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救贖,還是遺忘?---「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碑」的難題

by on Tuesday, 03 May 2011 Comments

納粹時期的猶太人浩劫,一直是德國人最難以直視的黑暗歷史。東西德統一後,德國人嘗試以「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碑」來克服這段過去。紀念碑究竟是一個「恥辱」的記號,還是文化形式的表達工具,而透過立碑,便真能將過去轉譯至未來嗎?

一個民族面對自己的歷史錯誤時,總會在不同時空背景下,藉由規畫特定的空間,嘗試和解集體記憶裡的國族認同矛盾。德國「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碑」從籌建到落成之後,便一直承擔這個德意志國族認同和解的艱鉅使命。雖然德國文化學者阿斯曼(Jan Assman)曾說:「紀念碑讓一個社會對過去的回憶凝結在一個固定的點,是一種文化形式的表達工具。」但現實政治與社會思潮卻要求「立碑」時應清楚地轉譯歷史與未來。


牢記納粹的恐怖罪行

不同於過往歌頌國族偉大與戰役勝利的紀念, 2005年5月10日二戰勝利紀念日的當天,德國政府於柏林市中心為「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 )進行揭幕典禮,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座以國家之名,為警示歷史上黑暗一頁所造的大型紀念廣場,用來悼念德國納粹時期遭屠殺的六百萬歐洲猶太人,同時提醒德國人不要忘了納粹恐怖的罪行。

為被迫害的猶太人設置紀念場所的構想,來自於「歐洲受難猶太人立碑紀念促進會」(Förderkreis 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 Juden Europas e.V.),這個團體以女性新聞工作者珞煦(Lea Rosh)及歷史學家耶克爾(Eberhard Jäckel)為中心,在1988年成立後便不斷透過各種方式,要求在柏林為納粹時期遭屠殺的猶太人,建立地標顯著的紀念場所,好讓世人可以永遠牢記納粹的罪行。

經過十餘年針對建碑之必要性與紀念物形式的公共辯論,期間歷經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柏林復都等政治變遷,原本由民間發起的行動最後改由國家主導。1999年德國國會多數決通過撥款2,760萬歐元建碑的決議。紀念物設計採取競選的方式,經過多次修正後,最後決定採用由紐約猶太裔建築師艾森曼(Peter Eisenman)的二號設計(Eisenman II)。紀念物所在地位於柏林市中心布蘭登堡城門及波茨坦廣場之間,一塊一萬九千平方公尺的荒廢土地上,距今天德國國會大廈僅四百公尺之遙,四周環繞首都政府機關及各國大使館。部分原址於二戰期間是納粹政府宣傳部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的私人防空洞,地點選擇透露出明顯的政治責任意涵。


碑體落成,反省結束?

「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碑」是獻給所有遇難的歐洲猶太人。紀念物共分地上與地下兩部分,地面廣場由2,711塊高低不同的長方柱形石碑所組成,石碑由灰色混凝土製成,寬約0.95公尺,長約2.38公尺,高度則約0.2到4.7公尺不等。由於表面稍具傾斜度,從高處遠眺彷彿一群波浪起伏的墓碑,碑與碑之間是不到一公尺寬的走道,讓參觀者能以步行的方式從四面進出。地下設置一信息中心,屬於教育性質,透過圖片與文字呈現受難猶太人及其於集中營慘遭屠殺的經過,常年免費對外開放。

艾森曼的設計概念必須結合地上與地下兩個部分才算完整,他堅持運用抽象的概念。地面上的石碑群放棄所有具象徵意涵的傳達方式,甚至拒絕在石碑上鑲嵌任何符號與文字。石柱保持樸素,其數目根據地表面積而定,無意圖傳達任何主觀價值判斷。設計理念上,這裡應該是一處開放的「靜默之地」,任何人穿行其間時皆能被巨大的石柱所打動,並記取「永難磨滅」(unvergesslich)的感受,從中獲得屬於個人的反思與領悟。相對於紀念建築物上層的抽象文化意義的「固定凝結」,地下層信息中心則透過史料傳達具體的「銘記」(denkwürdig)對象,其建築本身的風格與種種歷史資料使整體氣氛甚為沉重悲傷。

設立此紀念物的過程中,最大的反對聲浪便是擔憂一旦紀念碑落成,德國政府對於二戰罪行的反省便會就此結束。奧地利作家穆希爾(Robert Musil)曾經提出發人深省的看法,他認為世界上沒有比紀念碑更加隱形的東西,它的龐大和抽象形式使人對它視而不見,既然紀念碑背後原本應該被記憶的生命實體消失了,人們要如何追溯那些已經完全被消解的記憶呢?為什麼會有此擔憂,無非是因為納粹所犯下的罪行之巨大,任何具體的懺悔行為都無法彌補猶太受難者家屬所承受的悲慟——以種族之名,有系統並有組織地屠殺甚至滅絕某一族群,數目達六百萬,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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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克服的過去?

對於建構德國共同的集體記憶而言,屠殺猶太人的浩劫這一歷史事實最困難的是:要求當代德國以一個「悲悼的無能」(Unfähigkeit zu trauern)嘗試要「克服過去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當德國人回顧這段歷史,追問這場浩劫的發生原因時,在德國史學界創造了一個特殊名詞——「克服過去」。「克服過去」雖然給了自己責任去探究所有迫害猶太人罪行的證據與解釋,並提出具體的法律補償與政治行動,但仍不足以給新生德國一個經由和解之後,可以集體共同悲悼的文化生命。

這個困境表現在二戰後的二、三十年間,德國社會對於猶太人的浩劫或是關於納粹歷史問題的探究,幾乎是保持緘默的。在排斥、推託罪責的心理狀態下,納粹的那一代人不曾對猶太犧牲者表達哀悼、悔過,這種精神狀態成為自覺更具道德優越感的下一輩,亦即六八年運動的主人翁(註1)與之切割的藉口,(祖)父輩的沉默在家庭中甚至延續至第三代,構築成了一個代間無法跨越的鴻溝,在親愛的(祖)父親形象背後同時隱藏著無人能理解的人性墮落,因為從來沒有適當的管道與完整的懺悔,愛恨對峙並沒有得到適當的紓解。當民族認同的問題日形重要 (「我」如何才不會與納粹的父親歸於一類?),新生一代便想要擺脫過去的陰影,繼續邁行於陽光之下。隨著這份期待與救贖浮上檯面,對於過去的追究才開始變成一項公共議題,這時距二戰結束已經有四十年之久。


公共辯論凝聚國家認同

接續而來的激烈歷史辯論都與當時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有關。第一、1985年,柯爾於國會提議分別在柏林及波昂興建德國歷史博物館;第二、同年柯爾邀請美國總統雷根參加二戰陣亡將士紀念會,而舉行紀念會的彼特堡(Bitburg)軍事公墓「恰巧」還埋葬了四十九名納粹黑衫軍。柯爾的說詞是,「不分種族」為所有受害者悼念,和解才有可能。前一事件被反對者視為想要為德國納粹罪行開脫、重新緬懷過去光榮的象徵;而後一事件則被認為是企圖「相對化」(Relativisierung)納粹歷史的一種嘗試。緊接著在1986年至1987年間爆發了統稱為「史家論戰」(Historikerstreit)的一連串公共議題辯論。

論戰的核心在於納粹德國的歷史定位以及責任歸屬問題。如何理解與詮釋「屠殺猶太人」這件德國歷史?它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件嗎?德國為什麼會讓屠殺猶太人的事發生?這是德國民族面對自身的歷史包袱時,第一次積極凝聚新的社會意識與國家認同的論戰。它驅使德國人今後必須不斷地反省納粹犯行與猶太人的悲痛。參與論戰的可以概分為左、右翼兩方。左翼的代表以自由派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d Habermas)為首,右翼則以歷史學家諾特(Enrst Nolte)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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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歷史的未來救贖

論戰由諾特發表在法蘭克福彙報上的文章「不願意消逝的過去」(Die 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所引燃,文章中否定了納粹滅絕猶太人罪行所具有的歷史獨特性。他指出在此之前,俄共於古拉格群島上的階級迫害規模更大,兩者其實是一樣的,甚至還辯稱後者乃前者之原型,納粹並非源於反猶太主義,而是源於對共產革命的懼怕。這樣的作法把納粹罪行放在一個較大的歷史架構與其他罪行作比較,使之不再是單純的德國事件。

一個月後哈伯瑪斯於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發表〈一種侵害賠償:論德國當代史學中的致歉趨勢〉(Eine Art Schadenabwicklung: Die apologetischen Tendenzen in der deutschen Zeitgeschichtsschreibung)一文駁斥被他視為御用史學家的論點。哈伯瑪斯指出這類將納粹罪行相對化,以便能使德國歷史「正常化」的論點,是為德國納粹罪行進行漂白的政治工具,他唾棄任何試圖淡化德國人在奧許維茲集中營(KL Auschwitz)所犯的罪行(註2),以便建立德國國族認同的愛國主義。對哈伯瑪斯來說,「唯一的愛國主義便是忠於憲法」。

二十年後,今天的德國人不再逃避納粹罪行並繼續對它進行論述,不少人將功勞歸給哈伯瑪斯。即便部分論者認為他對右翼歷史學家的批判過於嚴厲,也無損他為德國此一史學家論戰的英雄。二戰時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政權有計畫地滅絕特定種族的罪行,已經被各方認定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件;換句話說,諾特把屠殺猶太人的行為與其他歷史事件一同比較、評價,企圖淡化納粹罪行的史觀被證明為無效。此番論戰算是在湖水裡投入一塊石頭,它所激起的漣漪卻尚未到達彼岸,德國人追尋自我認同的探求尚未結束。


在反省中構築國族記憶

此後德國社會經歷統一的洗禮,德國在歐盟與國際中的分量日形重要,後史學家論戰時代的德國社會意識與民族自信,彷彿比較不受限於過去的框架,德國新一代的年輕人也透過各種媒介對傷痛的歷史進行各式各樣的探究。德國社會甚至主動頒發「民主成就獎」給撰寫《希特勒心甘樂意的劊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的美國政治學教授高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高德哈根的研究總結性地指出,納粹時期的一般國民乃自願、積極並且無任何道德顧忌,參與滅絕猶太人的行動。第三帝國期間德國人道德淪喪的集體精神狀態(滲透各個階級的反猶主義)乃是使納粹罪行之所以實踐的原因;換言之,滅絕猶太人的真正兇手正是所有默許惡行席捲歐洲的德國人。新的研究與反省雖屢屢引發爭議,卻陸續揭發更多沉默一代的黑暗面,它們在在顯示,德國人在追求自我理解的過程中,過去的黑暗絕不容易輕易擺脫。子輩在尋求自我理解的過程中,是難以切割與父輩共同承擔的歷史罪責。

所謂歷史的「正常化」,並非如同德國右翼歷史學家所做的,為事件始末尋找民族認同的合理化藉口,藉以去除歷史的包袱。除了承認不可彌補的錯誤具有歷史的獨特性之外,徹底懺悔的方式,就是人類自己努力牢記歷史、反覆再三提醒自己曾經發生的罪行。不讓這段歷史被遺忘的最大努力,實在比不上事件受害者的苦難及遺族所承受的痛苦,唯有在未來仍保有反省歷史錯誤的警醒能力,才能在所有當事人都走入歷史後,讓正面的反省與負面的歷史調和,變成一個國族所認同的文化記憶資產。

讓下一代記住歷史真相的方法不一,透過紀念碑只是其中一種形式。德國人為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事實「立碑」的行動,不能只是將集體的記憶凝結在一個單一的物體上。隨著時間消逝,紀念碑所承載的歷史意義會逐漸稀釋,它給後代的教導,如同哈伯瑪斯在設立紀念物之前對德國人提出的警語:紀念碑如果只是淪為「恥辱」的記號,「德國公民只會在乎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形象,而非藉著回顧過去與文明的斷裂而自我成長,認清自己歷史的真正面貌。」


**註釋**

註1:六八年運動是六○年代德國學生左傾運動的統稱,這些積極的參與者多是1940-1950年間誕生的戰後一代,他們在德國及歐洲大陸追求社會改造及諸多市民權利的解放,同時呼應美國的反戰運動,但同時它也被理解為是世代間的衝突。

註2:奧許維茲是二戰期間納粹德軍在波蘭設立的集中營,同時也是最大、死亡人數最多的集中營。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有超過110萬猶太人在這裡慘遭殺害。1947年波蘭將集中營改為國家博物館,奧許維茲成為納粹罪行的代名詞與歷史見證。


照片提供者 (順序由上至下)

攝影/Pedro Caleiro

攝影/Graham Hills

攝影/Enr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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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內容,請見2011年五月號,第82期《人籟》論辨月刊

5月-記與忘:空間解嚴的虛擬實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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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Ni Xie (謝沁霓)

1972年生,台中霧峰人。東吳大學德文系學士,輔仁大學西洋史研究所碩士,德國弗萊堡大學(Universität Freiburg)歷史學碩士,現為弗萊堡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譯有《中世紀的旅人》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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