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Renlai Issues 人籟論辨月刊

Thursday, 01 November 2012

影評:沒有土地,哪有電影?

─《候鳥來的季節》

片名∣《候鳥來的季節》(Stilt)

導演∣蔡銀娟、李志薔

出品年份∣2012年

上映時間∣2012年09月

我們都渴望自在飛翔,

於是將自己連根拔起,啟程追尋遠方那片天。

但不知從何時開始,

家鄉漸成遙遠異鄉,而我們成了沒有永恆歸屬的候鳥……

Wednesday, 03 October 2012

打折,也打倒了獨立書店?

─談圖書公平價格的推動

撰文|諶淑婷(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到書店看書;上網路買書」已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消費模式。

標價並非售價、滿額折扣加碼、紅利回饋再抵……買賣書如今像秤斤秤兩還能掐頭去尾的價格遊戲。

然而,買書的你,可知這並非商務科技與市場經濟的命定演化,而是書產業鏈持續走偏鋒的結果?

 

全盛時期曾有上百家書店的台北市重慶南路書街,近年僅剩下二十間,近期又有四家書店打算轉型或歇業,其中包括二十多年歷史的儒林書局。非連鎖實體書店正在急速消失中,讀者所失去的除了日常逛書店的樂趣,還有更多。


資金補助能救書店?

今年夏天文化部舉辦多場文化國是論壇,其中第二場次以「我街角的書店哪裡去了」為題,選在新北市永和區的知名獨立書店「小小書房」開講。當日文化部長龍應台對獨立書店多有讚揚,將其比喻為知識策展人,展覽好書與思想;並將其喻為社區情感的樞紐、城市文化的具體指標。

對於台灣有三分之一的鄉鎮沒有書店,龍應台提出的解決之道是將獨立書店視為文創產業,使其可適用「文創法」,以政府資源補助書店經營;或以「圓夢」為名,提供第一桶金,鼓勵青年下鄉開設書店。

在討論官方補助與創業資金是否真為解藥良方之前,我們得先分清楚:街角書店並非所謂的獨立書店,儘管兩者都是小型店面,經營模式與內容卻截然不同。街角書店為大眾取向,賣的是廣受歡迎的暢銷書、漫畫,甚至兼賣文具,與社區生活緊密相連。過去在台灣幾乎每個中小學旁都有一家這樣的社區書店。獨立書店則通常有獨特經營方向(往往反映店主本身的價值觀與關懷),除了售書有專門性或特殊性,也常舉辦講座、讀書會等文化活動。

無論社區書店或獨立書店,眼下都有生存困境。龍應台想適用文創法的對象,應是獨立書店。然而,給予補助就能解決問題嗎?

 

折扣戰擠壓小店家

台灣獨立書店難以為繼,最大原因在於折扣戰。「百大暢銷書籍推出最低六三折超低優惠」、「暢銷書第二本加購六九折優惠」……類似的促銷,你必定不陌生。消費者也許開心買書,但看在出版業與書店經營者眼中卻心驚膽跳。

有十三年歷史的高雄市「五餅二魚」兒童書店,在今年三月結束營業。店家全心投入兒童閱讀推廣,卻不敵低折扣對家長的魔力。常見店員花了半小時,介紹了一本又一本好童書,但一聽到最低九折,原本興致勃勃的家長立刻改口:「我只是來看看。」轉身回家,就上網以七五折買折扣書。不禁讓經營者感嘆:既然餐廳可以加10%服務費,專門書店是否也該收諮詢費?

台北市某外文書店店主也曾和筆者形容,折扣戰讓圖書出版呈現「一片亂象」。過去,出版社發書給經銷商,經銷商送至書店,書店賣書給讀者,產業鏈中每一環節都各自賺到毛利。現在,網站賣書大行其道,卻讓經銷商與書店無法生存。

該位店主說:「原本出版社發書多是七折或六五折,書店最多以九折、八五折賣出;但現在大型連鎖書店和網路書店,卻要求出版社以五折、六折供書,賣書時就可以殺出六五折、六六折的低價。要小型書店如何存活?」

 

急待立法撥亂反正

事實上,小型書店並未坐以待斃。2010年夏天,獨立書店聯盟即曾舉辦「反折扣戰研討會」,希望推動「圖書統一定價銷售制度」立法,以避免書店間惡性競爭。

在文化國是論壇上,立法的可能性又被提起。但出席的公平交易委員會卻表示:公平交易的精神就在「公平競爭」,如果圖書採統一定價,限制轉售價格,已違反現行「公平交易法」;目前的修法方向也只針對部分個案,除非文化部直接提出特別法解套。

但是,獨立書店和連鎖書店、網路書店,真的站在公平的競爭點上嗎?即便是最講求自由經濟的美國,雖不限制書店對消費者的售價與折扣,但亦不允許出版社對不同規模的書店提供不同的供貨折扣,新書齊頭批價,無論賣三十本給獨立書店,或賣五千本給連鎖書店,價格完全相同。此項規定,即為避免大型連鎖書店濫用採購優勢。

 

他國多有經驗借鏡

法國早在1981年即由文化部長朗恩(Jack Lang)提出「朗恩法」(Lang Law),規定新書在出版兩年內的銷售折扣最多只能5%(二手書和換季拍賣則不在此限)。消費者無論在大書店或小書店買書都是同一價格,買書不再是比折扣,而是對書店服務和經營特色的支持與選擇。大型連鎖書店和網路書店因不折扣而毛利增加;出版社也不需虛漲價格欺騙消費者,書價一路平穩。

日本則規定書店銷售圖書價格須與出版社指定銷售價格相同;韓國新書在出版十八個月內不能打折扣;以色列國會也正待通過限制書價折扣的法案……放眼全球,至少約有十七國有類似保護圖書出版銷售的法規。

反觀台灣,既不規範書店在零售端任意打折,也不規範出版社以不同折扣供貨給不同書店。起步已不公平,公平交易哪還存在?「書」確實是在市場交易流通的商品,但書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種文化與社會表徵。文化部、財政部、公平交易委員會必須理解推動統一定價的必要性。

 

拒絕折扣豐富選擇

書店經營者少、購書者多,規範價格的論調自然會被質疑:「憑什麼?」事實上,為了衝高銷售量、擠入排行榜,出版社不得不參加折扣戰;為了維持生存,提高定價再給折扣,早已是出版業界公開的祕密。觀察近年書價變化,一本250元的書變280元,300元變350元,打完折回到原價,消費者拿到的不過是「泡沫折扣」(bubble discount),真的賺到了嗎?

倘若有一成、三成、甚至五成的消費者,願意光臨獨立書店、支持無折扣書,讓出版社有勇氣拒絕低折扣供書,也不需配合大賣場與連鎖書店的銷售特性,只出版易售書籍。你會發現,為一本書多付出幾十元,能幫自己找回更豐富的閱讀選擇,拒絕被這場折扣戰左右。

所以,走入獨立書店,買下一本無折扣的好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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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南島紀行 台灣青年的踏查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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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03 October 2012

沉沒與禁閉之島

太平洋上羅列著許多島,原本遺世,也期待一直隱沒。但漢族的腳步,卻夾著現代化與開發的動人修辭,悄悄來到。從蘭嶼到雅浦,在這些深陷的足跡裡,究竟映照出了什麼?

 

神隱島嶼

Rumung,如夢。中文地圖上不存在的名字。

島民不喜歡外人,因此Rumung也暱稱為禁閉之島——禁止外人進入的意思。

Wednesday, 03 October 2012

斐濟的芋頭人生

種芋頭以致富足,烹芋頭以待上賓。

在台灣,這也許是難以想像的事;在斐濟,卻是如呼吸般理所當然。

乍看毫不起眼的小小芋仔,串起了家庭、村落甚至整個社會的層層關係,

斐濟人的芋頭人生,燒燙燙上演中。

 

「我們的收入來源有兩種:長期的,是卡瓦胡椒(Piper methysticum);短期的,則是芋頭,如此而已。」我在斐濟做研究時,最常聽到村落的農人這麼跟我說。

 

一個能夠照顧妻小的真男人,一定要有叢立於田地間的芋頭,以及在樹蔭下一節一節錯綜生長的卡瓦胡椒。尤其是芋頭,在南洋的天空下,一片片葉子迎接著陽光,讓色調稍嫌單調的熱帶島嶼丘陵點上一團不一樣的綠意。

Wednesday, 03 October 2012

平實之中見偉大

─追憶單國璽樞機主教

單國璽樞機主教於日前安息主懷,他以自己的一生見證了基督信仰,並帶領台灣社會思索生命的意義。

輔仁大學校長江漢聲、天主教高雄教區主教劉振忠以及在耕莘醫院擔任家醫科醫師的戴愛仁修女,他們與單樞機皆有深厚淵源。本刊特別邀請他們撰文,回憶與單樞機相處的點點滴滴,從最尋常的生活中,看見單樞機最真摯動人的一面。

Wednesday, 03 October 2012

生命落幕,精神永存

─追憶單國璽樞機主教

單國璽樞機主教終於結束他生命的告別之旅,從此不再會有人質疑:「為什麼還在告別!」

樞機榮登天國為他個人是光榮的事,值得高興地慶祝,但為台灣社會是重大的損失,因為再也看不到他病中帶勁,以柔克剛侃侃而談的身影,以及為病友、為弱勢族群發聲振振有詞的語音,可說是:「哲人其萎」;為台灣天主教會更是萬分不捨,因為他履行「划到深處」的信仰與靈修,「活出愛」的牧靈福傳工作,以及卓越的「獻身與領導」等,都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Wednesday, 03 October 2012

生於基督、活於基督、死於基督、永屬基督

追憶單國璽樞機主教

受苦能與上帝更接近

能在單樞機主教在世旅程的最後六個月照顧他,是一項殊榮。他是信仰至誠的人,非常單純、非常謙卑。他這一生過著與主合一的生活,在領導與生活中跨出的每一步,都深深啟發了台灣的教會。

Friday, 28 September 2012

「鮪」機總動員

─鮪魚經濟如何永續發展?

肉質肥美的鮪魚,可高貴可平價,是當代最受人們喜愛的海鮮食材之一。

然而,任何資源取用體系的浩劫,往往伴隨著人類的口腹之慾而生。

當這世界的漁撈活動已充滿風險,我們願意承受多大的代價,來換取一口鮪魚風味?

 

「媽咪,為什麼魚罐頭上要貼海豚貼紙?海豚也吃鮪魚嗎?」「海豚跟我們一樣也吃鮪魚,這個貼紙是鮪魚罐頭公司告訴我們,漁船在抓鮪魚的時候會很小心,不會傷害海豚。」「那海龜呢?那尼莫(Nemo)呢?漁船也會小心不傷害海龜和尼莫嗎?」

很遺憾地,海豚友善標籤不代表船公司所使用的就是對環境友善或永續的撈捕方式。海洋紀錄片《魚線的盡頭》(The End of the Line, 2009)的作者克洛佛(Charles Clover)就明確指出:基本上,我們在動畫電影《海底總動員》(Finding Nemo, 2003)裡看見的所有海洋生物,都可能因捕撈鮪魚而枉送性命。

為什麼呢?因為捕撈鮪魚的圍網漁船,經常使用人工集魚器(fish aggregation device)來增加捕魚的效率。

 

高效或濫捕僅一線間

人工集魚器可泛指漂浮在海上,用來吸引魚類聚集的漂浮物。由於在開放水域中缺乏明顯的遮蔽物,這類漂浮物能吸引魚群的注意;而小魚聚集後又能引來掠食性的鮪魚、鯊魚,因此成為捕撈鮪魚的工業化圍網漁船經常使用的工具。隨著科技進步,許多人工集魚器甚至配有衛星定位,使漁船能輕易掌握魚蹤。

 

然而,使用人工集魚器往往使得目標魚種之外的生物也混雜在漁穫中。一項2005年的研究指出,使用人工集魚器一年將產生十萬噸混獲。平均來說,在使用人工集魚器的情況下,每十公斤的漁穫就會有一公斤屬於非目標物種,包括鮪魚幼魚、海龜、鯊魚、蝠魟和其他物種。

圍網漁法不具篩選性,混獲比率高,也經常同時捕捉高價值且面臨生存風險的鮪魚種類,使得幼魚來不及成長就不幸喪命,嚴重破壞鮪魚族群數量。夏威夷大學對於掠食魚種的研究計畫發現,圍網漁船使用人工集魚器是導致黃鰭鮪和大目鮪族群下降的主因;這不只破壞鮪魚生態,同時也降低了高經濟價值魚種可能帶來的收益。

 

鮪魚罐頭都不鮪魚了

混獲除了威脅海洋環境,也為消費者「食」的安全帶來問號。一般人可能很難想像,超市買的鮪魚罐頭可能混有海豚或海龜。但這絕非危言聳聽,也不是科幻片裡的混種實驗情節。圍網捕獲的鮪魚有很大比例被製成罐頭,混獲以及後續加工製程若未妥善處理,產品就會有成分不明的疑慮。

2010年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 International)曾進行大規模的鮪魚罐頭基因檢測。該次檢測的樣品來自英、美、紐、澳及歐盟等12個國家,共計50個品牌、超過165種產品。結果發現有高達六成標示不符、產品品質不一,以及內容物不明的狀況。但依歐盟對於鰹鮪罐頭的規定,同一罐頭內不得混合不同物種,而商品標示也不得誤導消費者。如今,因為前端的捕撈作業過度追求效率,已使得後端的食品規定形同虛設。

全球鮪魚罐頭年產值高達27億美金,其中美國和英國是兩個最大的消費國。在環境組織的敦促下,2012年間兩國已有數家大型超市品牌宣布不再使用以圍網漁船和人工集魚器所捕獲的鮪魚產品,並支持一支釣或繩釣等對環境較為友善的漁法。

據統計,有79%的歐洲消費者認為「海鮮對環境的衝擊」是影響購買的重要考量。除了英國和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與義大利等鮪魚罐頭的主要市場也都正在轉變。零售商紛紛承諾改變採購政策,停止使用破壞性漁法所捕撈的鮪魚,要求供應商改採永續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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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際環境組織(包括綠色和平在內),近年以監測鮪魚製品來向漁撈產業製造壓力,已略有小成。

限制大漁才能保障小漁

漁業能否永續,作業方式與規模的限制至為關鍵。綠色和平各地辦公室在兩年前開始與沿近海小規模漁民接觸,瞭解這些漁民在作業時所遇到的瓶頸。

在英國,有77%的漁船是身長10公尺以下的小漁船,但這些漁民依法只能捕撈歐盟分配給英國配額的4%。綠色和平英國辦公室於是與漁民一起參加歐盟的政治會議,遊說官員,讓小規模漁民生計成為修法上的考量。自從英國辦公室率先打出「做漁民的朋友」的口號,西班牙、非洲與其他國家也陸續跟進。

在西非的塞內加爾,外國拖網船隊幾近耗盡了該國豐饒的海岸資源,使得在地漁民叫苦連天。簡單來說,拖網就像一年在農地上犁過七次。拖網漁船的存在,使得傳統小規模漁民在海上苦候不到魚兒入網。魚類水產除了是沿岸國家人民的重要營養來源,人工密集的小規模漁業還能造福數十萬就業人口。但過去幾年塞國合法與非法的漁業共同掏空了海洋漁穫,嚴重打擊沿岸漁村生存。

2012年塞國舉行總統大選,「阻止漁穫減少和確保漁業就業安全」成為候選人薩爾(Macky Sall)的重要政見。在四月成功當選後,蕯爾實現承諾,取消了29艘外國拖網船的作業執照。現在,賽國海岸每月能有3,000噸的漁穫,偶而還有過去不常見到的大型魚。當地婦女黝黑的臉上露出靦腆的笑容:「我們的漁民終於有希望了!現在我們能餵飽家人,也讓孩子們可以上學。」

 

紐芬蘭漁場崩潰難復返

回頭看看太平洋。這裡是全球最重要也是最後一處漁源勉強稱得上豐沛的大洋漁場,提供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鮪魚。然而,目前在中西太平洋所撈捕的四種鮪魚──正鰹、長鰭鮪、黃鰭鮪與大目鮪──全部面臨過度捕撈的威脅。鮪魚從八○年代後成為全球第二重要的經濟漁種,漁獲量從五○年代的50萬噸一路攀升到2002年的410萬噸,其中超過八成是被全球前七大遠洋漁業強權國所捕獲。

科學家早已警告,物種消失往往並非線性發生,族群數量一旦低過某個未知的臨界點,就可能再也一去不回。過去15年之間,中西太平洋的大目鮪和黃鰭鮪皆已減少20%以上。如今,太平洋的鮪魚數量可能在任何時間點上全面崩盤。

此等悲劇,歷史上早有先例。加拿大的紐芬蘭(Newfoundland)曾是重要的鱈魚漁場,但如今只能從歷史資料想像當年滿載的盛況。五○年代起由於捕撈技術的進步,紐芬蘭鱈魚的捕撈量快速增加,並在六○年代末期創下年穫量80萬噸的高峰。然而,因外國船隊過度捕撈,七○年代紐芬蘭漁穫量已減少六成以上;到了八○年代,更多大型船隊使用先進的技術,持續捕撈為數已不多的魚群。

當時科學家已提出警告,沿岸漁民也觀察到漁穫量大不如前,加拿大政府卻未提出具體規範。結果,1992年加拿大北鱈漁穫量創下歷史新低,才促使加拿大首相宣布全面禁止捕魚兩年。四萬人的漁村小鎮頓時大量失業,沒了工作的漁民被迫舉家搬遷,往日繁榮的漁港城鎮成了無人的鬼城。誰也沒想到,世代維生的鱈魚經濟竟一夕崩潰。直至今日,紐芬蘭漁場的鱈魚數量仍未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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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政府以鐵腕排除外資大型船隊,讓傳統漁法和本國小漁民得以再現生機。

 

太平洋島民不敵大船隊

太平洋島民幾千年來都以傳統、永續的方式捕魚。但今日外國遠洋船隊紛紛進入,還有許多外資成立、懸掛島國國旗的權宜船,以工業化的方式捕走了太平洋超過九成的漁穫量。根據統計,太平洋13個小島國的漁撈量,僅占中西太平洋地區漁穫量的2.3%。

超大型遠洋圍網船隊的設備非常先進,除了聲納,還有水溫探測儀、微生物分布圖等各種高科技工具幫助漁船掌握魚蹤。圍網漁船一次下網就能圍出60個足球場大小的面積,網具深度則相當於三座摩天輪的高度。

大型圍網工業化的捕撈方式極有效率,一下網,大小魚全都一網打盡。一艘大型圍網漁船每季約可捕到11,000噸漁穫,一年的捕撈量足以供給15萬臺灣人一年食用的海鮮。相較之下,太平洋紐埃島(Niue)傳統的鋁製小船和獨木舟,2003年統計的年度鮪魚漁穫僅有100噸,超級圍網漁船只消兩天的作業時間就可輕易超越。

不難想像,只有傳統魚具的小船將會越來越難生存。當遠洋漁業強權紛紛將目標對準太平洋,以設備精良的船隊競逐有限漁穫,小型漁船註定是這場掠奪之戰的輸家。

 

臺灣小漁民也面臨困境

去年十月,我在正式成為綠色和平組織的一員之前,曾以翻譯志工的身分登上綠色和平的船艦「希望號」(Esperanza)。在太平洋上航行的幾個禮拜之中,我們遇見來自臺灣、中國和日本的延繩釣漁船,以及菲律賓的圍網漁船;結果發現,不分國籍,船長跟漁工都提到魚越來越少、越來越難生活的困境。

我曾在一艘延繩釣漁船上看漁船收線,一個多小時均無所獲,有時拉上來連釣勾上的魚餌都還在,使得船長嘆氣連連。以臺灣來說,一艘小釣船得花將近一個月時間才能抵達太平洋,但在無盡汪洋上拚收穫,卻越來越像在豪賭一手永遠不會到來的運氣,幾乎連漁工的薪水都快發不出來。隨著投入的大型船隊日增,傳統、小規模的漁撈成為漁場競爭下的受害者。

綠色和平臺灣辦公室今年訪問了臺灣五十位以捕撈鮪魚為主的沿近海漁民。綠島家計型的小釣船漁民說:「三十年前出去一趟大概可以捕三百多公斤,現在大概二、三十公斤而已。」小琉球延繩釣漁民也表示再也抓不到過去習以為常的大隻鮪魚:「過去兩三百公斤的鮪魚不少,有時還可以捕到四、五百公斤的,但是這兩、三年已經完全捕不到那麼大尾的了。」

每年五至七月是屏東東港著名的黑鮪魚觀光文化季。十三年前曾有單年一萬一千多尾的捕獲量;到了今年卻只剩不到五百尾。過去東港漁市場在黑鮪季時可謂萬人鑽動;但今年卻曾經一天只見著五隻黑鮪魚,現場冷冷清清,盛況已不復見。

 

有規模就該負責任

全球鮪魚業正面臨巨大的轉變,為了回應越來越多消費者對於永續海鮮的需求,許多供應商和超市積極轉換他們的供應產鏈。臺灣雖不是主要的鮪魚消費市場,但在全球的鮪魚貿易上卻占有不容忽視的一席之地,捕撈量僅次於日本,高居世界第二,是全球主要的鮪魚供應地。

在中西太平洋地區,臺灣資本擁超過1700艘漁船,所占比例高達整個區域的三分之一。因此,雖然臺灣經常只能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組織會議,但在一些跨國性的區域漁業管理組織──例如中西太平洋漁業管理委員會──卻是正式會員。

市場正在改變,問題不在於誰是下一個改變的對象,而是太晚回應就會被潮流淘汰。鮪魚產業對臺灣漁業至為關鍵,臺灣政府應積極面對過度捕撈,回應國際潮流;並主動規畫永續漁業方案,讓漁民有工作保證,也讓未來的子孫都能年年有魚。

 

照片提供|綠色和平

撰文│顏寧 (2011年以翻譯志工身分隨綠色和平「希望號」進行守護太平洋之旅;2012年加入綠色和平臺北辦公室,現職為海洋專案主任。)

 

圖01 攝影/Ian Willms, ©Greenpeace

圖02 攝影/Kristian Buus, ©Greenpeace

圖03 攝影/Clément Tardif,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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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南島紀行 台灣青年的踏查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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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8 September 2012

洗出內在的真實:《羅馬浴場》

「現實」向來不是中性詞,它意味著妥協與限制;

人人都想逃離,但始終沒有勇氣。

遁入另一時空,你就能擺脫身上的種種束縛,獲得全然的自由與真實?

或者,你所以為的現實,原來不過是自己難以正視的怯懦與不足?

 

 

片名∣《羅馬浴場》(Thermae Romae)
導演∣武內英樹
出品年份∣2012
上映時間∣2012年08月(傳影互動)

Friday, 31 August 2012

詩歌,美好的一家!

──吳晟、吳志寧父子談《甜蜜的負荷》

歌賦予詩新靈魂,詩在歌裡重長成;

詩歌原本不易分,同是時代的回聲。

在2012.08.05「風和日麗連連看」音樂會的午後,我們與吳晟老師聊詩與歌...

Wednesday, 29 August 2012

呼吸著詩意

詩意是靈魂的養分,把心空出來,才能接受它的灌溉。

 

在我們的生活中,哪裡找得到詩意?詩意如氧氣,四處皆可尋得──不在任何特定的地方。跟氧氣另一個相似處在於,少有人能找到成分單一的純粹詩意,而氧氣也會混雜其他氣體來到我們身旁,讓我們得以呼吸與茁壯。不過,當氧氣變得太過稀薄,我們可能就需要來一瓶純氧,吸入它最純粹的狀態。詩歌(有時只是一段,有時只是區區幾行),是我們覺得快要窒息時,幫助我們支撐下去的補給瓶。但詩意以眾多的樣貌現身,喜歡讓鄙俗與平凡的元素混雜其中。

 

在了無詩意的狀況下生活,人會凋萎乾枯。生活再也沒有品味、共鳴或細膩差異;思緒與計畫在心靈的櫃架上層層堆積,好似一串串空殼。不過,詩意是唾手可得的東西。有的環境能讓我們自然沐浴在詩意裡:生活在森林、湖泊與山脈附近,周遭的人們以閒散的步調行進,樂聲在我們的屋前柵門那兒迴盪。但若要讓自己一生都呼吸著詩意,重點在於要能「內在觀照」。我可以自行暫停工作的腳步,轉而聆賞喜愛的樂曲,或某日聽到詩作之後進一步挖掘作者的資訊。我可以選擇到公園去,欣賞讚嘆樹木與棲息於上的鳥兒,而不是一直窩在電腦前方。我可以重新發掘鄰人的微笑,心懷感激地回報以一抹笑容(我很常忘記用笑意來映亮自己的臉龐)。

 

說比做容易。我目前住在20樓的公寓,辦公室也在高樓的第26層。不管望向哪扇窗戶,放眼只見道路與形形色色的高樓……。起初我吃了不少苦頭:那幅景觀帶來的生活節奏讓我自覺枯槁──詩意從我身上飛離,拋下我的想像力、意志與記憶,讓它們兀自枯乾空洞。我必須再次學習在寂靜、禱告、閱讀(不論新書或舊書)與重新發掘音樂裡,將詩意找回來。我凝望眼前綿延無盡的高樓,尤其在夜幕將垂之際,任由心思遨遊,這樣也能找到詩意。我給自己時間創造富含詩意的東西──素描、繪畫、短文與「公務」之外的電子郵件;我把它們當作小藝術品來慢慢雕鑿,並且從中獲得樂趣。我也決定要多走些路,不管外在環境如何,步行有些特質與詩意類似。說到底,古代許多詩詞都是為了搭配田野裡的工作、道途上的漫遊與祭典期間的舞蹈而寫成的。

 

在新環境裡,詩意會以新形式湧現。為了讓氧氣般的詩意注入與填滿我們的生活,我們必須擁有超越時間的本領與特質:保持童心;自在;願意暫停腳步與豎耳傾聽;擁有以吟誦、言語與作品來回應的欲望──回應我們在人生道途上行進與吞吐詩意時所獲得的贈禮。

 

撰文∣魏明德 翻譯∣謝靜雯

繪圖∣笨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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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以詩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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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August 2012

教科書背後的中國身影

(照片提供:香港學民思潮)

東亞地區的教科書爭議,經常跟中國扯上關係。多年來,日本教科書關於中日戰爭的種種歷史書寫,引發中國政府嚴重抗議。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內地化持續加溫,港人則以本土化回應之。近年來中港兩地爭執的事例愈來愈多,最新一樁是,港府預訂在中小學實施「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必修課,背後的推力是擔心日漸流失民心的北京政府。根據一份最近民意調查,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16%。2011年,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向香港訪問團說:要做好80後青年工作,引導他們成為「愛國愛港的新生力量」。很多香港人擔心,「國民教育」將成為「洗腦」的工具。而香港中聯辦的官員,也曾在微博上說:國民教育是必要的「洗腦」。台灣的變化,發生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拿回政權之後。馬政府的親北京姿態,伴隨著去本土化的政策傾向。修改高中歷史課綱的爭議,正在台灣延燒。馬政府指摘說,現有的歷史課綱有「皇民化」、「台獨化」的問題。

日台港三地的教科書爭議起源於不同的政治脈絡,但背後都有中國的巨大身影。東亞的教科書問題,其實與中國的崛起與擴張政策息息相關。

本文把焦點放在台灣的教科書修改爭議。台灣從1986年進入政治自由化的階段,1990年代推動民主制度,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獲選總統,台灣正式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這一段民主化的歷史,伴隨著國民黨大中華意識形態的退潮,以及台灣本土意識與台灣人認同的高漲。台灣的歷史地理教科書在戒嚴時代充斥著擁護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神話,從歷史敘事、地圖編制中清晰可見。例如,統治中國的政黨叫做「共匪」、蒙古國仍然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台灣史課程相對於中國史不成比例的稀薄、避談國家(國民黨)犯下的暴力罪行。1990年代之後,教科書的修改,是民主化的一項重要課題,社會從此有機會步向正常化的過程;教科書改正也是轉型正義的一個重點。

 

不正常社會的一個重要表徵是雙重標準。日本殖民者於太平洋戰爭期間在其屬地徵召「慰安婦」,是一件必須被揭露、批判的劣行。國民黨與統派人士對此極力批判。然而,在戒嚴時代,國民黨也在金門馬祖設置「軍中特約茶室」,從台灣徵召「軍妓」送往前線服務中華民國官兵。但是,國民黨對於這個由軍隊管理的「軍中樂園」卻諱莫如深。

馬英九政府的主權觀,是冷戰威權時代不正常社會的遺緒。二戰後釣魚台的歸屬,牽涉到日台中三國。台灣曾經在1970年代初期爆發過保衛釣魚台主權的學生運動。馬英九即屬保釣世代。據說馬英九本人曾研究釣魚台的問題。近年來,釣魚台歸屬爭議再起,台灣又被捲入其中,而一部分抱持中國民族主義的人士,要求政府強硬保護「釣魚台主權」,並將釣魚台問題列入教科書中。專攻台灣史的周婉窈教授指出:

在近代國家興起之前,沒有世界上每塊土地、每座島嶼都要屬於某個國家的假設。十九世紀八○年代以前,東亞海域有若干島嶼是無所屬,或是多重隸屬,但是近代國家不允許這種情況,今天東亞國家之間的爭執有部分來自於近代國家的這種假設,而且,伴隨著近代國家而興起的民族主義更是「寸土必爭」。但是,如果我們回到東亞近代國家陸續興起之前的海洋世界,有些島嶼從來就不屬於哪一國,例如釣魚台,既不屬於日本,也不屬於中國;在琉球成為日本的領土之前,釣魚台也並不屬於琉球國。海洋史的研究很清楚告訴我們這個歷史事實。

稍有海洋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在帆船時代,釣魚台群島、黃尾嶼、赤尾嶼都是無人島,沒有港口,船隻無法停靠──除非撞島擱淺。根據葉高華等學者的研究,1971年以前中華民國軍方的地圖都沒包括釣魚台,更不要說地理課本了。保釣運動之後,釣魚台才在地圖上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

周婉窈的文章指出,釣魚台並非任何國家的「固有領土」。根據最新研究,顯然是保釣運動創造了釣魚台主權歸屬中華民國的神話。教科書的編纂對於這一類議題本來就應該採取小心求證的謹慎態度。「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建立在『非歷史的主張』,也就是違反歷史事實的宣稱。例如,中國宣稱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西藏也是,新疆也是。那是遠離歷史的說法。」

但是,國民黨現在卻要扭轉教科書正常化的潮流,其動力是馬英九一向秉持的中華民族史觀。他在2008年的就職典禮上就曾經提過「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2010年教育部公佈新高中國文課綱,將全部是文言文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從「選修」改為「必選」。這一次,根據報導:

馬主席提到,辦公桌上現正放著一疊即將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看了覺得很荒謬… 目前他已責成教育部盡快處理這個問題,有關內容違反《憲法》的一些台獨化、皇民化的內容,應該要刪除;台灣史、中國史應該要合併為「本國史」,這才符合《憲法》的既定國策。(《旺報》2012.07.13)

數日後,國民黨發言人再次強調,「課綱編寫必須不違背中華民國憲法文字及精神,修訂時也應以憲法為標準」。(《聯合報》2012.07.16)

教科書課綱修改由總統直接下令執行,並祭出憲法大旗,乍看令人驚訝,但這牽涉到國民黨文化霸權的保衛戰,並且藉之再一次貶抑本土價值。過去幾年來,馬英九政府總是用這樣的公式,來辯護他的政策:(A)遵守憲法 +(B) 該政策自從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即採行 +(C)以生命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備受爭議的「九二共識」、「一國兩區」,馬英九採取的都是同一套修辭策略。「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區」,向「一中原則」靠攏。教科書修改則向「中國文化」與「中華道統」靠攏。兩者都在抵制本土化的潮流,或是民進黨立委所說的「去台灣化」。然而,馬英九的大陸政策雖然讓兩岸經貿關係更加緊密,但台灣人身分認同卻愈加高漲;馬英九的聲望也滑落到歷史低點。在此民意背景下,馬英九的逆勢操作顯得極為突兀。是什麼樣的力量催化了這些「反動政策」?而馬英九的中國政策在台灣選民與反對黨的壓力下,又呈現了哪些擺盪?

 

馬英九就任總統之後,急速推動與北京簽署一系列包括ECFA的協議。近年來,台灣的公民團體(例如守護民主平台、兩岸協議監督聯盟等組織)一再要求政府將人權列入兩岸協議項目。2012年6-7月間,中台談判投資保護協議陷入膠著,爭議的問題之一是關於台商在中國的人身自由。因此,原來預定在6月底舉行的「台北會談」(名義上是學術研討會),馬政府拒發簽證給幾位具有官員與解放軍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會談「破局」;而預定於同一期間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也取消。

《中評社》一篇發自北京的評論質問:「陸委會是否清楚台灣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到底是代表了誰的立場?究竟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段粗魯的話語直指「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似乎在對馬政府嗆聲:是我幫你選上總統的,你怎麼不照我的劇本辦事?台北會談主辦者的「破局說」,破的是誰的局?

長久以來,中共在香港培育了許多「愛國團體」。台灣也有類似的「愛國團體」。套用香港人的說法,熱愛祖國者,有「舊電池」和「忽然愛國」之分。台灣歷史悠久的統左團體「夏潮聯誼會」,其中許多成員曾經做過國民黨的黑牢,在冷戰時代歷經殘酷壓迫,他們一直把希望寄託在「祖國」。民進黨執政之後,統左團體微妙變化,許多人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抱持歡迎的態度。

最近幾年,台灣則出現了一些新的組織,例如兩岸統合學會,根據這個學會的自我介紹,其組織緣起包括:「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2012年6月「破局」的台北會談,在台灣的籌劃單位就是兩岸統合學會。分析台北會談預定舉行的時間點,會發現這個「學術研討會」與延後的第八次江陳會、香港「回歸」十五週年慶典活動緊密排列。這些是巧合嗎?而馬政府顧慮台北會談「偏離到學術研討會以外的範圍」而拒發簽證,顯然也非突發之舉。

更加「巧合」的是:推動教科書修改的團體除了夏潮等統左團體之外,還包括兩岸統合學會的成員,而這個學會的要角還在最近被馬政府任命為「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委員」。這一系列台灣內外的事件,指向一個事實,就是:台灣已然浮現一個具有組織性的統派的「國土復歸運動」(irreden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的目標,如其揭示,以「反獨」、「導正兩岸關係」為宗旨;並且延伸到反本土化。

讓我們複習一下揭開國共合作序幕的2005年「胡連公報」:

為中華民族實現光明燦爛的願景,兩黨共同體認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臺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的共同主張。

反獨,讓相互鬥爭仇恨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國共兩黨結合在一起。國民黨從冷戰時代的反共、恐共,忽然跳躍到國共合作。為什麼有這樣的歷史斷裂?原因再明白不過了。

台灣的歷史經驗顯示:沒有適當而生根的本土價值網絡,就不可能維繫民主化運動,因為本土化並非狹隘族群意識的反映,而是「生活在台灣」此一安身立命的社會需求。即便在「全球化」統御世界的潮流下,這個命題仍然有效。「國土復歸派」在台灣的操作,正透過蠶食本土的價值,進而毀壞民主的根基。過去二十年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統獨對立的格局正在緩解,代之以「維持現狀」(亦即,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實質獨立地位)。而新的衝擊則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換言之,台灣人民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決定他們的政治身分認同,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如何處理來自中國之政治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利益誘惑,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觀察最近的事例,馬政府在兩岸後續協商談判上呈現擺盪。搖擺的原因一方面是中方在保障台灣人在中國的人權議題上不肯讓步(最近甚至以國家安全的理由逮捕了造訪中國的台灣人),另一方面北京對馬政府的「宗主姿態」,也讓民選的總統馬英九倍感壓力。然而,馬政府執行「大中華文化復興」是意志堅定的,因為這攸關國民黨長期以來在台灣享有的文化霸權地位。

如果只從短期的政權輪替看問題,教科書的反覆修改,乃是受到政治力的牽引:藍--> 綠 --> 藍。當人們陷在這個層次思考時,很容易被主流媒體的烏賊戰術所迷惑,藍綠各打五十大板,而卡在藍綠惡鬥的思維。其實教科書的問題本質不是藍綠政黨之爭,而是更深遠的問題。

 

類殖民的文化政策

拉長歷史的深度,放寬地緣政治的視野,教科書問題其實「本土民主+轉型正義」vs.「CCP+KMT大中華霸權」的拉鋸戰,在這個歷史性的戰場上,本土派本來就處於劣勢,何況現在又是國民黨執政。即使在民進黨執政期間(2000-2008年),任何傾向本土化、社會正常化的政策,經常被主流媒體塗抹成「民粹」、「鎖國」。台灣主流新聞媒體機構的大腦,始終烙印著大中華思想:訴諸草根民主就有被指責為「民粹」的危險;對中國政策保持謹慎以對的態度就是「鎖國」。

教科書問題的根源是,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尚未徹底處理解除殖民化(decolonization)。作為一個「外來政權」(émigré regime),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執行過「內部殖民」或「類殖民」的文化政策。 1945年,國民黨從日本手中取得台灣之後,進行了它自己規劃的「解殖」,把日人資產全數收編為黨國企業;大量原先使用日文的台灣知識階層失去了公職與工作,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下遭受污名化。知識分子突然成為「文盲」,重新學習「祖國」的語言、歷史、地理、文化經典。一整套黨國意識形態透過教育體制灌輸到各個階層,透過廣播、電視、與報紙的壟斷進行「系統性洗腦」。

民主化勢必會解除這些殖民式的文化政策,也會損及既得利益與既有思維(例如主張中學國文教科書應該放入大量古文文本者)。因此,國民黨在拿回政權之後,諸種去本土化的施政,性質上是「反動政治」(reactionary politics)。政治學者赫敘曼(Albert Hirschman)在《反動的修辭》這部名著中指出:那些試圖推翻「進步」思想或政策的人,經常會動用反動論述的策略,他們會在口頭上贊同進步價值,然後再試圖翻案說,這種進步政策經常會導致一些非意圖的結果,而且通常是惡果。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有人緬懷起蔣經國,美化了他對台灣的「貢獻」。這種論述所動用的話語策略就是赫敘曼筆下典型的反動修辭:民主雖然是好的,但是民主導致了黑金派系和政府無能。對比之下,蔣經國時代就成為「效率」與「廉潔」的美好回憶。威權的遺緒,這樣一寸寸爬了回來。人們淡忘了:蔣經國為了控制台灣社會,培育地方派系,施予這些派系經營特定壟斷產業的特權,並鼓勵派系之間競爭而達成分而治之的效果。

 

愛國主義侵蝕文明發展

香港此刻面對實施「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背後仍是中國民族主義、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中國霸權文化擴張等問題。1980年代初期中英開啟談判時,鄧小平的一句香港主權回歸之後「馬照跑、舞照跳」,已經揭露了香港將來命運的不祥之兆。中共將延續香港物質主義的生活邏輯,但是並不允諾任何解殖之後的草根民主化要求。諷刺的是,香港公民社會之所以茁壯,正因為主權移交之後中共的諸種作為導致了港人的反感與反抗。一部試圖強化控制社會的國家機器,引起了一個自我培力的公民社會的成長。香港公民的反國民教育洗腦,其意義就是在抗拒財大氣粗的「祖國殖民主義」,在抵抗大中華文化霸權對地方社會文化的侵蝕破壞。

中國大陸社會本身,長期以來也深受惡質的愛國主義教育之苦。民族主義的重擔,已經把幾個世代以來的中國人民壓得喘不過氣。一直以來,中南海的統治精英都以廣大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作為國力擴張的說辭。這種愛國主義民粹的本源正是國家的教育政策。台灣的民主化經驗顯示:一旦國家宣傳機器不得不放鬆意識形態控制,愛國主義的情緒就會急速緩解,社會才有機會走向正常化、文明化的道路。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弊害,不止台灣人受害,今天的中國人受害尤烈。海峽和平論,應該是兩個社會的永久和平,而不是兩個不義政權之間的私相授受。

 

社會應回歸正常化

香港政府擬定「國民教育」、台灣國民黨政府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與修改教科書課綱,背後可見中華文化霸權的巨大身影。中台港的民族主義議題,有其各自的政治脈絡,也都有著共同的歷史地緣背景,亦即,中國崛起帶給東亞地區的衝擊。兩岸三地的公民社會,陸續展開跨海峽公共領域的溝通,拋除「國家之眼」,改以社會的角度看待問題。回到社會正常化的路途,讓社會與社會之間能夠互相讀懂對方,對民族主義霸權加諸社會的破壞,提出深刻的理解與批判。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原文刊載於2012.07.26《陽光時務》http://www.isunaffairs.com/?p=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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