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 07 九月 2009 00:00

書評:找回公平,自由選擇

去年四月我到菲律賓旅行時,才剛從壯麗的梯田下山,便看到街頭販賣的報紙,皆以顯著版面報導「缺糧危機」,原來產米之鄉也出現缺糧恐慌。

當時媒體大幅報導全球糧價飆漲,即使是暫無糧食問題的中國媒體,也思索中國這個「糧倉」還能維持多久。只有台灣,感覺像置身事外。

但在全球化的時代,台灣同樣處於相互牽動的世界糧食體系中,如何在「糧食戰爭」中置身事外?


體系背後有黑手
去年糧價大漲,原因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對糧食需求大增,又因氣候的緣故,使糧食大國出口量銳減。再加上許多稻農轉種報酬率高的生質能源作物,以致稻米產量縮減。另外還有農地短缺、世界人口持續增加等原因。這些問題無法單獨解決,因為它們不但環環相扣,也日漸加劇――畢竟影響世界糧食體系的因素相互牽動。

對於這個複雜的問題,《糧食戰爭》給了相當立體且有系統的說明。《糧食戰爭》的副標為「市場、權力以及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之戰」,清楚點出「食物」背後龐大的運作系統:從產地、加工、市場,到你的餐桌,雖然食物看起來只是在一條單向輸送帶上傳送,但這本書告訴讀者,每一個環節都夾雜複雜的結構,也有相當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背後,則有各種隱形的政治經濟權力運作。


轉手利潤何其多
以咖啡為例。咖啡是價格不低的飲料,在國際貿易中,其貿易量僅次於石油原料產品,會讓人以為咖啡農獲利甚多。殊不知咖啡生產像是食物界的「血汗工廠」,價差驚人。所謂「coffee is blood」(咖啡是血),是社會運動者的共識。

書中説明:咖啡豆從被摘下,到成為消費者手中的咖啡,至少要經過150次轉手,經手者並由過程中取得利益。

從咖啡豆種植、收成、中間商、加工廠、出口商、企業,再到我們面前的一杯咖啡,其中握有最大權力、操控這段「旅程」所帶來差距的人,正是自由貿易之下的大型企業:他們訂定交易條件,從出口商直到咖啡農都受其壓榨。所以烏干達的咖啡農說,一公斤咖啡豆只能賣14分錢;而雀巢公司烘培出的咖啡豆,一公斤價格則為26.4美元。

作者以食物體系的「沙漏」,來形容如此不合理的現象:農民與消費者處於沙漏兩端,為數不多的大企業,則是中間的「瓶頸」。他們透過規模經濟的遊戲規則取得最多利潤,也剝削農民最多。


對抗權力戰爭起
當然,咖啡只是其中一例,這本書絕非只是簡單的「食物製產過程」路線說明。作者領著讀者,從農田與農民的問題開始,以各項調查資料,論述自由交易市場下的農業困境與農民生存戰爭。書中透過文化、經濟與國際政治等角度細剖問題,並陳述其中的不合理之處。

《糧食戰爭》內文始於農民自殺,談起他們承受的不合理對待與痛苦,推翻並否定一般人對農村天真純樸的和樂想像,轉而訴說來自各層面對農民的壓迫。所以「糧食戰爭」就是農民的生存戰爭。

不僅如此,這也是一場消費者對抗權力擁有者的戰爭。《糧食戰爭》細論「食物旅程」的終站,便是消費者的生活「選擇」:消費者看似擁有選擇食物的權力,然而,不論是不清楚食物來源,或是被誘導吃下不健康的食物,甚至是陷入超級市場的「選擇迷思」,消費者其實是在被限制的選擇下,誤認自己有選擇自由。正如作者形容,超級市場像籠子,消費者的選擇自由誕生在籠裡。我們崇尚的消費自由,其實是商人規畫的產物。

例如我們在炎炎夏日,站在超商琳琅滿目的冰品櫃前,開心地「選擇」一種冰淇淋。然而,我們卻不知道,自己缺乏選擇「無黃豆加工品」冰淇淋的權力,必須吃下卵磷脂這種添加物。讀《糧食戰爭》之前,或許我們都無從得知自己對食品選擇甚少;但讀了《糧食戰爭》,站在食品櫃前「失去自由」的感受日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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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 食戰爭》(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拉吉.帕特爾(Raj Patel)著‧葉家興、謝伯讓、高薏涵、謝佩妏譯
高寶出 版
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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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見於2009年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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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30 一月 2009 07:18

辭典的時光隧道

在語言多樣的今日,我們需要辭典,更需要完備的辭典。《利氏漢法辭典》是世界上第一部最大型的漢法辭典。這部辭典宛如一棵樹,樹根的一端伸向法文的沃土,另一端探進中文的沃土,同吸取雙方的養份。我們越吸收這部辭典的語言養份,我們將越懂得創造人類維度中文化、精神與藝術的高峰。

魏明德 撰文

如果世上只存在一個語言,或者說,面對語言的多樣性,我們拒絕聆聽他人的語言,我們不需要辭典。這般兩極的情況,在巴別塔的神話中,有著一致的闡明。
相反地,辭典的出現,是進入語言演進所做的一種賭注,同時證明了一個重要的體驗:溝通並不代表放棄母語,更不是棄絕滋養雙方思想的智慧。相反地,雙方在語言與語言間做出一種賭注,因為思想的引入、豐厚,方能在彼此的交流、推進中,品味真理的味道,就像品嚐美味的果實一般。

曲折路上結碩果

回想《利氏漢法辭典》(Dictionnaire Ricci, Le Grand Ricci)委員會最後召開的日子,似乎無法為工作列車踩煞車。那時的會議室在一間屋子裡,正對著一座園子。整個會議過程進行得相當困難。大辭典的工程在動工四十五年後,整個計畫近乎難產,甚至面臨無法結束的地步。最後我們要做的決定,全是最具爭議的議題。
中場休息的時候,我到園子走走,面對所有種種的複雜問題,不禁心生氣餒。園子的中央長著一棵雪松,我在這棵樹前面駐足片刻。我欣賞著它樹身的伸展,枝葉的多采,品味著和諧的味道:它一筆線垂直地伸展,同時伴隨著組成一體無數豐富的細部。那時我想,這般的工程如此豐繁、完美、自然,直達頂峰;而我們可憐的大辭典,儘管也是相當豐饒,卻歷經苦痛,在極為曲折的情況下成長。
仔細想想,這番體驗令我稍感寬慰,因為若要形容辭典工程的推動過程,我找到一個貼切的比喻:這部雙語大辭典宛如一棵樹。它像兩股巨型的根,一端深入法語的沃土,一端探進中文的沃土,同吸取雙方的養份。這份沃土是語言、源流的沃土;它是中文字義的多樣性,隨著幾世紀光陰的沉澱菁華;它是法文敏銳與精準的高度展現,網羅住中文用語最細膩的表達。如此,大辭典立於高峰之巔。所謂高峰,說明了人類思潮在語言地平線的開拓,藉由字彙與用法的獨特性,顯示出人性的普遍性。大辭典的枝枒垂著人類文化智慧結成的美味果實,等待讀者採收與品味。

文化交流歷史見證

利氏學社是為了紀念利瑪竇(Matteo Ricci)成立的機構,寄望延續利瑪竇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西元一九九九年,利氏學社先推出《利氏漢法大字典》(Dictionnaire Ricci de Caractères Chinois)。
這本字典以大型開本問世,透過三千六百頁呈現漢語中「字」的演變:從甲骨文、金文到最新的演變,共收錄一萬三千五百個單字。凡是好奇翻閱這本辭典的人士,不難發現內文中發音為「ㄊㄤ」者,最為常用的是「湯」,本是做青銅的合金,後做「熬」;一開始先是被引用作為動詞,意為「用滾水洗」,再被引用為「晃盪」,而後出現「放蕩」之意。這一個字同樣還能用來表示醫學的湯藥,或是碉堡的護城河。因此,這部辭典雖然表面上看來頗為嚴肅,實際上可找出一連串的字謎遊戲、古怪的詩,以及智慧的諺語。這本大字典可說集合漢語字、中華精神面貌以及中國觀的百科全書。
《利氏漢法大字典》是《利氏漢法辭典》的序曲。《利氏漢法辭典》計有七冊,不僅僅匯集了漢語單字,更收錄三十萬組漢語字詞,達一萬兩千頁,重十五多公斤。《利氏漢法辭典》正好是一段文化交流的見證,這段歷程要回溯到四百多年前。
從「簡短的歷史」來看,《利氏漢法辭典》是耶穌會傳教士與所屬研究員,花費五十多年的心血所完成的成果。從「長遠的歷史」來看,耶穌會傳教士從一開始即表現了對中華文化、語言與文學的愛好,這般熱情很快就藉由辭典的編纂傳達出來。早自西元十六世紀末,利瑪竇與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早已開始用心地比較中葡語言用法的異同。第一本漢法辭典是西元一六二六年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神父研究的成果。而最有名的法漢辭典是西元一八八四年由顧賽芬(Seraphin Couvreur)神父所出版的《法漢辭典:漢語最常用的慣用語》(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sitées de la langue mandarine),共計一千二十六頁。顧賽芬神父另外又出了兩部辭典,同是今日漢學家研究的參考資料。

煙硝戰火不眠不休

西元一八九九年,戴遂良(Léon Wieger)神父出版《中國字:字源、字形與辭彙》(Caractères chinois: étymologie, graphies, lexiques),可說是《利氏漢法辭典》的祖先。傳教士對辭彙的研究熱誠似乎無法遏抑,西元一九○四年,德貝斯(Debesse)神父出版《漢法小辭典》(Petit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即使在中國史上最混亂的時期,陶德明(Charles Taranzano)神父還是在西元一九三六年出版《數學、物理與自然科學字彙》(Vocabulaire des sciences mathématiques, physiques et naturelles),以兩大本問世。
漢語持續演進,加上考古上的新發現增進人們對古字的瞭解,使得耶穌會傳教士在編纂辭典的路上不斷往前推展。中日戰爭期間,杜隱之(André Deltour)神父以及巴志永(Henri Pattyn)神父進行中法對照辭典的編輯工作。在同一個時期,匈牙利馬峻聲(Eugene Zsamar)神父構思了更驚人的計畫,他預計把辭彙的資料庫用百科全書的方式,編輯漢語和五種外語辭典:計有匈牙利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以及拉丁語。西元一九四九年後,這樣的計畫若沒有耶穌會士不眠不休的投入,實在難以持續。同年,馬峻聲神父與杜隱之神父在澳門會合,帶著兩百本烽火中搶救回來的辭典。

漢法團隊綻放異采

五組的語言研究團隊先在澳門動工,繼而移到台灣。三十幾位耶穌會士,和二十幾位以中文為母語的合作研究員圍在轉動的圓桌前工作,桌上堆滿了各種參考用的字典。他們先從漢語辭典著手,格外具耐心地切割、整理漢語的定義,並依照翻譯成的語言,重新編排各種外語的詞彙。他們匯集兩百萬張字卡,分門別類放在紙盒裡。修改的過程透過不同的團隊交錯進行,同時組織得法。然而,這樣的工程還是比原先預期來得浩大。期間,有的神父過世,遇到財源匱乏的困境,還有不少耶穌會士轉向牧靈工作。
在甘易逢(Yves Raguin)神父沉著的領導下,漢法辭典團隊是最為穩定的團隊;一九九八年,甘易逢神父八十六歲在台北的隆冬過世,但仍有五、六位耶穌會士忠誠地留守職位。其中最有名氣的,莫過於雷煥章神父(Jean Lefeuvre),他是世界級的甲骨文研究專家,一直在甲骨文研究領域扮演活躍的角色。
儘管辭典的工作拖延不斷,也歷經低潮時期,七○年代還是出現初步的成果。一九六六年,台北利氏學社在甘易逢神父的領導下創立,他更新漢學研究的團隊,繼續大辭典的編纂工作,出版了兩本中型規格的辭典:《漢法辭典》與《漢西辭典》,油印版的《漢匈辭典》後來也如期完成。
八○年代末期,我們將《利氏漢法辭典》轉到電腦,我們得以編輯越來越龐大的資料庫。在趙儀文(Yves Camus)神父的推動下,我們將匯集的索引與字彙分為兩百個專門學科,分別為太空學、佛教、物理、動物學等等;巴黎利氏學社主任顧從義(Claude Larre)神父為這些專門學科邀請漢學家組成團隊,一步步進行校對工作。電腦檔案的資料在十年期間,不斷在巴黎與台北兩地往返,我們動員了兩百位專家與漢學家,一直修改到最完美的境地。西元二○○一年,正是利瑪竇定居北京的第四百週年,《利氏漢法辭典》終於問世。

發現差異尋找意義

辭典從無到有過程中,我們深深體會到根源與高峰是最重要的事。文化根源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普遍性的思潮或是創作不是來自語言用法與歷史兩者的獨特性。就高峰這個問題,哲學家海德格(Heidegger),繼詩人賀德琳(Hölderlin)之後表示,雙方必須立於高峰與高峰才能做出最好的交往,因為在一定的距離之下,比起凝聚雙方共同的高度,空間阻隔雙方的因素反而顯得不那麼重要。沒錯,辭典是我們進行的「基礎」,從獨特性的長期整理出發。然而,辭典是一部能夠提出一個哲學視角的作品,因為它證明了「追求真理」並沒有與「追求溝通」相背離,而首要之務在於語言間的溝通。
一旦我們願意溝通,我們必須觸及不同文化的字彙中所隱藏了不同的智慧與世界觀,我們必須知道不論是生活用語、社會結構、人與自然的關係、邏輯思維等等皆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對於同一個字彙,漢語、法語或是匈牙利語的表達都不一樣。因此,我們必須從不同文化再次檢視並欣賞雙方所擁有的資源,並且「發現」雙方文化的差異,以及不同文化資源的多元面貌。當我們從字彙去思索彼此的差異時,這個過程中自然產生「意義」。
運用辭典的過程中,我們更將發現當代與傳統的不同,並透過他方文化的語言與眼光,我們投入對自身的傳統資源「質疑」、「詮釋」與「再發現」的過程。在這般一重塑的過程中,我們得以重新建立個人的歸屬與價值觀,朝向高峰發展。

沃土深處樹端滋味

辭典是活的,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演進,辭典也隨著時代有了新的面貌。《利氏漢法辭典》簡體版如今在北京商務印書館與世人相見。未來,利氏漢法辭典的出版所匯集的資料,將因應新的技術,調整轉換介面到新系統,往後十年將朝向光碟版或是網路版的發行。

跨文化交流的目標,在於讓人更有人味。熱愛語言的人,想必能夠因為這份熱愛而說出自己的困頓、夢想、疑慮、欲求,並做出決斷。我們必須從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刻板印象中脫身而出,我們必須注意「全球化」是否簡化語彙與影像,無視於耐心的本質,抑制了根的生長。樹根探入沃土深處,樹梢才能生長至頂端。我們堅持將《利氏漢法辭典》出版工作進行到最後,顯示出翻譯是一項非做不可的工作。真正的翻譯是真正地喜愛與瞭解,這是跨文化交流的胸襟與生命。《利氏漢法辭典》所見證的不僅僅是一個已完成的工作,更是一個未來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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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見於2009年2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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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24 十一月 2006 01:01

流轉 在恆河上

2005年12月,我從加德滿都飛向恆河邊的瓦拉那西,為的是看看我們在鄉下的植樹計劃,探訪我的法國社工友人在水資源推廣上的成果,也為了看看一個我認養的孩子。我為這一切充滿好奇……印度,以這些原因加上那我未曾親臨過的恆河,大聲地召喚著我。

瓦哈那西是史上最早成型的人類都市,它在歷經爭戰,尤其是16.7世紀印度教與回教徒的廝殺後,整個城市受到一定程度的損毀。如今,破落的建築還是留下昔日曾經輝煌的珠絲螞跡,而當日王朝建築的精雕細琢不難想見。

這聖城啊!人多(吐痰多),狗多(所以狗屎多),牛多(所以牛屎多);車多、船多、三輪車多、乞丐多 、朝聖者多、污染多、噪音多、旅行者多、小混混多、店多、小販多、買賣多、法會多、音樂多, 人聲,從不間斷。

最後才發現唯一可以片刻安寧的是逃上小船,請船夫駛向恆河的中心。在那裡,終於,可以安靜地 看著恆河岸的云云眾生。終於,沒有任何噪音地能看著岸上的人們....沐浴的沐浴、洗衣的洗衣、練瑜珈的練瑜珈、理髮的理髮、喝茶的喝茶、算命的算命、按摩的按摩、騷擾遊客的騷擾遊客、畫畫的畫畫、賣花生的賣花生、弄蛇的弄蛇、叫賣的叫賣、拍照的拍照、行乞的行乞、戀愛的戀愛、失戀的失戀、靈修的靈修、吟唱的吟唱、過世的等火化、火化的化成灰燼。

這無以言喻的聖河啊!有最髒亂的;最聖潔的;最殘酷的;最神性的;最貪婪的;最奉獻的;神秘與盲從,光明與黑暗,都在河岸發生。

這是瓦哈那西的命脈,沒有這河邊的生老病死、貪嗔癡昧,這城就失了味道。但也因為有了這些,每一刻你都有對生命的某種傷感或體悟。走在瓦哈納西,像走在一條生命的繩索上,左看右看,才發現每個人都在循環中漫步走向輪迴……



葉姿吟 撰文 攝影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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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06 十一月 2006 20:24

傾聽照片裡傳來的聲音

自1999年起,姿吟就負責籌劃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World Press Photo)世界新聞攝影展的台灣巡展。她希望對國際事務甚為疏離的台灣,能藉由展覽這種不同的媒介來看看過去一年在世界上發生的事。衷心盼望這些照片能讓我們學習謙卑,開闊心胸,並有勇氣走出自我的牢籠…

照片,指引了一條路徑,通往很多故事發生的地方。有些故事闡揚生命的奮鬥,有些故事訴說無奈的苦難;還有些,傳達人文的柔美與幽默的情境。當然,也有些講的是不可拒的天災為人間帶來的重創,以及因私慾、理念或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連連爭戰。留下這些照片的新聞攝影師,穿梭在驚險重重或熱血沸騰的場景中,各有不同的動機與心境,但其中有些人渴望的是終有一日能讓人們聽見照片裡傳來的聲音…

新聞攝影工作者的交流平台

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成立於1955年,半世紀以來所扮演的就是串連國際新聞攝影工作者的角色。這個位在阿姆斯特丹的非營利機構透過獨立的國際評審團,在每一年舉辦一次全球比賽,獎勵各地傑出的新聞攝影師。比賽結果揭曉 後,作品會在全球五大洲巡迴展出。多年來,這個基金會也努力地舉辦教育講座、工作坊、研討會,以培養新一代的新聞攝影記者。值得一提的是,它曾多次在發展中國家籌辦講座,希望能在這些資訊落後的地區培養出為人民發聲的攝影記者。整體而言,它不只是為全球的新聞攝影工作者架起了無國界的交流橋樑,也使每年已發生的全球新聞事件有了一個以影像為主體的回顧展。
這個巡展剛開始在台北展出的前幾年,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台灣人對國際社會變遷的陌生與冷漠,所有在照片中出現的場域都好像事不關己,尤其是關於戰爭的議題。由於一般新聞跟突發新聞在世界新聞攝影比賽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因此每年只要這世界上有人在打仗,我們幾乎就會在展場中看見當地戰事所造成的血腥場面。這些照片各有不同的解讀,它讓某些人作嘔,卻也激起某些人的悲憫。有些人說它煽情,有些人說它寫實。
sarina_02_ct經過多年的觀察,我在台灣的展場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改變。那就是911事件之後,台灣人的國際社會意識有了較明顯的提升。也許是這個事件的震撼力大到讓多數人了解到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說是絕對安全的淨土,國際衝突的延燒力突破了我們過去所知的界限,這個世界的每個地方好像都一起捲入了一場混戰。911之後的伊拉克戰爭,無論人們是站在那一邊,它都引起了激烈的辯論。而這場有美國強大媒體系統跟著操刀的戰事,使許多台灣展場當中的觀眾意識到國際社會的「牽一髮、動全身」。也就是從911事件的那年起,我發現展場的觀眾明顯變多了,而且年輕觀眾的比例升高了。有些人甚至會在我的導覽後,跑來問我他們能為戰地的遺孤做些什麼。
我記得前兩年,荷蘭的策展人曾在台灣的開幕式裡說到:「很多新聞攝影記者都曾暗暗希望他們的照片能改變這個世界,後來他們發現每一年都還是有爭戰、屠殺與人禍,而且全球的失衡狀態越來越嚴重,於是他們知道自己的照片也許是不可能很快為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改變的。但為什麼這些人都還再繼續他們的工作呢?因為即使他們什麼都改變不了,但他們仍希望人們知道這世上發生了什麼。如果沒有這些『知』的基礎,有一天就算我們真的想做什麼,也會不知道何去何從。就像伊拉克的重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非洲剛果的街童、蘇丹的飢荒與蒙古的毒品問題,如果你壓根不知道事情怎麼了,如何能有任何的思索跟反應呢?」我必須說,很多照片從來沒有改變政權或利益擁有者的決策,但它們在人民心中發芽,在草根團體中形成行動的基礎與力量。所以我才會在展場中遇見那些年輕的孩子,興奮地跑來告訴我他對衣索比亞多元文化的了解與觀點,或他如何以一己之力推動愛滋病的防治…這些人,都在對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

孟加拉的社運攝影記者夏伊都爾.阿蘭姆

這麼多年籌辦世界新聞攝影展的過程中,當然有一些我個人很難忘的新聞攝影工作者,其中一位就是孟加拉的夏伊都爾.阿蘭姆(Shahidul Alam)。他曾擔任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年度大賽的評審團主席。而他除了是一個新聞攝影工作者之外,也是孟加拉非常活躍的社運份子。三年前,我曾經訪問過他,在這裡我想跟大家分享他當時的一席話:
「為什麼我會變成一個攝影記者呢?我想部分的原因事出偶然。當年我帶著一台朋友託買但他卻無法付款的相機,結果我就接收了它。但這並不能說明我最初從觀景窗中望出去時的喜悅跟激動。我就這樣變成了一個新聞攝影記者。正如很多剛進這崇高行業的人一樣,我也相信我將透過我的影像改變這個世界。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弄清了現實是怎麼回事,也才知道光是拍出好的照片是不夠的。因為在報章雜誌上有些守門員,他們決定用哪些照片,以及要怎麼用它們。
我必須說建構了我的視覺世界的是孩子們。最早我在倫敦做攝影師時,我會四處尋找帶著孩子們的大人,我會問他們是否可以讓我為他們的小孩拍照。有些人會同意,然後我就到他們家去,舖好我的合成羊皮毯,讓孩子對著我的相機微笑,拍下幸福快樂的照片。如果事情進展順利,他們會買下這些照片,這可謂皆大歡喜。因為這樣,我存下了一些錢,重返我的家園——孟加拉。
在孟加拉,我什麼都拍。後來我手上的相機終於知道它要的是什麼了,我與我的攝影一起加入了推翻獨裁者的行列。當我們在催淚瓦斯中行進時,我的相機愛上了街道與人民的氣味。我們無畏宵禁,拍下人們的勇氣與覺醒,還有專政的惡行惡狀。那一段期間我的照片沒有一張被國際媒體發表過,因為民主運動在世界上的多數國家都不是新聞了。孟加拉的水患或暴風還比我們的民主發展更具吸引力。最後當我們終於成功迫使獨裁者下臺時,我拍下了人民的喜悅,還有那好不容易盼到的民主選舉。我,拍下了一個女人投下了她的那一票。當我們後來在孟加拉一個臨時的展覽中呈現這些照片時,有超過四十萬人來看那個為期三天的展覽。
不過,國際媒體對我的這些照片還是不感興趣。一直到1991年重創孟加拉的暴風來襲,他們才開始向我邀稿。有些熟面孔的西方攝影師當然也來到災區,帶著幾張顯著無助臉孔的照片回去,將這裡克服困境的驕傲人民降級成貧窮的圖騰。攝影,這個我以為強有力的工具,在面對以煽情為主的媒體時突然變得鈍拙了。但也就在挫折的同時,我與我所教的一群工人階級的孩子們之間的談話,徹底震撼了我。」

為世界的弱者發聲吶喊

夏伊都爾還記得有一天他跟這些工人的孩子們坐在一起,他回憶如下:

十歲的莫莉(Molli)看著一張孩童屍體被拖行的照片說:「喔,那是在十號發生的縱火。」我問她:「你怎麼知道?」她說:「每個人都知道啊!」然後她停了一會兒說:「如果當時我有一台相機,我會拍下照片,也許這樣一來我就有機會把那個壞蛋送進牢裡。」

就是那個十歲小女孩的信念再次激勵了夏伊都爾——這個多年來一直在努力培養孟加拉新聞攝影記者的攝影師。夏伊都爾在談到改變他的孩子們時,他還提起了十年前的一場水患。當時一群被送到倉庫避難的孩子們堅持要他幫他們拍一張照片。當他們站在那扇打開的大窗戶旁,一付驕傲又聚精會神的模樣時,夏伊都爾注意到站在中間的那個男孩原來是個盲人。這個男孩挺胸站著,並設法站在其他孩子前面,他專注地凝視著他看不見的相機,為了讓人拍下一張他永遠也看不到的照片。夏伊都爾說:「我開始了解到照片是多麼的重要,它遠勝過單單作為一個改變世界的武器。照片代表了希望與信念,而且還可以給許多人自尊感。」
於是,這位攝影師拍的照片因這些孩子而慢慢地改變了。他開始看見從前不存在的事物,那曾經無關緊要的人在某方面都變得有所相干了。他家附近收垃圾的男人在雨中推著他的車,收集每一張廢紙片的影像在他心中日日盤旋不去。最後他發現他手中的相機強烈地呼喚著他走過去跟那個拾荒的男人做朋友。
夏伊都爾說:「這麼多年來,我的照片想要做的是去挑戰一大堆在我們周圍竄生出來的不合法跟荒謬。我想要幫助那些想要改善生活的人去追求他們的夢想,去挑戰壓迫他們的不公不義;我想要拍下莫莉那個小女孩的夢想跟盲眼男孩的夢想,還有那個每天在我家附近拾荒男人的夢想…我想要知道社會的底層有那些從未被聽見的人民的聲音。所以我開始思索為什麼不讓人民來說自己的故事?」

新聞攝影記者全民化

攝影是一種創作的媒介、表達的管道跟溝通的工具。而在今年四月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五十週年的研討會上,以夏伊都爾.阿蘭姆這位孟加拉新聞攝影之父的演講最能引起我的共鳴。他的講題是「將力量給予人民」。他認為非專業攝影者的公民其實都有能力闡述自己的觀點並發表自己拍下的照片。這種現象的發展跟成熟度在網站或部落格上最為明顯。
以他個人的經驗而言,科技帶來的新興媒體,正在加速地改變整個新聞工業。就像他多年來在孟加拉鼓吹的論調,他深信新聞記者的全民化對社會改革有其正面的意義,也對迎合特權的壟斷式媒體產業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所以這麼多年來,夏伊都爾把很多時間花在孟加拉的街童、勞工跟年輕人身上,為的就是訓練他們成為公民記者,以影像來訴說自己的故事。他認為網路等的電子媒體將使最無力發聲的個人顛覆他們長久以來的「無聲角色」,而這種大幅度的角色翻轉在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其實更為明顯與重要。
事實上,「公民記者」這種說詞或許新鮮,但這種概念卻已有數十年的發展歷程。只是過去較為人知的型態可能是所謂的民意調查或是call in的廣播節目而已。為了要讓人民相信自己就能說自己的故事,甚至成為一個事件報導的發聲站,夏伊都爾經常逢人就提到他的信念,那就是老百姓的想法跟反應一定要讓大眾聽見。所以過去十年來,教育人民或刺激人民思考就變成是他最大的課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做了一件多年來世界新聞攝影展很想要做的事。
夏伊都爾將攝影展帶入了老百姓的生活裡。這些老百姓指的是那些不可能專程走進任何藝廊、美術館、博物管或展覽廳的人民。他把有關某一村落生活樣貌的攝影展帶到那個村落裡,然後在露天環境中展出,這麼做的原因是為了讓老百姓從與切身相關的議題開始接觸「攝影」這個工具。而後來他也發現當村民在展覽中看見自己拍的照片也在展覽板上或甚至印在報紙上時,那油然而生的感受就是「哇!原來我不只是存在我生活的這個小村落裡!」
拜網際網路之賜,公民記者的活躍力將遠超過我們的想像,但它還是一件需要被鼓勵跟推動的人民運動。雖然在發展中國家的硬體資源遠遠不如已開發國家的蓬勃,但夏伊都爾也說了:「公民記者終歸不是一個科技或硬體資源的議題,它要講的是人民在社會中究竟是處在什麼位置;它講的是此時此刻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所有人與社會的關係。無論你是一個專業新聞攝影工作者或一個公民,這都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我們在一個資訊內容跟來源失衡的狀態裡,人民可以肩負的新任務,難道不讓你覺得興奮嗎?」

只要你願意俯身傾聽

多年來站在世界新聞攝影展的展場中,我經常思索著:「人選擇看見什麼?不看見什麼?如何面對那些看見的事?以及為什麼迴避那不想看見的事?」當然我也經常想著,為了不讓一年要巡迴幾十個城市的照片在台灣受損,我要如何把根本不會專程來看展覽的人帶進誠品書店?」所以我開始以主動出擊的方式為不同的團體導覽,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來自拉拉山的一群泰雅族小孩。去年,他們穿著一片布的傳統服裝,活像山上跑出來的泰山一樣,充滿活力地跟我坐在世界新聞攝影展的展場中看那些得獎的作品。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水蜜桃農,而就在桃子滯銷的時候,他們遇上了中原大學資訊系的學生,這些學生為山上的果農架起了網站,還為孩子們募集了人手一台的數位相機。最後這個網站變成了水蜜桃的成長日記,而記錄的人則是每天看父母辛勤務農的孩子們。這些孩子從來沒受過專業的攝影訓練,但我希望有一天他們也能以自己的觀點在山上做一個自己的攝影展。
每一年,透過世界新聞攝影展,我看著人類的荒唐與反省摻伴著人性的光輝跟醜陋,層層交織成眼前這個時而歡喜、時而悲傷的人世。而我們身在其中,如何以一己之力,帶給窮人安慰,帶給恐懼受苦的人快樂,帶給被遺棄的人希望呢?我們究竟要如何為縮短這世上幸與不幸的距離而努力呢?
達賴喇嘛說過:「當我們在世間看到那些境況很悲慘的人時,其實正是鍛鍊我們關懷、看顧與慈愛的大好機會。若你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你最少可以這樣想——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大家都渴望快樂多一點,苦難少一點。如果你能對人這種共同的希望有同理心,你就應該立志培養一顆善良的心。因為只要我們是人類社會廣大脈絡裡的一部分,那擁有一顆溫暖、熱情的心將是最重要的事了。」這些話,經常在我的心中浮現,它成為我生命的信念與活著的態度,也讓我學會俯身傾聽每一張照片裡傳來的聲音,並看見需要的所在。

【人籟論辨月刊第28期,2006年6月】

【延伸閱覽】
2006參展照片請見世界攝影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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