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24 October 2009 02:24

流放,是歸鄉必經之路

有人說,離開,是為了回家,
儘管離家的人兒在舉步前行之際,或許未曾念及返程。
出生成長於阿爾及利亞,父母親分別為法國移民與西班牙後裔,
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反納粹地下活動的作家卡繆(Albert Camus),
似乎以其顛沛的一生及作品,為我們說明流放與歸鄉的箇中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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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當卡繆為自己青澀年華的散文作品《正面與反面》(L’Envers et l’Endroit)再版發行作序,已屆不惑又五的他寫下:「人的創作不是別的,正是一段長途行旅。繞過藝術之徑,只為尋回兩、三個簡單卻偉大的畫面――曾經,心靈面對它們首次開啟。」

也是在同一時期,他開始了《第一人》(Le Premier Homme)的寫作。這部未完成的自傳性質小說,敍述的正是一位已屆不惑之年、離鄉背井的男子,追尋從未相識的父親的腳步。

踏過時而確定,時而艱難,總在漂流,卻只能堅定步履的二十年,作家回首過往,尋找根源。也唯有以二十年的歷史、創作與生命,作家才能以釋然的眼神,看待自己註定漂泊的命運,坦然接受如下事實:原來,無根便是他的根。造就了今日的他的,不是未曾相識的父親,不是教科書中理論般的祖國法國,而是他自己成長過程中的一點一滴。


放逐,始於絕裂
XuJiaHua_Camus-and-Exile2卡繆作品中的放逐是一段行旅,或說是流浪的一連串階段。這流放的路程大致有三個段落:它展開於與原屬世界的斷裂;其後進入邊緣狀態漂浮,在無根中摸索方向、探尋出路;最後,如果可能,一則融入新的世界,一則回到原屬世界,否則繼續漂泊。

而放逐之人,便是與其原本歸屬,而且在特定群體已有一定身分的世界絕裂的人。無論為了何種原因,他與此群體原本和諧的連結產生裂痕,或失去關聯,漂浮在世界與世界間沒有交集的空洞之中。

然而,放逐不只限於地理。它也可以是(而且更經常是)一種身分或內在的斷裂。此外,時間也是造成斷裂的重要關鍵:唯有清楚意識當下的人,才能承認過去的虛幻(因為已經失落),和未來的不確定(因為一無可知)。畢竟與過去的連繫已然斷絕,未來又毫不可知,以致流放者所擁有的,只有此刻。

巧的是,卡繆主要創作歷程的三個段落,正好符合放逐的三個階段:從荒謬到反抗再到公理與愛,從絕裂經過漂泊再抵達生根之地,作家的生命與創作歷程合而為一。循著這條路徑,我們似乎也活過了這位從阿爾及利亞的法裔貧苦子弟,轉變為一代知識分子的諾貝爾得獎作家,自1913年至1960年的死亡車禍間,所走過的每一步漂泊、每一個省思。


荒謬,來自落差
XuJiaHua_Camus-and-Exile3存在有兩個面向:一是完美的存在,一是實際的存在。完美的存在沒有矛盾錯誤,沒有痛苦焦慮,是烏托邦、理想國。相對地,現實世界常是衝突與不安,不確定與無力感的混合體。在完美世界與真實生活的落差之間,便產生了存在的荒謬感。只有從虛幻中覺醒之人,才能體察到這層荒謬。

正如天真無知的亞當和夏娃食用了知識之果,從此認知到存在的不完美,他們由不知到知,從此進入卡繆式流放的第一階段:體會到世界不如我們想像的完美,和諧和歸屬只是幻象。而這個階段,也是卡繆創作的第一階段

十七歲那年,卡繆感染了當時仍致命的結核病。敏感少年擁抱生命與陽光的熱情,卻與生命的無常與黑暗正面衝突,種下了影響卡繆一生生命、創作與思想的種子。

死亡無時無刻窺視著,但也只有藉由有限的肉體,才能感受世界無限的光熱。正面與反面,光明與黑暗,都屬於這個我們唯一所能感知的世界。這位未來的人權鬥士無條件接受了這個荒謬的現實,甚至將它轉化成為生命前進的動能。沒有希望並非絕望,卡繆如是說。



圖片提供/麥田出版社、Thermos、Walter Popp



本文亦見於2009年11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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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0 July 2009 09:00

看作一個人——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

It’s good to be seen as a person, not as a personality.
-Michael Jackson at Grammy Awards, 1993




流行天王之死
跟很多人一樣,我是在麥可傑克森死了以後才開始特別注意他的音樂和表演,而在那之前,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大概就是「超級巨星」和「月球漫步」的同義詞,是如雷貫耳但與自己無甚關聯的存在。因為沒什麼舞蹈細胞,我向來對舞曲不甚熱衷,從不曾是麥可傑克森的粉絲,而在此之外,我會想到的大概就只有〈We Are the World〉(中譯:四海一家)了。

因為他的死在世界各地造成極大的騷動,我出於好奇而花了相當時間在YouTube看他的影片,不止看歌曲MV和舞台表演,還找了許多他受訪或受獎的影片來看,然後我才了解——原來麥可傑克森所到之處是真的萬人空巷,原來真的是不折不扣的King of Pop(流行音樂之王),真的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流行樂手,而且受歡迎的程度直到過世都無人能及(孤狗一下麥可傑克森,檢索結果竟高達數億條)。但也是如此盛名之累,他生前負面新聞纏身,如今連死後都不得安寧,不只八卦媒體炒作他的新聞,周遭親人朋友中似乎也有人消費他。如果說,一代流行天王盛年猝死和他難稱順遂的一生,讓許多識與不識的人寄予惋惜和同情,表現了人性中溫暖寬厚的一面,那麼,許多人因為他的死而曝露出人性幽暗陰微的那一面,則令人感到十分難過。


真相永難顯明
關於麥可傑克森生前的許多負面新聞,在他死後已經有許多人為他澄清,而我不由得去想,如果這一切都那麼容易解釋清楚,又為何一定要到人死之後才說?當然這世界上沒有完人,沒有必要因為麥可傑克森死了便去神格化他,但許多人面對這些「平反」消息的態度也著實令人反感。比方說,當年指控麥可傑克森性侵的人,現在承認當初是聽從父親的指示,貪圖鉅額和解金而去誣陷。若是這則消息屬實,那麼麥可傑克森一生最大的污點應該算是洗清了,但還是有很多人抱持懷疑,認為儘管他至今都還是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個人(約三億多美金),與戀童癖的形像實在不合,但「反正他有的是錢」,這只是他的表面工夫,親切溫柔的形象不過是他掩蓋變態人格的假面。

麥可傑克森是個怎樣的人,這世上只有極少數人真的知道。既然無從與聞,只要有足夠的證據,我其實樂於接受良善光明的一面,而不願故示清高,選擇去詆毀或鄙視另一個人的人生。有人認為,麥可傑克森的好壞與我無涉,就算我將他當成變態,最後證明是我錯了,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想,很多的錯誤可能都是由這樣漠然的態度開始的吧。因為不能同理另一個人同樣有血有肉的存在,於是在很多時候傷害和惡意的言語脫口而出,或是不假思索便暴力相向。大錯往往在小處鑄成。同樣的,很多人道的決定和大錯邊緣懸崖勒馬的覺悟, 也常只起於一個小小的、同理他人的念頭。


偽善與假清高的謬誤
後來我注意到,對麥可傑克森的生平嗤之以鼻的許多人都自視甚高,深恐為名人說了一句好話,自己就會被目為盲從流行、沒有思想的隨俗者。有人說,麥可傑克森被這麼多人關切,只不過是因為他有名罷了,每天那麼多人死掉,有誰關心?我想,確實,這世上多數的人是默默無聞死去的,許多人的死甚至根本無人知曉關切,當然很令人感嘆,但這並不表示「轟轟烈烈」死去的人就應該被輕視。只要不是危害他人而獲得,名利本身並不是罪過。我們當然可以說,關心麥可傑克森之死的人已經太多了,我要把我的時間跟精神拿去關心更多的人,但以此為理由而對麥可傑克森表示輕蔑,卻很難說不是偽善和假清高,因為這兩種態度並不衝突。確實,試圖由正面角度來評價人事物,與愚蠢地一昧相信他人,很可能只有一線之隔,但抹煞他人的人生並不能證明自己能夠獨立思考、不會道聽盲從,在很多時候,反而是勇於說出簡單明白的感受,才證明了自己有獨力思考的能力(或許可說是與「國王的新衣」異曲同工吧)。


天才有其代價
昨天和一個朋友談起了這些,這位老於世故的朋友對我的看法表示同意,但同時也說,一個人不能永遠都期望自己青春年少,到了五十歲還執著於勁歌熱舞,老是想當Peter Pan;麥可傑克森大可在更早以前就選擇一個不一樣的人生。這番話讓我想了很久,最終讓我有所領悟。我相信不論對任何人來說,這都是一個可以也很值得努力的目標,不過這樣的人生態度在某些人身上比較容易實現,在某些人身上卻很困難,而我認為麥可傑克森不幸剛好是後者。

麥可傑克森年僅五歲就被迫要當個大人,從此舞台就是他的人生,聚光燈下就是他的位置。因為被剝奪了童年,他反而沒有辦法脫離童年,有一部分永遠是個小孩。此外,終其一生,他沒有見過別種生活的可能,他的人生就是表演表演表演,人生還「可以」是什麼樣子,他大概無從想像,或者說,讓他日後可以朝向別的方向努力改變人生的基礎,根本很早就從他的人生被抽離了。再者,要一個像麥可傑克森這樣在歌唱和舞蹈方面有著集中性天才的人,將精神和注意轉向其他方面,應該是件極其困難的事。創作當然會帶來喜悅快樂,但高度的才華也是一種精神和肉體的負擔,很多時候甚且阻隔了一個人注意其他的可能。

總之,天才有其代價,而上帝總是公平,「等價交換」似乎真的是人生定律。


擁有與匱乏同樣感謝
過去我常感謝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但麥可傑克森的死讓我了解到,那些沒有的東西也同樣值得感謝。此外我也想到,其實我們在每個不論是好是壞或不好不壞的人身上,都同樣可以看到自己的一部分,問題只在於是否有去看的意願。我們每個人都是同樣的物質所造就,受同樣自然律的規制,即便天資各有不同, 但對所有人來說,人生都是持久的挑戰,我們終生都要與自己好壞參半的人性共生甚且對抗,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於麥可傑克森在〈Heal the World〉(中譯:拯救世界)〉裡面的某一句歌詞,其實不難感同身受:

In my heart, I feel you are all my brothers......
在我心中,我感覺到你我都是兄弟


攝影|Sjors Provoost




原文轉載自
Maan han?(什麼呢)






Friday, 24 April 2009 00:00

愛中有勇無懼──楊捷與關愛之家

二十多年前,失婚的楊捷帶著兩個孩子從南部到台北來拼搏,靠著美術的底子開了間設計工作室。一個學弟帶著朋友來幫忙畫稿打工,而其中一個打工的同學當兵時因愛滋發病而被退訓,出院後無處可去,因為楊捷伸出援手而得到歸處,他就是台灣早期感染愛滋病的案例田啟元。
 

Friday, 27 February 2009 18:36

留住你最美的容顏

生離死別,是人人無可迴避的課題。

「離別是再見的開始!」每當親朋好友遠行,我們總是以這句話來安慰彼此,沖淡離別的哀愁。可是當我們面對的不是生離,而是死別,有多少人能夠忍住悲傷送走至親好友,在告別式的悲痛氣氛下,只努力記著他們的身影,告訴自己和往生者:「我一定不會把你/妳忘記。」

死亡是相當嚴肅,也是許多人不願意碰觸的話題。然而電影《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卻知性與感性兼具地描繪出人生的終點旅程,著實改變我們對死亡的態度:人的一生就如同主角演奏的樂章,有音階高低起伏;曲終人散時,則帶著眾人的掌聲與懷念離開現場,了無遺憾!


告別

無論願意與否,離別無所不在…

本片主角小林大悟原是東京交響樂團的大提琴手。因為景氣不佳樂團解散,失業的大悟只好與妻子美香回到故里山形縣,準備過簡樸的生活。

回到鄉下,大悟不時留意徵才訊息。一日,他在報紙上看到「旅途協助工作」徵人廣告,便前往應試。沒想到對方一見到他,馬上錄用。大悟原本以為這是協助觀光客的導遊工作,實際接觸後,才知道此「遊」非彼「遊」──這其實是引領往生者走上來生旅途的殯葬產業工作。

大悟在NK代辦中心社長佐佐木生榮的勸說下,半推半就接受了這份工作。從訓練、實習到實際上手,大悟逐漸明瞭這份「旅途協助工作」的神聖價值與意義。在他為每一位往生者梳妝更衣之際,以虔敬的心加上巧妙的雙手,在死者家屬面前,像是演奏人生的落幕曲;在這悲哀的曲調間,親人追思往生者一生點滴,有歡笑也有悲傷。就在納棺師完成所有儀式後,守在死者身旁的家人心中即便再不捨,也只能含淚為他/她祝禱:一路好走!

新生

死亡帶來傷痛,也成就生命!

看盡死別的不捨與悲傷,主角正如自己的名字──大悟,開始對生死有不同的領悟,也消融了他對父親遺棄自己的怨恨:父親在大悟年幼時離家,從此了無音信。幾十年後,當他得知父親下落,面對的竟是一具毫無知覺的屍體。原本滿懷恨意的大悟在處理父親的遺體時,竟發現父親手中握著當年父子倆在河邊各別拾起、交付對方的石頭,而這石頭代表他們父子互信、承諾與再聚首的約定。

看到父親臨終時,還緊握著自己撿拾的小石頭,頓時間,大悟所有的埋怨都在淚水中消弭;取而代之的,是對父親的愛與思念。大悟將父親手中的石頭交到懷孕妻子美香手中,美香順手將石頭貼近自己的腹部,意味要將這份父親的愛傳承下去。一個生命殞落,另一個生命則即將誕生,如同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言:「人們藉著對死亡的覺醒,可以使我們的人生趨向『真實化』。」

美香原本無法接受,也不能諒解自己的丈夫從事禮儀師工作。但在參加大悟為他倆熟識的長輩──「鶴之湯」大眾澡堂老闆娘山下豔子進行的納棺儀式後,看見自己親愛的長輩往生後被納棺師(即大悟)如此崇敬莊嚴地對待,不但化解了先前對丈夫的不滿,反倒對他的人格產生敬意。

而在老闆娘的棺木被推進火化場時,負責火化的老先生──也是鶴之湯的常客,則對大家開了個小玩笑,說他終於知道老闆娘為什麼在生前想把大眾澡堂交給他,因為他是最能保持溫度的人。語畢按下火化的按鈕,火燄聲瞬間遮掩了他的悲泣。此時則讓我們想起親人過世後所經歷的冰凍與火化兩段艱熬,不禁令人痛心與鼻酸。

對映

從無奈到平靜,從訕笑到落淚…

導演瀧田洋二郎與編劇小山薰堂時而激情、時而溫柔的劇情鋪陳手法,讓劇中角色與觀眾心理產生截然不同的對比。如大悟在剛開始誤入禮儀師這一行,心裡不僅驚恐與無奈,也對自己的人生徬徨不安;一直到後來肯定自己、贏得別人的信任與崇敬,內心才感覺踏實與平靜。

相對於此,觀影者原本對主角的離奇遭遇與笨拙行徑感到有趣,笑聲連連;隨後卻隨著劇情推展,看到主角為往生者納棺的過程,以及送行家人對死者的不捨與感傷,每一個小故事及短暫畫面,都深深刺痛觀者的心。像是一場替老婆婆料理後事的戲,幾個後輩拿出少女愛穿的泡泡襪,請求大悟幫婆婆套上,因為婆婆生前總是嚷著想穿穿看。小女孩們看到婆婆穿上襪子後,先是高興地笑,而後卻痛哭不已,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到婆婆穿上泡泡襪,卻也是最後一次看到她的面容…。這一連串的故事與畫面,讓我們找回對亡者的思念,埋藏已久的情緒,也由於移情作用而崩潰!

飾演小林大悟的本木雅弘面對屍體時,以優雅的手勢及肢體律動,完成從拭身、化妝、更衣到納棺的儀式。畫面中的他像是舞蹈家,演出納棺的完美藝術。納棺師以敬意和溫情,送亡者走上來生的旅程;電影則觸及觀影者思念已故親人的悲痛之情,令其在黑暗戲院盡情嚎啕大哭,完全宣洩情緒。最終,我們的記憶深處,還是會永遠存留已故親人最美麗的身影,與最安詳的容顏。




本文劇照由雷公電影提供



獲頒第八十一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日本電影《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

不僅罕見地以禮儀師(納棺師)為主角,

更讓我們在觀影交互出現的淚眼與笑顏間,

重新思索死亡的價值,同時釋放對已逝親友的滿懷悲思。

導演:瀧田洋二郎

片 名:《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おくりびと)

出品年份:二○○八年

台灣上映時間:二○○九年二月(雷公電影發行)





Friday, 27 July 2007 01:45

日日新生

活著,大家說就是長大。比起長大,活著,可說是更簡單,也更困難。

活著,就是學著新生。日日新生。

新生,這是最簡單的事,也是最難的事。隨遇而安。我們必須迎接生命。但是我們常自以為是生命的主宰。

日日新生,就是這麼簡單。不必擔心明天的事,每個清早對自己說:「好」,然而我們還是喜歡憂慮明天。

活著,就是透過他人,迎接生命。透過他人給予的愛,迎接生命;有時甚至透過他人給予的創傷,迎接生命。透過晝夜,迎接生命。迎接生命的喜悅,迎接生命的苦難。迎接生命中的新奇物,迎接生命中的老舊物。迎接生命的開始,迎接生命的結束。

為了知生,我們必須知死。為了吸進新鮮的空氣,我們要吐出胸中飽滿的氣。每天以嶄新的心迎接生命,就是熱愛生命。以嶄新的心迎接生命,我們要張開雙手,把前一天雙手盛滿的東西放掉。只有空手才能盈握生命。

活著,就是死亡,就是重生。生命有其氣味、色調,也是拂曉第一道曙光中甦醒的私語。在白天的時光中,生命很神祕地被曙光推移而流轉。在黑夜的驚恐中,生命挽留被漆黑籠罩的同一道光。

我們不必害怕不知道要如何好好活著。我們遇到困難時不過就像嬰兒誕生時的哭啼聲。我們喊叫出的哭啼聲,就是誕生的吶喊;我們垂死前的悲啼聲,更是誕生的吶喊。

歌唱或是哭泣的氣息,潤澤的或是傷害的光--風與光,讓萬物更新,它們訴說著生命的美妙。

不管在痛苦,或在喜悅中,生命的祕密織布就是由風與光編織而成的。


Tuesday, 30 January 2007 02:06

孫大川的山海心靈

【編輯部 整理】

文化是不斷死亡與再生的過程。
因為沒有再生的能量,所以我們恐懼死亡。
今日,我們必須賦予它重新創造的活力。

我的童年
──回顧兒時,心中總有一份安全感,一份認同。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原住民常是自卑的,或在童年難免有遭到歧視的負面經驗。但是,像我同樣出生於戰後一九五○年代、在台東卑南平原長大的原住民孩子,並沒有太深的自卑。至於我母親那一代的原住民,也不會因為身為卑南族或是所謂的「山地人」而感到自卑。
這是因為:當時的漢人之中,儘管有不少人進入高級學校就讀,但文盲的比例仍然相當高;但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撤退之前,大部分的卑南族人都諳日語,因為在我們族人所居住的平地地區,日本人所推行的日語教育相當普及。而山地原住民如泰雅、布農等族,也有許多年紀大的族人能閱讀日語。
另一個原因是,從日治時期開始,越來越多的漢人因經商失敗等原因,從西部遷徙至台東。當時他們沒有土地,也沒有錢,我們上一輩的族人經常慷慨地提供他們水源、電源,使他們得以漸漸發展,例如現今居於賓朗(Pinaski)部落的漢人,他們的上一代許多都曾接受過我們族人的幫助。
因此,我們這一代的原住民,在童年時期對自身的文化多能認同。這段早年的經驗,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不論我後來的生命歷練如何,當我回顧過往童年,心中總有一分安全感,也有一分認同。

語言斷層
──日人撤退後,原住民熟識的語言被硬生生切斷…


大約六十年前,如果原住民能夠繼續使用日文,或許會有不少原住民子弟前往日本留學,然後回台擔任教授。但當一九四五年日人撤退之後,所有日治時期的文獻都被埋葬,這使得原住民花了五十年時間去熟悉的語言突然被迫中斷,更使得原住民對語言的掌握,以及文化的創造力,也都被硬生生地切斷,漸漸成為「失語的民族」。
例如我的舅舅們,當年有畢業於台灣師範學校的,也有幾人擔任學校的校長,他們的日文都非常好。猶記得民國四十六年,我大姐將到師大唸書時,我舅舅還寫了一首日文詩歡送她。但是一九四五年後,我舅舅那一代的原住民卻常因為不會說國語而受辱,例如他當年擔任賓朗國小校長,在朝會講話時還是用日語,很是尷尬…
我常想,上一代的原住民如果沒有碰到這些問題,所謂的「原住民文學」一定會提早出現,甚至大放光采…

原漢差距
──台灣經濟起飛的階段,也正是原住民土地流失最快速的時期。


民國五十年至六十年間,是原住民逐漸落入邊緣處境的時期。那時,台灣開始出現許多加工出口區,需要大量的勞工,許多原住民紛紛來到西部謀生,部落人口嚴重外流,只剩下老人,祭典也無法舉行。此一時期,原漢之間的貧富差距也開始變大。從那時起,我開始感覺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正在逐漸消失,上台北念書時感覺更為強烈。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階段,卻也是我們部落土地流失最快速的時期,其中以南王部落最為嚴重,本來卑南平原都是他們的土地。另外例如馬蘭,原是台東阿美族的重鎮,二十年當中土地全失,如今只得遷往知本海邊的公路附近居住。
隨著原漢貧富差距擴大,一般人對原住民的扭曲及誤解也就更深,例如,許多漢人都認為原住民是酗酒的民族。我的父執輩雖然愛喝酒,但這並非他所願,而是因為部落的文化、倫理、社會結構已經瓦解,造成內部安定力不足,使得族人的生活沒有方向感。所以,酗酒並不是原住民文化本質的一部分,而是在社會快速變遷之下,所帶來的社會適應問題或心理問題。

以筆為刄
──汲取漢文化的養分,以面對漢文化的挑戰。


我從初中時期開始,即有意識地努力了解中國文化,這可說是我所採行的「策略」。因為,基於我對自身民族處境的體會,使我一方面認為這許多扭曲的現象乃是基於外人對原住民的誤解;另一方面,我也認為我們有責任重新瞭解真相。
從小學、初中開始,我的功課一向很好,比起一般的漢人都好,尤其是寫文章方面。我在小學時所寫的作文,連老師看了都感動不已,還曾經邊念邊掉淚。初中時代,五四時期大師們的作品,我已經都讀過,並且深受感動。高中時,我就讀恆毅中學(沈清松、傅佩榮都是比我高幾屆的學長),當時的我,在漢文化與漢語運用方面已經非常有自信,所以並不覺得受到歧視,反而我常認為同學們對漢學的認識比我「差很多」。
一直到大學時代,我都維持大量閱讀的習慣。另外我更發現,當我用部落的經驗去理解《詩經》、《左傳》、《論語》的內容時,往往會比漢代經學與宋明理學家的解釋還要來得「可愛」,而且更容易理解。
有人曾揶揄我,說我用中文寫文章,顯然是「漢化太深」。事實上,漢族反而才是真正最需要界定的民族:在中華民族當中,所有不知自己身為何族的人,都可以說自己是漢族。所以,「漢」其實是被逐漸形塑出來的概念,漢語亦復如此。例如在漢代及魏晉南北朝,開始有印度語的進入;到了唐朝,又有大量的西域文字加入漢語;在清朝小說如《紅樓夢》中,更可見到不少滿洲話;近代以來中國的學術用語,則幾乎都是借自日語,例如「哲學」一詞。語言本身就是活的,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不斷累積與變化。當今的原住民文學雖是用漢文書寫,但由於使用了一些新的語彙,甚至加上了一些新的元素,也創造出不同的「漢語」。
有了這樣的認知之後,當別人說我「漢化太深」,我就不以為意了。相反地,我變得較有勇氣去面對漢文化對我們的挑戰,有較大的自由與主流社會「周旋」,而不致被一般的漢人意識型態所捆綁。

負笈求學
──在歐洲的那段期間,是我後半生方向的轉捩點。


負笈比利時求學時期,我經歷了一段劇烈的改變,那是我釐清自己後半生方向的一個轉折點,也促使我決定回到捍衛原住民文化的崗位上。當時,我認識了一些來自中東、非洲、中國及香港的朋友,他們使我發現:我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資訊,其實有很多是錯誤的。同時,也使我開始對強權威脅下的少數族群處境更加關注。
例如,非洲有許多部落民族,他們原本並不是一個國家,歐洲國家進入非洲之後,卻將他們硬生生地劃分成一個個的國家。等歐洲勢力走了以後,有些國家的狀況尚能控制,無法控制的國家就發生互相殘殺的慘劇。我當時思考了很多,覺得應該找出一個實踐的方法。於是,當我在三十六歲回到台灣之後,就開始持續地寫文章。而且除了一般政論之外,幾乎沒有離開過原住民的主題。我的企圖是,想要帶動一群原住民進入書寫的世界。就如同我先前所提及的,上一代的原住民花了五十年的時間熟悉日語,正要開始書寫之際,卻被硬生生地切斷。而我們這一代的原住民,從小接受的是漢語教育,應該已經累積了足夠的漢語書寫能力。透過書寫,我們可以表達自己,也可藉此檢討我們與漢民族社會之間的關係。

山服經驗
──只要邀請,我就參與,我想知道大學生如何看待原住民。


我於民國七十七年春天回到台灣,秋天就到東吳大學教哲學,也在同年接下了東吳大學山服團的指導工作。每逢寒暑假,我帶著學生到卓溪、卓青、崙山及太平,連續帶了五年。當時大部分的大學都有山服隊,只要他們邀請,我都會參與,因為我很想了解大學生是如何看待原住民的。這些山服隊的大學生充滿了熱情,但也曾經面臨是否應該解散的論辯,當時台大原住民學生的討論最為激烈,他們認為部落的主體性不應該被山服隊所干擾。
當時,我自己正在蒐集原住民口傳文學,因此對山服隊還有另一個期望。例如每年他們到部落服務時,可以為部落留下攝影或採訪錄音的記錄,而不只是為自己拍照留念。如此,經過十多年的累積,就可以保留許多部落變遷的影像、聲音記錄。我認為,「把歷史留給部落」是很重要的,因為歷史變得太快。這樣的方式,其實也有助於原住民社區意識、部落意識的凝結。不過我的教導似乎不太成功,最近幾年,我請耕莘山學團整理他們的照片,卻發現成果相當有限,因為他們所拍攝的多半還是自己。

黃昏警語
──它是一項事實,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手段。


早在大約民國七十年我接受的一次採訪中,就已經提到黃昏一詞,談台灣原住民的「黃昏經驗」。一方面,我認為這是一項事實;另一方面則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用意,想以強烈的語氣來引起大家的危機感。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日,我仍然抱持同樣的看法。
為了建立一個原住民文化(學)的平台,我在民國八十二年創辦了《山海文化》雜誌。當時,《山海文化》成為原住民文學的重要凝聚點,例如夏曼‧藍波安、瓦歷斯‧諾幹、撒可努這些原住民作家,以及一些原住民藝術家,經常在我們的雜誌社聚集。到了第十期之後,原住民的作者越來越多。近五年來,我們也持續舉辦原住民文學獎,最近還發行了給青少年閱讀的《Ho Hai Yan,台灣原Young》雜誌,如今已進入第八期。
事實上,日本一直很關注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十餘年來,他們幾乎每年來台訪問,而且認識每一位原住民作家,但台灣的文學研究者卻不知在何處,從來沒有與我們有任何接觸。在這段期間裡,日本翻譯了五卷原住民文學,目前還有一個三年計畫,我與他們一起進行規劃的工作。這已成為台灣原住民文化的新現象,我在其中也投入不少心力。
我對自己的期許是:盡可能把日治時期到現今的原住民文獻、文化資產記錄保存下來。目前,我參與一個四年計畫,是要將原住民的祭儀文學逐字逐句翻譯,用羅馬拼音或國際音標寫出,並加以漢語對照,成為口傳文學的一部分;同時我也在進行《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的編纂工作。

法政體制
──從中央到地方,它是原住民與主流社會互動的機制。


民國八十五年,行政院正式成立「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我擔任副主委一職,開始進行原住民法政體制建構的工作,即是從法律、行政、制度上,從中央到地方層級,建立一個原住民與主流社會互動的機制。到了民國八十九年,此一機制已經確立。
在法律方面,第一個與原住民相關的法律是原民會的組織條例,在它之後,陸續有許多原住民相關的法律建立,包括「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等等。因此,在近幾十年來,原住民事務在法政方面的進展,是很值得注意的。

學術發展
──從人類學的範疇,成為跨領域的學術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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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住民學術方面,也有可觀的進展。因為過去的原住民研究大多局限在人類學領域,但自從民國七○、八○年代以來,在文學、法律、政治、教育、社會、心理,甚至醫療方面,都陸續有人加入研究的行列,使原住民研究有了跨領域的面向,而藉由學術研究而累積的原住民面貌,也較具有整體性的意義。各大學也紛紛成立了台灣文學系所,這些對原住民學術研究成果的累積都有所助益。
我向來認為,原住民的發展不能與學術脫節。民國八十九年,國立東華大學正式成立台灣第一所「民族學院」,設有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民族發展研究所、民族藝術研究所、民族文化學系及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共有三個研究所,兩個學系。我目前本身主持民族語言傳播學系,以及民族發展研究所。在師資方面,目前已有二十多位老師,其領域涵蓋很廣,包括心理學、宗教學、語言學、傳播學、文學、法政、空間、地理、文化研究等等。相信在學術環境漸漸穩定之後,這個學術社群會有更頻繁、更好的互動。
在族語傳承方面,我們一直希望語傳系能研發一套給成人、外國人、大學生學習族語的學程與教材,因為我認為,語傳系負有這一項傳承族語的責任。雖然校方並不支持,但我一直很堅持。而且,學術研究不應該是關在學院裡,如何和部落及民間團體合作,甚至讓研究生承擔一部分部落復振的任務,都是很重要的。但這幾年,在尋求校方支持以及和原民會的合作方面,卻走得相當辛苦。

面對死亡
──你的卑南,已經和我的不一樣了…


記得我母親九十歲生日時,我們幫她拍了一張照片。照片裡,一群八十多歲的老人家聚在一起,吟唱著一種很古老的卑南調子,一邊吟唱一邊填詞,大家唱著、笑著。我用卑南話向我母親說:我們這一代的人,大概沒有辦法再用你們這樣的方式表達友誼了!母親回答:對啊,你們怎能了解?你們的時代已經變了,別以為你一直在從事卑南族的研究,你的卑南族與我的卑南族不一樣。
的確,文化一直不斷地在死亡、再生、死亡、再生…。過去,我們害怕原住民文化會失落,因為沒有再生的能量,沒有創造的活力。如今,我們必須給它重新創造的活力,但那畢竟是新的東西,和原來的已經不同。
這也就是說,原住民族的文化有些已經死去。我母親那一代的卑南族,有許多地方已經死去,從母親那一輩的身上,我有幸得見它的一點點餘暉。
當然,若從我先前所提到的,原住民事務在各方面的進展來看,「黃昏感」似乎不應若以往強烈,原住民似乎走出了一小步,找到了一些創作的新可能性、新立足點。但從我主觀感覺來看,原住民的文化畢竟已經改變了。看看今天的原住民小孩,我從不覺得他們是原住民。這當然不是他們的錯,而是我們有責任竭盡所能,為他們保留、展現一些文化變遷的軌跡。至於他們會不會珍惜?會不會運用?運用到怎樣的程度?說實話,我不知道。
對我而言,黃昏後的黑夜更具美感。

新的隱憂
──無法體會自己必將死亡,所以把自己變成「木乃伊」。


所以,我們是否走過「黃昏」?從主觀感情而言,我有一個非常美的黃昏經驗,而且也能接受原住民進入黑夜的事實。就像看到我母親那一代的人,帶著他們美好的記憶離開。但是,黃昏是否真的已經過去了呢?
客觀地來說,似乎有一種「新的黃昏」在形成。過去的黃昏是外在的壓力,現在的黃昏則是從族群內部來,更加可怕。例如,自從政黨輪替之後,新政府釋出很多的「利多」,但其中有多少是選舉語言?原住民同胞似乎並不關注。當初「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時,大家大肆慶祝,但是,這項基本法其實並不是民族自治,只是把鄉公所的位階提升到縣的層級,仍然受到地方制度以及財稅劃分的限制。這種虛假的民族處境是最可怕的。另外,我在原民會任職時,堅持進行一項六年計畫,預計編出一套九族(當初只有九族)語言的簡易字典,但是我一離開,計畫就中止了。後來,反而開始進行所謂的族語認證。雖然,母語保存的確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提倡的方法錯誤,帶來的反而是災難。
另外,執政黨不斷地向原住民釋出美麗的承諾。去年總統大選時,我擔任候選人第二次電視辯論的提問人,當時我曾向陳總統提問:你的「國中之國」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若是真的,你如何說服自己的族群?因為這個問題並非總統一人可以決定,必須立法機關通過,更必須整個台灣社會都能夠接受才行。陳總統的答覆,主要是就他所能做的法律形式方面的構想著墨;但以他任內的諸多改革法案無法獲致朝野共識來看,這樣的保證等於沒有答覆我們真正的問題。
這種「新的黃昏」是無解的,或許只能期望下一代。除了需要我們持續努力,台灣本身也要徹底改變。我還是會不斷地寫文章提醒大眾,但這個社會是非理性的。我深深覺得,一個人如果無法體會到自己必然會死亡,就會產生現今的做法:把原住民族變成「木乃伊」,用打針、養胖等各種方式,製造出一個華麗的假象。最糟糕的是,我們的年輕世代竟然相信這個假象!
甚且,這已經不能單從原住民的現象來看,它是台灣整體的病。對於台灣的這種惡質文化,漢族社會應是最重要的反省力量。我認為,台灣需要有一段時間,在內部進行根本的「決戰」,把所有壞的事物徹底揭開,用最醜陋的方式來看所有問題。若不如此,永遠都有虛假的空間在運作,台灣無法徹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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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訂人籟



Friday, 24 November 2006 23:18

走過生死間


我的父親死前並不知道他快死了,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對醫學的討論一點都沒有興趣,病症忽然爆發,好像連他自個兒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住院住了五個星期,他就過世了,應該是在睡夢中離開人世的。
他得了癌症,從頭到尾我們都沒有告訴他。現在想想,這樣一個決定對我家日後的變遷,有著重大的轉折。那時沒有說出口的話,讓整個家變得靜默,家人之間產生裂痕,後來連要溝通都變得很困難。
往事無法重來,我很難知道當時以我父親的身體狀況,是否願意聽到癌症的宣判,是否能夠清醒地承受再也見不到小女兒的事實,那時候她只有十歲。或許,我們沒有給他面對死亡的機會,讓他在自己預期的狀況下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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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人類的一項行為,也許是最為高致的行為,可說是成就一段生命。人類垂死的過程,歷經死亡的方式,使人類成為真正的人。社會上大家不願意談論死亡,病人看不見死亡,活人感覺不到死亡,大家把死亡視為一種羞於見人的行為。如果我們想要從癌症透視生命的價值,我們必須先懂得看待死亡的價值。懂得承認自己將會一死的人,懂得說出和解的語言,懂得給予他人意見與鼓勵,這樣的人是幸福的人,他的周遭也會是幸福的人。
社會要懂得教人承認自己終究一死,而不是教人懷抱著長生的幻相。承認死亡的方式,在於克服痛苦與困難,因為後者使得人性臻於完美。如此,社會就能釋放生命的能量,創造生與死之間全新的關係。
對於重大癌症病患,面對重病的態度是很弔詭的:癌症病患動用所有生命的能量,希望治療達致有效,也事先做好心裡準備,知道會來的終究會來,不隱瞞各種結果。但是,十分弔詭的是,面對死亡的勇氣會釋放出生存的能量。
有的病患自己騙自己,有的家屬對病患隱瞞病情,反而使得病患難以釋放自身的能量。相反的,我們也聽說有的病患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反而懂得欣賞生命的美,說出他們真實體會到內在的平靜與幸福。以上這些例子,說明沒有什麼是直線發展的。每個人面對死亡的態度,最先來自個人的經驗,只有一個人可以擔綱,無法加以預期。當死亡降臨的一刻,沒有人能夠預測自己面對死亡的反應。
如果我們要對癌症病患談論生命的價值,首先我們必須確定一件事,那就是死亡不是一個禁忌,我們不能夠奪走即將撒手人寰的人看待死亡的權益。因此,我們會發現,死亡是言語指涉的對象:我們必須讓病患說出自身的死,也許是透過獨白,或者是在家人面對說出,或者只是幾聲嘶吼或是哭泣。我們必須再加以說明的是,我們不應該害怕嘶吼或是哭泣,這也不該是個禁忌。面對死亡,面對痛苦的一切表達,都是神聖的,也都要用尊重與無畏的態度相迎。最重要的是,當死亡成了語言或是身體的動作所指涉的對象,死亡才真正具有人性。
人性尊嚴的彰顯並不在否認疾病,而是要接受自己的狀況,展現生命的能量。接受並不等於認命,接受是張開雙眼,探索內在的田地,同時知道自己生命的長度有限。接受,是讓生命流居心田,讓超越己身的生命流居心田。生命遠走的時刻,我們還是感到生命的來臨,因為生命的遠走也可以變成另一個誕生。
當代的文化倡導百分之百的健康,頌揚體能與智能的表現,或呈現出身體健全的一面。然而,日常生活所見不外乎挫折、疾病,以及死亡,提醒大眾以智慧謹慎看待,比起廣告或是雜誌報導宣揚的錯誤價值,前者顯得無比珍貴。痛苦提升我們內在的人性尊嚴,使得我們內在的價值高於鏡中反映的影像。人性尊嚴除了透過肉身的優雅來表達以外,也透過生命的優雅及心靈的優雅來展現。我們對死亡的行為必須有所改觀,死亡的行為也必須得到應有的尊重,甚至連患重病或是正在老去的人也應該如此,受苦的行為裡透露出智慧與心靈的豐富面,卻往往得不到大家的關注。
在身體耗盡的狀態,有的生者接受生命,這份接受來自一個內在安寧與內在喜悅中湧泉不盡的寶藏,這份喜悅成了真正的歡欣,因為它是弔詭的,因為這份喜悅是無處不自喜的快樂,而不是來自舒適感的滿足。這個奧祕往往令人不得解。也許我們應該閉口,雙膝跪地。但是,癌症病患還是告訴我們:生命的誕生本是不求報答,生命的運轉與遠離也都在無償中實現,生命的價值在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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