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和解的烏托邦

by on Tuesday, 03 May 2011 Comments

一個受創的社會往往造成觀看歷史的角度分歧。德國1989年和平革命至今已過二十年,東德的社會依然深處兩種立場的對峙張力之中。

轉型正義的阻力與動力

1990年以後,德國某些政治人物為了卸除自身的歷史責任,往往發展出一些自保的策略。例如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東德共產黨便要求重新創黨,從一個極權政黨搖身一變為民主政黨。若依此邏輯,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祕密警察,亦即國家安全部和九萬名官員與十七萬特務,不是也應在極短的時間內蛻變成一個民主的情報機構嗎?還好這樣的計畫並未展開。1990年自由選出的人民議會決議解散祕密警察,並將檔案公開。

當第一個策略不可行時,有些人便嘗試用其他方式,例如阻止研究已發生的政治不法情事。在1990年夏天,部分政治人物便企圖形成國會多數以銷毀所有資料,並將目標鎖定在銷毀舊共產黨系統的檔案。同樣地,這個策略繫於遺忘政治受迫害者的命運。還好最後計畫並未付諸實行。

還有一個最常見且持續到今日的策略,便是二十年間不斷提倡和解的作為。提倡此策略的人強調「向前看、讓過去歸於平靜」,並要求受害者應對經歷過的不法情事保持沉默。他們忽視受害者尊嚴的重建,與和解共生應有的前提和條件。

幸好以上三種策略並非多數人的態度。相對地,對過去四十年獨裁經驗進行學術研究,以及推動新國家的民主化是主流的趨勢,儘管仍有欠缺之處。以共產黨獨裁體制轉變為民主的內閣制為例,東德發展出幾種具體的措施,例如:擬定受害者平反的相關規定(如給予政治犯賠償金)、運用法治國司法處罰過去加害者行為(雖然僅能有限的達成)、公開祕密警察檔案與行政機關檔案(註1)、與對過去潛伏的特務和告密者的人事審核等等(註2)。


renlai82_10

一個東德,二個社會

然而,在做了這些具體的措施之後,東德仍然分裂成兩個社會。在政治被迫害者這一方,有些人加入了社團與組織,他們希望公開讓人重視他們的悲劇,以達成司法上與個人的平反。他們多半身受精神創傷,一輩子背負著苦痛的記憶,且對自1990年以來自由化的共和政府,寄予求得更多正義的濃厚希望。

不過,絕大多數1945年至1989年間遭受政治迫害的受難者卻沒有組織起來。在今日,似乎也少有人再對他們的過去與經驗感到興趣,他們往往獨自生活著、忍受著苦痛,缺乏與他們對話的伙伴。這樣的情形往往是因為新的社會為這些人提供太少重新找回自身尊嚴的可能性,使得這些受迫害者仍經歷著新社會的不正義。

橫跨社會鴻溝的另一邊,住著以前執行迫害的行為人。他們也創建組織與社團,有些人甚至藉由這些組織與社團的協助,十分成功地為其自身的利益(例如年金請求權)奮鬥,沒有任何道德上的羞愧。他們為了貫徹自己個人的利益,利用所有現今法治國家提供給他們的可能性。同時,他們也譴責今日的法官與法院對付往昔共產國家的運作菁英,營造「勝利者的司法」。

一個無法對話的狀態,籠罩在兩個團體之間。幾乎沒有諒解,也完全沒有和解。兩邊的組織彼此相互對抗,有時直接面對面,有時則透過網路的虛擬環境。一個社會,如何能以這種方式存在?如果這個1990年贏得的自由無法致力於克服這樣的分裂,這種自由的重要性到底是什麼?



社會和解有條件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人事審核、處罰不法情事與受害者賠償等措施,是國家盡力平反的重要工具。但這些工具,並不是讓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成功和解的保證。和解只有在兩個條件實現之後才可能成形。

第一、受害者的尊嚴必須完整地被重建。正由於直至今日,大多數被迫害者的命運並未被社會嚴肅看待,例如在家庭、學校與工作場合中對此議題的對話到目前為止還無法成形。政治上的被迫害者,某種程度上被當成融入社會的人。在此種不需要有人提出意見反對不法情事的氛圍中,往往使得人們無法以尊嚴來進行判斷往往使得人們無法被尊嚴地論斷,但這項論斷卻是每種形式的和解的前提。

第二、加害者必須負擔責任。許多加害者總是採取必須為舊政治體系辯

護的姿態,因為他們服務於過去所相信的體系,因此在主觀上並無感到愧咎之處。他們該為什麼道歉呢?直到今日,他們仍覺得為自己所宣誓的誓詞所拘束。而且,有些加害者認為遭受人事審核的負面標記是一種迫害,所以他們寧願回到舊的防護與安全網之內。

有多少受害者的尊嚴無法建立、加害者沒有意識到個人的責任,就有多少不可能和解的受害者與加害者。儘管我們擁有所有重要且必要的工具,使得在學術上研究過去成為可能,社會仍繼續處於分裂之中。

不過,德國自1990年以來,透過各式各樣非政府組織和官方以特有的法律為基礎所進行的東德研究,確實也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平反──它避免我們給予自身1945年至1990年時期美好的錯誤印象。2011年的今天,有愈來愈多的人抱持這樣的看法,在社會的創傷被完全治癒以前,治癒這件事情顯然至少要持續一個世代。也許過了這個世代之後,真正的和解終將成功。


(本文編整自2010年「見證與反思──台德人權博物館實踐經驗交流論壇」會議論文)


**註釋**

註1: 若人們將這些檔案併列並擺放在地上,單單祕密警察卷宗的資料夾,便可以形成一條全長超過兩百公里的路段。

註2: 人事審核的主要目的為:重新建立起公民對於國家行政早已喪失的信賴。沒有任何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期曾經以特務身分告發其他公民者,能夠繼續在政府與行政機關和國會獲得工作。


翻譯│蕭允強



renlai82_11

我們該蓋哪種紀念館?

「台德人權博物館實踐經驗交流」採訪側記

撰文│陳雨君

2010年11月中旬,文建會舉辦「見證與反思──台德人權博物館實踐經驗交流論壇」,邀請德國人權博物館專業人士Christian Freiesleben、Jorn Mothes、Edda Ahrberg、與Dr.Hubertus Knabe來台分享德國人權博物館(紀念館)的管理與營運經驗。當時《人籟》編輯部有幸採訪到四位訪台人士,透過他們的經驗分享,反思台灣社會轉型正義的不足之處。

德國人權博物館的推廣經歷了漫長的過程。以東德為例,當東德政權垮台、兩德統一之初,人們對於監獄的模樣充滿瞭解的興趣。但漸漸地,由於許多東德人必須為緊接而來的新問題奮鬥(例如適應新的生活型態、新的制度、找新工作等),在這段期間,這些人往往以解決個人生活的問題為主。至今兩德統一已逾二十年,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興趣才又慢慢恢復。

與台灣社會類似的是,德國的歷史也經常出現在政治人物的政治論辯中。對於過去,有些政治人物有著非常美化的說詞,儘管如此,德國境內沒有任何一個紀念館是用來紀念以前的獨裁統治者。對此,Knabe表示他去參觀中正紀念堂時,發現介紹的DM上頭竟然寫著「蔣介石的理想是人道和民主」,而且沒有出現半句批評蔣介石的話,他感到相當驚訝。

而談到紀念館經營管理的面向,Mothes則有相當重要的提醒:有鑑於轉型正義的核心概念是人權,這個概念就不該被亂用,我們對此概念的定義必須非常清楚,因為紀念館傳達的是一個非常寶貴的價值。既是人權紀念館,就不應和環保、和平或觀光等其他概念混淆。Freiesleben也認為,參訪紀念館不同於看一本書,重要的是讓參訪者的感情受到衝擊、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此一來紀念館欲傳達的重要核心價值才不會被淡化。

也許對我們現下的社會而言,最需被釐清的問題是:紀念館對人民的教育意義是什麼?我們不應該犯過去專制時代亂蓋紀念館的錯誤,畢竟那時的紀念館基本上都是政治宣傳,我們還要再蓋這樣的紀念館嗎?


圖片提供者 (順序由上至下)

繪圖/Arvid Torres

攝影/Giulio Menna

攝影/莊媛晰






renlai_cover_82_erenlai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2011年五月號,第82期《人籟》論辨月刊

5月-記與忘:空間解嚴的虛擬實鏡

banner

Jörn Mothes

德國梅克倫堡-西波美拉尼亞邦(Mecklenburg-Vorpommern)教育、自然科學暨文化部門主任,德國神學家、前東德人權鬥士及環保人士、前東德祕密警察文件的委任管理人。

Help us!

Help us keep the content of eRenlai free: take five minutes to make a donation

AMOUNT: 

Join our FB Group

Browse by Date

« September 2019 »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We have 5068 guests and no members o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