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Items filtered by date: Tuesday, 28 October 2008
Wednesday, 29 October 2008 02:46

十六年,原住民孩子的老師

老師,什麼叫做規律?」


「老師,這個『壓抑』是什麼意思?」


「一個正整數除了1和本身之外,沒有其他的因數…,這『本身』是什麼意思?」

上述問題,都是課堂中的原住民孩子所發。由於原住民的文化、思考模式和語言與漢民族迥異,經歷了長期的思索與重新學習的過程,現為烏來國民中小學校長的張淑美深刻體認:若不改變傳統教學方式,以原住民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教學,即使花費再多心思、氣力與時間,都是徒勞。


因此,突破既有教育系統的限制,結合部落文化與資源,讓原住民孩子適才適性的學習,是張淑美最大的願望,也是她十六年來始終堅持留在烏來的原因。






【得獎感言】

一種堅持
來自山上孩子的質樸臉龐

一種信念

來自造化獨一無二的源流

在聖者的教化中

翻開過往的足跡

醒覺

困境的出口

原來在我的腳下

微不足道的生命體悟

原是此生的應為

豈能享有如此殊榮

雖然歷經十六個寒暑

亦僅初窺山上孩子生命的樣態

滋養與豐實生命底層的流

仍待 深耕與探尋



-----張淑美2008.08.10於Wulai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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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October 2008 02:44

堅持走在農業與環保路上

第一屆「生命永續獎」的得獎人之一張正揚,曾在一篇拜訪鄭秀娟的短文中,以「行事明快積極」形容這位相識超過十年的老友。實際上,即使與鄭秀娟素昧平生,但只要讀過她的文章,就不難由她直率而情感豐富的文風裡,感受到同樣的氣質。

鄭秀娟現為台南北門社區大學主任,永續台灣文教基金會主任。她自大學時代即參與學運,離開校園後曾擔任報社記者,始終心繫故鄉的她,先後任職於愛鄉文教基金會與台灣濕地保護聯盟,並協助台南農漁村培訓人才,發展創意產業、有機農業、生態旅遊等工作。儘管曾有多次深造或轉往其他領域的機緣,然而,鄭秀娟卻堅持在農業改革與環保的路上持續前行。

【得獎感言】

得獎對我而言,不僅僅是項意料外的肯定,更是宣傳理念的珍貴機會。 十多年前,從採訪環境新聞到回家鄉為反濱南工業區運動效命,再從環境運動進入社區大學運動,並於這幾年在農村型社區大學參與農村發展及推動海岸變遷的護沙行動……這一路走來,如何讓更多人來到漁村、來到海邊,認識並探索台灣環境、世界共通的海岸環境出了什麼問題以及如何解決,是我自認該當努力的方向。

1998年底,我擔任全台灣第一所社區大學(文山社區大學)主任秘書,推動終身教育、公民教育及社區教育「解放知識,打造公民社會」。

為了反對在海岸濕地進行不當的大型工業開發,我在濕地保護聯盟組織中,陪伴漁村居民發展生態旅遊,並欣然見到開發案中止。但台南縣七股鄉的海岸卻面臨更嚴重的危機,十年來退縮280公尺,為了讓更多人參與及協助海岸保護工作,我在北門社區大學陪伴七股海岸保護協會,推展「工作假期」,吸引外地志工來到高齡化、人口外流的漁村,進行護沙志工活動。我們期望,來到七股的遊客,都能在短短的行程中參與到「春天植生、夏天監測、秋冬插竹定沙」,這個對海岸環境友善的工作。並且,也能因此產生對漁村社會友善的效益。


這十多年來,我不是在環保組織,就是在社區大學工作,而我所關注的核心主題是人們的生命品質。我相信,人們會因為自然環境對生命永續的重要性,而發展出對環境友善的生活方式。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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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October 2008 02:42

與居民在一起的永續建築師

謝英俊出生於台中、成長於花蓮。淡江大學建築系畢業後,即投入建築實務,曾以不少高科技廠房和公共建築設計獲獎。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不久,謝英俊進入南投縣的邵族部落,與僅存三百的邵族人合力重建家園,並成立「第三建築工作室」,開啟他實踐永續建築之路。近年,謝英俊將協力造屋推展至中國河北、河南及安徽、四川等地,持續推廣「協力造屋」與永續建築的信念。

謝英俊認為,「永續建築」是以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為三大主軸,透過簡化構法、開放式構造系統,採用協力互助的方式進行,並植入綠色環保觀念,同時反應族群文化的多樣性,強化部落意識,並建立合作社等區域微型經濟雛形。

第三建築工作室 http://www.atelier-3.com

【得獎感言】

「少一點建築,多一點人」,這是我曾說過的一句話。亦即用最簡易質樸的建築作為,讓文化、社會、社區意涵能滲透進來,也就是將建築「虛化」,讓人、神、天(自然)回復它主角的位置。

多年來,在邵族社區、九二一災區推動協力造屋,乃至於這幾年在中國做永續建築……我們始終堅持永續的理念與原則。所謂永續建築不僅是綠建築的技術問題,還必須思考建築背後複雜的社會、文化、經濟等機制。在現代化過程當中,放棄傳統似乎是不得不然,但在轉變過程中,我們是否能夠像傳統一樣,對整個環境、社會文化各方面都有圓融兼備的思維?

我永遠記得有一回,大夥兒在帳棚裡過冬,Ina(邵族對女性長輩的尊稱)手捧祖靈籃(邵族祖靈信仰表徵),口中唸著祖先名字,一路走進社區。剛完工的竹屋還是綠的,竹子的清香瀰漫四周…那是在邵族安置社區大體完工、家戶陸續搬入的時候,也是我們第一次如此「真實的」感受到自己的建築專業「有用」的時候。
感謝所有以各種不同方式支持我們的朋友!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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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October 2008 02:04

台灣原住民樂禮與文化涵義

撰文│多明尼克.波第(Dominique Baudis) 阿拉伯世界学院院长

编译│ 沈秀臻


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在显著比例上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自然气候的变化长期而言承受太阳活动,短期而言承受火山活动的交互影响,但今后由温室效应以及气溶胶污染主导。对于全球暖化的规模以及后果,大家持有不同光谱的看法,但确实是威胁地球的第一要素。自然环境的变化将破坏(甚至完全毁灭)微妙的平衡状态,并危及人类种族的延续。提出这样的声明,并非听任宿命摆布,而是让我们严谨看待与思索生物学家、化学家、气象学家以及地理学者的观察,同时懂得理性地权衡事实与风险,因为我们以及子孙的未来正握我们的手中。此外,我们能将这件事实当成一个好消息,如此一来我们才能部份改变未来的气候条件,我们也只能说是部份,因为温室效应在大气中早已存在,而往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我们将更感受到它的威力,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的作为。

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直接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主要因素,这个现象的起源于工业革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生产模式逐渐被广泛推展到极致,为人类夺标争锋,但同时产生许多结构性的难题。虽然过去多次被人提出,现在总算能够量化看待。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百分之四十来自能源生产,百分之二十五来自工业,百分之二十五来自运输,剩馀的百分点则来自其他活动,如开暖气。

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已开发国家密切相关。「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前三名是澳洲、美国与加拿大,而印度、布吉那法索与墨西哥则贡献有限。已开发国家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水准已经为其他国家立下标竿,使得这样的模式愈见普遍,全球暖化及其后果于是成为整个环境与物种的必然命运。经济发展如今成为排放量高增的代名词。中国的情形就是一例,它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一大国。这个情况处处可见,欧洲另有一例:西班牙十五年来经济追赶而上,使得每个人的排放量增加40%。

根据这些数字,我们能够理解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国际协商是何等激烈。发展中国家指责西方国家自一个半世纪以来早已是温室气体高量生产国,同时平均个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居首,但这些国家不但延续以往的生活方式,而且不指望他国追其步伐。经过多年的讨论与国际草案的研拟,相关词语的交锋辩论总算得到改善,同时增进双方的了解。发展中国家与八大工业国(G8)于今年七月在日本高峰会面,虽然协议时语带模糊,没有获得重大突破,但其措辞有益于二○一○年归结出一项国际框架的协议,作为京都协议书(Kyoto Protocol)的延续。该项协议早见于一九九二年在里约召开的「地球高峰会」所签署气候变化公约的决议附件。

确实,气候变化的原因不能单单被视为技术问题,它们与一套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息息相关,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构成了全球共通的文化,并将发展的型态推展到全球各地。深具创造力的态度将使得我们重新发现源流,重新诠释文化资源,甚至创造新的文化资源,面对社会、经济与技术面的调整,培育更为负责与团结的国际社会。

在此,我提出三个省思的取径,划出今日研讨的范围:

一、文化与气候之间的依存关系为何?

二、对于全球性如此复杂的问题,地方团体如何尽其本份,以作为连结「全球气候」与「地域气候」的枢纽?

三、最后,我提出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作为例子,探讨这个主题如何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说明在全球建设的机制下如何透过跨文化的相助面对全球共通的挑战。


文化与气候

谈论气候与文化的方式众多。不管怎么说,深究气候与文化是古老的政治学提问。十八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有系统地提出「气候理论」,论及古希腊与罗马时代,说明政治制度与纬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为之分类为暴政、民主或是专制制度。我们的疑问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沃尔涅(Volney)所言:「我们说一个热国是什么意思?寒冷与温带的界线在于何处?若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国家的气温决定一个国家的能量,那么温度计上那一点决定自由与奴役的界线?」换言之,文化某部份受该地区的气候所形塑,我们也必须承认气候本身的条件本身正在改变,例如历史上可见沙漠边界的前移或后退。

重点在于别处:我们的消费模式、生产模式与价值体系息息相关,最终决定我们的发展模式是否能挽救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壤科维奇(Jean-Marc Jancovici)说:「自从人类对抗贫穷(现在地球上的饥荒不是因为战争所导致或是政治压迫的结果),对抗疾病(不管哪个国家,预期寿命近于五十岁,大约是法国一九○○年的平均寿命与几个世纪以前的法国人平均寿命的两倍),对抗寒冷与破坏者以后,于是我们变得在『打发时间』,发明行动电话、浴室垫、软体、冷冻蔬菜、发光的篮球。这些发明无法满足我们主要的需求。

在我看来,这样是很荒谬的,因为作为统领地球的物种,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参见L’avenir climatique, Seuil, 2002, pp.140-141.)或许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显得夸大,但确实指出重点: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文化资源与精神资源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物质的堆积,或是选择过平衡俭朴的生活,例如对于短程路选择走路而不开车,选择和朋友在一起而不是盯著电视萤光幕。这些资源将使我们学习对抗气候的恶化,换言之,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的「欲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的不只是二氧化碳的足迹,同时考验我们面对新条件的调适能力,以及不同的准备、对抗、修复的能力,使得气候以较佳的方式得到改善。将这些能力与大家共享,运用智慧面对自然环境的变迁,对能源问题做出一致的决定,这都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变迁并回应的群体能力。

当我们思索文化与气候时,我必须强调最后一点:气候变化改变了全球文化,同时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群体的归属感。气候变化的症结在于两个走向:一个是让我们见到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或是相反地加深了「文明的冲突」。

全球治理的机运将维系在一个共识上:单一排放点将影响到全球,全球各国都必须在同时间致力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部的努力都将因为单一排放点而化为乌有。除了必须切实执行众国所接受的集体目标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资源的损耗,因此为了争取水与肥沃的领土隐藏潜在冲突,导致「文明冲突」加深的风险,同时又因「环境难民」的迁移而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伴随历史、宗教与认同问题而来的冲突与反感与日俱增。总而言之,全球暖化早已成为各文化与国家是否能共存的一大挑战。



地方团体与都会群

随著工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发展先在西方社会扎根,接下来遍及整个地球:今日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一九○○年只有14%而已。其实,这并不一定是个坏消息:城市汇集了许多分析家,能够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良地;大众运输系统、水资源净化、能源分配的制度化更见证这项事实。绿色建筑的实验设计将消耗的能源予以再生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城市同时也是高速资讯交换、创造发明、群体讨论的地点,并使之往前推展。这一切都将取决于城市居民、为城市居民打造环境的决策者,以及认同城市的群体归属意识。由此可见,地方官的角色不可或缺。当我担任土鲁斯市长时,我必须为地铁系统更新奋斗,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技术解决方案将使得街道畅通、空气洁净。

结果证明确实如此,于是反对声浪随之消散。市中心的规划、市中心与郊区的衔接,家庭垃圾的回收、分类、再利用,以及水道系统的改造……每次一出现新的问题,部份归属技术问题,部份归属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出现总是挑战著既得利益者与特殊意见者的两端,共同建立一个更亲善、更平衡与更人性的城市。这些考验著地方官的智慧,他们必须列出选项,告诉公民可供省思的素材,让大家明白如何在多样不同的观点中谋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我的当地施政经验告诉我,将赌注放在公民的反省能力,并开启公民的辩论空间永远不会错。城市民主化将使得城市能够承担自身的未来,将使得各城市团结一致,勇于肩负环境革新的计划。

一旦主要的问题能够被清楚地提出,并推出一项真正的选择方案,寻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透过类似地方公民投票的形式完成。对抗气候暖化的战役有时需要民众自愿牺牲(开不开车、水费调整、选择某一项投资或舍弃某一项投资),或许这正是超越困境的好方法。就让城市公民正式地被充份告知,让他们列出优先顺序与价值观的先后选项,让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


阿拉伯世界.对抗气候暖化的夥伴

现在我谈回对抗全球暖化的战役中阿拉伯世界积极投入的资源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请允许我引用一段蒙格梅瑞教授(Montgomery Watt)的话作为开始:

我们无法了解阿拉伯人的科学实验、思想以及著作涵盖的领域是多么广阔,我们知道若没有阿拉伯人,当时欧洲的科学与哲学无法如此发展。阿拉伯人不自足于承转希腊思想。他们是真正的接班人(…)一一○○年左右,欧洲人对于敌人──撒拉逊人的科学与哲学产生了兴趣,这些学科的发展已达高峰。欧洲人必须向他们所有必须学习的事物,然后才能将自己往前推进。

换言之,阿拉伯世界形同智慧、科学以及技术的宝库,当人们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时,能够动员运用之。此外,阿拉伯世界不局限于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义已经能就这个主题为我们带来独树一格的哲学与神学省思。其起源基本上是一体(tawhîd)的原则,从而建立严谨的一神论,并确定被创造所有的组成部份最终一体。于是,人被创造是来加入社会生活与自然界,同时确认自己的本性。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存都无法分而视之。
根据伊斯兰教的看法,人在土地与生物间发挥「辅佐」(khilâfa)的角色。人不是主人,只是受托人。随著这个观点而来:对于被创造的全体,我们必须以尊敬、公平与平衡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教张显在刻苦、乾旱及不容许浪费土地上,它载有许多禁止浪费、对待动物与水管理的规定。

即使如此,阿拉伯世界与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承载自然遗产衰退的责任,并非总是能够根据其原则采取行动。阿拉伯世界对于多数国家的经济领域扮演石油输出的重大角色,阿拉伯世界在全球任务中所付出诚挚努力常遭人质疑。从历史的角色来看,这样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我必须强调现状正在改变当中:不少专家赞成将剩馀的资源精打细算,认为碳氢化合物并非唯一能源的来源,但自有别的工业用途。此后,我们不再处于石油与其他不同能源来源的「竞争」局面。

七月十三、十四日「地中海联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正式创立,在巴黎召开高峰会,给予世界新气象:地中海联盟推出新视角,从「具体的计划」出发。计划必须符合两项原则:首先是平等的夥伴关系,计划必须是由地中海南岸与北岸国家共同确立与提出;然后是几何连结关系,促使志愿国家能够为一项具体的计划齐聚一堂。

优先确定的领域如下:生态环境、再生能源、人民安全、教育、培训、文化。特别是目前正在筹拟「太阳能计划」,希望未来能在地中海岸南侧发展太阳能源产品。

地中海地区在环境议题上扮演先驱的努力并非是突有所感: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一九七八年以来,地中海沿海国家通行一项公约框架的协议:巴塞隆纳公约。二○○五年,降低二○二○年地中海域污染的预期目标已经得到相关国家元首的支持。但这些创见并没有在今日得到真正的实现。地中海联盟提供了一个组织架构,先进的决策与创新的融资案方得以进行。

地中海是半封闭的海域,对抗污染的能力很弱:60%的沿岸城市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不论是从城市地区或是农业区,内陆的污染随著河流排放到海中。工业排放的化学污染物不断在海洋生物体内累积。压力与日俱增:因为未来二十年中,地中海盆地的居住人口将多出一亿人。因此,彻底改变这个地区的环境管理模式迫在眉睫。如果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全体的夥伴关系能够成功出击,必能树立国际合作的标竿,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运用其文化资源为全球团体尽贡献的典范。

附加的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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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October 2008 01:37

2008生命永续奖得奖感言(三)

撰文│多明尼克.波第(Dominique Baudis) 阿拉伯世界学院院长

编译│ 沈秀臻


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在显著比例上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自然气候的变化长期而言承受太阳活动,短期而言承受火山活动的交互影响,但今后由温室效应以及气溶胶污染主导。对于全球暖化的规模以及后果,大家持有不同光谱的看法,但确实是威胁地球的第一要素。自然环境的变化将破坏(甚至完全毁灭)微妙的平衡状态,并危及人类种族的延续。提出这样的声明,并非听任宿命摆布,而是让我们严谨看待与思索生物学家、化学家、气象学家以及地理学者的观察,同时懂得理性地权衡事实与风险,因为我们以及子孙的未来正握我们的手中。此外,我们能将这件事实当成一个好消息,如此一来我们才能部份改变未来的气候条件,我们也只能说是部份,因为温室效应在大气中早已存在,而往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我们将更感受到它的威力,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的作为。

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直接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主要因素,这个现象的起源于工业革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生产模式逐渐被广泛推展到极致,为人类夺标争锋,但同时产生许多结构性的难题。虽然过去多次被人提出,现在总算能够量化看待。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百分之四十来自能源生产,百分之二十五来自工业,百分之二十五来自运输,剩馀的百分点则来自其他活动,如开暖气。

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已开发国家密切相关。「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前三名是澳洲、美国与加拿大,而印度、布吉那法索与墨西哥则贡献有限。已开发国家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水准已经为其他国家立下标竿,使得这样的模式愈见普遍,全球暖化及其后果于是成为整个环境与物种的必然命运。经济发展如今成为排放量高增的代名词。中国的情形就是一例,它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一大国。这个情况处处可见,欧洲另有一例:西班牙十五年来经济追赶而上,使得每个人的排放量增加40%。

根据这些数字,我们能够理解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国际协商是何等激烈。发展中国家指责西方国家自一个半世纪以来早已是温室气体高量生产国,同时平均个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居首,但这些国家不但延续以往的生活方式,而且不指望他国追其步伐。经过多年的讨论与国际草案的研拟,相关词语的交锋辩论总算得到改善,同时增进双方的了解。发展中国家与八大工业国(G8)于今年七月在日本高峰会面,虽然协议时语带模糊,没有获得重大突破,但其措辞有益于二○一○年归结出一项国际框架的协议,作为京都协议书(Kyoto Protocol)的延续。该项协议早见于一九九二年在里约召开的「地球高峰会」所签署气候变化公约的决议附件。

确实,气候变化的原因不能单单被视为技术问题,它们与一套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息息相关,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构成了全球共通的文化,并将发展的型态推展到全球各地。深具创造力的态度将使得我们重新发现源流,重新诠释文化资源,甚至创造新的文化资源,面对社会、经济与技术面的调整,培育更为负责与团结的国际社会。

在此,我提出三个省思的取径,划出今日研讨的范围:

一、文化与气候之间的依存关系为何?

二、对于全球性如此复杂的问题,地方团体如何尽其本份,以作为连结「全球气候」与「地域气候」的枢纽?

三、最后,我提出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作为例子,探讨这个主题如何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说明在全球建设的机制下如何透过跨文化的相助面对全球共通的挑战。


文化与气候

谈论气候与文化的方式众多。不管怎么说,深究气候与文化是古老的政治学提问。十八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有系统地提出「气候理论」,论及古希腊与罗马时代,说明政治制度与纬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为之分类为暴政、民主或是专制制度。我们的疑问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沃尔涅(Volney)所言:「我们说一个热国是什么意思?寒冷与温带的界线在于何处?若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国家的气温决定一个国家的能量,那么温度计上那一点决定自由与奴役的界线?」换言之,文化某部份受该地区的气候所形塑,我们也必须承认气候本身的条件本身正在改变,例如历史上可见沙漠边界的前移或后退。

重点在于别处:我们的消费模式、生产模式与价值体系息息相关,最终决定我们的发展模式是否能挽救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壤科维奇(Jean-Marc Jancovici)说:「自从人类对抗贫穷(现在地球上的饥荒不是因为战争所导致或是政治压迫的结果),对抗疾病(不管哪个国家,预期寿命近于五十岁,大约是法国一九○○年的平均寿命与几个世纪以前的法国人平均寿命的两倍),对抗寒冷与破坏者以后,于是我们变得在『打发时间』,发明行动电话、浴室垫、软体、冷冻蔬菜、发光的篮球。这些发明无法满足我们主要的需求。

在我看来,这样是很荒谬的,因为作为统领地球的物种,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参见L’avenir climatique, Seuil, 2002, pp.140-141.)或许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显得夸大,但确实指出重点: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文化资源与精神资源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物质的堆积,或是选择过平衡俭朴的生活,例如对于短程路选择走路而不开车,选择和朋友在一起而不是盯著电视萤光幕。这些资源将使我们学习对抗气候的恶化,换言之,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的「欲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的不只是二氧化碳的足迹,同时考验我们面对新条件的调适能力,以及不同的准备、对抗、修复的能力,使得气候以较佳的方式得到改善。将这些能力与大家共享,运用智慧面对自然环境的变迁,对能源问题做出一致的决定,这都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变迁并回应的群体能力。

当我们思索文化与气候时,我必须强调最后一点:气候变化改变了全球文化,同时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群体的归属感。气候变化的症结在于两个走向:一个是让我们见到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或是相反地加深了「文明的冲突」。

全球治理的机运将维系在一个共识上:单一排放点将影响到全球,全球各国都必须在同时间致力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部的努力都将因为单一排放点而化为乌有。除了必须切实执行众国所接受的集体目标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资源的损耗,因此为了争取水与肥沃的领土隐藏潜在冲突,导致「文明冲突」加深的风险,同时又因「环境难民」的迁移而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伴随历史、宗教与认同问题而来的冲突与反感与日俱增。总而言之,全球暖化早已成为各文化与国家是否能共存的一大挑战。



地方团体与都会群

随著工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发展先在西方社会扎根,接下来遍及整个地球:今日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一九○○年只有14%而已。其实,这并不一定是个坏消息:城市汇集了许多分析家,能够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良地;大众运输系统、水资源净化、能源分配的制度化更见证这项事实。绿色建筑的实验设计将消耗的能源予以再生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城市同时也是高速资讯交换、创造发明、群体讨论的地点,并使之往前推展。这一切都将取决于城市居民、为城市居民打造环境的决策者,以及认同城市的群体归属意识。由此可见,地方官的角色不可或缺。当我担任土鲁斯市长时,我必须为地铁系统更新奋斗,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技术解决方案将使得街道畅通、空气洁净。

结果证明确实如此,于是反对声浪随之消散。市中心的规划、市中心与郊区的衔接,家庭垃圾的回收、分类、再利用,以及水道系统的改造……每次一出现新的问题,部份归属技术问题,部份归属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出现总是挑战著既得利益者与特殊意见者的两端,共同建立一个更亲善、更平衡与更人性的城市。这些考验著地方官的智慧,他们必须列出选项,告诉公民可供省思的素材,让大家明白如何在多样不同的观点中谋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我的当地施政经验告诉我,将赌注放在公民的反省能力,并开启公民的辩论空间永远不会错。城市民主化将使得城市能够承担自身的未来,将使得各城市团结一致,勇于肩负环境革新的计划。

一旦主要的问题能够被清楚地提出,并推出一项真正的选择方案,寻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透过类似地方公民投票的形式完成。对抗气候暖化的战役有时需要民众自愿牺牲(开不开车、水费调整、选择某一项投资或舍弃某一项投资),或许这正是超越困境的好方法。就让城市公民正式地被充份告知,让他们列出优先顺序与价值观的先后选项,让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


阿拉伯世界.对抗气候暖化的夥伴

现在我谈回对抗全球暖化的战役中阿拉伯世界积极投入的资源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请允许我引用一段蒙格梅瑞教授(Montgomery Watt)的话作为开始:

我们无法了解阿拉伯人的科学实验、思想以及著作涵盖的领域是多么广阔,我们知道若没有阿拉伯人,当时欧洲的科学与哲学无法如此发展。阿拉伯人不自足于承转希腊思想。他们是真正的接班人(…)一一○○年左右,欧洲人对于敌人──撒拉逊人的科学与哲学产生了兴趣,这些学科的发展已达高峰。欧洲人必须向他们所有必须学习的事物,然后才能将自己往前推进。

换言之,阿拉伯世界形同智慧、科学以及技术的宝库,当人们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时,能够动员运用之。此外,阿拉伯世界不局限于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义已经能就这个主题为我们带来独树一格的哲学与神学省思。其起源基本上是一体(tawhîd)的原则,从而建立严谨的一神论,并确定被创造所有的组成部份最终一体。于是,人被创造是来加入社会生活与自然界,同时确认自己的本性。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存都无法分而视之。
根据伊斯兰教的看法,人在土地与生物间发挥「辅佐」(khilâfa)的角色。人不是主人,只是受托人。随著这个观点而来:对于被创造的全体,我们必须以尊敬、公平与平衡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教张显在刻苦、乾旱及不容许浪费土地上,它载有许多禁止浪费、对待动物与水管理的规定。

即使如此,阿拉伯世界与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承载自然遗产衰退的责任,并非总是能够根据其原则采取行动。阿拉伯世界对于多数国家的经济领域扮演石油输出的重大角色,阿拉伯世界在全球任务中所付出诚挚努力常遭人质疑。从历史的角色来看,这样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我必须强调现状正在改变当中:不少专家赞成将剩馀的资源精打细算,认为碳氢化合物并非唯一能源的来源,但自有别的工业用途。此后,我们不再处于石油与其他不同能源来源的「竞争」局面。

七月十三、十四日「地中海联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正式创立,在巴黎召开高峰会,给予世界新气象:地中海联盟推出新视角,从「具体的计划」出发。计划必须符合两项原则:首先是平等的夥伴关系,计划必须是由地中海南岸与北岸国家共同确立与提出;然后是几何连结关系,促使志愿国家能够为一项具体的计划齐聚一堂。

优先确定的领域如下:生态环境、再生能源、人民安全、教育、培训、文化。特别是目前正在筹拟「太阳能计划」,希望未来能在地中海岸南侧发展太阳能源产品。

地中海地区在环境议题上扮演先驱的努力并非是突有所感: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一九七八年以来,地中海沿海国家通行一项公约框架的协议:巴塞隆纳公约。二○○五年,降低二○二○年地中海域污染的预期目标已经得到相关国家元首的支持。但这些创见并没有在今日得到真正的实现。地中海联盟提供了一个组织架构,先进的决策与创新的融资案方得以进行。

地中海是半封闭的海域,对抗污染的能力很弱:60%的沿岸城市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不论是从城市地区或是农业区,内陆的污染随著河流排放到海中。工业排放的化学污染物不断在海洋生物体内累积。压力与日俱增:因为未来二十年中,地中海盆地的居住人口将多出一亿人。因此,彻底改变这个地区的环境管理模式迫在眉睫。如果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全体的夥伴关系能够成功出击,必能树立国际合作的标竿,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运用其文化资源为全球团体尽贡献的典范。

附加的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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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October 2008 01:19

林正盛的《海洋練習曲》

撰文│多明尼克.波第(Dominique Baudis) 阿拉伯世界学院院长

编译│ 沈秀臻


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在显著比例上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自然气候的变化长期而言承受太阳活动,短期而言承受火山活动的交互影响,但今后由温室效应以及气溶胶污染主导。对于全球暖化的规模以及后果,大家持有不同光谱的看法,但确实是威胁地球的第一要素。自然环境的变化将破坏(甚至完全毁灭)微妙的平衡状态,并危及人类种族的延续。提出这样的声明,并非听任宿命摆布,而是让我们严谨看待与思索生物学家、化学家、气象学家以及地理学者的观察,同时懂得理性地权衡事实与风险,因为我们以及子孙的未来正握我们的手中。此外,我们能将这件事实当成一个好消息,如此一来我们才能部份改变未来的气候条件,我们也只能说是部份,因为温室效应在大气中早已存在,而往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我们将更感受到它的威力,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的作为。

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直接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主要因素,这个现象的起源于工业革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生产模式逐渐被广泛推展到极致,为人类夺标争锋,但同时产生许多结构性的难题。虽然过去多次被人提出,现在总算能够量化看待。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百分之四十来自能源生产,百分之二十五来自工业,百分之二十五来自运输,剩馀的百分点则来自其他活动,如开暖气。

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已开发国家密切相关。「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前三名是澳洲、美国与加拿大,而印度、布吉那法索与墨西哥则贡献有限。已开发国家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水准已经为其他国家立下标竿,使得这样的模式愈见普遍,全球暖化及其后果于是成为整个环境与物种的必然命运。经济发展如今成为排放量高增的代名词。中国的情形就是一例,它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一大国。这个情况处处可见,欧洲另有一例:西班牙十五年来经济追赶而上,使得每个人的排放量增加40%。

根据这些数字,我们能够理解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国际协商是何等激烈。发展中国家指责西方国家自一个半世纪以来早已是温室气体高量生产国,同时平均个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居首,但这些国家不但延续以往的生活方式,而且不指望他国追其步伐。经过多年的讨论与国际草案的研拟,相关词语的交锋辩论总算得到改善,同时增进双方的了解。发展中国家与八大工业国(G8)于今年七月在日本高峰会面,虽然协议时语带模糊,没有获得重大突破,但其措辞有益于二○一○年归结出一项国际框架的协议,作为京都协议书(Kyoto Protocol)的延续。该项协议早见于一九九二年在里约召开的「地球高峰会」所签署气候变化公约的决议附件。

确实,气候变化的原因不能单单被视为技术问题,它们与一套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息息相关,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构成了全球共通的文化,并将发展的型态推展到全球各地。深具创造力的态度将使得我们重新发现源流,重新诠释文化资源,甚至创造新的文化资源,面对社会、经济与技术面的调整,培育更为负责与团结的国际社会。

在此,我提出三个省思的取径,划出今日研讨的范围:

一、文化与气候之间的依存关系为何?

二、对于全球性如此复杂的问题,地方团体如何尽其本份,以作为连结「全球气候」与「地域气候」的枢纽?

三、最后,我提出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作为例子,探讨这个主题如何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说明在全球建设的机制下如何透过跨文化的相助面对全球共通的挑战。


文化与气候

谈论气候与文化的方式众多。不管怎么说,深究气候与文化是古老的政治学提问。十八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有系统地提出「气候理论」,论及古希腊与罗马时代,说明政治制度与纬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为之分类为暴政、民主或是专制制度。我们的疑问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沃尔涅(Volney)所言:「我们说一个热国是什么意思?寒冷与温带的界线在于何处?若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国家的气温决定一个国家的能量,那么温度计上那一点决定自由与奴役的界线?」换言之,文化某部份受该地区的气候所形塑,我们也必须承认气候本身的条件本身正在改变,例如历史上可见沙漠边界的前移或后退。

重点在于别处:我们的消费模式、生产模式与价值体系息息相关,最终决定我们的发展模式是否能挽救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壤科维奇(Jean-Marc Jancovici)说:「自从人类对抗贫穷(现在地球上的饥荒不是因为战争所导致或是政治压迫的结果),对抗疾病(不管哪个国家,预期寿命近于五十岁,大约是法国一九○○年的平均寿命与几个世纪以前的法国人平均寿命的两倍),对抗寒冷与破坏者以后,于是我们变得在『打发时间』,发明行动电话、浴室垫、软体、冷冻蔬菜、发光的篮球。这些发明无法满足我们主要的需求。

在我看来,这样是很荒谬的,因为作为统领地球的物种,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参见L’avenir climatique, Seuil, 2002, pp.140-141.)或许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显得夸大,但确实指出重点: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文化资源与精神资源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物质的堆积,或是选择过平衡俭朴的生活,例如对于短程路选择走路而不开车,选择和朋友在一起而不是盯著电视萤光幕。这些资源将使我们学习对抗气候的恶化,换言之,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的「欲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的不只是二氧化碳的足迹,同时考验我们面对新条件的调适能力,以及不同的准备、对抗、修复的能力,使得气候以较佳的方式得到改善。将这些能力与大家共享,运用智慧面对自然环境的变迁,对能源问题做出一致的决定,这都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变迁并回应的群体能力。

当我们思索文化与气候时,我必须强调最后一点:气候变化改变了全球文化,同时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群体的归属感。气候变化的症结在于两个走向:一个是让我们见到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或是相反地加深了「文明的冲突」。

全球治理的机运将维系在一个共识上:单一排放点将影响到全球,全球各国都必须在同时间致力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部的努力都将因为单一排放点而化为乌有。除了必须切实执行众国所接受的集体目标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资源的损耗,因此为了争取水与肥沃的领土隐藏潜在冲突,导致「文明冲突」加深的风险,同时又因「环境难民」的迁移而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伴随历史、宗教与认同问题而来的冲突与反感与日俱增。总而言之,全球暖化早已成为各文化与国家是否能共存的一大挑战。



地方团体与都会群

随著工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发展先在西方社会扎根,接下来遍及整个地球:今日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一九○○年只有14%而已。其实,这并不一定是个坏消息:城市汇集了许多分析家,能够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良地;大众运输系统、水资源净化、能源分配的制度化更见证这项事实。绿色建筑的实验设计将消耗的能源予以再生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城市同时也是高速资讯交换、创造发明、群体讨论的地点,并使之往前推展。这一切都将取决于城市居民、为城市居民打造环境的决策者,以及认同城市的群体归属意识。由此可见,地方官的角色不可或缺。当我担任土鲁斯市长时,我必须为地铁系统更新奋斗,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技术解决方案将使得街道畅通、空气洁净。

结果证明确实如此,于是反对声浪随之消散。市中心的规划、市中心与郊区的衔接,家庭垃圾的回收、分类、再利用,以及水道系统的改造……每次一出现新的问题,部份归属技术问题,部份归属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出现总是挑战著既得利益者与特殊意见者的两端,共同建立一个更亲善、更平衡与更人性的城市。这些考验著地方官的智慧,他们必须列出选项,告诉公民可供省思的素材,让大家明白如何在多样不同的观点中谋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我的当地施政经验告诉我,将赌注放在公民的反省能力,并开启公民的辩论空间永远不会错。城市民主化将使得城市能够承担自身的未来,将使得各城市团结一致,勇于肩负环境革新的计划。

一旦主要的问题能够被清楚地提出,并推出一项真正的选择方案,寻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透过类似地方公民投票的形式完成。对抗气候暖化的战役有时需要民众自愿牺牲(开不开车、水费调整、选择某一项投资或舍弃某一项投资),或许这正是超越困境的好方法。就让城市公民正式地被充份告知,让他们列出优先顺序与价值观的先后选项,让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


阿拉伯世界.对抗气候暖化的夥伴

现在我谈回对抗全球暖化的战役中阿拉伯世界积极投入的资源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请允许我引用一段蒙格梅瑞教授(Montgomery Watt)的话作为开始:

我们无法了解阿拉伯人的科学实验、思想以及著作涵盖的领域是多么广阔,我们知道若没有阿拉伯人,当时欧洲的科学与哲学无法如此发展。阿拉伯人不自足于承转希腊思想。他们是真正的接班人(…)一一○○年左右,欧洲人对于敌人──撒拉逊人的科学与哲学产生了兴趣,这些学科的发展已达高峰。欧洲人必须向他们所有必须学习的事物,然后才能将自己往前推进。

换言之,阿拉伯世界形同智慧、科学以及技术的宝库,当人们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时,能够动员运用之。此外,阿拉伯世界不局限于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义已经能就这个主题为我们带来独树一格的哲学与神学省思。其起源基本上是一体(tawhîd)的原则,从而建立严谨的一神论,并确定被创造所有的组成部份最终一体。于是,人被创造是来加入社会生活与自然界,同时确认自己的本性。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存都无法分而视之。
根据伊斯兰教的看法,人在土地与生物间发挥「辅佐」(khilâfa)的角色。人不是主人,只是受托人。随著这个观点而来:对于被创造的全体,我们必须以尊敬、公平与平衡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教张显在刻苦、乾旱及不容许浪费土地上,它载有许多禁止浪费、对待动物与水管理的规定。

即使如此,阿拉伯世界与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承载自然遗产衰退的责任,并非总是能够根据其原则采取行动。阿拉伯世界对于多数国家的经济领域扮演石油输出的重大角色,阿拉伯世界在全球任务中所付出诚挚努力常遭人质疑。从历史的角色来看,这样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我必须强调现状正在改变当中:不少专家赞成将剩馀的资源精打细算,认为碳氢化合物并非唯一能源的来源,但自有别的工业用途。此后,我们不再处于石油与其他不同能源来源的「竞争」局面。

七月十三、十四日「地中海联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正式创立,在巴黎召开高峰会,给予世界新气象:地中海联盟推出新视角,从「具体的计划」出发。计划必须符合两项原则:首先是平等的夥伴关系,计划必须是由地中海南岸与北岸国家共同确立与提出;然后是几何连结关系,促使志愿国家能够为一项具体的计划齐聚一堂。

优先确定的领域如下:生态环境、再生能源、人民安全、教育、培训、文化。特别是目前正在筹拟「太阳能计划」,希望未来能在地中海岸南侧发展太阳能源产品。

地中海地区在环境议题上扮演先驱的努力并非是突有所感: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一九七八年以来,地中海沿海国家通行一项公约框架的协议:巴塞隆纳公约。二○○五年,降低二○二○年地中海域污染的预期目标已经得到相关国家元首的支持。但这些创见并没有在今日得到真正的实现。地中海联盟提供了一个组织架构,先进的决策与创新的融资案方得以进行。

地中海是半封闭的海域,对抗污染的能力很弱:60%的沿岸城市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不论是从城市地区或是农业区,内陆的污染随著河流排放到海中。工业排放的化学污染物不断在海洋生物体内累积。压力与日俱增:因为未来二十年中,地中海盆地的居住人口将多出一亿人。因此,彻底改变这个地区的环境管理模式迫在眉睫。如果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全体的夥伴关系能够成功出击,必能树立国际合作的标竿,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运用其文化资源为全球团体尽贡献的典范。

附加的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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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October 2008 00:43

2008生命永续奖得奖感言(二)

撰文│多明尼克.波第(Dominique Baudis) 阿拉伯世界学院院长

编译│ 沈秀臻


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在显著比例上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自然气候的变化长期而言承受太阳活动,短期而言承受火山活动的交互影响,但今后由温室效应以及气溶胶污染主导。对于全球暖化的规模以及后果,大家持有不同光谱的看法,但确实是威胁地球的第一要素。自然环境的变化将破坏(甚至完全毁灭)微妙的平衡状态,并危及人类种族的延续。提出这样的声明,并非听任宿命摆布,而是让我们严谨看待与思索生物学家、化学家、气象学家以及地理学者的观察,同时懂得理性地权衡事实与风险,因为我们以及子孙的未来正握我们的手中。此外,我们能将这件事实当成一个好消息,如此一来我们才能部份改变未来的气候条件,我们也只能说是部份,因为温室效应在大气中早已存在,而往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我们将更感受到它的威力,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的作为。

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直接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主要因素,这个现象的起源于工业革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生产模式逐渐被广泛推展到极致,为人类夺标争锋,但同时产生许多结构性的难题。虽然过去多次被人提出,现在总算能够量化看待。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百分之四十来自能源生产,百分之二十五来自工业,百分之二十五来自运输,剩馀的百分点则来自其他活动,如开暖气。

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已开发国家密切相关。「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前三名是澳洲、美国与加拿大,而印度、布吉那法索与墨西哥则贡献有限。已开发国家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水准已经为其他国家立下标竿,使得这样的模式愈见普遍,全球暖化及其后果于是成为整个环境与物种的必然命运。经济发展如今成为排放量高增的代名词。中国的情形就是一例,它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一大国。这个情况处处可见,欧洲另有一例:西班牙十五年来经济追赶而上,使得每个人的排放量增加40%。

根据这些数字,我们能够理解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国际协商是何等激烈。发展中国家指责西方国家自一个半世纪以来早已是温室气体高量生产国,同时平均个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居首,但这些国家不但延续以往的生活方式,而且不指望他国追其步伐。经过多年的讨论与国际草案的研拟,相关词语的交锋辩论总算得到改善,同时增进双方的了解。发展中国家与八大工业国(G8)于今年七月在日本高峰会面,虽然协议时语带模糊,没有获得重大突破,但其措辞有益于二○一○年归结出一项国际框架的协议,作为京都协议书(Kyoto Protocol)的延续。该项协议早见于一九九二年在里约召开的「地球高峰会」所签署气候变化公约的决议附件。

确实,气候变化的原因不能单单被视为技术问题,它们与一套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息息相关,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构成了全球共通的文化,并将发展的型态推展到全球各地。深具创造力的态度将使得我们重新发现源流,重新诠释文化资源,甚至创造新的文化资源,面对社会、经济与技术面的调整,培育更为负责与团结的国际社会。

在此,我提出三个省思的取径,划出今日研讨的范围:

一、文化与气候之间的依存关系为何?

二、对于全球性如此复杂的问题,地方团体如何尽其本份,以作为连结「全球气候」与「地域气候」的枢纽?

三、最后,我提出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作为例子,探讨这个主题如何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说明在全球建设的机制下如何透过跨文化的相助面对全球共通的挑战。


文化与气候

谈论气候与文化的方式众多。不管怎么说,深究气候与文化是古老的政治学提问。十八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有系统地提出「气候理论」,论及古希腊与罗马时代,说明政治制度与纬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为之分类为暴政、民主或是专制制度。我们的疑问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沃尔涅(Volney)所言:「我们说一个热国是什么意思?寒冷与温带的界线在于何处?若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国家的气温决定一个国家的能量,那么温度计上那一点决定自由与奴役的界线?」换言之,文化某部份受该地区的气候所形塑,我们也必须承认气候本身的条件本身正在改变,例如历史上可见沙漠边界的前移或后退。

重点在于别处:我们的消费模式、生产模式与价值体系息息相关,最终决定我们的发展模式是否能挽救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壤科维奇(Jean-Marc Jancovici)说:「自从人类对抗贫穷(现在地球上的饥荒不是因为战争所导致或是政治压迫的结果),对抗疾病(不管哪个国家,预期寿命近于五十岁,大约是法国一九○○年的平均寿命与几个世纪以前的法国人平均寿命的两倍),对抗寒冷与破坏者以后,于是我们变得在『打发时间』,发明行动电话、浴室垫、软体、冷冻蔬菜、发光的篮球。这些发明无法满足我们主要的需求。

在我看来,这样是很荒谬的,因为作为统领地球的物种,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参见L’avenir climatique, Seuil, 2002, pp.140-141.)或许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显得夸大,但确实指出重点: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文化资源与精神资源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物质的堆积,或是选择过平衡俭朴的生活,例如对于短程路选择走路而不开车,选择和朋友在一起而不是盯著电视萤光幕。这些资源将使我们学习对抗气候的恶化,换言之,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的「欲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的不只是二氧化碳的足迹,同时考验我们面对新条件的调适能力,以及不同的准备、对抗、修复的能力,使得气候以较佳的方式得到改善。将这些能力与大家共享,运用智慧面对自然环境的变迁,对能源问题做出一致的决定,这都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变迁并回应的群体能力。

当我们思索文化与气候时,我必须强调最后一点:气候变化改变了全球文化,同时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群体的归属感。气候变化的症结在于两个走向:一个是让我们见到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或是相反地加深了「文明的冲突」。

全球治理的机运将维系在一个共识上:单一排放点将影响到全球,全球各国都必须在同时间致力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部的努力都将因为单一排放点而化为乌有。除了必须切实执行众国所接受的集体目标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资源的损耗,因此为了争取水与肥沃的领土隐藏潜在冲突,导致「文明冲突」加深的风险,同时又因「环境难民」的迁移而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伴随历史、宗教与认同问题而来的冲突与反感与日俱增。总而言之,全球暖化早已成为各文化与国家是否能共存的一大挑战。



地方团体与都会群

随著工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发展先在西方社会扎根,接下来遍及整个地球:今日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一九○○年只有14%而已。其实,这并不一定是个坏消息:城市汇集了许多分析家,能够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良地;大众运输系统、水资源净化、能源分配的制度化更见证这项事实。绿色建筑的实验设计将消耗的能源予以再生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城市同时也是高速资讯交换、创造发明、群体讨论的地点,并使之往前推展。这一切都将取决于城市居民、为城市居民打造环境的决策者,以及认同城市的群体归属意识。由此可见,地方官的角色不可或缺。当我担任土鲁斯市长时,我必须为地铁系统更新奋斗,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技术解决方案将使得街道畅通、空气洁净。

结果证明确实如此,于是反对声浪随之消散。市中心的规划、市中心与郊区的衔接,家庭垃圾的回收、分类、再利用,以及水道系统的改造……每次一出现新的问题,部份归属技术问题,部份归属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出现总是挑战著既得利益者与特殊意见者的两端,共同建立一个更亲善、更平衡与更人性的城市。这些考验著地方官的智慧,他们必须列出选项,告诉公民可供省思的素材,让大家明白如何在多样不同的观点中谋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我的当地施政经验告诉我,将赌注放在公民的反省能力,并开启公民的辩论空间永远不会错。城市民主化将使得城市能够承担自身的未来,将使得各城市团结一致,勇于肩负环境革新的计划。

一旦主要的问题能够被清楚地提出,并推出一项真正的选择方案,寻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透过类似地方公民投票的形式完成。对抗气候暖化的战役有时需要民众自愿牺牲(开不开车、水费调整、选择某一项投资或舍弃某一项投资),或许这正是超越困境的好方法。就让城市公民正式地被充份告知,让他们列出优先顺序与价值观的先后选项,让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


阿拉伯世界.对抗气候暖化的夥伴

现在我谈回对抗全球暖化的战役中阿拉伯世界积极投入的资源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请允许我引用一段蒙格梅瑞教授(Montgomery Watt)的话作为开始:

我们无法了解阿拉伯人的科学实验、思想以及著作涵盖的领域是多么广阔,我们知道若没有阿拉伯人,当时欧洲的科学与哲学无法如此发展。阿拉伯人不自足于承转希腊思想。他们是真正的接班人(…)一一○○年左右,欧洲人对于敌人──撒拉逊人的科学与哲学产生了兴趣,这些学科的发展已达高峰。欧洲人必须向他们所有必须学习的事物,然后才能将自己往前推进。

换言之,阿拉伯世界形同智慧、科学以及技术的宝库,当人们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时,能够动员运用之。此外,阿拉伯世界不局限于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义已经能就这个主题为我们带来独树一格的哲学与神学省思。其起源基本上是一体(tawhîd)的原则,从而建立严谨的一神论,并确定被创造所有的组成部份最终一体。于是,人被创造是来加入社会生活与自然界,同时确认自己的本性。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存都无法分而视之。
根据伊斯兰教的看法,人在土地与生物间发挥「辅佐」(khilâfa)的角色。人不是主人,只是受托人。随著这个观点而来:对于被创造的全体,我们必须以尊敬、公平与平衡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教张显在刻苦、乾旱及不容许浪费土地上,它载有许多禁止浪费、对待动物与水管理的规定。

即使如此,阿拉伯世界与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承载自然遗产衰退的责任,并非总是能够根据其原则采取行动。阿拉伯世界对于多数国家的经济领域扮演石油输出的重大角色,阿拉伯世界在全球任务中所付出诚挚努力常遭人质疑。从历史的角色来看,这样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我必须强调现状正在改变当中:不少专家赞成将剩馀的资源精打细算,认为碳氢化合物并非唯一能源的来源,但自有别的工业用途。此后,我们不再处于石油与其他不同能源来源的「竞争」局面。

七月十三、十四日「地中海联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正式创立,在巴黎召开高峰会,给予世界新气象:地中海联盟推出新视角,从「具体的计划」出发。计划必须符合两项原则:首先是平等的夥伴关系,计划必须是由地中海南岸与北岸国家共同确立与提出;然后是几何连结关系,促使志愿国家能够为一项具体的计划齐聚一堂。

优先确定的领域如下:生态环境、再生能源、人民安全、教育、培训、文化。特别是目前正在筹拟「太阳能计划」,希望未来能在地中海岸南侧发展太阳能源产品。

地中海地区在环境议题上扮演先驱的努力并非是突有所感: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一九七八年以来,地中海沿海国家通行一项公约框架的协议:巴塞隆纳公约。二○○五年,降低二○二○年地中海域污染的预期目标已经得到相关国家元首的支持。但这些创见并没有在今日得到真正的实现。地中海联盟提供了一个组织架构,先进的决策与创新的融资案方得以进行。

地中海是半封闭的海域,对抗污染的能力很弱:60%的沿岸城市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不论是从城市地区或是农业区,内陆的污染随著河流排放到海中。工业排放的化学污染物不断在海洋生物体内累积。压力与日俱增:因为未来二十年中,地中海盆地的居住人口将多出一亿人。因此,彻底改变这个地区的环境管理模式迫在眉睫。如果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全体的夥伴关系能够成功出击,必能树立国际合作的标竿,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运用其文化资源为全球团体尽贡献的典范。

附加的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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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October 2008 00:09

全球暖化議題下的台歐合作平台

撰文│畢彌堅 (歐洲商會理事長、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台北分行總經理)

我很榮幸能參與你們今天所舉行的工作坊。我很清楚我們這次聚會的重要性,因為這表示各位與會的長官及公務人員,你們不想讓你們的工作範圍僅止於發佈概括性的聲明與公關活動而已;這表示你們真正希望把深刻的環保省思,落實在公共政策裡,落實在周密且創新的執行方案之中。

為了達到這樣的理想,你們的確正在促進跨文化的措施以及與他國之間的合作,尤其是與歐洲國家。身為歐洲商會主席,你們的邀請對我是一種鼓勵,也是一種提醒:也許,由於跨國企業經常只是與國家部長及其他國家代理人合作,於是,他們會忘記台灣豐富的地方民主色彩;殊不知在基層建設上、在推動教育上、以及在決定台灣未來幾十年在國際間的角色上,各縣市鄉鎮才是主要的推動者。這點對台北縣來說,更是如此,因為這裡居住著三百七十萬的居民,是台灣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也是台灣最投入於環保與創新計畫的地區。

我的發表分成兩個部份:我要就全球暖化所造成的難題,來談談台灣與歐洲的關係;更確切的說,這難題的產生,乃在於我們要轉向一種更積極推動環保的雛形。然後,我會針對這樣的文化轉向所可能帶來的影響做討論,我這裡所謂的文化轉向,是指公營事業與私營事業的合夥關係。我盡量長話短說,這樣我們的交流才能更活潑生動。


全球暖化,歐盟與台灣

我不想在這裡多談全球暖化問題,因為這問題明天的研討會上會有很廣泛的討論。在這裡我只想強調一個事實:現今已經有很多確實的證據,證實全球氣候的改變,與人類的活動有關連,而且這些改變,在不太久的將來,可能會帶來危害,但我們的確有辦法降低部份的危害以及其影響。而台灣,這個具有豐富的科技與文化傳統的國家,面對這樣一個治理全球環保工作的嶄新訴求,當然有權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如你們所知,歐盟在發展全球政策以對抗全球暖化的工作上,扮演著領導的角色。而這實際上也是其當仁不讓的道德責任,因為一百五十年前發源於歐洲國家的工業革命,正是這個系統化之改變的肇因,而這改變現在正衝擊著我們的自然環境;雖然不可諱言的,工業革命改革了我們的生活方式,給全人類帶來了新希望與機會。

希望將於二○○八年舉行的哥本哈根高峰會議能允許國際團體商定這份執行計劃,以便能使之前在京都所達成的協議能進一步的發展與擴大。有關溫室廢氣排放問題,歐盟已經訂下最遠大的目標。在二○二○年之前,歐盟將降低百分之二十的廢氣排放,不僅如此,如果其他國家願意跟進歐盟的這個目標,則歐盟將大膽的降低百分之三十的廢氣排放。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所設計的政策經過逐漸嚴格的廢氣排放規範基準、研究可替代以及可更新的能量來源、並且推動歐盟排放 權交易制──一個目標以箝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市場機制。(將來,還會計畫箝制其他氣體的排放量)。

在台灣,我們注意到人民已意識到環保為當務之急,雖然有很多數據不免令人憂心,這尤其指台灣近十年來平均每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的增加率乃居世界之冠。但我注意到,台灣有互動良好的民主辯論,所以不會自欺欺人,知道在節能減碳上、在防止濫採自然資源上、還有在動員整個社會邁向全球環保運動的工作上,仍要多加努力。台灣還不能被視為是模範環保國家,這自然有其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台灣願意跟進,而且承諾把環保當成其國際策略的里程碑。

若所有這些都能轉化為具體措施,則台灣勢必能感動歐洲國家,尤其目前歐盟的人民及政府都密切關注,想知道到底中國面對這個對抗全球暖化的全球運動中,是否願意擔負其應付的責任。何況,與歐洲聯合起來做環保,對台灣而言可是一樁『好生意』:首先,歐盟勢必會逐漸頒佈嚴格的『環保準則』,如此,那些不願意遵守的國家,其外銷事業必因此嚴重受挫;前不久多哈貿易循環(Doha cycle)的失敗,充分說明了世貿組織(WTO)目前的結構將組擋不住這波環保責任的訴求;第二,對全球氣候問題的治理,能允許一種較彈性的國際機制架構的產生,而在這樣的架構裡,台灣可以找到嶄新的國際身分與任務。


公私營企業之合夥關係

明天將舉行的國際會議,把文化資源與對抗全球暖化的奮鬥這兩者之間,建立起穩固的聯結;你們做這樣的聯結,我認為是正確的。從我這位歐洲企業家的觀點,我認為最能證實這種聯結者,莫過於發展一種『集體社會責任』的文化。歐洲的很多公司已經逐漸學習把自己看成是『集體公民』,因為他們明瞭這樣的身分不僅不會干預他們的經濟任務或市場法則,而且還能確保長期的集體利益,這對於輕率的生意行為之抵制,能採取負責的態度和規範的角色。

依這個觀點,環保,整體而論,(包括由於全球暖化危機意識所引發的當急之務),目前都被為數眾多的歐盟公司,納入其經營策略之中。當然,這也因為這些公司有很多在『綠色商業』的範疇裡,享有相對的益處──諸如供水及排污系統的公共衛生、有機食物、社會責任(環保)投資組合、環保觀光事業等等。而且,很多還沒能跟進這個『環保』或『綠色』商業的公司,目前也在重新組織,以期能使它們的產品與運作與公眾的旨趣接軌。

歐洲能實行的法則,台灣當然也能實行。畢竟,台灣在資訊產業所享有的相對利益,能輕易的使台灣成為『綠色資訊科技』的世界領導者。在對抗全球暖化的努力上,『綠色資訊科技』可是至為重要的一環,因為它關乎能源、水、以及稀有資源的消耗問題。

一旦私營公司確定能而且願意在創造永續環境的奮鬥上扮演正面及創新的角色,以對抗暖化的問題以及其他相關的問題,則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合作,才能更為容易,也才能互相的為彼此的利益而努力。

然而,在台灣,這樣的合作模型仍然需要醞釀與擴大。舉例來說,台北歐洲商會的立場聲明屢次強調台灣的公共契約管理仍然引發嚴重的問題,很多這些問題都會妨礙台灣的環保任務。

在此讓我引用我們商會在最近的立場聲明中,所提出的議題與提案:

- 一些法令和規範往往阻礙歐洲公司享有完整的市場使用權;面對奠立已久的世貿組織規章,台灣依然未決,像是台灣運用政府採購協定一事;一些重要服務部門的品質提升-尤其是財政、後勤、以及觀光業-都缺乏必要的大膽改革來吸引外國企業的參與。(我個人以為,要使台灣的觀光業市場轉型,外國的專業知識絕對是必要的,如此,才能創造環保、效率的觀光業來吸引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的觀光客,在管理的尺度上,也才能與好的商業運作接軌。)

-國家以及地方政府必須招攬多國的承包商,以促進台灣與其他國家市場之合作,如此才能獲取規模經濟,而降低成本。

-台灣必須發展並執行全球的行銷活動,以使世人注意台灣的好處以及發展的潛能(比如,台灣的人才庫、教育、健保、觀光、環保)

- 把一些公營服務事業外包給私營部門/企業,像是行政、督察、維修這類的工作,如此將可以大大的增進能源效率、加強環保知識、落實規模經濟。

-更重要的是,國家以及地方政府應該引進一套合乎經濟效益的關稅系統,好為太陽能電池板的銷售,建立大規模的地方市場。同樣的,台灣的地熱能資源豐富,因此,政府應該經由試驗計畫以及台灣地熱能源的地圖繪製(這需要台灣當地的研究學院與歐洲的大學合作),積極的支持推動開發地熱能發電。還有,既然近幾年的風力開發未能成功,有關當局應該為未來地方風力科技部門的發展計劃,重新做評估。還有,(我知道底下這個議題頗具爭議),生化燃料以及生質柴油的發展將能支持地方農人把已受污染的農地用來種植能源作物。

-訂定嚴格的建築準則以及節省能源的規範,如此,把可更新能源運用於建築設計的機會,才有可能增加。

-以市場機制來訂立電價,如此,將能鼓勵人民節省用電,並激勵對可更新能源或核能的投資。

-廣泛的來說,在規劃執行基層建設計畫的工作上,國家政府以及縣市政府應該大為推動私營部門的參與;私、公營部門合作的成功,將能大大的提升公共建設計畫的創新、品質、以及成本效率。

希望這樣雙重的合夥關係(歐台合夥關係以及公、私營部門的合夥關係),確實能培植台灣的文化、科技、和社會創新能力,使台灣在對抗全球暖化的問題上,在建立長期的永續經濟模範上,能變成一個領導國家。我再強調一次,這樣的工作,地方政府才是主要的角色。若台北縣能積極的把自己的經驗讓國際社會知道,並且持續的學習歐洲經驗,則台北縣將能成為環保計畫的明燈,以及創新文化的庇護所。在台灣的歐洲公司一定會致力於與台灣的公、私營部門合作,以確保能有效的運用這美麗寶島以及其大都會的文化資源和生態資源。我確信這兩天的相會與辯論,將能使我們全部與會的人,都能瞭解並開始設想我們想要一起創造的共同未來。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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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October 2008 00:02

文化與環保之間的關聯性

撰文│多明尼克.波第(Dominique Baudis) 阿拉伯世界学院院长

编译│ 沈秀臻


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在显著比例上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自然气候的变化长期而言承受太阳活动,短期而言承受火山活动的交互影响,但今后由温室效应以及气溶胶污染主导。对于全球暖化的规模以及后果,大家持有不同光谱的看法,但确实是威胁地球的第一要素。自然环境的变化将破坏(甚至完全毁灭)微妙的平衡状态,并危及人类种族的延续。提出这样的声明,并非听任宿命摆布,而是让我们严谨看待与思索生物学家、化学家、气象学家以及地理学者的观察,同时懂得理性地权衡事实与风险,因为我们以及子孙的未来正握我们的手中。此外,我们能将这件事实当成一个好消息,如此一来我们才能部份改变未来的气候条件,我们也只能说是部份,因为温室效应在大气中早已存在,而往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我们将更感受到它的威力,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的作为。

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直接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主要因素,这个现象的起源于工业革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生产模式逐渐被广泛推展到极致,为人类夺标争锋,但同时产生许多结构性的难题。虽然过去多次被人提出,现在总算能够量化看待。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百分之四十来自能源生产,百分之二十五来自工业,百分之二十五来自运输,剩馀的百分点则来自其他活动,如开暖气。

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已开发国家密切相关。「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前三名是澳洲、美国与加拿大,而印度、布吉那法索与墨西哥则贡献有限。已开发国家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水准已经为其他国家立下标竿,使得这样的模式愈见普遍,全球暖化及其后果于是成为整个环境与物种的必然命运。经济发展如今成为排放量高增的代名词。中国的情形就是一例,它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一大国。这个情况处处可见,欧洲另有一例:西班牙十五年来经济追赶而上,使得每个人的排放量增加40%。

根据这些数字,我们能够理解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国际协商是何等激烈。发展中国家指责西方国家自一个半世纪以来早已是温室气体高量生产国,同时平均个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居首,但这些国家不但延续以往的生活方式,而且不指望他国追其步伐。经过多年的讨论与国际草案的研拟,相关词语的交锋辩论总算得到改善,同时增进双方的了解。发展中国家与八大工业国(G8)于今年七月在日本高峰会面,虽然协议时语带模糊,没有获得重大突破,但其措辞有益于二○一○年归结出一项国际框架的协议,作为京都协议书(Kyoto Protocol)的延续。该项协议早见于一九九二年在里约召开的「地球高峰会」所签署气候变化公约的决议附件。

确实,气候变化的原因不能单单被视为技术问题,它们与一套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息息相关,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构成了全球共通的文化,并将发展的型态推展到全球各地。深具创造力的态度将使得我们重新发现源流,重新诠释文化资源,甚至创造新的文化资源,面对社会、经济与技术面的调整,培育更为负责与团结的国际社会。

在此,我提出三个省思的取径,划出今日研讨的范围:

一、文化与气候之间的依存关系为何?

二、对于全球性如此复杂的问题,地方团体如何尽其本份,以作为连结「全球气候」与「地域气候」的枢纽?

三、最后,我提出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作为例子,探讨这个主题如何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说明在全球建设的机制下如何透过跨文化的相助面对全球共通的挑战。


文化与气候

谈论气候与文化的方式众多。不管怎么说,深究气候与文化是古老的政治学提问。十八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有系统地提出「气候理论」,论及古希腊与罗马时代,说明政治制度与纬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为之分类为暴政、民主或是专制制度。我们的疑问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沃尔涅(Volney)所言:「我们说一个热国是什么意思?寒冷与温带的界线在于何处?若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国家的气温决定一个国家的能量,那么温度计上那一点决定自由与奴役的界线?」换言之,文化某部份受该地区的气候所形塑,我们也必须承认气候本身的条件本身正在改变,例如历史上可见沙漠边界的前移或后退。

重点在于别处:我们的消费模式、生产模式与价值体系息息相关,最终决定我们的发展模式是否能挽救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壤科维奇(Jean-Marc Jancovici)说:「自从人类对抗贫穷(现在地球上的饥荒不是因为战争所导致或是政治压迫的结果),对抗疾病(不管哪个国家,预期寿命近于五十岁,大约是法国一九○○年的平均寿命与几个世纪以前的法国人平均寿命的两倍),对抗寒冷与破坏者以后,于是我们变得在『打发时间』,发明行动电话、浴室垫、软体、冷冻蔬菜、发光的篮球。这些发明无法满足我们主要的需求。

在我看来,这样是很荒谬的,因为作为统领地球的物种,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参见L’avenir climatique, Seuil, 2002, pp.140-141.)或许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显得夸大,但确实指出重点: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文化资源与精神资源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物质的堆积,或是选择过平衡俭朴的生活,例如对于短程路选择走路而不开车,选择和朋友在一起而不是盯著电视萤光幕。这些资源将使我们学习对抗气候的恶化,换言之,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的「欲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的不只是二氧化碳的足迹,同时考验我们面对新条件的调适能力,以及不同的准备、对抗、修复的能力,使得气候以较佳的方式得到改善。将这些能力与大家共享,运用智慧面对自然环境的变迁,对能源问题做出一致的决定,这都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变迁并回应的群体能力。

当我们思索文化与气候时,我必须强调最后一点:气候变化改变了全球文化,同时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群体的归属感。气候变化的症结在于两个走向:一个是让我们见到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或是相反地加深了「文明的冲突」。

全球治理的机运将维系在一个共识上:单一排放点将影响到全球,全球各国都必须在同时间致力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部的努力都将因为单一排放点而化为乌有。除了必须切实执行众国所接受的集体目标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资源的损耗,因此为了争取水与肥沃的领土隐藏潜在冲突,导致「文明冲突」加深的风险,同时又因「环境难民」的迁移而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伴随历史、宗教与认同问题而来的冲突与反感与日俱增。总而言之,全球暖化早已成为各文化与国家是否能共存的一大挑战。



地方团体与都会群

随著工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发展先在西方社会扎根,接下来遍及整个地球:今日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一九○○年只有14%而已。其实,这并不一定是个坏消息:城市汇集了许多分析家,能够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良地;大众运输系统、水资源净化、能源分配的制度化更见证这项事实。绿色建筑的实验设计将消耗的能源予以再生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城市同时也是高速资讯交换、创造发明、群体讨论的地点,并使之往前推展。这一切都将取决于城市居民、为城市居民打造环境的决策者,以及认同城市的群体归属意识。由此可见,地方官的角色不可或缺。当我担任土鲁斯市长时,我必须为地铁系统更新奋斗,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技术解决方案将使得街道畅通、空气洁净。

结果证明确实如此,于是反对声浪随之消散。市中心的规划、市中心与郊区的衔接,家庭垃圾的回收、分类、再利用,以及水道系统的改造……每次一出现新的问题,部份归属技术问题,部份归属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出现总是挑战著既得利益者与特殊意见者的两端,共同建立一个更亲善、更平衡与更人性的城市。这些考验著地方官的智慧,他们必须列出选项,告诉公民可供省思的素材,让大家明白如何在多样不同的观点中谋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我的当地施政经验告诉我,将赌注放在公民的反省能力,并开启公民的辩论空间永远不会错。城市民主化将使得城市能够承担自身的未来,将使得各城市团结一致,勇于肩负环境革新的计划。

一旦主要的问题能够被清楚地提出,并推出一项真正的选择方案,寻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透过类似地方公民投票的形式完成。对抗气候暖化的战役有时需要民众自愿牺牲(开不开车、水费调整、选择某一项投资或舍弃某一项投资),或许这正是超越困境的好方法。就让城市公民正式地被充份告知,让他们列出优先顺序与价值观的先后选项,让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


阿拉伯世界.对抗气候暖化的夥伴

现在我谈回对抗全球暖化的战役中阿拉伯世界积极投入的资源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请允许我引用一段蒙格梅瑞教授(Montgomery Watt)的话作为开始:

我们无法了解阿拉伯人的科学实验、思想以及著作涵盖的领域是多么广阔,我们知道若没有阿拉伯人,当时欧洲的科学与哲学无法如此发展。阿拉伯人不自足于承转希腊思想。他们是真正的接班人(…)一一○○年左右,欧洲人对于敌人──撒拉逊人的科学与哲学产生了兴趣,这些学科的发展已达高峰。欧洲人必须向他们所有必须学习的事物,然后才能将自己往前推进。

换言之,阿拉伯世界形同智慧、科学以及技术的宝库,当人们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时,能够动员运用之。此外,阿拉伯世界不局限于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义已经能就这个主题为我们带来独树一格的哲学与神学省思。其起源基本上是一体(tawhîd)的原则,从而建立严谨的一神论,并确定被创造所有的组成部份最终一体。于是,人被创造是来加入社会生活与自然界,同时确认自己的本性。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存都无法分而视之。
根据伊斯兰教的看法,人在土地与生物间发挥「辅佐」(khilâfa)的角色。人不是主人,只是受托人。随著这个观点而来:对于被创造的全体,我们必须以尊敬、公平与平衡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教张显在刻苦、乾旱及不容许浪费土地上,它载有许多禁止浪费、对待动物与水管理的规定。

即使如此,阿拉伯世界与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承载自然遗产衰退的责任,并非总是能够根据其原则采取行动。阿拉伯世界对于多数国家的经济领域扮演石油输出的重大角色,阿拉伯世界在全球任务中所付出诚挚努力常遭人质疑。从历史的角色来看,这样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我必须强调现状正在改变当中:不少专家赞成将剩馀的资源精打细算,认为碳氢化合物并非唯一能源的来源,但自有别的工业用途。此后,我们不再处于石油与其他不同能源来源的「竞争」局面。

七月十三、十四日「地中海联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正式创立,在巴黎召开高峰会,给予世界新气象:地中海联盟推出新视角,从「具体的计划」出发。计划必须符合两项原则:首先是平等的夥伴关系,计划必须是由地中海南岸与北岸国家共同确立与提出;然后是几何连结关系,促使志愿国家能够为一项具体的计划齐聚一堂。

优先确定的领域如下:生态环境、再生能源、人民安全、教育、培训、文化。特别是目前正在筹拟「太阳能计划」,希望未来能在地中海岸南侧发展太阳能源产品。

地中海地区在环境议题上扮演先驱的努力并非是突有所感: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一九七八年以来,地中海沿海国家通行一项公约框架的协议:巴塞隆纳公约。二○○五年,降低二○二○年地中海域污染的预期目标已经得到相关国家元首的支持。但这些创见并没有在今日得到真正的实现。地中海联盟提供了一个组织架构,先进的决策与创新的融资案方得以进行。

地中海是半封闭的海域,对抗污染的能力很弱:60%的沿岸城市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不论是从城市地区或是农业区,内陆的污染随著河流排放到海中。工业排放的化学污染物不断在海洋生物体内累积。压力与日俱增:因为未来二十年中,地中海盆地的居住人口将多出一亿人。因此,彻底改变这个地区的环境管理模式迫在眉睫。如果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全体的夥伴关系能够成功出击,必能树立国际合作的标竿,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运用其文化资源为全球团体尽贡献的典范。

附加的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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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8 October 2008 23:43

變革中的台北縣

撰文│多明尼克.波第(Dominique Baudis) 阿拉伯世界学院院长

编译│ 沈秀臻


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在显著比例上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自然气候的变化长期而言承受太阳活动,短期而言承受火山活动的交互影响,但今后由温室效应以及气溶胶污染主导。对于全球暖化的规模以及后果,大家持有不同光谱的看法,但确实是威胁地球的第一要素。自然环境的变化将破坏(甚至完全毁灭)微妙的平衡状态,并危及人类种族的延续。提出这样的声明,并非听任宿命摆布,而是让我们严谨看待与思索生物学家、化学家、气象学家以及地理学者的观察,同时懂得理性地权衡事实与风险,因为我们以及子孙的未来正握我们的手中。此外,我们能将这件事实当成一个好消息,如此一来我们才能部份改变未来的气候条件,我们也只能说是部份,因为温室效应在大气中早已存在,而往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我们将更感受到它的威力,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的作为。

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直接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主要因素,这个现象的起源于工业革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生产模式逐渐被广泛推展到极致,为人类夺标争锋,但同时产生许多结构性的难题。虽然过去多次被人提出,现在总算能够量化看待。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燃烧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百分之四十来自能源生产,百分之二十五来自工业,百分之二十五来自运输,剩馀的百分点则来自其他活动,如开暖气。

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已开发国家密切相关。「平均每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前三名是澳洲、美国与加拿大,而印度、布吉那法索与墨西哥则贡献有限。已开发国家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水准已经为其他国家立下标竿,使得这样的模式愈见普遍,全球暖化及其后果于是成为整个环境与物种的必然命运。经济发展如今成为排放量高增的代名词。中国的情形就是一例,它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一大国。这个情况处处可见,欧洲另有一例:西班牙十五年来经济追赶而上,使得每个人的排放量增加40%。

根据这些数字,我们能够理解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国际协商是何等激烈。发展中国家指责西方国家自一个半世纪以来早已是温室气体高量生产国,同时平均个人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居首,但这些国家不但延续以往的生活方式,而且不指望他国追其步伐。经过多年的讨论与国际草案的研拟,相关词语的交锋辩论总算得到改善,同时增进双方的了解。发展中国家与八大工业国(G8)于今年七月在日本高峰会面,虽然协议时语带模糊,没有获得重大突破,但其措辞有益于二○一○年归结出一项国际框架的协议,作为京都协议书(Kyoto Protocol)的延续。该项协议早见于一九九二年在里约召开的「地球高峰会」所签署气候变化公约的决议附件。

确实,气候变化的原因不能单单被视为技术问题,它们与一套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息息相关,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构成了全球共通的文化,并将发展的型态推展到全球各地。深具创造力的态度将使得我们重新发现源流,重新诠释文化资源,甚至创造新的文化资源,面对社会、经济与技术面的调整,培育更为负责与团结的国际社会。

在此,我提出三个省思的取径,划出今日研讨的范围:

一、文化与气候之间的依存关系为何?

二、对于全球性如此复杂的问题,地方团体如何尽其本份,以作为连结「全球气候」与「地域气候」的枢纽?

三、最后,我提出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作为例子,探讨这个主题如何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说明在全球建设的机制下如何透过跨文化的相助面对全球共通的挑战。


文化与气候

谈论气候与文化的方式众多。不管怎么说,深究气候与文化是古老的政治学提问。十八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有系统地提出「气候理论」,论及古希腊与罗马时代,说明政治制度与纬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为之分类为暴政、民主或是专制制度。我们的疑问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沃尔涅(Volney)所言:「我们说一个热国是什么意思?寒冷与温带的界线在于何处?若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国家的气温决定一个国家的能量,那么温度计上那一点决定自由与奴役的界线?」换言之,文化某部份受该地区的气候所形塑,我们也必须承认气候本身的条件本身正在改变,例如历史上可见沙漠边界的前移或后退。

重点在于别处:我们的消费模式、生产模式与价值体系息息相关,最终决定我们的发展模式是否能挽救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壤科维奇(Jean-Marc Jancovici)说:「自从人类对抗贫穷(现在地球上的饥荒不是因为战争所导致或是政治压迫的结果),对抗疾病(不管哪个国家,预期寿命近于五十岁,大约是法国一九○○年的平均寿命与几个世纪以前的法国人平均寿命的两倍),对抗寒冷与破坏者以后,于是我们变得在『打发时间』,发明行动电话、浴室垫、软体、冷冻蔬菜、发光的篮球。这些发明无法满足我们主要的需求。

在我看来,这样是很荒谬的,因为作为统领地球的物种,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参见L’avenir climatique, Seuil, 2002, pp.140-141.)或许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显得夸大,但确实指出重点: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文化资源与精神资源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物质的堆积,或是选择过平衡俭朴的生活,例如对于短程路选择走路而不开车,选择和朋友在一起而不是盯著电视萤光幕。这些资源将使我们学习对抗气候的恶化,换言之,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的「欲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的不只是二氧化碳的足迹,同时考验我们面对新条件的调适能力,以及不同的准备、对抗、修复的能力,使得气候以较佳的方式得到改善。将这些能力与大家共享,运用智慧面对自然环境的变迁,对能源问题做出一致的决定,这都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变迁并回应的群体能力。

当我们思索文化与气候时,我必须强调最后一点:气候变化改变了全球文化,同时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群体的归属感。气候变化的症结在于两个走向:一个是让我们见到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或是相反地加深了「文明的冲突」。

全球治理的机运将维系在一个共识上:单一排放点将影响到全球,全球各国都必须在同时间致力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部的努力都将因为单一排放点而化为乌有。除了必须切实执行众国所接受的集体目标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资源的损耗,因此为了争取水与肥沃的领土隐藏潜在冲突,导致「文明冲突」加深的风险,同时又因「环境难民」的迁移而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伴随历史、宗教与认同问题而来的冲突与反感与日俱增。总而言之,全球暖化早已成为各文化与国家是否能共存的一大挑战。



地方团体与都会群

随著工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发展先在西方社会扎根,接下来遍及整个地球:今日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一九○○年只有14%而已。其实,这并不一定是个坏消息:城市汇集了许多分析家,能够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良地;大众运输系统、水资源净化、能源分配的制度化更见证这项事实。绿色建筑的实验设计将消耗的能源予以再生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城市同时也是高速资讯交换、创造发明、群体讨论的地点,并使之往前推展。这一切都将取决于城市居民、为城市居民打造环境的决策者,以及认同城市的群体归属意识。由此可见,地方官的角色不可或缺。当我担任土鲁斯市长时,我必须为地铁系统更新奋斗,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技术解决方案将使得街道畅通、空气洁净。

结果证明确实如此,于是反对声浪随之消散。市中心的规划、市中心与郊区的衔接,家庭垃圾的回收、分类、再利用,以及水道系统的改造……每次一出现新的问题,部份归属技术问题,部份归属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出现总是挑战著既得利益者与特殊意见者的两端,共同建立一个更亲善、更平衡与更人性的城市。这些考验著地方官的智慧,他们必须列出选项,告诉公民可供省思的素材,让大家明白如何在多样不同的观点中谋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我的当地施政经验告诉我,将赌注放在公民的反省能力,并开启公民的辩论空间永远不会错。城市民主化将使得城市能够承担自身的未来,将使得各城市团结一致,勇于肩负环境革新的计划。

一旦主要的问题能够被清楚地提出,并推出一项真正的选择方案,寻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透过类似地方公民投票的形式完成。对抗气候暖化的战役有时需要民众自愿牺牲(开不开车、水费调整、选择某一项投资或舍弃某一项投资),或许这正是超越困境的好方法。就让城市公民正式地被充份告知,让他们列出优先顺序与价值观的先后选项,让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承担选择的后果。


阿拉伯世界.对抗气候暖化的夥伴

现在我谈回对抗全球暖化的战役中阿拉伯世界积极投入的资源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请允许我引用一段蒙格梅瑞教授(Montgomery Watt)的话作为开始:

我们无法了解阿拉伯人的科学实验、思想以及著作涵盖的领域是多么广阔,我们知道若没有阿拉伯人,当时欧洲的科学与哲学无法如此发展。阿拉伯人不自足于承转希腊思想。他们是真正的接班人(…)一一○○年左右,欧洲人对于敌人──撒拉逊人的科学与哲学产生了兴趣,这些学科的发展已达高峰。欧洲人必须向他们所有必须学习的事物,然后才能将自己往前推进。

换言之,阿拉伯世界形同智慧、科学以及技术的宝库,当人们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时,能够动员运用之。此外,阿拉伯世界不局限于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义已经能就这个主题为我们带来独树一格的哲学与神学省思。其起源基本上是一体(tawhîd)的原则,从而建立严谨的一神论,并确定被创造所有的组成部份最终一体。于是,人被创造是来加入社会生活与自然界,同时确认自己的本性。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存都无法分而视之。
根据伊斯兰教的看法,人在土地与生物间发挥「辅佐」(khilâfa)的角色。人不是主人,只是受托人。随著这个观点而来:对于被创造的全体,我们必须以尊敬、公平与平衡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教张显在刻苦、乾旱及不容许浪费土地上,它载有许多禁止浪费、对待动物与水管理的规定。

即使如此,阿拉伯世界与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承载自然遗产衰退的责任,并非总是能够根据其原则采取行动。阿拉伯世界对于多数国家的经济领域扮演石油输出的重大角色,阿拉伯世界在全球任务中所付出诚挚努力常遭人质疑。从历史的角色来看,这样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我必须强调现状正在改变当中:不少专家赞成将剩馀的资源精打细算,认为碳氢化合物并非唯一能源的来源,但自有别的工业用途。此后,我们不再处于石油与其他不同能源来源的「竞争」局面。

七月十三、十四日「地中海联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正式创立,在巴黎召开高峰会,给予世界新气象:地中海联盟推出新视角,从「具体的计划」出发。计划必须符合两项原则:首先是平等的夥伴关系,计划必须是由地中海南岸与北岸国家共同确立与提出;然后是几何连结关系,促使志愿国家能够为一项具体的计划齐聚一堂。

优先确定的领域如下:生态环境、再生能源、人民安全、教育、培训、文化。特别是目前正在筹拟「太阳能计划」,希望未来能在地中海岸南侧发展太阳能源产品。

地中海地区在环境议题上扮演先驱的努力并非是突有所感: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一九七八年以来,地中海沿海国家通行一项公约框架的协议:巴塞隆纳公约。二○○五年,降低二○二○年地中海域污染的预期目标已经得到相关国家元首的支持。但这些创见并没有在今日得到真正的实现。地中海联盟提供了一个组织架构,先进的决策与创新的融资案方得以进行。

地中海是半封闭的海域,对抗污染的能力很弱:60%的沿岸城市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不论是从城市地区或是农业区,内陆的污染随著河流排放到海中。工业排放的化学污染物不断在海洋生物体内累积。压力与日俱增:因为未来二十年中,地中海盆地的居住人口将多出一亿人。因此,彻底改变这个地区的环境管理模式迫在眉睫。如果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全体的夥伴关系能够成功出击,必能树立国际合作的标竿,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运用其文化资源为全球团体尽贡献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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