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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2 February 2007 22:02

兩岸對峙與和平建構

人籟論辨月刊特刊
高敬文/魏明德(Jean-Pierre Cabestan&Benoît Vermander)合著,《兩岸關係1949-2005:衝突化解與政治發展》,利氏文化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元月。

【作者高敬文 魏明德寫給e人籟的讀者】

對於許多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生活的人來說,寫下本書《兩岸關係1949-2005:衝突化解與政治發展》的企圖似乎太過狂妄,我們兩位作者提出的建議甚至沒有實現的可能。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錯綜複雜,怎麼會是兩個法國佬能夠理解的?他們竟然還要提出我們找了六十年都找不到的解決方案?

我們兩位作者都與台灣有不解之緣,有一位曾在台灣居住過一段時間(九○年代,1993-1998),有一位則從1992年以後就留在台灣。特別值得一提的,我們兩個人經常前往中國大陸,除了磨練與提昇中文以外,也希望能夠接觸語言的發源地,但也許關鍵並不在於同文同種。雖然擁有共同語言與文化的兩岸領導人都無法解決這般棘手的問題,但我們基於本身的歐洲文化,也許我們可以提出新的「解析觀點」?

若我們想回答「沒錯」的話,實在有點妄自菲薄。但不管怎麼說,外界的觀點總是會對內在局勢有所幫助,尤其這個外界觀點並不是來自美國。我們無意批評或貶低美國在兩岸關係上的研究與分析。眾所周知,美國在這方面的研究無論在質與量上都格外優秀出色,某些研究成果本書也適時引用。然而,少說從五○年代或說從韓戰爆發以後,美國早就成了控制兩岸局面的要角。美國希望保持台海兩岸「維持現狀」的狀態或是「兩岸對峙」的局勢,因此美國在兩岸關係上的研究往往不會不考量其外交立場或是內政的舉措。

相反地,法國所屬的歐盟對台海地區並沒有肩負任何戰略責任,對於兩岸問題可以用比較超然的立場來談論。不過,我們歐洲人並不想讓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任更形艱鉅:大家都公認(包括北京在內)美國確實維持了這個地區的和平,而且短期內沒有其他替代者可以取代其地位。華盛頓仍將是兩岸「維持現狀」以及「台海無戰事」的最佳保證者。然而,即使一九五○年代以來美國成功地阻止了戰火的發生,未來美國是否也能夠獨力促成和平的推展?歐洲在這一方面難道毫無建樹,也沒有辦法留下任何風範?歐盟擴張與整合的過程,以及大家越來越常提到的「軟權力」(Soft Power),難道無法給予台海的和平建構更適切的貢獻?本書謹慎地回答這個問題,並給予正面的答案。當然,歐盟必須謹言慎行,若是對這些問題自以為是或是過於耀武揚威,兩岸關係想必更為僵化。近年來,中國政府明顯越來越關切鄰國以及夥伴國家對於兩岸問題的態度與立場,同時與友好國家的官方代表(我們稱為「第一軌道」)或是專家(我們稱為「第二軌道」)開展各種形式的對話。某方面來說,本書對這樣新型態的互動亦有所助益。

2005年10月,本書的法文版在巴黎問世,法語系國家都給予高度的肯定。2005年以後,台海兩岸的局勢雖然時有變動,但本書所提兩岸內在的糾結矛盾與長遠分析並沒有受到影響。2005年12月,民進黨在地方選舉中失利後,我們就可以覺察到雖然海峽兩岸的政治對話並沒有重談的跡象,卻至少達成了幾項具體的協議:2006年6月台北與大陸各大城市的包機提高了班次(包括民航機及貨機),並籌備開放大陸來台旅客的人次(1000人/一天)等等。實際上,情況的改善仍很有限,再加上陳水扁失去人心,這意味了藍營(特別是國民黨)在2008年重新執政的機會升高,北京的對台政策相信將優先採行觀望政策,並持續對台既有的軍事方針。

事實上,台灣的政治生態走向兩極化。幾年來台灣的整體經濟不見起色,而且第一家庭飽受貪污醜聞纏身,陳水扁日漸受到孤立,但即使這符合北京的心意,兩岸關係卻沒有絲毫改善。2006年春,國民黨前主席連戰率領一群重要的商界人士再次前往大陸,藉此顯現綠營的大陸政策缺乏效能。2005年以來,台海雙邊的貿易持續成長(各方資料來源顯示大約有八百至一千億美元),企業界對台北政府的施壓加劇,要求開放台海兩地直航。為了因應這股升高的壓力,陳水扁在2006年6月再次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協調會議。但因各方意見分歧,最後政府還是按照原有的步調前進。

換句話說,新上任的行政院長蘇貞昌(2006年1月提名)和副院長蔡英文雖然對大陸的關係上想要展現高度現實主義的作為,並且在內部計畫上試圖與總統保持距離(受到前所未有的爭議,並於五月底同意將權力下放給政府首長),但其目的無非不是想為民進黨與綠營在下屆總統大選鋪路。

為此,台灣政府不斷指責藍營對國防議題不負責任,指的就是數度提交立法院審查的軍購案,但卻不願對這項實際上具有諸多缺失的特別預算案有所修正(愛國者飛彈價格昂貴,超過二十年高齡現今不再製造的美國柴油動力潛艦價格亦難以估算)。此外,2006年5月政府公布一份國家安全報告,提出全面加強國防的計畫經費(其目標在於提高國防預算至GDP的3%)。顯然,推動這些政策的主要目標無非不是想修復陳水扁再度當選總統(2004年3月)後持續惡化的美台關係。

陳水扁在2006年2月提出終統(終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直接否認了2000年及四年後再度重申的承諾「四不一沒有」。華盛頓也注意到這項轉變,此後不斷強調「四不」的原則。若布希政府仍舊支持陳水扁,而且不與所有憲政體制外的排擠行動站在一起,主要是為了預防呂秀蓮取得暫代總統職務的機會,美方擔心她會比現任總統提出更多政策上的動作以及大轉彎。

不過,華盛頓並不會毫無保留地擁護藍營重新執政。2006年3月,國民黨主席馬英九(2008年總統熱門人選)訪美時曾經表達其意願,表示傾向與中國和解而不願讓台灣繼續當可靠的防禦工具。然而,美國自覺肩負著台灣最後安全防線的重責大任,面對藍營內部升高的和平主義以及傾向統一的曲調感到憂心。後來,馬英九重新調整他的談話主軸,不但贊同將國防預算提高到GDP的3%,而且也有條件地同意特別軍購案預算(同意採購反潛機,但不贊成購買愛國者飛彈與潛艦)。雖然他接受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與「九二共識」,但對中華民國基本主權相關問題卻毫不讓步。嘲諷的是,2006年9月當施明德——戒嚴時期國民黨的頭號敵人起身帶領民眾反扁時,馬英九先是對這樣的行動不表態,後來支持的態度也很保留。

相對於台灣藍營領導人的想法或表達的誠意,北京倒是很明白一旦2008年馬英九當上總統,台灣與北京之間所有和平建構的理想將很快地遇到限度。馬英九若當選總統,也會像今天的陳水扁一樣成為中華民國安全與延續的最高負責人。即使礙於外界的壓力(北京、華盛頓)必須虛與委蛇一番,但馬英九應該知道對於大多數的台灣居民來說中華民國如今代表的是台灣,而台灣自1949年以後即行使實質的主權。換句話說,認定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北京,台灣陳水扁或是未來可能當選總統的馬英九,不管任何一方都不會對台灣主權有所讓步。未來可能需要總統當選人與胡耀邦身邊的中國領導階層能持續發揮迂迴曲折、避重就輕的創造能力,進而克服這棘手的主權問題。

我們仍寄望北京能把握住下屆台灣總統大選的機會,無論勝出者是何人,都應該趁機推動一次與台灣真正的政治對話。美中關係相對穩定,2006年9月安倍晉三(Shinzo Abe)被提名為日本首相後中日高層政治修好,以上這些都是有助於建立對話的基礎。

中國方面目前在鞏固胡錦濤政權,進一步說明了中國接受「維持現狀」以及「不急統」的意願。對北京來說,這即是2005年3月頒布反分裂法的主要意涵。不過,反分裂法法帶來了負面效果,這也是促使中國政府與專家採行一系列後續措施的原因。歐洲各國不願意解除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國武器禁運,對歐盟來說無論中國的訴求如何具有正當性,反分裂法讓武力使用合法化(歐盟反對任何使用武力的行為),這成為歐洲強烈反對的重要關鍵。

訴諸武力的問題威脅了海峽兩岸,使得軍備競賽持續進行。不過,中國政府若持續添購武器或加緊對台灣的軍事威脅的話,終將也會讓自己成為輸家。因為這樣的行為不僅很難贏得台灣方面的信任,而且整個相關區域的其他強國,如美國與日本也都被迫調整國家的軍事戰略。這也意味著台海兩岸持續的軍事對峙將掏空台灣脆弱的體質,但若持續冷戰以來的緊張情勢,中國最終將逼使得自己陷入越來越險惡的境地。

換句話說,無條件重新開啟對話並遞次解除台海兩岸的軍備競賽,絕對是推動北京與台北和平建構進程的兩個要素。中國大陸與台灣社會的變遷以及雙方日俱增的交流都將有利於創造對「另一方」更瞭解的大環境。然而,商討和平協議的重責大任仍落在雙方政府與代表身上,唯有如此海峽兩岸才能共擬出雙方都可接受而長久的解決方案。

即使本書並沒有提出可以即刻使用的解決方案,但是希望歐洲解決紛爭的經驗能夠提供若干啟迪,對北京或是台北都能派上用場。在2007舊曆新年來臨之際,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心願,我們希望對台灣人民提出些許建言:努力減少內部分歧,並在重要的發展方向上建立共識。以更團結的謙卑心、更堅強的持續心來面對中國大陸的實在,知道自己有必要在未來尋求與北京對話、達成協議。

【2006年11月 高敬文寫於巴黎 魏明德寫於台北】

《兩岸關係1949-2005:衝突化解與政治發展》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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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買魏明德的書《新軸心時代》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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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2 February 2007 19:19

排除異己的公共空間

有沒有發現,全世界的都市公共空間越來越難找到長條而平坦的座椅?為什麼?

建築史家將美國聖路易的布魯特-伊果(Pruitt-Igoe)國民住宅炸毀的那一刻,界定為現代主義建築死亡、後現代主義建築時代的開始;而人文地理學家則宣稱這一刻是美國福利國家時代的結束。政府已經無能為力,寧願將國民住宅炸毀,也不願想其他的復健辦法;面對都市遊民,政府也沒有興趣復健,而採取將之消除的政策。

城市被標售‧政府向窮人開戰

也就是說,政府不是向貧窮開戰,而是針對貧窮的人開戰。都市公共空間不再屬於所有市民,而將之批發拍賣給私人警衛系統、監獄管理、公園管理局或商業促進特區(BID,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他們在政府授權之下,有權決定要不要在人行道上設置座椅,路人能不能席地而坐。這是美國都市空間的發展趨勢,卻也撞擊台灣的空間規劃概念。
台灣的媒體近來經常引用「破窗理論」,咸認為是拼治安的利器,但卻忽略了美國城市實踐破窗理論政策對於空間所帶來的衝擊。應用破窗理論,都市生活品質的捍衛者認為遊民就像破窗,是社會失去控制的指標。其實遊民被當成罪犯,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的身分。看看這樣的規定就知道了:在公共空間中睡覺/打盹(達拉斯市)、坐在人行道或路沿上(西雅圖市)、在公園裡一次待超過四小時(雷諾市)、行乞(幾乎所有美國的城市)都是犯法的行為。結果遊民只要生存,意即必須在公共空間中吃喝拉撒睡,就註定犯法。

「社會排除」的美學

只要想想「公共座椅」這個街道家具,就知道空間設計是如何排除非我族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不設置座椅,一勞永逸(台北火車站),或者將座椅設計成無法躺臥、無法久坐,例如台中綠川公園的弧形椅面、洛杉磯有名的bum-proof半圓形公車候車椅、自動掀起的公車候車椅、刻意在中間加上扶手的公園長椅、S形的座椅、加上尖刺的低矮窗沿…。
別以為這些設計單純出自於美學的考量,它其實就是一種「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美學。弔詭的是,破窗理論家認為對遊民宣戰是為了保存都市的多樣性,然而在他們眼裡,遊民顯然不是多樣性其中的一種;他們把遊民視為影響都市發展的元兇,卻忘了遊民其實正是都市發展(例如製造產業外移)造成的後果。而遊民、擦鞋童、散發傳單的人、攤販、街頭表演者都是破窗,政府卻從不曾將警察濫用職權(如過度臨檢)視為破窗的一種。

城市堡壘反映了市民恐懼

過去的建築形式隨著機能而生(form follows function),現在卻是形隨恐懼而生(form follows fear)。都市設計、建築與警察機器結合成為一個全面的安全體系;安全變成由收入所界定的財貨,而其目的在於社會隔絕更甚於實際保障個人的安全。
洛杉磯市利用超大街廓開發、摧毀傳統巷道、連結住宅與商業區的高速公路系統,以及辦公大樓周圍的地景設計(私人汽車可以直接開到大樓地下室),確保中產階段白人在住居工作的生活過程中不與貧窮少數族裔會面互動。台北市亦以拼治安之名,容許越來越多的鄰里監視器對公共空間布下天羅地網,最極端的例子則是信義區的豪宅,必須經過層層關卡才得以進入自己的家門,連電梯也施以控制,非經允許無法進入鄰居的樓層,反映了對「他者」的恐懼。
越來越多人居住在城市堡壘之中,然而究竟是防止外人進入,還是限制了自己的外出?弔詭的是,所謂「進步」的都市經常依賴外籍廉價移工的勞動,堡壘城市與豪宅的內部同樣依賴外籍幫傭(貧窮的非我族類)的服務。而壁壘分明的都市空間,增加了社會排除,減少了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與瞭解,長遠來看,不瞭解與偏見終究置下未來衝突的導火線。

媒體報導強化了社會隔離

沒有能力處理差異與失序,可能導致更大的恐懼;而退縮則削弱了社會連結的可能。正如環境心理學家懷特(William H. Whyte)所指出,恐懼證明自身:我們對於威脅的認知並非決定於犯罪率,而是安全動員自身。大眾媒體掩蓋每日發生的經濟犯罪,卻不停止地報導下階層、精神病患、青少年幫派犯下的罪行等新聞,藉此更加強化並且合理化種族與社會階層的隔離。
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全球經濟整合、社會福利縮減下,貧窮、少數族裔以及其他邊際人成為代罪羔羊而被迫為自己的邊緣處境負責。但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大量雇用外籍勞工,使得本地工人因而失業或工資降低。在可見的都市區域大力整修維護,整潔的景觀給人幸福與驕傲感(例如越來越多的都市光廊),然而在光鮮亮麗的名詞(如都市文藝復興、未來的城市)之下,卻遺忘了傳統零售業、貧民窟遭抹除的歷史,掩蓋了高級化與中產階級化的事實。

以淨化之名,行壓迫之實

儘管網路上的色情資訊俯拾即是、某些旅館/理髮廳也可能暗藏春色,然而政府總是選擇社會底層下手,企圖淨化都市空間以追求乾淨與秩序(例如公娼成為首要取締的對象);一方面卻允許資訊展與國際書展邀請日本AV女優來台、默許show girls推銷高級跑車,卻無法接受高速公路旁的檳榔西施。晶晶書庫進口的男體雜誌雖已外加塑膠封套以及「18限」字樣,仍遭基隆海關扣押,至今仍在訴訟之中;原來供異性戀男人觀看的女體遍地皆是,卻不允許成年男同志抒發情慾;原來媒體喜歡「同志情殺」、「同志濫交」的新聞標題,然而在電影《不可能的任務》中,男女主角從陌生人到上床只不過五分鐘的劇情,卻不會被視為一夜情或濫交。近來某些社會團體推動的出版品分級制,更是讓小說出租店中的同志書籍自動消失。我們的情慾想像越來越單一,也越來越虛假。
在這種乾淨與秩序的都市美學追求當中,塗鴉當然也是亟待清除的破窗。有趣的是,社會認為塗鴉是犯罪的前兆,卻有一位華盛頓的青少年因為太熱情於塗鴉,無暇與幫派朋友私混,結果成為同儕中唯一的倖存者,因為他的朋友都在吸毒、械鬥中喪生。就連吸菸者也越來越難以在都市空間中立足,除了室內禁菸,也有些區域施行全面禁菸(像是中原大學、大同大學)。吸菸固然有害身體健康(就像速食店的炸薯條),但是若是成人的自我選擇,又在通風良好的戶外空間,何必趕盡殺絕?

差異是都市成長的契機

差異應該是都市的鮮活的血,而街道與人行道是都市中最有活力的器官。在懷特的著作《City》以及紀錄片《Don’t Applause, Just Throw Money》中,在街頭散發傳單的人、指揮交通的人、街頭的默劇演員的身體姿勢是一致的,共同譜成都市活力的樂章。
也許,我們應該去除害怕差異的焦慮,嘗試從差異中學習,接受都市中的不確定性;讓市民自己來處理差異與和平,因為差異是避免都市停滯而必要的情緒刺激。隔離帶來不瞭解、誤解與衝突,而欣賞差異卻是成長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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