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生命之「殤」─ 攝影者何經泰 X 拍/被拍者張榮隆

by on Wednesday, 08 August 2012 Comments

何經泰 工殤顯影I 1996

攝影是一種單向的觀看。

透過鏡頭看人,是權力,更可能是暴力。

面對生命的幽暗,按不按快門,永遠是橫亙在咫尺之間的巨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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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經泰

紀實攝影家,資深媒體攝影工作者,曾任職於《天下》、《時報周刊》等各大媒體,現為《明報周刊》副總編輯。個人作品《都市底層》(1990),《白色檔案》(1991)、《工殤顯影I》(1996)和《工殤顯影II》(2003),皆以安靜、沉穩的人像攝影,記錄受傷者/家庭的真實面貌。(攝影/林佳禾)

張榮隆

因職業災害而導致截掉右手右腳的工人,曾任「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理事長。工傷後自習繪畫、寫作、攝影,近年專注於社會運動的街頭攝影,並長期記錄受困勞資糾紛、工傷爭議在台外籍移工。2008年曾獲台北市政府「工人藝術家」殊榮。(攝影/林佳禾)

 

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紀實攝影家Lewis Hine曾說:「攝影不應當僅僅為了美,而應有一個社會目的。要表現那些應予讚美的東西,也要表現那些應予糾正的東西。」

 

鏡頭後的攝影者,總似主動地以觀景窗格框定人事景物,表達意義和隱喻;但鏡頭前的被攝者,卻似僅能默默被觀看、擺布,承受被曝光再現的壓力。某種程度,鏡頭確實是「權力之眼」──看,與被看;言說,與被言說,清楚地畫分出強弱兩端。

 

然而,當被拍攝的弱勢者,有一天拿起了相機,帶著明確目的,要為自己和他者發聲;想像,甚至宣稱自己,以再現人間真實為職志的紀實攝影家,會如何看待?

 

紀實攝影家何經泰,多年前數度與「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簡稱「工傷協會」)合作。他曾拍下受傷工人張榮隆的手,並成為該協會出版繪本的封面;但他不知道,張榮隆後來開始也學習攝影,並成為穿梭在各種社運場合的影像記錄者。

 

時過境遷,兩人在《人籟》安排下重逢。把酒言歡之間,他們暢談彼此的攝影經驗,也分享對攝影者與被攝者之間的種種看法。

 

 


先談談兩位怎麼開始接觸攝影吧?

 

張:對我來說,接觸攝影是個機緣,要不然右手受傷的我,大概是沒辦法玩攝影的。

 

工傷協會舉辦過一些團體性或藝文性的活動,用意是硬梆梆的抗爭之外,也能利用文化活動,讓社會大眾看見我們是誰、想說什麼。那時候開了一個DV攝影班,我參與了前面一兩次,第一次接觸到影像器材,也才意識到要控制那些機器,會有些限制。我開始好奇,自己到底可不可以玩這些東西?剛好朋友有台相機,就借來自己摸索,慢慢拼裝出一個把手,結果發現:欸,左手居然也可以按快門了!

 

於是,我開始拿起相機。因為協會常上街頭抗爭或辦活動,我一開始就跟著協會的議題拍,沒有自己設定主題。直到現在,我的題材就是社運組織者和他們的服務對象,非常明確。

 

何:我拍照的時間就長了,大學畢業就當攝影,到現在都56歲了。我是在韓國出生,來台灣念大學才喜歡上攝影,要畢業的時候,曾經辦過一個展覽,內容是很意境式的那種,色塊啦、線條啦……

 

不過,那時候心裡嚮往的還是新聞攝影。80年代初有很多老師帶了新的思想進來,所以我就想當個攝影記者。1982年畢業後,我進到媒體工作,先是在《天下》雜誌,後來又到《時報周刊》。

 

當時報導攝影盛行,其中又首推《人間》雜誌。我沒有在《人間》發表過任何作品;不過,那年頭專職的攝影師就只有幾個,大家都很熟,跑街頭拍完照,常常一起去喝酒。總之,我也受到左派思想的啟發,所以後來才會開始拍《都市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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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經泰 都市底層 1990

在報導光鮮的主流媒體工作,怎麼會想去拍攝社會底層的人物?

 

何:在《天下》都是去採訪大老闆,當時「台灣錢淹腳目」,正是股票最高點的時候。後來到了《時報周刊》,因為跑社會新聞,我到了許多沒去過的角落,這才發現:哦!原來台北還有一批人是不一樣的。

 

我和榮隆不一樣。我是從攝影創作出發,在那個時代氛圍下,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對社會有意義,讓大家看見台灣有這個狀態。「都市底層」系列就是呈現台北的貧窮現象,在那時大家也許看不見,或刻意迴避;但我看到了,覺得該呈現出來。

 

當然,我是以攝影為生的人。工作上的題材常受人支配,很難有完整的作品。大學畢業到現在30年,我都在上班,就算有感興趣的議題,也只能擠出一點時間來拍。

 

 

《都市底層》非常罕見地用人像來呈現貧民和街友,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何:我想涵蓋一個面向,樣本要多,所以選擇用人像的方式來拍。一般拍街友,如果用側拍、抓拍,快速偷按個幾張,非常容易;但我不想這樣呈現他們,而是想直接面對。我總是告訴他們:「你要明確地看著鏡頭,知道我在拍。」

 

為什麼看鏡頭很重要?因為對方必須「同意」才會看著鏡頭。我做人像,想強調的正是「面對」:他面對鏡頭,我面對他,甚至到了展覽,觀眾也得面對!當我要拍的時候,有些街友還會整理一下頭髮,弄一弄衣服。相機,跟我,跟他,直接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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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經泰 都市底層 1990

拍攝這樣的照片,通常如何與被拍攝者建立關係?

 

 

何:我花了三年做《都市底層》,拍下照片的有上百人,接觸過的就更多了。我不是個很外向的人,要建立關係,其實很難。一開始,我在那邊晃半天,不敢講話;但他們以為我也要睡,反而主動指點。就這樣,可以開始聊天,慢慢認識幾位固定的朋友,熟了才敢提拍照的事。

 

張:我的位置不同,不是因為喜歡攝影才去找題目拍。我是工傷協會、社運圈的一分子,不需要太多溝通,大部分的人都認識我。對我來說,最困難的問題是:拍這個要幹嘛?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常常無法說服自己。

 

社運團體的合作關很複雜,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處理,拍照就會很「退」,常要考慮不同單位的想法。我透過相機所拍下的影像,可能會被更多人看見,那它造成的效應,符不符合這些組織的需求,就變得很重要。

 

何:我想拍《工殤顯影》的時候,工傷協會很正式地把我找去開會,要我報告為什麼想拍。我說先前的《都市底層》和《白色檔案》這兩個作品都跟受到傷害的人有關;也談到我覺得怎麼有這麼多的人,受了傷卻被不平等對待,所以想記錄他們。協會內部討論同意了,我才開始拍。

 

 


「工殤」系列有協會的支援,拍攝過程會比較容易嗎?

 

何:《工殤顯影I》其實是最痛苦的一次拍攝經驗。每天下班七、八點以後,才跟著協會工作人員去採訪,一個晚上回來,第二天又去採訪下一個。除了工作的壓力,還要面對工傷者所承受的壓力……

 

張:很重(笑)。

 

何:對,每個人的故事都讓我覺得很強烈。要呈現傷處,必須直接拍攝傷者的身體,但是這太直接了,效果不好,必須改用一些手法。一個人受傷後,要把自己的缺陷直接露出來,並不容易;有些人是為了組織,為了大家可以爭取權益,才勉強面對鏡頭。

 

張:當初答應的人,後來想法也可能改變。拍完之後幾年,我當理事長的時候,就有個朋友打電話來,表示當初的影像不想再被公開,因為他已經走過傷痛的那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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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隆 「我要休假」移工大遊行 2007

 

 

把缺陷、私密曝露出來,甚至留下影像,怎麼說情緒都會很糾結吧?

 

張:我也是個受傷的人,以前不敢面對自己,就算在協會裡也不曾把義肢拿下來。我曾有過不好的被拍經驗,在一次記者會上,記者為了拍出張力比較強的照片,叫我把義肢拿下來。當時我還沒辦法接受自己的殘缺,卻在那種情境下被迫這麼做,感覺很不爽!

 

何:攝影記者總會叫你擺姿勢,很有入侵的感覺……

 

張:一直到現在,我還不大敢用相機去正視拍攝對象。常有人建議我,拍人應該更近一點,把張力呈現出來,但我還是沒辦法。

 

我曾看過有個記者為了拍到當事人的眼淚,把鏡頭貼近到只有三十公分的距離,問題是戴著口罩的當事人根本不想曝光。我當時心想:「這種照片拍下來,張力一定很強!」不過,這必須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所以,就算心裡也想拍出張力,我就是拍不下來。

 

 


身為攝影者,恐怕永遠在「入侵」別人,該怎麼自處?

 

張:我不是記者,拍了照也沒辦法報導,或直接幫上什麼忙。不管是拍工傷者,或是外籍移工,都是為組織做紀錄,透過影像和他們建立關係。所以,我常把照片送給拍攝對象,除非組織有需求,否則我非常不想消費別人。

 

我認識一群身心障礙者,曾經想要拍,想了很久,還是不太敢,後來變成教他們攝影。不過,其中有一位比較熟的朋友,我真的開口問了,而他也爽快答應。他的雙腿有先天性肌肉萎縮。有一次在外面過夜,他洗完澡,穿著小短褲跑到我房間說:「榮隆,快點!你幫我拍兩張!」當時我傻住了,考慮了一下才動手拍。如果當時要主動,我還是會膽怯。他的照片,後來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乾脆全部送他,也沒發表。

 

何:我覺得只拍些紀錄照、送照片,有點可惜。

 

以前門檻比較高,現在幾乎人手一台相機,攝影也在改變。人文攝影以前是「外求」,去拍外面的對象;現在很多人則是「內求」,拍自己或身邊的東西。外求需要溝通、認識,有很多困難;但內求,可以捕捉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國外有個攝影師,專拍他父母吵架,他有張有名的照片就是他爸爸拿酒瓶丟他媽媽,而那個酒瓶正飛在空中。這樣的畫面,一般攝影師絕對拍不到。你只有進入他們生命的核心,才有可能。

 

榮隆是「在裡面的人」,可以好好拍身邊的人事物,手法上可以更有意識一點,或帶著想法去做一些創意。攝影這東西,就算現在看沒有意義;但20、30年以後,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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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隆 暫停之家 2010

所以,當每個攝影者都是「巷內的人」,拍「巷內的事」,情況就不同了嗎?

 

 

張:我不認為反觀、內求,就會比較容易拍。我拿起相機一段時間之後,曾經想說幹嘛老是拿鏡頭對著人家?有一次,我就把鏡頭反過來對著自己,快門一按,看了照片嚇一跳。原來自己看起來是這副德性,看了會怕,但怕完才能真正去面對自己。

 

我帶身心障礙者的攝影班,曾經出過「自己的一天」這種內省題材。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精神分裂的朋友,在發病的狀態下,拍三更半夜的街頭、自己的冰箱與藥罐。原來,他發病時有強迫症狀,會一直去開冰箱。

 

我也想過,這些故事如果能寫下來就太棒了!但討論後,大家覺得只有彼此信任的學員才能看。所以,就算是內求也很不簡單,在自我揭露與認知上,要達到某個程度才能做到。

 

何:任何拍攝在執行上一定要尊重當事者,這是前提。但想太多消費的問題,也沒必要。講句不好聽的話,參加街頭運動需要媒體報導,這也是在消費嗎?我認為這是相互的,出發點是否尊重、誠懇,比較重要。

 

再舉個國外的例子,有一個愛滋病末期的人,請一位朋友來為他拍照,結果造成轟動,很多人開始對愛滋有正向的看法,甚至影響了政策。像這種情況,你不能夠只想:「這個人要死了,你怎麼還在拍,這樣不是很殘忍嗎?」

 

作品一出來,就不只是作者的了。這作品以後會怎麼講話,有怎樣的社會性,不是作者所能要求的。當然,自己心裡,總希望能帶來改變。

 

採訪、整理|楊子頡、林佳禾

攝影|何經泰、張榮隆

 

 

 

 

Zijie Yang (楊子頡)

一個連自身存在都與所身處社會一樣荒謬的年輕男子,不太適應團體,不易尋得認同與歸屬感。曾參與06年廢墟佔領、寶藏巖公社抗爭;10年參與桑雅靜心劇坊學習舞踏;現為諾努客反核文化行動團隊活動企劃與鼓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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