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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e Tan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a voluntary basis for AFESIP Cambodia (Acting for Women in Distressing Situations), targeting criminals exploiting sex workers in human trafficking, working on HIV and AIDS outreach, training victims of rape, domestic abuse and human trafficking in vocational skills, and aiding them in reintegrating into society. She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Leeds in Chinese Studies and gained an MBA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he's currently supporting herself with a job teaching english in order to fund her commitment to her volutary work with the charity. What follows are a series of extracts from her blog, detailing her life in Cambodia, and her struggles in trying to find sustainable ways to help the street children she encounters in Phnom Phen To keep up with Clare's experiences in Cambodia you can check out her blog here.
 
 
Tuesday, 06 November 2012 12:26

文學不該「社會盲」

─談散文創作的紀實與虛構
 
 

散文非得「寫實」嗎?怎麼才算「寫實」呢?

若「真實」不只一種判準,甚至可能傷人,文學人,你怎麼辦?

編按:來自馬來西亞,長年在台生活、寫作、執教的作家鍾怡雯日前受《聯合副刊》之邀,撰文談論時下的文學獎問題,卻引發爭議。

她在10月7日刊出的〈神話不再〉一文中回憶某次評審經驗,並挑明某位同鄉作家有誠信問題;該文引起2010年以〈毒藥〉一文獲時報文學獎散文大獎的馬華作家楊邦尼為文「自首」回應,但鍾怡雯於10月16日再發出以〈誠信〉為題的簡短聲明,堅稱楊邦尼說謊,且刻意操作弱勢議題。

 

對此,同樣曾獲文學獎的新生代詩人羅毓嘉,要表達他的看法。

 

 

散文,當能容許虛構轉化

在這場爭執中,鍾怡雯直指當時評審團猶疑〈毒藥〉一文所描寫的愛滋患病與治療情節有虛構之嫌,去電作者求證時,楊邦尼在電話中自承該文書寫為己身經驗。然而,鍾怡雯強調她「跟楊常來往的大馬詩人、媒體主任、同志作家求證過」,比對「考驗楊邦尼個人誠信的來電」,她堅持:「真相只有一個,無須多談。」亦即,鍾怡雯認為楊邦尼既非感染者,如此即是「靠謊言擒獲一次大獎」。

 

鍾文力圖揭露「創作者為得獎,不惜謊稱人生」之怪現象,並非無稽。文學獎和專業參賽者之氾濫,確實是台灣文壇必須正視的問題;然而,我要主張的是--散文本就容許虛構與轉化,「真實與否」既不該成為主辦單位去電求證的理由,後續得來的「答案」也不應成為質疑作者誠信、乃至道德的準繩。

 

甚至,僅因評審間無法以文本之技藝與關懷定奪名次獎項,而必須以「散文是否為真」作為給獎與否的最後一道門檻,儼然成為文學獎的另一怪現象。主辦單位做了這樣的調查、打了那樣的一通電話,我覺得很失格。要批判文學獎怪現象,可以,但當自己也成為怪現象的時候,相關批判無論如何就站不住腳了。

 

況且,這不僅絕非「無須多談」之事,反而更得多談。因為〈毒藥〉事涉愛滋。

 

 

文學創作,初衷本為「人」

在一個愛滋感染者尚且背負無數污名的時代,〈毒藥〉一文中的「敘事者我」開門現身,爬梳感染者投藥、病情獲得控制的歷程,最重要的是,將此一過程中的藥/毒關係重製,是當代文學中少見的嘗試。幾年前,我也嘗寫〈患者〉一文,以「我的朋友」為主體,描摹感染者與病、愛、人群的糾葛,投往某文學獎,卻輾轉聞得有評審主張,「散文必須以『作者我』為主體」,反對該文晉級。

 

天啊,若以愛滋關懷為軸心的散文,既不能用「我的朋友」為主體,用「我」更要被質疑「敘事者我」是否等同「作者我」--我們的當代文學(好吧,文學獎),究竟還能不能為這些患病的弟兄姊妹們,說一點什麼?

 

只怕是天地無門,此路不通。

 

文學之終極關懷勢必為「人」,而無論你、我、他。情節中的「敘事者我」服務於「作者我」之核心關懷,為之操演。倘若文章僅因主詞從被書寫者的「他」換成敘事者的「我」便不成立,那也必須是因為文學技藝之不足;易言之,必須因為錯誤的臨摹、曲斜的再現,而不是拘泥於「這是否你親身經驗」的枝微末節之事。

 

 

難言之隱,如何有聲?

另一方面,除了文學的紀實與虛構,讓這事更加複雜的,無非是〈毒藥〉動用了「敘事者我」和愛滋之間的共生共存關係。

之所以「根本不應去電詢問」,是因為倘若萬一,我是說萬一,作者「就是」感染者,而主辦單位去電詢問時,作者「以為」這通電話是off record(不登載在案) ,於是他承認了。然而,當評審結束,獎項頒布,作者能「在公開場合再承認一次」嗎?顯然不能。那麼,鍾文卻硬生生將之轉為on record(登載在案)的紀錄,豈不是逼著人要在報紙上「再度出櫃」?萬一是這樣的話,別說是光環,更別說是神話了,「文學獎」這三字,都將因此而蒙羞。我們能不考慮到這樣的「可能性」嗎?

正因事涉愛滋,這是一次最壞、最壞的示範。

鍾怡雯忘記了--忘記、或根本不曾看見--愛滋感染者在現實中面對的處境有多惡劣。忘記了,即使感染者「私底下是」,也不能「公開地是」。絕對不能。他們必須是「公開地不是」。迂迴。閃躲。絕不能是。

愛滋之不能言,之難以啟齒,絕非鍾文所言之鑿鑿:「既然如此,為何寫出來?」寫,正因日常太沉痛,不能輕與人言,才更應該要寫。正因現實中之不能承認,文學的「虛構」反而讓寫作者有了解脫的空間。這難道不是文學創作的初衷嗎?而今,鍾文卻上綱到「誠信」問題,將創作者假借「敘事者我」的空間給逼絕了。

 

 

非關真假,本不該問

更推廣一點來說,要求散文必須「完全符合事實」的道德危機在於,從此再沒有寫作者願意處理悖德、甚至違背法令的題材。寫偷情?恐怕成為妨害家庭的佐證。寫嗑藥?警察會否找上門來。寫愛滋?得先說那是不是你本人。甚至,只是寫生活中的小奸小惡而被人肉搜索?當散文通通必須寫作者的「無條件自白」,反而可能成為道德審查的材料。

誰敢保證,強調「事實」的散文,會不會反而造成「社會真實」在這一文類當中的缺席;而文學家在意的「文學真實」,最終只剩下家國歷史、生活瑣事、故鄉思懷、梳頭煮飯、親人軼事這些了。

不僅不問「到底是不是真的?」而是,根本就不應該問。

緊實地說,文學的「紀實」與「虛構」邊界之所以必須曖昧不明、之所以必須容許寫作的穿越,之所以不問「那是不是真的」,正是為了容許魍魎現身,更保護作者從文學場域返回現實之後,仍能免於「道德」的規訓。而這是文學的土壤之能夠持續肥沃,所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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