多堂堂正正,優秀的孩子,物品讓人取去也無所謂。

我冤情日後必會昭明。

在縫紉機被沒收之前,我特別想穿妳縫製的衣服。一件白色的襯褲(冬天的一些物品不衛生),像短褲那樣附有繫帶,下面是西裝褲的樣式。

白色的方巾(四尺左右)一條。

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附守著。

水田不要賣。

高一生

 

春天本是大地驚蟄,萬物生長的季節,然而《春之佐保姬》中溫柔的春意,映照在現實裡卻是風雨洪流,充滿血光和淚水的黑色春天。有時春天不一定洋溢著希望,夏天也不見得隨後來到。四季如欲和煦運行需要條件,而這有賴人們對和平與正義的信仰,對「善」的珍視與護持。



參考資料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2006,《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台北市:文建會。

吳叡人,2007,〈「台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的初步政治史重建〉,本文發表於2月26日台北市文化局與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合辦之「紀念二二八事件60週年」學術研討會。

范燕秋,2009,〈原住民菁英的整肅:湯守仁叛亂案〉,《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頁222-252。

陳素貞,1994,〈獄中書信點點滴滴訴真情〉,《台灣文藝》第2期,頁22-32。

盧梅芬、蘇量義,2003,《回憶父親的歌之二:杜鵑山的迴旋曲》,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塚本善也,2007,〈從『哈貝先生』一書眉批解讀高一生的思想〉,《第二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大台灣文化研究中心,頁63-68。(根據高一生之子高英傑的說法,學術界對《ハーべ先生》此書最新的譯法為《哈薇老師》,因此在正文中採用「哈薇老師」的中譯)


 


「我冤情日後必會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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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高一生的故事和此案平反的最新情況,《人籟》編輯部有幸採訪到高一生的兒子高英傑先生的最新說法。高先生表示,在他的孩提時代,高一生時常一邊背著愛哭的他、一邊唱自己編的歌,無視於鄒族社會中男人不揹小孩的傳統規範,讓他印象深刻。此外,他也不斷強調父親並無參與當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而入獄初期的高一生之所以樂觀以對,就是因為他深信自己的清白,也認為自己應是涉及新美農場的貪污議題,殊不知貪污案只是國民黨政府用來逮捕他的手段。

至於高一生「新美農場貪污案」的平反情形,高英傑認為台師大台史所副教授范燕秋發現的《嘉義地方法院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相當重要地指出父親並無涉及貪污的事實。根據范燕秋於2009年發表的論文〈原住民菁英的整肅:湯守仁叛亂案〉所述,這項判決公文已指出並無證據證明高一生的貪污罪行,只是這項判決公文由地方法院寄送到阿里山達邦村的過程中,被省保安司令部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擋下來,原因是「為避免刺激山地情緒起見」。不幸的是,地方法院判決的日子(1954年4月17日)正好是高一生被處死的日子。

正如高一生的訣別信所言:「我冤情日後必會昭明。」范燕秋的研究雖然為時已晚,救不了高一生當時的劫難,但畢竟成就了遲來的正義,還他和家屬一個公道和清白。只是,在政治風暴中夭折的「高山自治」理念與早逝的音樂家,就如同春天的櫻花尚未綻放、便淪落凋零的命運那般,教人惋惜、令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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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高一生與次子高英傑攝於嘉義市螢光舍。

照片提供|高英傑



 

本文亦見於2011年3月號《人籟論辨月刊》---變奏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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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ing (陳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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