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住相機與筆的,是炙熱的心 ─ 報導攝影者關曉榮X林怡廷 (下)

by on Tuesday, 03 July 2012 Comments

是記錄者,更是參與者

不過,即使是像關曉榮這樣長期與受訪者生活在一起的紀錄者,仍然會覺得自己有所不足。八尺門系列作品發表後引來不小迴響,但有件事情卻讓他耿耿於懷。在一次與剛進港的阿美族朋友聚會中,有人舉起了關曉榮的手說:「你們看!這是好命人的手。」相較於關曉榮按快門的手,這些漁工的手因為長年在船上勞動,不僅布滿硬繭,指甲多半有黴菌感染的黃斑。

這樣一句不經意的形容,提醒了關曉榮:「什麼叫『好命人的手』?就是階級、物質等各方面條件和他們都不一樣。這使我意識到,我不能光是拍,還必須瞭解我們之間為什麼會不一樣。」關曉榮因此理解,如果沒有理論的支撐,不管是拍出多麼動人的照片,也不過是把人的痛苦變成一種抽象概念,充其量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他想要做的絕不只是挖掘現象。

1987年,他再度辭去了主流媒體的工作,來到蘭嶼整整「蹲點」一年。當時他受到《人間》雜誌創辦人陳映真的影響,引入了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雖然記錄時一樣是融入當地生活,但蘭嶼系列的呈現與八尺門時期已有很大不同。他不只以相機拍下現象,更試圖以具體數字和文字來分析資本主義進入蘭嶼後的轉變,像是觀光客人數、飛機起降班次、旅館營業額,甚至是雜貨店老闆有多少人是當地人等等,他認為「若沒有這些東西,很容易流於只是情感的回應,只能勾起某種同情心。至於背後的脈絡,你永遠是被隔離的。」

對於觀光客或新聞報導習慣以「獵奇」觀點來拍攝蘭嶼,關曉榮也以他的作品做出了反思:「關於蘭嶼的造舟,大部分的人會選擇拍儀式性的下水典禮,這樣才具有行動上的高潮。但我覺得這樣拍不到儀式的背後,這艘船作為生產工具,是勞動與智慧的結晶,我希望能用照相機去見證這個過程。」

關曉榮不僅以他的相機和文字為蘭嶼留下珍貴記錄,從1988年蘭嶼第一次反核廢料抗爭至今,他始終都站在第一線,與蘭嶼人一起奮鬥。他不只是個記錄者,更是個參與者。

關曉榮 觀光客與雅美族婦女 蘭嶼 1987

好作品需以時間換取

 

同樣也拍攝蘭嶼的林怡廷,談到前輩作品時夾帶著欽佩與羨慕,因為關曉榮的工作方式正是她夢寐以求的:「我一直深信好的東西必須以時間來換取,關老師長期浸淫在這裡,參與了蘭嶼人的生命,因此可以拍到很動人的時刻。當我知道他是使用24mm的廣角鏡時,嚇了一大跳,這意味著鏡頭必須非常貼近拍攝者,而這不僅需要勇氣,也要擁有受訪者的全然信任。」

林怡廷分析自己與前輩的最大差異在於「時間的縱深」:「我覺得有點慚愧,通常拍完之後,必須要趕快尋找下一個題目,沒辦法花太多時間在同一議題上。此外,我們的作品可能不如前輩那般具有穿透力和銳利,這和所處的時代有關。關老師可以拍到衝突的場面,展現激情的一面;而我們這個時代的攝影者已很難拍到渲染力比較強的畫面。」

 

文字與影像兩相互補

 

報導攝影者通常必須一手拍照,一手寫文。同樣以文字和攝影來記錄、說故事的兩個世代,對於兩種媒介的思考存在著些許差異,但他們一致認為結合兩者是最能完整表達想法的形式。

關曉榮認為文字和影像是立基於同一雙眼睛,在這雙眼睛背後是同一知識體系,有一定的特徵和限制。他清楚區分了攝影與文字的特性:「攝影對人事物的介入永遠只能是現在,文字可以進入過去和未來。但相對來講,攝影機記錄了現在,這種在場感是文字無法相比的。攝影機捕捉的是現在,是一種可以視覺符號化的現象,這是知其然;圖片故事(即報導攝影)所追求的目標有點接近文字,可以知其所以然。」

林怡廷則從自己的經驗來分析,文字與影像兩者具有互補關係。她發現自己最具感染力的作品,通常都是文字加上照片,因此嘗試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思考。「這兩種載體各有特性,呈現的是一種互補關係。我還滿感謝老天爺賦予我這兩種工具,某些時候我的照片無法講清楚,就用文字來彌補。某些動人的場景、顏色、光影,我選擇以照片來呈現。我希望我的照片可以說故事,我的文字可以讓人看到畫面;兩者是融成一體的。」不過她也強調,自己終究只是一個說故事的人,最重要的是受訪者是那樣真實地活著,是他們將生命經驗交給她,然後她才能以文字或攝影去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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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曉榮 抗議中的郭建平(右二) 蘭嶼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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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廷 郭建平於220抗爭現場 蘭嶼 2012

 

文藝青年應勇於反叛特權

 

在網路、媒體興起的時代,看似人人都可成為報導者,但報導攝影的形式反倒成為一種古典,越來越少見了。作為80年代報導攝影的代表,關曉榮認為在現代的社會氛圍底下,傳統的報導攝影勢必會被視為不合時宜,因為社會想追求的是「進步」,而報導攝影要突顯的卻是「問題」。

這個現象也和世代之間的價值選擇有關,關曉榮談到自己的觀察:「在戒嚴體制的控管下,文學與藝術給予我們這一代青年一種『寵幸』的特權;也就是說,只要不碰觸統治者的底線,在芸芸眾生中,你可以成為一個小說家、一個詩人。不過,這種寵幸的特權,同樣也能成為對特權的反叛,所以才會出現陳映真這樣的社會主義者與《人間》雜誌。現在的文藝青年不會比以前少,但方向和價值的選擇的確不同了。選擇對特權反叛的人變少了,因為相對而言,反抗馴服的這條道路,是必要付出世俗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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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廷 台北都更影像紀錄‧三重許素華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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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廷 台北都更影像紀錄‧永春彭龍三 2012

在時代囿限中另闢蹊徑

 

究竟是閱聽市場決定媒體內容,還是媒體內容主導了閱聽市場,就像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一樣難解。不過,台灣目前少有平台可以支撐報導攝影,確是不爭的事實。除了發表平台的式微,身為少數仍在這個領域努力的報導者,林怡廷指出更重要的原因:作品的穿透度與作者的生命歷練是密切關連的,在安逸環境長大的新世代,明顯不夠銳利。前輩們的時代賦予他們銳利的視角,新世代不可能再回復到那種狀態,更應在侷限中尋找自己的出路。

林怡廷想追求的是一種簡單又深刻的呈現方式。她心目中的報導理型是美國攝影家沃克.伊凡斯(Walker Evans)與詩人詹姆士.艾吉(James Agee)合作的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現在讓我們讚揚名人)。他們以兩個月的時間記錄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下的南方貧窮佃農,沃克.伊凡斯以大型的相機拍攝,看起來好像不講究構圖,卻可以從中看見很多細節,拍出的人也特別安靜、凝斂。林怡廷的都更系列作品便是這種思考下的嘗試。她希望突破器材和技術的侷限,在慌亂激情的現場中補捉安靜。

《人間》時代已成經典,但我們看到,新生代報導者林怡廷,正試圖走出自己的路。

 

採訪、撰文∣何靜茹

攝影∣關曉榮、林怡廷

 

Jingru Ho (何靜茹)

Former managing editor of Renlai Magazine.

雜食性文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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