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污名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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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曾凡慈譯

群學出版,2010年7月

 

在人類文明中,「污名」(stigma)這個詞彙有相當長遠的歷史。早在希臘時代,它就被用來稱呼奴隸、罪犯或叛徒身上被刀刻或烙印的特殊標記,以區辨出這些人的卑微或低劣。到了1963年,美國社會學者高夫曼(Erving Goffman)出版了經典著作《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迅速地在各種研究領域和議題上引發廣泛回響(例如1995-2001年間出版的學術期刊中,運用污名來討論的相關研究主題便高達十五種,並分跨醫療、性別、族群、犯罪等領域)。更重要的是,它已超越學術的範疇,成為社會生活中普遍運用的語彙之一。

標示「正常」的界線

究竟什麼是「污名」?根據高夫曼的定義,「污名」是一種令人遭到貶抑的屬性。它所指涉的範圍非常廣泛,幾乎可以說,任何不為主流文化所接受、或被視為較劣等的特質、行為或身分,都可能成為產生污名的元素。換言之,是否產生污名的關鍵並不在於屬性本身,而在於某些元素破壞了一般人對「何謂正常」的刻板印象與預設,才會使得具有這些屬性的人被看輕或遭受貶抑。

舉例來說,在台灣社會裡,來自東南亞的移工或新住民配偶經常被污名化,被人認定他們素質低落或品行堪慮。但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這些人就不會遭遇被台灣人看不起的問題。或者,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具有事業心、能力幹練的女性很可能遭到蔑視或排擠,但若是在性別較平等的社會中,她們可能就可以獲得公平、公正的對待。所以問題始終在於:優勢團體(majority group)設下何種標準,透過哪些社會機制來維繫,使得特定屬性能產生貶抑的效果。

由此可知,污名所玷污的並非只有「名」而已;它還會讓社會歧視正當化,進而損害受污名者的權益。例如在當代,愛滋病可能是蒙受最多污名的疾病。曾任台灣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理事長的張維就指出,台灣人仍普遍認為愛滋病是同性戀者和性氾濫者所得的病。非但過去曾有衛生署長義正辭嚴地表示,國家不應為「行為不檢、自作孽」的感染者支付醫療照護,時至今日,愛滋病的相關報導依然與「同志」、「轟趴」、「濫交」形影相隨(註)。這種不當的污名連結,使得愛滋防治與早期發現的工作舉步維艱,極可能造成感染者因害怕歧視而不敢接受檢測甚至治療的情境,至於身分曝光的患者還可能失去工作、社會支持或其他各式各樣的機會。

逃脫污名的框限

雖然污名總是連結到令人不快的經驗,但《污名》一書並非受害者的血淚控訴,或是對社會不正義火力全開的抨擊。對我來說,高夫曼最精彩的分析在於:這些位居弱勢的受污名者,如何採取主動的姿態,發展出各種巧妙的行動策略,試圖扭轉互動時的不利處境。

這牽涉到污名是否具有可見性:當它是直接可見或眾所周知,受污名者所扮演的就是明顯遭貶抑者(the discredited)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設法降低因污名所引起的緊張,好讓社會互動順利進行。如果受污名者的污名屬性是隱而不顯的,他們扮演的則是可能遭貶抑者(the discreditable),於是該如何管理那些未曝光的不利訊息——即高夫曼所言的「要不要展現、要不要說、要不要欺騙,以及對誰、如何、何時以及何地」的複雜考慮,就成了他們最大的挑戰。

管理情境與控制訊息

根據我過去的研究經驗,我發現有些全盲者在外用餐時,會要求店家把飯菜全裝在便當盒裡,以避免挾不到菜甚至弄髒桌面,而讓自己顯得笨拙、讓同桌的明眼者尷尬。我還認識一位弱視者,即便朋友都知道他的視力狀況,但跟大家相約唱KTV時,他會在前天晚上把歌詞通通背熟,以便在現場輕鬆地坐在沙發上唱歌,而毋需緊盯著螢幕上的字幕,有損聚會的歡樂氣氛。對高夫曼來說,這些策略稱為「掩飾」(covering),目的並非偽裝成正常人,而是明顯遭貶抑者試圖降低自己與在場者對污名的注意,以便自然地與人互動。

至於那些污名屬性隱而未顯的人,可能會為了控制不利訊息,而把生活世界一分為二:一邊是真正知情的人,另一邊則矇在鼓裡。為此,他們必須戰戰兢兢地注意看似尋常的情境,以免稍有不慎就「穿幫」。例如從事家務移工研究的台灣社會學者藍佩嘉便曾經提到,某些原屬中產階級的外籍移工,會刻意向親友隱瞞自己擔任幫傭的事實。有人為了維持「出國工作」的光鮮形象,寧願在假日兼職額外的清潔工作,然後寄一百美元去贊助同學會:「你知道,別人往往覺得你在國外工作一定很有錢。」

貼錯污名的標籤

大多數的時候,受污名者仍可能得到具有同理心的對待。想當然耳,一種來自「自己人」,也就是同樣背負污名的伙伴;另一種來自「知情者」,基於他與污名者的特定關係,所以能形成同理心,例如家人、配偶或是同事。這些人往往能提供一個保護網,讓受污名者感到完全被接納,甚至被當成正常人。

然而,雖然親密伴侶經常提供正向的支持和保護,台灣社會學者吳嘉苓的研究卻提醒我們,也應該注意雙方關係中可能存在的性別角力。例如在不孕的案例裡,她發現妻子幾乎都會設法對外隱瞞丈夫不孕之事。由於台灣社會普遍將不孕預設為女性的問題,使得這些妻子付出「污名上身」的代價──丈夫不孕,卻害妻子受責,以維持男性尊嚴。此外,目前的助孕技術大都是以女性為「治療」對象,而男性參與不孕「治療」的流程多半只限於取出精子。因此女性即便是健康的,也會因為配偶不孕,必須經歷許多侵入性的醫療措施。

這樣的制度往往造成以下的怪異現象:不孕的男性為了避免曝光而不前往醫院,健康的妻子卻得持續到醫院接受醫療助孕。這不但將人工生殖的受苦與風險強加在女性身上,也使女性更容易因為履次出現在治療場所而蒙(誤)受污名。

人人都是受污名者

在《污名》一書的後半部,高夫曼犀利地指出:正常社會總是會為受污名者的言行心態設下種種標準,包括要求他們不應企圖完全假扮正常人,以及建議他們即使不需要、還是該接受正常人的幫助。更重要的是,受污名者還「應該」努力管理自己與情境,好讓正常人能夠自在地、得體地表現出接受他的樣子。

這正是社會期待受污名者進行所謂「良好調適」的本質:期待受污名者能夠愉快、自然地接納自己,視自己為本質上與正常人相同之人,同時很有風度地不去測試自己被「接受」的界線。正如書中的一位肢體障礙者指出的:「人們不只期待你扮演你的角色,他們也期待你知道你該待的地方。」如此一來,受污名者所承擔的不公正與痛苦就不會呈現在正常人面前,而正常人也無須被迫承認自己的得體其實非常有限。

最後,若我們認為高夫曼這本書只是圍繞在「受污名者」打轉,將大大低估了這本書做為經典的價值。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正常人」總有些小缺陷,而每個小缺陷總會因某些場合被放大,因此「污名」其實時時刻刻潛伏於「我們」之中,而蒙受污名可謂是種普遍的經驗。除了前面提到例如國籍、性別等看似中性的範疇,都可能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下成為污名外,還有一些污名——例如衰老與退化——終將無差別地降臨在每一個活著的人身上。閱讀這本書不只是對異世界的獵奇,更讓我們反省到:「正常」與「污名」的邊界其實是脆弱不穩定的。唯有當我們發現「我們」與「他們」的優劣區別並不存在,才可能拆解種種歧視的行動與體制,而這正是最根本的去污名化實踐。

 

 

**註釋**

在截至2008年底疾管局的統計資料就可看出,因同性性行為而感染愛滋病者,事實上只占所有患者的31%(最高是毒癮者36%,排名第三位則是異性戀24%)。

 

 

攝影│莊媛晰

 

 

本文亦見於2011年2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帝國之暮,神國之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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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modified on Wednesday, 25 June 2014 17:32
Fan-Cih Zeng (曾凡慈)

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研究興趣是當代社會如何建構正/異常性,特別是立基在諸如性別、疾患、障礙等身體差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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