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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6 August 2008 01:45

我想有個家

文‧攝影│梁准

我要寫的劉曉慶,不是大陸影星劉曉慶,而是四川地震災區一個與影星劉曉慶同名同姓的八歲女孩。她之所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不是因為她與影星同名同姓,而是因為她帶給我的感動,觸及靈魂和心靈。在此之前,我從未想到一個八歲女孩具有如此大的承受力。


曉慶的心事

在與汶川大地震震央只有一山之隔,直線距離不到三公里的龍池南嶽村拍攝時,我感覺到一雙專注的眼睛一直追隨著我,從未從我身上移開過。順著眼光看去,一個留著瀏海的嬌柔女孩正目不轉睛看著我,眼光清澈純淨,鮮紅的上衣將她的小臉襯得紅撲撲的,讓我腦海中滿是廢墟的灰色調終於有了一抹紅色,它象徵著希望。

我微笑著走向她,伸出我的手,沒有片刻遲疑,她握住我的手,並對我微笑。她的笑很甜,讓我的心變得溫暖。她拿出她的畫給我看,上面畫著她的夢想和希望:藍天白雲,燦爛陽光下的川西大地,巍然屹立著兩幢漂亮的房子,一幢屬於劉曉慶,一幢屬於她的爸爸媽媽。

我告訴她,我很喜歡這幅畫,她樂了,話也開始多起來。說到未來的新家,至今還住在帳篷裡的曉慶很興奮,她興高采烈告訴我:「阿姨,我的新家可是防震的,再大的地震都震不垮,不像我們原來的家和學校,一震就垮了。」

提到她那已成為一片廢墟的家和學校時,曉慶有些難過,低垂著雙眼,沉默了。我將她擁入懷裡,正想著該如何安慰她時,她突然抬起頭,一臉天真無邪地對我說:「阿姨,我給妳講地震發生那天的事吧!好嚇人哦!」

當曉慶說出這番話時,我是既意外又惶恐,畢竟她只是個八歲的孩子!曾經經歷的慘烈一幕,在她心中留下怎樣的陰影?對她而言,這樣的回憶意味著什麼,我心裡完全沒有底。我雙手輕輕摟著她的肩膀,直視她的眼睛溫柔地對她說:「妳也可以不講的。」

但曉慶看著我,眼神充滿執著和堅定:「可是阿姨,我就是想對妳講!」

「能告訴阿姨理由嗎?」

「因為妳喜歡我的畫,也因為…」曉慶停頓並猶豫了一會兒,最後下決心似地小聲說:「剛才妳拍廢墟時,我看見妳流淚了!」

她的話讓我的眼睛再次濕潤,就這樣,因著一個八歲女孩的信任,我眼裡含著淚,握著她的手,聽她講述她在地震中所經歷的一切:


大家拚命往外逃

地震發生時,我們正在上課,課桌突然開始搖動,並且越搖越凶。我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電燈熄了,掉在地上,房子開始劇烈晃動,老師大聲喊:「地震了,快跑!」

我和同學們嘩啦一下開始衝向教室外,老師在最後,像趕羊似地大聲吆喝我們,使勁推著我們跑。剛跑到操場邊上,身後的校舍便倒了,四周的山也開始垮塌,到處是塵土,什麼也看不見,只聽見有人大聲喊:「趕緊跑,山上洪水來了!」

原來,學校背後山上的蓄洪池坍塌,洪水順山勢傾瀉而下,衝向了已經坍塌的學校,情況非常危急,有同學開始哭,不過我沒哭,我知道哭沒有用。

老師迅速將我們召集在一起,清點人數後,讓大孩子拉著小孩子,老師抱著背著拖著學前班的小孩子,開始狂奔。逃生途中,餘震不斷,泥石流爆發,我幾乎是連滾帶爬走過來的,我看到很多房子都倒塌了,到處是從山上滾落的石頭,我開始感到害怕,也開始擔心在家裡的媽媽和奶奶,還有在「農家樂」(編按:民間旅社)打工的爸爸。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爬山涉水,我們終於到達比較安全的謝家坪高地,大家都精疲力竭。此時的我又累又渴又餓,但只能忍著,因為我知道,從學校跑出來,我們什麼也沒有。


爸爸緊緊抱住我want_a_home_02

天開始下起傾盆大雨,我們沒有傘,也沒有雨衣。老師四處奔波後,找到幾張塑膠布,為我們遮雨。我們這兒是山區,只要一下雨就會變得很冷,老師和同學都衣衫單薄,沒人有多餘的衣服,很多人的衣服都被雨淋濕了,於是老師和鄉親冒著大雨砍來竹子,幾根竹竿撐起幾塊簡易塑膠布,這就是我們的臨時帳篷──我們地震之後的第一個家。

不到二十平方米的臨時帳篷下,密密麻麻擠著一百四十二個學生,我們只能背靠背地坐著,相互取暖。

我開始盼著爸爸來接我,就這樣等阿等,不知過了多久,終於等來了爸爸。爸爸灰頭土臉的,衣服很髒,尤其是褲腿,沾滿泥漿,鞋子已完全看不出原來的顏色,爸爸看見我,便大喊著我的名字,衝上來緊緊抱住我,我幾乎不能呼吸。長這麼大,我從未看過爸爸掉眼淚,但那天,我看見大顆大顆的眼淚從爸爸眼中滑落。他感覺到我的身體在發抖,便脫下他的衣服披在我身上。

爸爸打工的「農家樂」在學校和我們家之間,地震後,爸爸不顧餘震和山上隨時滾落的巨石,發瘋般地往學校跑,趕到已成為一片廢墟的學校,聽說我們已轉移到謝家坪,又馬不停蹄趕往謝家坪,見我沒事,爸爸鬆了一口氣,但奶奶和媽媽生死未卜,爸爸還得馬上趕回家,看看家裡的情況。

由於餘震不斷,山體不斷垮方,道路和通訊完全中斷,回家的路太遠又太危險,老師和家長商量決定:第一晚,所有學生留宿謝家坪。


姐姐站著讓我靠

天漸漸變黑,鄉親們拿出冒著生命危險從自家倒塌的房屋中刨出的大米,從廢墟上撿來木條,生火給我們熬了一鍋熱騰騰的稀粥。

經歷地震驚恐的六小時後,我們終於喝上熱粥,儘管每個同學只有一小碗,並且只能輪流著吃,但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那是我喝過最好喝的粥!

喝了熱粥後,我覺得好很多,不再那麼冷了,口也不那麼渴了,我開始想睡覺了。

晚上,雨越下越大,搭建的臨時帳篷已經完全被雨水浸濕,地全是濕的,我們只得站起來,相互靠著,彼此溫暖著。

老師安排高年級的哥哥姐姐一對一照顧我們低年級的同學,一個姐姐站到我身邊,讓我靠著她,剛開始我還強忍著不要睡著,我知道姐姐也很累很睏,我不停地揪自己的頭髮,掐自己的大腿,讓自己不要犯睏。可後來不知怎麼的,迷迷糊糊居然睡著了,就這樣站著睡了一夜。


媽媽正在往下掉

第二天,等了很久,終於等來爸爸媽媽,他們都一臉憔悴,特別是媽媽,整個人有氣無力的,雙眼無神,只是緊握著我的手,什麼也不說。

為了讓我多安撫媽媽,爸爸悄悄告訴我,地震時,奶奶和媽媽正吃午飯,意識到是地震時,兩人扔下碗便往屋外跑,大地劇烈的震動讓她們站立不穩,倒在地上,隨著嘩啦啦的房屋倒塌聲,我們家化成一片廢墟。

當時,地面開始扭曲,變形,裂縫,塌陷,我們家門前正好有一道坡坎,媽媽正倒在那裡,坡坎塌陷時,媽媽整個身體不由自主地隨著地面塌陷不斷下沉,媽媽大喊:「救救我!我在往下掉!」

奶奶顧不得還在劇烈搖晃著的大地,爬起來奔向媽媽,撲倒在地,用她那雙並不有力的手,拼著老命,緊緊拉著媽媽伸出的雙手,地震引起巨大的山體滑坡,我家附近四面八方的山都在垮,巨石滾落,煙霧彌漫。奶奶的冒死相救,讓媽媽躲過大難,但奶奶卻遍體鱗傷,媽媽因為受到過度驚嚇,變得很安靜。

聽了爸爸的話,我牽緊媽媽的手,覺得自己一下長大了,我不會再像地震前那樣,在爸爸媽媽面前撒嬌、任性,惹他們生氣,無論發生什麼事,無論走到哪裡,我都會好好照顧媽媽,盡量為爸爸多分擔一些。


特別特別想上學

後來,我們一家被轉移到成都龍泉驛區的災民臨時安置點,在那裡,無論大人孩子都對我們特別好。我們剛去時,除了身上穿著的髒衣服,一無所有。很快地,有人給我們送來新衣服,洗了澡,換上新衣,住進乾淨整潔的帳篷,吃上熱呼呼、香噴噴的飯菜,心情也變得好起來。

住在這裡的人來自都江堰、彭州、汶川等不同的災區,雖然剛開始互不相識,但因為共同經歷過地震災難,所以大家相處得很融洽,大人們聚在一起聊天,孩子們也自然而然在一塊玩耍,我在那裡交了很多新朋友。

每天都有成都市龍泉驛區的居民來探望我們,為我們送來各種各樣的生活必需品,還有許多年齡與我相仿的小朋友,給我送來漫畫書和玩具。也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來做義工,並教我們畫畫,帶著我們玩遊戲。

雖然和帳篷裡的小朋友玩得很開心,但還是有一件事讓我念念不忘,那就是我特別特別想讀書,想回到教室和老師同學們一起上課,日子越久,這種想法就越強烈。

終於有一天,救災點的大喇叭上說,住在災民臨時安置點的學齡兒童,檢查完身體,打過預防針後可以去上學。這讓我欣喜若狂,我平時最怕打針了,但這次聽說打針就能去上學,便顧不得那麼多了,央求爸爸趕快帶我去打針,我怕去晚了就沒機會讀書了。

我和爸爸一路跑,以最快的速度趕到檢驗處,很幸運地,我們排在第一位,我也如願以償成為第一個打針的小朋友。打針的時候,我咬緊牙關,沒有像以前打針那樣痛哭流涕,只要能讀書,我什麼都不怕,什麼都願意做。

能夠重新回到教室上課,真的是我最快樂的一件事。那些日子,我上課特別認真,每次作業都是第一個交,經常得到老師的表揚,學校裡的同學對我非常友好,送給我很多小禮物:作業本、鉛筆、尺子、橡皮擦等等,他們給我的幫助,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是地震後我最難忘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我家是個好地方

在龍泉驛的災民臨時安置點待了兩個月後,我們決定回家,儘管龍池受災嚴重,但畢竟是我們的家。

回家經過學校,看到學校,想起那些在地震中傷亡的同學,還有雖平安但現在不知在何處的老師和同學,我真的好難過!

終於回到我日夜思念的家,這是地震後我第一次面對已成為廢墟的家,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覺得一切都像在做夢。我狠狠揪了一下自己的臉,很疼,我終於明白這不是夢。

回到龍池清理廢墟時,在廢墟中刨挖東西,稍不留神就會被劃破手指,或被尖利的東西刺傷腳。後來爸爸媽媽執意不准我再去幫忙,看著在廢墟上忙碌的爸爸媽媽,我畫下了「我想有個家」這幅畫,我清楚地記得,當我將畫拿給爸爸媽媽看時,他們笑了,我已經好久沒看他們笑了。

還記得地震之前,鄉親們大都以開「農家樂」,接待來龍池(編按:當地旅遊景點)度假的遊客為生,生活過得有滋有味,平靜安詳!來過這兒的叔叔阿姨,都誇我們這裡風景秀麗,氣候宜人。在龍泉驛的災民臨時安置點,人們聽說我來自龍池,都羡慕地說:「哦!那可是個好地方。」

在我印象中,每年暑假,總是爸爸媽媽和鄉親們最忙的季節,幾乎家家「農家樂」都是門庭若市,但今年暑假,冷冷清清,大人們忙著清理廢墟。

所以我長大後想做個導遊,可以邊玩邊掙錢供養爸爸媽媽,修漂亮房子,還可以從外面帶很多人到我們龍池這邊來旅遊,讓鄉親們也掙到錢,大家都能過上好日子。

我畫在紙上的的夢想一定會變成現實!我們能重新在龍池建起漂亮房子。我和曾經幫助過我的龍泉驛的小朋友有約定,等我和爸爸媽媽把房子修好後,接他們來龍池玩!

【後記】

與曉慶分別前夕,雙方都依依不捨,在她居住的帳篷前,我拍下了小小的她,更拍下了夢想和堅持。

一個四川地震災區的八歲女孩,看著她那燦爛的笑臉,我很難將她和那場巨大的地震災難聯繫在一起,只能從心靈深處發出感歎:這是怎樣一塊土地,養育出如此樂觀堅韌的孩子!
加油,劉曉慶!






本文亦見於2008年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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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6 August 2008 01:39

台灣應該站在這一邊

撰文│賴偉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馬康多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能源政策小組召集人


中研院「環境與能源研究小組」在總統大選前提出「因應地球暖化台灣之能源政策」,專家說了算;慈濟大力推廣「節能減碳、克己復禮」;經濟部、環保署分別成立「溫室氣體減量辦公室」,四處提供「減碳小撇步」;台北縣政府環保局設立「低碳社區發展中心」;企業界有「企業永續發展協會」關心溫室氣體減量投資策略;也有企業一直要公關公司辦「種樹」活動…

南投縣草屯鎮的一所縣內推薦的環保學校,每天中午常態性厲行關燈一小時,這是政府宣布2008年為「減碳元年」後,學校最容易配合的活動。台南縣後壁鄉的一所農村小學、嘉義縣布袋鎮的小學、大埔鄉水庫上游的國中,還有一所花蓮秀林鄉國家公園內的小學,也都在中午強制關燈一個小時。

還有,花東國家公園深山裡納入小型水力計畫,卻號稱是增加「永續水力發電」?台電計畫在九公頃多的永安鹽田濕地野鳥棲地興建集中式的太陽能場?中研院「環境與能源研究小組」建議核一二三廠延役和增加機組?環保署打算同意到企業到中國種樹植草也可抵減在台灣設廠的二氧化碳排放?

台灣動起來,台灣好像真的動起來了。「減碳」取代了「愛台灣」,成為「國民應盡的義務」。但上面這些的現象,是一種社會多元的活力與主張,還是一種更深沉的警訊?


關燈不能解決問題
面對真相,承擔責任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除了是地球的集體危機,也是各國盤算利益的角力場:已開發國家中以歐盟為主的「附件一國家」,強調不能讓地球升溫超過2℃,並希望有全球的減量承擔;以美國、澳洲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強調兼顧經濟自主減量;中國、印度與第三世界國家則強調他們「人均排放」偏低。而這裡面又有巧妙的合縱連橫,譬如歐盟與中國都支持以「聯合國」為主的議訂框架;歐美等已開發國家都認為開發中國家應納入減量義務;美國、中國等陣營卻又認為歐盟國家訂的目標太嚴苛,而且擔心歐盟想寡佔新能源市場。而在這新的國際政治鬥爭場域中,台灣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到底想站在哪一邊?扮演何種角色?

台灣若是真心體會到暖化的危機,那為何在研擬溫室氣體減量法時,卻常見經建部門以「並非聯合國會員國」、「經濟承擔不起」為推託之詞,並任憑碳排放密集的鋼鐵業與石化業恣意擴張?但若是不願意面對真相,承擔責任,為何又會以「台灣減碳需仰賴核能」營造虛幻的輿論壓力?

於是乎,「節能減碳」四個字喊的震天響,但政府實際端出的產業政策、能源政策,卻是自相矛盾。在熱熱鬧鬧的關燈、種樹之後,台灣會不會反而是原地踏步?
或許,問題就在整個台灣社會,都從「減量」的角度在看待,卻沒有去思考以及面對「調適」的問題!


清潔發展機制的推動
須考量文化及生物多樣性

若我們詢問公部門,台灣企圖於國際社群中扮演何種角色?得到的答案或許會是「協助友邦國發展再生能源」等環境外交計畫,也會有「舉辦氣候變遷國際NGO論壇」。但或許更多的回答,是順著現任環保署長鼓勵企業種樹減碳的脈絡,喊著「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也將是善盡國際責任的表現。而環保署、國科會、經濟部等單位所提出減碳路徑圖上,亦早已將CDM列為減碳選項,但卻同時忽略了現行的CDM的缺陷,以及其背後「國際互助合作」的原意。

國際環保組織「碳匯監督」(Sinkwatch)指出,CDM中的大型植栽計畫,為了使碳抵銷量最大化,多選擇生長期較短的樹種,反倒使植栽的單一化更加嚴重,縮減了生物多樣性、更損害糧食安全。「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的《世界銀行:氣候受益者》報告(World Bank: Climate Profiteer)更指出CDM往往因為執行者不夠重視當地社會及文化因素,而導致計劃失敗。


以社區為本的調適策略
將風險與責任融入生活

鑑於以上缺失,國內各單位在埋頭翻譯各項CDM文件、企圖在台灣推行之餘,不該忽視近年來國際上更強調的另一個概念:「社區為本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Community based adaptation, CBA)。CBA指的是:因為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是內化於社會與文化之中,因此重點在於如何培力社區,使其透過既有的決策方式,擬定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以增進其面對極端氣候帶來的水災、風災、乾旱的抵禦與重建能力。

欲落實CBA的概念,則需先瞭解以往在地社區面對這類災害的應變模式,進而分析氣候變遷將對此類災害發生頻率與規模的關聯性,進而研擬出該社區應採取的調適策略。也因此,所謂的CBA並非只是單一事件的回應,而是一個社區的整體發展計畫。唯有藉由此一過程,方能使民眾將氣候變遷的風險內化至其生活之中,以因應短期與長期的影響。


以既有社造經驗為基礎
深化民眾對願景的討論

台灣長期推動社區營造的過程中,已有類似CBA的行動,如社區防災地圖的繪製、原始林原生樹種的保護等等。因此,應以既有社造脈絡為基礎,將氣候變遷調適議題塑造成社區工作的優先順序,此經驗還可進一步協助較不具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的邦交國建立CBA的機制,其功效絕對比現行由上而下類似CDM的機制為佳。而同為海島的台灣,若能針對海平面上升之議題,研擬出「社區為本的氣候變遷調適」,其能提供諾魯的協助,絕對比去年贈送六十套太陽能光電設備為佳。

再回頭來看看前文所提到的國中小「關燈運動」。如果各校所在各社區可以進行危機與願景的開放性討論,例如後壁鄉的水圳與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的關連性;布袋鎮地層下陷的防災與產業願景的調整;大埔鄉與水共生的生活經驗以及其他水源區保護經驗的交流;還有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礦業、坍方、防災等等。如此,才能讓在地社區的民眾共同找到屬於自己所在環境的「調適之道」。


要有調適的政策
更要有政策的調適

另一個更重要的積極面向,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應納入全球暖化的思維考量,並考量政策調整下的所有「公平正義」問題。譬如水患治理、水資源管理、道路開發,又如健康保險、外交思維、中小企業的承載力、企業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糧食安全等等。這牽涉到所有的國家公共資源能否進行一種新而合理的分配,也牽涉到透過整個社會對「二氧化碳」這項新外部成本的責任釐清與體現。這「調適」的過程,也有助於在這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中,找到真實的解決之道。

而當經建會願意花上六年的時間研擬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我們更期待能儘速將之深化至公共政策的考量。換言之,除了「調適的政策」,更要有「政策的調適」。在此脈絡下,紛擾多年的「國土計畫法」,不該只被侷限於對原墾農的土地權的侵害,而是台灣整體居民擺脫洪水與缺水夢靨的核心工具。而產業部門方面,不該畏懼促產條例的落日,而該擁抱一個以永續發展為充要條件的產業基本法,方能跟上高喊「綠色企業」的商業競爭時代。


台灣掌握契機
創造低碳社會新典範

當整個台灣社會能誠懇面對「調適」問題之後,重新回到「減量」的行動時,應該會有新的體認與澄清。譬如針對邦交國,除了以友善的CDM、在地經驗的交流等等的合作協助以外,台灣也有成為新興工業國「低碳社會典範」的機會。如前所述,台灣政府推動溫減法時,常自豪於身為非附件一國家的首例。因此若及時於法案審議過程中,修正「缺乏減量目標」、「無部門減量優先順序」、「偏重碳交易的減量策略」等三大缺點,並經過充分的公民討論,則台灣絕對可作為其他國家的模範。

另一方面,台灣已於「環境基本法」中揭示「環保優先於經濟與科技發展」、「非核家園」,而政府現也採納NGO所提出的「虛擬式電廠」的概念,更欲修正能源管理法,建立能源發展綱領,進行能源供應總量管制。上述這些理念,其實非常符合國際綠色和平組織於《能源革命》(Energy Revolution)所揭櫫的基本原則。若能逐一落實,則台灣的能源政策將可作為貿易出口導向經濟體的典範。


未來不是命運,而是選擇
朝向公平正義的永續台灣

政策從來不是一種「命運」,而是一種「選擇」。雖然「無法成為聯合國會員國」、「自有能源缺乏」、「地狹人稠」都是台灣的侷限,但當我們選擇從全球公民團體角度出發,將台灣視為一大型的國際NGO時,反倒能擺脫國家觀點的限制,尋求一種公平發展的立場與作法。

因此我們認為,台灣應從氣候變遷危機出發,藉此議題而強化的全民環境意識,檢視台灣成長的極限,重新調整資源分配模式。台灣應從能源需求管理來著手,來規劃整個低碳、環境友善、符合環境正義的國家永續發展目標,並以二十年來的環境運動所累積的公民參與為基礎,擺脫「專業社群」、「政治高層」的制約,以「兩千三百萬台灣人共同的未來與承擔」為出發點,重新規劃包括交通、住宅、產業、農業等的整體政策,以及相關法令與配套。因為,我們最終的目標並不是減碳而已,而是以環境為本的永續台灣!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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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魏明德 人籟論辨月刊總編輯


沒有國家能置身事外

二十一世紀,全球暖化問題引起各國高度關注,環保議題不僅成為世界主流,更重新界定了安全的概念:各國競奪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破壞,造成了國際間的緊張與衝突。

此外,多數已開發國家都已將環境外交列為重點政策(註)。舉例來說,二○○七年四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PCC)提出一份報告,指出氣候變遷已經造成許多災害,如全球生態系統失衡、糧食減產、缺水問題等等。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奔走世界各地,以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來呼籲世人重視全球暖化問題;前英國外相貝克特(M. Beckett)宣布英國已將環境外交納入國家新政;日本政府自二○○七年五月發起「美好地球(Cool Earth 50)」倡議計畫。

二○○七年十二月在峇里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深受各國重視,會中的一百九十國代表通過一項新協定計畫「峇里島路線圖」(Bali Roadmap),根據此一「路線圖」,各國同意於二○○九年底前提出談判結果,以成為二○一二年後決定未來世人對抗氣候變遷問題的協議。台灣環保署及其他部會也參與了這場會議,除了追隨對抗全球暖化的國際規範趨勢,同時也讓國際社會聽見台灣所發出的聲音。

面對全球暖化、生態破壞與資源競逐,沒有任何國家能置身事外。世界各國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機制,以有效解決當今種種環境問題並緩解危機。


台灣的責任與機會

儘管台灣並不屬於任何氣候變遷國際組織的一員,但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台灣亦應善盡責任並作出貢獻。正因如此,台灣在二○○七年的APEC年會上提出「綠色APEC契機」,以呼應澳洲提倡的「潔淨發展與氣候變遷」主軸。此舉乃希望各經濟成員能依據其發展程度,在以下五項主要面向中找尋最佳的綠色契機:潔淨生產、綠色消費、綠色產業、自然保育、公害防治。

在環境外交方面,台灣從不推卸應善盡的全球責任,而台灣也確實能貢獻其特有的資源。此外,此舉也能為台灣開闢新的外交舞台,讓台灣能夠突破國際社會對國家權力的資格認定藩籬,且能鼓舞台灣人民、科學人員、企業團體和社會份子,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為這項前所未有的使命共同貢獻心力。

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前)總統陳水扁先生於本刊所舉辦的「文化多樣性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暨生命永續獎頒獎典禮」致詞時表示:「我們呼籲,面對世界環境急遽惡化的各項議題,確實需要一個能夠實踐全球環境治理的機構來整合跨國界力量,沒有漏洞地攜手解決問題,新的所謂『世界環境組織』,也就是WEO,應該儘快成立。台灣已經是WTO的會員,也正在積極爭取加入WHO,現在,台灣願意與各國有識之士一起倡議催生WEO,因為自由貿易、普世健康、永續環境以及民主人權是我們的信仰,也是台灣與世界互動的基礎。」


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努力

在環境外交方面,台灣其實已小有成就。長期以來,台灣已順應全球化的腳步,發展出相對應的外交概念。二○○七年九月台灣主辦台非元首高峰會及進步合作夥伴論壇,就是依據「地球村時代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概念。會議與論壇的宗旨在於尋找互惠合作的共同利基,建構與非洲國家的進步夥伴關係,並進行互利互榮的合作計畫,共同為永續發展而努力。
此外,環境問題已促使我們與友邦進行各項合作發展計畫。舉例來說,台灣在友邦布吉納法索的巴格雷墾區創造了「綠色奇蹟」,昔日黃沙滾滾的荒漠如今已變成綠意盎然的沃土。「西非荒漠上的台灣奇蹟」不僅受到世界各國的肯定,也將成為我們繼續進行援外的最佳動力。此外,台灣也和其他友邦進行永續發展的相關合作計畫,如協助馬紹爾群島安裝太陽能設備、協助非洲友邦栽植「有機棉」,並在中南美洲發展生質能源計畫。在環保科技分享上,台灣值得驕傲的是協助瓜地馬拉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的計畫,而這項計畫也將在二○○八年底完成。

台灣積極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舉動,讓國際社會都看見台灣確實正朝永續發展的方向努力。因為對抗重大傳染病可說是環境外交最重要的目標,尤其在亞洲,已經有越來越多新的病症與流行病都屬於「環境疾病」。空氣與水源品質的急速惡化危害對當地居民的健康。二○○七年五月,立法院通過一項支持政府加入世衛組織的決議案,由此證明這項行動已成為全台灣人民的共識。為符合人民期待,以行動捍衛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健康權益,外交部也改變策略,直接向世衛組織申請入會。世衛組織雖以政治因素為由,拒絕接受台灣的申請,然而,台灣的友邦在世界衛生大會上為我們發聲,使國際社會了解此情況的嚴重性:拒絕台灣入會將等於全球疾病防治網的缺口。


開創第三波台灣奇蹟

在策略上,台灣首先必須開拓其視野、延伸其觸角,透過具創意、富彈性且多樣化的全新方式呈現出她的正面形象。過去五十年來,台灣在不同時期創造了「經濟奇蹟」與「民主奇蹟」,成為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典範。但近十年來,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台灣在經濟上顯得不知如何對應,政治決策上前後無法銜接,加上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許多民眾開始對台灣失去了信心。

因此,此刻的台灣應該致力於開創第三波奇蹟──「永續奇蹟」。如果永續發展成為政治決策的首要考量,如果永續發展被社會視為優先,如果綠色企業成為主流的企業意識…換言之,如果台灣能對國際公共事務做出貢獻,台灣就解決了世界的問題,同時也幫助了自己。
藉由環境外交,台灣可以和其他國際成員建立起特殊的夥伴關係。台灣人民應試圖在環境議題上加強與他國的技術與人力合作。公民外交也應發揮其作用,成為密切維繫與他國人民及非政府組織的橋樑。換言之,台灣應傾其經濟、技術、文化和人力資源來進行環境外交,藉此讓全世界都認同台灣的特殊貢獻。


城市、科學家與企業界的角色

此外,城市所扮演的角色也極其重要,例如台北市、高雄市都已加入「地方政府環境行動理事會(ICLEI)」,台中市則是「世界城市暨地方政府聯合會(UCLG)」的會員。這些機構都屬於京都議定書性質的平行組織,顯示地方政府參與對抗全球暖化的重要性,也表示各類環境外交機制正蓬勃發展中。另外,學校和社區也是發展先導行動重要的推動力量,以此為單位來進行國際交流以及人民外交將可獲得超乎預期的效果。

最後,企業家和科學家的貢獻十分具有關鍵性。台灣將可善加利用島內對節能科技、有機農業、自然保育以及生態旅遊等方面的相關經驗,為環境外交創造更多契機。由台灣企業界志願提供示範將會是最佳的起步。而且這種負責任的環境行動不應只在台灣推廣,更應該拓展至所有台灣工業外移的國家。


成為綠色資訊科技領導者

台灣不應自滿於資訊科技的龍頭地位,下一階段應以綠色資訊科技領導者為目標,並將相關知識傳播全球。

直到今日,資訊科技(IT)的發展與各國的永續意識的提升如同兩條平行線,同步成長卻缺乏交集。然而,近來已出現轉變:第一,隨處可見的電腦,無論是製作過程或是成品的能源消耗,早已被視為一種極度耗費的產品。第二,公眾輿論中對永續概念的討論都是透過資訊產業所創造及管理的平台在進行。於是資訊業界更應協助塑造此一全球意識,積極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第三,永續即是複雜事物的管理學。全球發展模式的轉換需要一套系統性進程,其中須考量經濟、社會系統、氣候變遷、公民價值、資源消耗等多面向複雜的資訊。

可喜的是,資訊科技已成為一項利器,除了可用來了解永續挑戰中技術層面的問題,也可藉其「集體性」突顯出永續發展具系統性整體的特色。長遠來看,資訊科技若想成為永續產業,首要之務便是發展一種永續文化。當全球環境議題與資訊科技之間的關係相互糾結時,身為資訊產業重鎮的台灣也將因此成為目光焦點。總之,台灣若能在國內企業、尤其是資訊產中業發展一套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文化,此舉將能協助台灣取得環境外交的優勢。


政策法令應符合國際準則

儘管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台灣在碳排放量及其他環境問題上實非模範國家。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佔世界排放總量的1%,遠超過我們的人口比例且人均排放量急速成長。台灣每年二氧化碳的人均排放量高達近十二公噸,是亞洲國家中最高。某些產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佔全台總量的高額比例。因此,即將頒布的「溫室氣體減量法」勢必將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台灣必須也應該遵守溫室氣體排放控制的國際準則,也可以運用市場機制來抑制排放量,比照在這方面被視為國際標準的歐盟排放交易系統,來制定一套排污交易制度。

同時,台灣應繼續在外交上努力,確保類似機制能獲得歐盟與其他國家的認可,台灣在綠色發展模式上付出的努力將帶來立即的外交成果。另外,歐洲碳交易機制將於二○○八年擴展至所有溫室氣體,主要包括:甲烷、一氧化二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物。有鑑於此,台灣在機制設立之初就應該設定一套全面性的溫室氣體交易系統。此外,歐盟與各國可能從二○一二年起,將針對高碳排放量國家製造的產品課徵額外進口稅。故台灣若再不改善碳排放量,將對相關產業造成巨大的衝擊。


協助友邦共同邁向永續

在邦交合作方面,台灣在南太平洋的友邦所面臨的生態危機最令人憂心。這些島國大部分的土地皆位於海平面,因全球暖化上升的海平面最終將完全淹沒這些島嶼。國土日漸消退的島國包括了吐瓦魯、吉里巴斯和馬紹爾群島。許多國際組織都預測:在未來數十年,全球的生態難民人數將急遽增長,只要仍有力挽狂瀾的希望,台灣就應提供技術支援,並盡其所能呼籲國際立法並共同採取行動,儘可能地減緩氣候變遷對南太平洋島國的衝擊,來確保被迫遷離家園的島國人民之尊嚴與福祉。

在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區域,所有的社會與經濟動盪都和生態問題脫不了關係。在這些地區,台灣的友邦國擁有極為豐富的生態環境,可說是世界生物多樣性的寶庫。於是,物種的維護保育尤甚重要,不只為當地環境著想,更攸關全球自然生態平衡。其二,與友邦的合作項目中已整合了水資源與環境衛生計畫(包含農地灌溉),此方向應持續進行。第三、台灣協助中美洲國家發展在地產業之際,亦應留意這項發展對環境可能造成危害,因此在發展初期就要協助他們引介最新的綠色科技。換言之,台灣與這些國家的合作方案必須與永續發展和生態保育概念相結合。


以小額信貸進行在地培力

對非洲友邦的援助亦是如此。相較於中國對非洲大陸具侵略性的政策,台灣對非洲友邦的援助政策將更具策略性價值。非洲人民與國際專家皆指出,中國在非洲的政策是一種非永續發展模式,剝削了非洲的自然資源與能源,且造成更多的財政負債。如此一來,台灣的政策更須著眼於生態的永續、社會與環境平衡、啟蒙教育並教導人民經濟獨立。有品質的援助計畫將為首要任務。森林管理、水土資源保育、永續農業以及工業的友善生態發展等都將是台灣的援助重點。也可同時進行區域性以及跨國性計畫(集中於河谷或其他未開發區域),與在區域發展中扮演要角的國家(如印度)合作,共同協助非洲國家發展。

所有的援助計畫中,進行在地培力計劃與教育推動將最為關鍵。我們建議,台灣應多運用小額信貸的方式來設計援助計畫,小額信貸的好處除了能幫助赤貧地區的人民自行創建發展計畫外,也能藉由貸款計劃審核標準讓小額信貸成為永續發展把關的一環。在輔導當地人民進行良好規劃並自立創業之後,推廣者便應立即投入教育創業者去思考該項規劃對週遭環境的衝擊。


為成立環境組織預作準備

為順利協調國家政策與環境外交,建議可成立「永續發展與環境外交特別小組」,隸屬於行政院長或副院長職權之下,並集合各相關部會代表與幾位外界專家。特別小組的任務是確保國家政策須朝永續發展的方向來制定,當全球進行有關氣候變遷或其他環境議題的論辯時,政策制定者將能立即納入考量。特別小組的職責也應包括「推動成立世界環境組織」以及「在台灣成立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市場」兩大政策的研究與評估。

雖然世界環境組織(WEO)目前僅在概念形成階段,但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國家、專家及非政府組織呼籲成立。二○一二年後的環境機制協商,很可能便將包含設立世界環境組織或性質相似的機制。針對這項重點,台灣應事先做好萬全準備,同時確定世環組織入會條件與世貿組織相同,以因應未來類似WTO模式的環境組織創立時,把握時機成為創始會員國。或者,台灣可與有志一同的國家自行推動成立一環境組織,即便創立之初規模較小,卻很有可能在二○一二年全球協商成立世界機構時,由於此一環境組織的運作已臻成熟,而可進行合併甚至直接取代。換言之,台灣必須參與所有與二○一二年之後因應氣候變遷的國際協議之討論。為了全球社會,台灣必須成為這項協議的簽約國之一。


站在抗暖之戰的最前線

台灣只是擁有民主經驗和經濟成就是不夠的,現在,我們還要站在這場世界戰鬥的最前線。台灣本身為一海島,我們的環境外交政策也應特別關切島國生存議題,而對抗全球暖化更是重點目標。公民社會在這項挑戰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學校、社區、有責任感的企業家、非營利組織以及科學家,而這也使得民族國家的傳統疆界問題顯得不再重要。
藉由豐富的文化資源,台灣能夠推動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並成為永續發展的指標。藉由推動永續發展的創造力行動,台灣得以和世界重新對話,並將現行發展模式調整至最佳狀態。總之,運用台灣的人文、科技、文化和企業資源力量,定能幫助世人共同對抗此一極為艱鉅的環境挑戰。

***

註:過去二十多年間所召開的各項環境會議與簽署的國際協定,可視為一套不斷提升的國際環境管理系統。重要的協定與會議包括:一九八五年簽訂的「聯合國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一九八七年的「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一九九二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以及其分支機構「21世紀議程與永續發展委員會」;一九九二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一九九二年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一九九四年「聯合國小島開發中國家永續發展會議」;一九九四年人口與發展國際會議;一九九七年氣候變遷京都議定書;二○○二年於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的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等。此外,一九九二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從此,各國便開始將環境外交界定為全球治理的重大要素。這場「地球高峰會」是當時最大規模、也是首次各國元首所共同召開的環境會議。自此之後,凡有關環境外交的動向必然成為全球媒體矚目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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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6 August 2008 01:30

汽車下崗,單車上路!

撰文︱徐文彥 綠黨綠色交通支黨部

長久以來,台灣交通部門眼中的私人交通工具只有汽車,從來不包括自行車。在二○○四年交通部所製作的「交通政策白皮書」中,沒有一頁的篇幅有提到自行車。雖然這兩年民間興起一股單車休閒風,單車人口突然間增加了許多,但是提供給單車的公共設施卻是少的可憐,而且多是集中在城郊的休閒車道,而非具有真實減碳功能的通勤車道。即使是首善之區的台北市,目前自行車道的總長為一百六十公里,扣掉河濱自行車道的長度之後,就僅剩六十公里。


自行車危險,誰之過?

將自行車作為一種交通工具,常面對的第一個質疑就是「危險」。檢視台北市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三年交通事故死亡率的報表,汽、機車事故身亡人數都是逐年降低,短短八年就減少六成,加起來一年不過五十人。相較下政府為了保護汽、機車騎士的安全,投入安全宣導與夜間臨檢的人力資源比起單車龐大很多。但如果從安全性考量,自行車的速度慢,相較下比機車安全。

此外,根據消基會的調查,至今仍有七成民眾不知道自行車未裝頭尾燈要受罰。可見自行車不安全的刻板印象並非自行車本來就不安全,而是政府投入在保護自行車安全的資源與能量根本不足。


鼓勵單車通勤才能減碳

去年,交通部終於承認自行車是一種交通工具,而且願意推廣。但事實情況是:交通部門官員誇口要增設多少車道,卻不見宣示自行車通勤使用者每年要成長多少。可是如果真要落實減碳,自行車與汽機車一定是競爭的關係,因此,唯有將汽機車使用者導向使用自行車,才有減碳的實質效果。

如果騎自行車只是一種休閒運動,那也不過就是跟打網球、打籃球一樣,跟減碳是沒有關係的。也就是說,如果無法使民眾放棄內燃機引擎的交通工具,轉而騎自行車,那麼自行車和環保是無關的。

兩年前,法國公共自行車租賃的推動得到國際間的關注,台北市想要東施效顰,推出信義計劃區的公共自行車租賃計畫。結果,一個兩平方公里面積、原本能漫步悠遊的商業區,未來卻要設置數十個租賃站,用自行車取代漫步血拼的浪漫;整個計畫只看到商業廣告增加露出版面的機會,見不到減碳效果的實質效益。倘若在信義計劃區內真要落實減碳,不妨看看二○○三年倫敦實施塞車稅(Congestion Charge)後,柯芬園(Covent Garden)週邊興起的創意三輪黃包車,更為當地增添歡樂輕鬆的風味。


汽車使用的浮濫

根據交通部在二○○六年所做的「台灣地區自小客車使用調查報告」指出,約有13.8%的自小客車的使用者每日通勤距離不到五公里,另有24.5%的使用者通勤距離是五至十公里。也就是說,這些通勤距離在十公里以下的自小客車使用者如果願意花三十分鐘騎自行車,而非花三十分鐘塞車,我們的道路與停車場馬上會釋放出38.3%的空間,空氣污染及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會大幅度的降低。

每種交通工具都有它最適合的角色與最有效益的運用方式,原本應該扮演城際運輸工具的自小客車,卻成為最主要的運輸工具。以台北市為例,方圓十公里的區域,幾乎涵蓋了人口密度與經濟活動密度最高的區域,甚至台北縣居住密度高的區域(中、永和、板橋、三重、新莊)距離台北市的中心商業區也在十公里的範圍內。


破除迷思唯有上路

不少人認為市區空氣太差,不適合騎自行車。其實市區裡的污染源主要都是移動污染源(汽、機車)。而上下班時間的車陣中,因為車車相連,每台車的前頭進氣、後頭排氣,就如同排成一列的電風扇,前車的廢氣被後車吸入後又往後排,所以熱廢氣在都在車道當中形成一個隱形風道,這條風道的污染濃度是最高的,就像一條隧道,僅有少數的廢氣往兩側溢漏,這就是所謂的「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

單車騎士因為在最外側,而且口鼻高度較高,所以吸到的廢氣比穿梭在車陣中的機車騎士少了許多。而且因為單車的速度與機動車輛相差甚大,單車不會一直貼在某輛車的排氣管後面。況且,當汽機車超越單車後,行進到單車騎士的正前方時,已經距離五公尺以上;反之,一群汽機車走在馬路上,因為速度相近,後車貼著前車,距離近,吸到的廢氣反而會最多。所以,只要「上路」就可以解開許多單車通勤的誤解與迷思,並以實際的行動增加單車通勤的人口。

上路吧,別再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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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楊文德 新樓蘭計劃主持人‧喜瑪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會理事長

全球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已經荒漠化,造成每年超過四百億美金的損失。全世界一半的貧窮人口來自於乾旱地區,更由於全球暖化,使得問題更加嚴重。人類過度的耗用土地,改變了自然的狀態。面對大自然的反撲,沒有任何人、任何一個地方,可以躲過這場災難!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有一種出口,是任何國家都無法拒絕的,那就是沙塵暴!據估計,北京將在二十八年後被掩埋在沙海之中;而那時的台北,可能早已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從最困難的地方做起

很多人提出各種方案、口號,企圖解決地球所面臨的危機。「新樓蘭計畫」以復育荒漠生態、恢復文化多樣性、結束貧窮為目標。「樓蘭保護區」企圖在最困難的地區,以現今科技所能發揮的高度技術,以維護生態原生環境,保護珍貴的荒漠生物多樣性。

數年來,「新樓蘭計畫」的科學家們,在氣溫攝氏五十度、濕度零、沒事就吹起沙塵暴的地方工作;沒有汗、沒有淚,因為還沒流出來,汗與淚已經乾了。但他們無怨無悔,因為他們相信,生態保育一定要從最困難的地方做起。那個地方,就叫做「死亡之海」。那個地方,就叫羅布泊。


再現文化,終結貧窮

樓蘭,存在許多東、西文明發展的密碼,絲綢之路及荒原的未解之謎,如果保護區能夠恢復,將使得遠古輝煌文明的再現,維繫一線希望。因此,「文化」是新樓蘭計畫的的第二項重點。文化就是人對自然的基本態度,「師法自然遵循道法」是新樓蘭的方法,亦即在沙漠中恢復人與環境和諧相處的方式,保護沙漠居民的獨特生活方式,以及珍貴的語言、歌謠、舞蹈等等。
此外,「結束貧窮」是生態永續發展最關鍵的問題。解決經濟問題,照顧環境惡化下陷於貧困的少數民族,是對抗沙漠擴張、恢復綠化生態的關鍵。

因此,「新樓蘭計劃」團隊引進高新技術,創造原生動、植物之經濟價值,建立新的資源運用模式,運用國際產、官、學的力量,共同努力解決貧窮問題,創造新型態的可持續發展園區。
換句話說,「新樓蘭計畫」在經濟上,乃要提升牧民的收入,消滅貧窮;在生態上,恢復其原本綠意盎然的生活環境;在文化上,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世界荒漠化治理樹立典範,為乾旱地區尋找出路。

新樓蘭計劃不接受捐款,而是要創立新的慈善模式,因為「給一塊錢,可以創造一百個乞丐」。運用知識的力量,加上勤奮的努力,共創三贏的生態復育模式。新樓蘭計劃是將原本從事放牧或危害生態的工作者,轉換為新樓蘭的生態復育人員,免除經營風險、不必借貸,讓他們用自己的勤奮與知識,有尊嚴的站起來!而且可以把無盡的沙海,變成美麗的五花海!


再造人與自然的和諧淨土

生活在沙漠邊緣的樓蘭後裔阿木冬,現在是新樓蘭計劃的生態復育員。這幾年來,由於生活環境急遽惡化,海子(湖)裡的魚死了,戈壁灘也無法養活羊群,十幾畝的田地缺水,牧民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一棵棵的棉花枯萎、死亡,沙漠又沒有其他工作機會,眼看著小孩子又要開學,學費是不用繳了,但是各種雜費,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今年,阿木冬不必張羅資金買肥料,沒有風險,羅布麻也不必搶水灌溉。工作少,照顧的範圍大,看著盛開的花朵,阿木冬心想,八月份採收羅布麻葉子後,收入肯定比種棉花高很多!
阿木冬靠自己的雙手,勤奮地復育,把近千畝的沙漠變成美麗的花海!很快的,「樓蘭天使」會幫他們銷售復育的茶葉,在他們的尊嚴受到尊重的同時,收入也獲得保障。

一個人的偉大,不在於他擁有多少財富,而在於他能幫助多少人。所以,我們稱呼這群選擇偉大,而不僅僅是富有的志工為「樓蘭天使」。因為只有天使,才願意為尊嚴的結束貧窮、為再造一個「人與自然能和諧相處」的人間淨土而努力不懈!


新挑戰──建立樓蘭保護區

二○○八年,是新樓蘭計畫關鍵的一年!經過七年的努力,經歷不斷的失敗,今年,終於成功復育三公里的種苗基地。除了技術肯定外,還提供了重要數據資訊,以作為未來擴大規模的參考。例如,大約每五百畝須投入兩口井、一個澆灌系統、一個圍欄,並雇用一戶人家。所生產的原生態野生農產品,則由企業志工負責從事行銷規劃,經由適當的管道送到消費者手中,牧民生活有了保障,環境也得以永續發展。

因此,新樓蘭計劃團隊決定提前執行「樓蘭保護區」的建立,預計先從轉換兩百戶牧民為復育員做起,使他們達到小康的目標。在此同時,新樓蘭計劃開始保護珍貴的沙漠本地獨特生活方式,和珍貴的語言、歌謠、舞蹈等,維護文化多樣性;同時與考古團隊合作,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在此地發現遠古的遺跡,讓人類共同的遺產,有再現輝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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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6 August 2008 01:27

濕地銀行儲存永續能量

撰文│林欽榮 內政部營建署署長

台灣四面環海,就「國際濕地拉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 1971)對濕地的定義而言,台灣是被濕地所包圍。從沿海地區泥質灘地、岩礁、河口、沙灘,到內陸窪地、水稻田、水圳、埤塘,再上溯到山區林澤、水庫、高山湖沼等多樣化濕地,彼此連串成綿密的濕地網絡,孕育了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也是國際候鳥遷徙重要航點及棲地。
在過去,台灣的濕地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常被視為可開發的區域並被填平、陸化。但濕地是物種演化與演替的平台,是眾多生物棲息繁衍的家,保育濕地不僅保護既有的生物多樣性,也是確保未來自然環境能不斷產生新物種。簡單來說,保育濕地就是維護未來生態永續發展的關鍵地區。

從物種保育到棲地保育

「濕地保育」原本與營建署的業務並無直接關聯。但自從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指定內政部辦理「劃設沿岸濕地保育軸,同時解決現存濕地保護與開發之衝突」等任務之後,營建署的角色就從過去的「資源開發者」,漸漸轉變成為「資源保育者」。
隨著國內外永續發展思潮之興起與轉變,營建署在去年十二月舉行「二○○七年全國公園綠地會議」,強調需以更具體化的方式將「國家公園」、「濕地網絡」、「海岸地景」及「城鄉公園綠地」等開放空間系統,納入廣義的國土綠地系統。並宣示二○○八年為「台灣濕地年」,具體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加強保護重要生態關鍵地區。對於未來濕地保育工作,營建署提出新思維:由物種保育轉變為棲地保育,亦即不再只針對特定物種進行保育,轉而保育維持生態系統穩定的關鍵地區,以明智利用(wise use)的態度去對待自然環境,並將濕地保育、復育與教育(濕地三育)列為施政主軸。

運用市場力量推動保育

以往保育工作常常陷入開發與保育孰重之爭議,似乎推動環境保護就得承受放棄經濟發展的損失,形成一種零和的賽局。現在的保育觀念已經從「對立」轉變為「合作」:積極整合各界共識,在不減損既有使用權利之原則下,明智使用自然資源,追求當地的永續發展。既然談合作,最佳模式就是以「尋找新夥伴」來替代「製造新敵人」。
在當前的經濟體制之下,保育不應該站在與市場力量相抗的立場;應該反過來,將市場轉變為推動保育的力量。簡單來說,以往的保育工作是訴諸環境倫理道德,過程中必須犧牲部分的經濟利益,多是由民間團體自發推動。但政府部門應該從更高層的角度來推動保育工作──引導市場力量來投入保育,而不是讓保育工作去對抗市場,這就是「濕地銀行」的基本理念。

濕地銀行的運作機制

「濕地銀行」是一種交易、媒合及認證的機制。採行此機制的主要因素為:濕地具有豐富的生態生產力;推動濕地的保育、復育和教育,需要大量的知識、人力及資本;現今官方法令尚未完備,必須由公私部門合力進行。
「濕地銀行」的運作,首先由政府確立「濕地零損失政策」,建立「復育補償」機制,然後透過濕地銀行所提供的交易、媒合及認證機制,讓市場自動朝向保育、復育濕地的方向運作。例如建立濕地「易地復育補償」機制,對開發行為有破壞或影響當地濕地環境之虞者,應要求開發單位於他地進行濕地復育工作,且其復育面積不得小於原破壞面積。至於濕地復育及認證、勘選適合復育地點、確認濕地成功復育等技術操作問題,在目前濕地管理尚無專法與主管機關之窘境下,短期內難以由政府部門進行,應由長期投入濕地保育、復育及研究的非政府組織(NGO)及學術團體進行。
期許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經由企業贊助、募款成立「國家濕地保育基金」,挹注濕地保育復育所需資金,在短期內進行濕地環境保育工作。另一方面,在濕地銀行運作過程所產生的收益,也可回注國家濕地保育基金,確保永續運作。

保育創造價值‧公私合作共營

台灣曾文溪口的「黑面琵鷺保護區」是國際級重要濕地,提供全世界近半數黑面琵鷺渡冬棲息環境,在全球生態上有舉重輕重的地位。然而,鄰近的養殖漁塭也扮演著提供覓食的功能,如果漁塭完全消失,說不定黑面琵鷺得到其他地方渡冬,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
在此,「濕地銀行」的運作機制可以套用在這些漁塭,對私人或承租公有土地之漁塭,推動公私部門合夥關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由公部門及專家學者參與指導,使私部門對濕地環境的使用方式更友善、更符合自然的需要,且在過程中創造私部門的獲利,甚至有獲利能回來挹注保育基金。這觀念也適合在最近的丹頂鶴棲息地──金山清水濕地推行,以季節性停耕補償農民,輔導無毒、有機、環境友善的農耕方式,創造更豐富的生態環境,使這塊濕地得以永續經營。
總結來說,未來台灣的濕地保育將進入一個新的境界──保育創造價值的新境界。政府部門將致力於濕地銀行機制的建立與整合,為台灣濕地治理模式開啟新典範。讓台灣濕地生態保育與世界接軌,創造另一項奇蹟,成為濕地治理技術的出口國,並為我們所熱愛的土地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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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6 August 2008 01:25

能源再生‧全球浪潮

撰文│公視「我們的島」製作小組

近年國際石油價格不斷飆高,聲聲喊漲,傳統能源的危機迫在眉睫,人類不斷尋找新能源的出路。在所有再生能源中,腳步最快的是風力發電。二○○六年,從苗栗竹南到後龍沿海矗立起二十五支風機,迎風旋轉。這是全亞洲裝置容量最大的單一風場,也是外商在台灣投資設立的第一個民營發電廠。


台灣風能潛力看好

政府計畫在二○一○年將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到總發電量的10%,其中風力發電比重高達4.2%,是未來再生能源發展的主力。風力發電之所以能夠一馬當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價格便宜,一度電大約兩元左右,可以跟傳統能源競爭。

苗栗沿海所裝設的風機是由德商Enercon公司所生產,該公司在德國經營風機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他們在全世界裝設的風機中,發電效率最好的一支就在台灣澎湖。外資看好台灣風力市場的潛力,德國政府更第一次對風力發電提供專案融資,德商將投入兩百億元的資金,在台灣西海岸開發裝置容量四十到五十萬瓩的風場。加上台電的風力計畫,預計未來十年,台灣風力發電的規模將達到兩百萬瓩以上,可以供應上百萬戶的用電需求。


學界積極研發太陽能科技

在太陽能方面,台灣已擠進全球太陽能光電生產的前十名。台灣日照量更是德國等高緯度國家的三倍。看好台灣太陽能光電發展的潛力,德國太陽能光電船設計業者來台灣,與長期研發太陽能車的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教授艾和昌合作,進行太陽能船技術交流,未來將在南台灣愛河、大鵬灣等地區推廣太陽能船,作為零污染無噪音的水上交通工具。

太陽能不但可以發電,經過特殊的制冷技術,還可以將太陽的熱能轉換成「冷氣」。工研院與民間業者合作研發「太陽能冷卻空調系統」,利用固態矽膠吸附水蒸氣,讓熱水變冰水。炎炎夏日太陽越是熾熱,室內的冷氣卻越涼爽,享受空調卻不用花任何電費。

有人利用太陽能的熱水變成冷氣,更有人利用熱水來發電。前交大教授吳溢隆發明了一套用水來發電的系統,結合了量子學的觀念、奈米材料的特性、用燃料電池的技術與電化學的手法,在小小的不繡鋼容器之中加入純水,就可以發電。吳溢隆把這種利用水作為燃料,產生電流的特殊裝置,稱為「泳電」,意思是永久之水來電。最近他更結合了能夠儲存光熱的奈米材料,發明了「昶電」,也就是只要有水、有光或熱能,就能發電。這套利用水和熱就能發電的方式,在國際上還是首見,目前可以應用在手機、PDA等小型電子產品上。雖然現在還在實驗室的階段,但吳溢隆說,接下來的目標是要做一輛加水就可以跑的車。

在台灣,越來越多家戶加入陽光建築的行列。在太陽能熱水系統方面,國內目前累計裝置面積已超過一百五十萬平方公尺,安裝戶數約三十萬戶。有棟位於宜蘭的透天厝,將裝上1.8KW的太陽能板,生產的電力不但可以自給自足,多餘的電還可以回賣給台電。


生質能源計劃起跑

車子加水就可以跑的夢想,或許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實現;但是,車子加大豆油就可以跑,卻已經是世界潮流。台灣政府亦獎勵農民利用休耕農地種植能源作物,作為生質柴油的原料。二○○六年,雲嘉南地區有一千五百公頃休耕地投入能源作物計畫;二○○七年,台北、桃園兩縣加入,能源作物的種植面積提高到兩千三百多公頃。

除了大豆、向日葵之外,甘蔗與番薯等含糖份或澱粉的植物,可以在發酵之後製成生質酒精。全世界發展酒精汽油最著名的國家是巴西,他們萃取甘蔗的糖分製造生質酒精,目前使用酒精汽油的比例高達25%。台灣原本就是甘蔗王國,具有生產酒精汽油的條件,目前台糖與農試所正積極研究適合生產酒精的甘蔗、甜高梁與甘藷品種,預料將成為下一波生質能的主力。


燃煤發電比重過高

不過,當世界各國為了減緩溫室效應,開始實施二氧化碳減量策略,紛紛降低燃煤發電的比重之時,台灣卻跟世界趨勢背道而馳。

二氧化碳的產生跟發電方式息息相關。台灣現在發電用的燃料是以煤和天然氣為主,其中燃煤的污染最嚴重,每發一度電就會產生0.9公斤的二氧化碳,但燃煤的比重卻佔能源供給量的32%,而且這個比重正逐年上升。

「我們整個電力結構有問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才會增加那麼快。」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梁啟源指出:「我們最近幾年的發展,表面上是發展再生能源替代核電廠,事實上是以火力發電來代替。燃煤變成發電主力,造成高碳能源的比重提高,低碳能源比重降低,能源結構持續惡化。」

台電燃煤電廠的興擴建計劃正一個接一個進行,以深澳與林口兩個燃煤電廠興建案為例,興建成本高達一千四百億,未來的發電量將超過核四廠。十多年前國外就已經發展出效率較高、污染量較低的「超超臨界」燃煤機組,但台電採用的卻是效率不到50%的「超臨界」機組,當我們選擇一個效率比較低的燃煤發電,等於是決定台灣未來半世紀的溫室氣體排放將居高不下。


迎向全球新能源浪潮

為什麼要選擇高污染的燃煤作為發電主力?許多人把原因歸咎於非核家園政策。世新行政管理學系教授林子倫指出,從世界的趨勢來看,核能的新投資跟再生能源的投資在二○○四有一個交叉點,再生能源已經超過核能。例如英國在二○○三年發表了一份能源政策白皮書,目標是邁向「低碳經濟」,他們宣示未來五十年內要把溫室氣體降低到現在的60%以下,他們在這方面做了很多投資。

其實創造能源最有效的方式,不只是尋找新能源,而是節省能源,於是各種節能的產品也應運而生。以台大校園裡目前安裝的高亮度LED路燈為例,一盞燈每年可以節省三千多元的電費,台大新能源中心主持人黃秉鈞估計,未來大小巷的路燈如果都改裝LED照明,可以省下一座核能電廠的發電量。

當傳統能源的危機漸漸逼近,再生能源正在全世界擴張版圖、蓄勢待發。在全球新能源的浪潮下,台灣正努力勾勒出屬於自己的新能源圖像。


附註:

**97年1-6月國內能源供需概況**

經濟部能源局分析97年1-6月國內能源供需概況指出,油價上漲、車市衰退,造成運輸用能源下降3.7%;工業部門因石化及電子業生產暢旺,能源消費成長13.1%;而反映一般民眾日常開支的服務業及住宅部門能源消費,亦較96年同期成長 4.6%及2.8%。97年1-6月我國能源總消費達6,163萬公秉油當量,較96年同期增加6.7%。
而在能源供給中,進口能源占99.3%,自產能源僅占0.7%;個別能源占總供給之比重,以石油占52.2%最高,煤炭占29.9%居次,其次分別為天然氣9.5%,核能發電8.0%,水力及再生能源發電0.4%。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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