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 07 九月 2009 00:00

書評:找回公平,自由選擇

去年四月我到菲律賓旅行時,才剛從壯麗的梯田下山,便看到街頭販賣的報紙,皆以顯著版面報導「缺糧危機」,原來產米之鄉也出現缺糧恐慌。

當時媒體大幅報導全球糧價飆漲,即使是暫無糧食問題的中國媒體,也思索中國這個「糧倉」還能維持多久。只有台灣,感覺像置身事外。

但在全球化的時代,台灣同樣處於相互牽動的世界糧食體系中,如何在「糧食戰爭」中置身事外?


體系背後有黑手
去年糧價大漲,原因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對糧食需求大增,又因氣候的緣故,使糧食大國出口量銳減。再加上許多稻農轉種報酬率高的生質能源作物,以致稻米產量縮減。另外還有農地短缺、世界人口持續增加等原因。這些問題無法單獨解決,因為它們不但環環相扣,也日漸加劇――畢竟影響世界糧食體系的因素相互牽動。

對於這個複雜的問題,《糧食戰爭》給了相當立體且有系統的說明。《糧食戰爭》的副標為「市場、權力以及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之戰」,清楚點出「食物」背後龐大的運作系統:從產地、加工、市場,到你的餐桌,雖然食物看起來只是在一條單向輸送帶上傳送,但這本書告訴讀者,每一個環節都夾雜複雜的結構,也有相當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背後,則有各種隱形的政治經濟權力運作。


轉手利潤何其多
以咖啡為例。咖啡是價格不低的飲料,在國際貿易中,其貿易量僅次於石油原料產品,會讓人以為咖啡農獲利甚多。殊不知咖啡生產像是食物界的「血汗工廠」,價差驚人。所謂「coffee is blood」(咖啡是血),是社會運動者的共識。

書中説明:咖啡豆從被摘下,到成為消費者手中的咖啡,至少要經過150次轉手,經手者並由過程中取得利益。

從咖啡豆種植、收成、中間商、加工廠、出口商、企業,再到我們面前的一杯咖啡,其中握有最大權力、操控這段「旅程」所帶來差距的人,正是自由貿易之下的大型企業:他們訂定交易條件,從出口商直到咖啡農都受其壓榨。所以烏干達的咖啡農說,一公斤咖啡豆只能賣14分錢;而雀巢公司烘培出的咖啡豆,一公斤價格則為26.4美元。

作者以食物體系的「沙漏」,來形容如此不合理的現象:農民與消費者處於沙漏兩端,為數不多的大企業,則是中間的「瓶頸」。他們透過規模經濟的遊戲規則取得最多利潤,也剝削農民最多。


對抗權力戰爭起
當然,咖啡只是其中一例,這本書絕非只是簡單的「食物製產過程」路線說明。作者領著讀者,從農田與農民的問題開始,以各項調查資料,論述自由交易市場下的農業困境與農民生存戰爭。書中透過文化、經濟與國際政治等角度細剖問題,並陳述其中的不合理之處。

《糧食戰爭》內文始於農民自殺,談起他們承受的不合理對待與痛苦,推翻並否定一般人對農村天真純樸的和樂想像,轉而訴說來自各層面對農民的壓迫。所以「糧食戰爭」就是農民的生存戰爭。

不僅如此,這也是一場消費者對抗權力擁有者的戰爭。《糧食戰爭》細論「食物旅程」的終站,便是消費者的生活「選擇」:消費者看似擁有選擇食物的權力,然而,不論是不清楚食物來源,或是被誘導吃下不健康的食物,甚至是陷入超級市場的「選擇迷思」,消費者其實是在被限制的選擇下,誤認自己有選擇自由。正如作者形容,超級市場像籠子,消費者的選擇自由誕生在籠裡。我們崇尚的消費自由,其實是商人規畫的產物。

例如我們在炎炎夏日,站在超商琳琅滿目的冰品櫃前,開心地「選擇」一種冰淇淋。然而,我們卻不知道,自己缺乏選擇「無黃豆加工品」冰淇淋的權力,必須吃下卵磷脂這種添加物。讀《糧食戰爭》之前,或許我們都無從得知自己對食品選擇甚少;但讀了《糧食戰爭》,站在食品櫃前「失去自由」的感受日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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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 食戰爭》(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拉吉.帕特爾(Raj Patel)著‧葉家興、謝伯讓、高薏涵、謝佩妏譯
高寶出 版
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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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見於2009年10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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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週三, 30 四月 2008 00:00

非洲需要中國嗎?

中國為了走出自己的國際空間,選擇第三世界作為盟友。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對於非洲盟邦的經援也不斷增加,
中國的飛速發展對非洲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非洲需要中國嗎?

提耶里‧維爾庫隆(Thierry Vircoulon)撰文 | 楊曉寧 翻譯

在「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在非洲的地位與日俱增,對世界政治格局起了關鍵性的影響,並引起西方國家高度注目。亞洲巨人在非洲的影響力發展如此迅猛,使有些人已經迫不及待地用「新殖民主義」(註1)來形容中國的非洲政策。中國的飛速發展對非洲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中國需要非洲」(註2),反過來非洲也需要中國嗎?
中國成為參與非洲政治的重要一員後,是否能夠為非洲大陸的根本問題提出解答?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否可為非洲國家所效仿?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日益密切,對其他國家尤其是非洲的傳統夥伴國將帶來什麼影響?對於這些疑問,每個人都有不同意見。本文則將著重分析「目前中國與非洲關係的新問題」。

爭取第三世界支持

一九五五年,蘇聯與美國成為東西兩大陣營主腦,為了保持中國外交上的彈性空間,中國在萬隆會議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企圖取得第三世界國家支持。一九九六年,江澤民主席則重新提出新的中非關係原則,後來胡錦濤主席又對這些原則措辭進行修改,包括: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信任和合作、無條件經濟援助、在國際論壇維護非洲的利益、促進有利於非洲發展的國際環境的形成等。企圖打破西方宗主國在非洲的經濟枷鎖與擺脫其政治束縛,走出中國外交關係的另一片天空。
中國還針對「華盛頓共識」的發展政策提出了批評,抨擊西方提供援助時提出的有關人權和良政等要求,對於非洲國家的主權是十分不尊重的作法。這樣的說法觸動二十世紀後期九○年代,非洲民主化以來極為敏感的政治神經。儘管無法掌握確切的資料,但根據實地觀察,中國駐非洲各國的大使館應該是非洲最龐大的外交機構,其工作人數仍在不斷增加。繼二○○六年七月溫家寶總理訪問非洲後,胡錦濤主席又於二○○七年初訪問八個非洲國家。此外,還任命了很多特別代表參與處理一些特殊的非洲問題,比如蘇丹問題,或參加非洲各國舉辦的經濟論壇。
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建立於兩千年,為中國和非洲領導人定期的高級會晤時機。經過短短幾年,中非合作論壇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論壇)和八國首腦高峰會議(G8峰會)一樣的重要國際事件。非洲國家踴躍參加中非論壇,有四十三個國家元首出席了二○○六年的會議,共同制定了貿易發展目標和援助計畫(註3)。
此外,中國政府在針對台灣的外交鬥爭中取得了勝利,截至二○○八年一月,承認台灣的非洲國家只剩下四個:布吉納法索、甘比亞、史瓦濟蘭、聖多美普林西比。中國正成為非洲國家最重要的資金提供者之一。從二○○三年開始,中國在非洲發展銀行派駐了代表。而非洲發展銀行在每次選舉新主席的時候,都強烈地反對歐洲或美國的候選人。另外史無前例的事情是,二○○七年五月的非洲發展銀行的峰會居然在中國的上海舉行。

抓緊經濟影響力

中國擁有一套具體的作法,以實現在非洲發展和產生影響力的戰略目標,包括金融機構的設立,例如中國進出口銀行已成為全世界第三大出口信貸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在非洲亦相當活躍,還在約翰尼斯堡開設了分行。這些金融機構採取積極主動的經營策略,以非常優惠的利率提供貸款,支援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已超過二十六個非洲國家受益。二○○六年,中國還設立了一個總額五十億美元的專項基金,用於鼓勵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投資。
此外,中國已經有多家大型國有企業進駐非洲,除了三大國有石油企業(註4),還有在十七個國有企業獲得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國政府還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派出約一萬五千名醫生;同時提供非洲大學生約兩千份獎學金。
雖說中國的合作採取的是一種對受惠國非常有利的操作模式,但對於國際政治而言卻是「不負責任」的方式,比如向非洲國家提供一些教育和衛生方面的「交鑰匙」工程設施。而中國積極進取地在非洲發展經濟已經是世人不爭的事實;作為一部巨大的進口和出口機器,不僅需要大量的原物料,龐大的資金和剩餘勞動力也迫切需要非洲市場,「新非洲爭奪行動」儼然成形。不僅是因為「世界工廠」對進出口的需求,非洲市場相對比較容易進入(註5),以及發現新的非洲礦藏,與非洲某些國家之間長期緊密聯繫,都是中國經濟在非洲迅速發展的成因。
一九九三年,中國結束石油自給自足局面,旋即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根據中國政府的估算,二○一○年大約55%的石油、57%的鐵礦石、70%的銅和80%的鋁必須依賴進口。木材進口量也從一九九六年的七百二十萬立方激增到二○○五年的三千四十萬立方。除了鋁以外,中國各種自然資源的進口量,僅十年時間就超過了整個歐盟。

中國成為非洲的建設者

「中國共識」意味著用一種新的方式思考發展問題,這對很多非洲人民極具吸引力,因為西方的發展和人道主義援助在這些國家的失敗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二○○三年,在阿迪斯阿貝巴召開的中非論壇上,中國和非洲各國就非洲的發展制定了明確和詳盡的行動計畫(註6)。
但中非貿易的結構很不平衡,只有少數國家從中受益,比如安哥拉和南非兩國就占了中國進口總量的52.6%,而中國佔據了布吉納法索、蘇丹和剛果(布)出口總量的30%。中國的進口商品主要包括石油、礦石、棉花和木材(註7)。如果中國和非洲某些地區性經濟組織如南部非洲共同發展體(SACU)和東南非洲共同市場(COMESA)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中非貿易額還會不斷增加。
中國儼然成為非洲最重要的建設者,為了保障自然資源供給無虞,中國已經在非洲進行了很多「戰略性投資」,其中對交通設施包括道路、機場尤其鐵路的投資與自然資源的開發直接相關。比如全長一千三百公里的連接剛果盧本巴希和安哥拉洛比托的鐵路,為加丹加(Katanga)的礦石打通了運往大西洋的道路。還有中國於二十世紀七○年代建造的坦贊鐵路即「自由之路」,可以從尚比亞的銅帶省(Copperbelt)直通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Dar-es-Salaam),就是說直通印度洋,中國目前正在對這條鐵路線進行技術改造。
中國還在其他幾個非洲國家投資修建鐵路,比如連接加蓬港口奧文多(Owendo)和北部產礦城市貝林加(Belinga)的鐵路線,為人們從加蓬海岸進入內陸腹地提供了便利;在奈及利亞,中國公司正在修建兩條連接海港和內部富藏礦石的城市。在蘇丹,中國正在建設一項成套工程,包括輸油管道、運輸設施和煉油廠,以連接產油的腹地和紅海。這是一些戰略性的投資計畫,目的是建立一條石油供給線,而中國可以控制這條線上的每一個階段,無論是開採、運輸、倉儲、港口甚至海運都能得到保障。這種策略的成果顯著,中國進口能源至少有28%都來自非洲。

世界工廠阻礙非洲發展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強國,中國是很多非洲國家便宜的製成品的供應者。但另一方面,「世界工廠」阻礙了非洲國家的工業化發展,甚至對非洲當地的生產能力構成了威脅,比如南非為了保護當地紡織業,於二○○六年對中國紡織品的進口實施了配額制。
中國對能源和礦石巨大需求增加了非洲生產國的出口,而且中國竟然重新開採了一些被歐美投資者放棄的礦井或油田(註8)。中國的需求加深了非洲經濟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甚至造成了有些國家只從事自然資源的開採。但經驗告訴我們,非洲國家的經濟如果只依靠資源,將對該國製造業的發展形成障礙,導致就業機會減少,而且會造成生產原材料的非洲國家貨幣升值,這種經濟現象通常被稱為「荷蘭症候群」。此外,因管理不善,因為採掘所獲得的鉅額收入,很多則被盜賊統治者們據為己有。
另外,作為某些自然資源的主要進口者,中國擁有了國際市場價格的決定權,這進一步造成非洲某些產品的生產對中國的依賴,比如西非地區的棉花生產。到目前為止,中國和剛果的經濟關係完全是貿易關係,非洲國家可以從這種關係中即刻獲得重大的利益,但非洲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進一步被確定為自然資源供給者。

封閉式貿易與反華情緒

如果減去石油和礦石的出口,非洲和中國的貿易關係將是九十億美元的逆差,只有十四個主要生產石油和礦石的國家能對中國實現順差,其他三十多個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完全是結構性的逆差(註9)。因此中國宣揚的通過貿易發展非洲的政策,並不能實現和所有非洲國家的「雙贏」。
此外,中國的企業通常以「閉路」的方式運行,比如在金夏沙(Kinshasa),這裡的黎巴嫩商人通常都能講當地語言林加拉語,而且他們的企業通常都雇傭為數眾多的當地人,中國商人則完全相反。中國商人組織自己的商會和協會,這種「閉路」式的貿易為非洲帶來了大量的中國移民,他們通常在非洲熱鬧的街區開商店,例如小型工業或小商店(註10),這和當地的商人形成了直接的競爭(註11),亦是非洲反華情緒的主要根源。
在納米比亞,一項旨在防止中國人在建築領域的違規行為的法案已經在議會討論;在南非,在強大的南非總工會的壓力下,姆貝基總統公開發表講話,提醒南非人在和中國人做生意時要保持警惕。還是在南部非洲,因為發生了謙比希(Chambishi)礦難(註12),當地的反華情緒至今仍然非常強烈。
文化的不信任體現在經濟生活中,中國在非洲經濟發展的社會根基仍然很脆弱。於是,非洲人對中國產生了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普通老百姓看到了一種經濟的威脅,一種「新殖民主義」;而社會精英,主要是政治而非經濟的精英人士們,則認為「中國是一個戰略性合作夥伴」。

機會主義的貸款政策

中共提出的方案旨在用一種平等的「雙贏的貿易關係」替代新自由化發展策略,從而發展沒有「政治小算盤」的合作(註13),改革現有的國際經濟調節體系,如以歐美為主體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等,並與非洲國家分享中國的發展經驗。
為了改善非洲國家政治狀況,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經合組織和歐盟委員會等大型出資機構,通常會要求非洲借款國遵守道德、社會安全和環境保護等相關條件。但中國借款時完全不理會西方作法,甚至支持某些專政、獨裁的政府。此舉讓中國成為「替代」西方國家的出資者。
這種非常隨意的機會主義貸款政策使中國被視為不負責任的貸款國,造就了非洲新的一輪借債潮,這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發展銀行等國際機構深感不安,美國財政部甚至指責中國是「流氓貸款國」。
例如二○○四年安哥拉為了國家重建,正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緊密地磋商,該組織要求安哥拉政府必須保證財務透明才會答應給與新的貸款。就在雙方談判進入緊要關頭的時候,中國宣佈貸款二十億美元給安哥拉政府。安哥拉為了回報與中國簽訂一系列石油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工程合同(註14)。
而且不少國家還利用此一方式作為反抗的手段,辛巴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雖受到西方經濟制裁,但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政府卻提出「向東看」政策,目的是用亞洲的投資替代西方的援助。

促進穩定抑或衝突?

中國對非洲穩定做出的最顯著的貢獻,在於中國不斷增加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力度,在總共一千八百名中國「藍盔」(軍事工程大隊)之中,有四分之三奔赴了非洲,主要在賴比瑞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蘇丹。中國為非洲的穩定作出的貢獻有目共睹,但中國同時也遭到質疑,因為中國正在試圖開發一些不穩定而且劣治的「灰色」地區。
實際上,中國正在成為非洲大陸武器的重要供給者,比如流氓國家蘇丹、極不穩定的崩潰了的國家剛果民主共和國、盜賊統治的國家加蓬和典型的獨裁統治國家辛巴威。在軍火貿易中,由於非洲購買者財力有限,中國還接受易貨交易。比如中國向辛巴威穆加貝政府提供了武器和用於鎮壓的設備如無線信號干擾器等,作為交換;辛巴威向中國提供煙草、礦石和象牙;中國還向赤貧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提供武器,以獲得礦產採掘權。另外,中國是現在唯一和蘇丹繼續進行軍火貿易的國家,要知道蘇丹已經被國際社會視為不受歡迎的國家。
此外,在解決一些非洲衝突的過程中,中國並不總是扮演著建設性的角色。兩千年,中國否決了聯合國安理會關於對利比理亞的木材出口實行禁運的決議,當時利比理亞50%木材出口都銷往中國。尤其是最近幾年以來,中國一直是辛巴威和蘇丹政權的最大支持者。
二○○五年,辛巴威政府在首都哈拉雷(Harare)進行了針對反對派的名為「恢復秩序行動」的驅趕行動,造成了成千上萬人無家可歸,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了對該行動進行制裁的決議,中國曾對此決議發出了進行否決的威脅。另外,直到最近,中國還一直是蘇丹喀土穆政府在聯合國最重要的外交擋箭牌,要知道蘇丹65%的石油都賣給了中國。
中國的外交力量想方設法軟化安理會針對蘇丹的決議,直到二○○六年,中國接受了安南計畫,並說服蘇丹接受聯合國向達爾富爾派遣維和部隊。但是通過這兩個棘手的事件,還不能說中國已經在國際壓力下改變了立場,也許中國僅僅是為了修飾自己的外交形象,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二○○七年三月,中國宣佈撤銷蘇丹的貿易優惠待遇,並中止了對辛巴威除人道援助以外的援助,這些舉措的真實意圖還有待研究(註15)。
與西方在非洲的干預一樣,中國在非洲的介入也是一場賭博。誰也不能保證中國最終成功地為非洲建造好所需的基礎設施,並保障這些設施能夠正常運轉。誰也不能保證中國企業在那些長期以來戰爭強度較低的地區實現盈利,即使這些企業竭盡所能。最近在奈及利亞、尼日和烏干達,中國企業的雇員成了綁架的受害者。
不管中國對非洲大陸的起了多大的穩定作用,必須承認的是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是失衡的,中國在非洲有著符合自己利益的戰略觀,而反過來非洲卻沒有。

結局尚未揭曉…

中國對非洲未來的經濟和政治局勢下了很大賭注,但這在非洲是非常不確定的。不過,上述每個對中國的指責其實都可以找到事實作為反證。中國並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貸款者:二○○一至二○○四年間,中國免除了三十一個非洲國家總計十三點八億美元的債務。二○○六年九月,中國免除了茅利塔尼亞六千一百萬美元債務。在二○○七年的中非論壇北京峰會上,中國又做出了進一步免除非洲國家債務的承諾。
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並不僅僅是在非洲尋求短期的利益,對非洲大陸的社會問題也頗為關心,胡錦濤主席訪問納米比亞期間,會見了當地的中國工商界人士,並敦促他們遵守當地的法律,與支持當地社會發展。其次,中國在非洲的發展,對於西方國家在非洲的能源利益並不構成威脅。中國政府也非常關注非洲大陸的穩定,承諾控制對非洲小型武器出口。而且,中國正逐漸加入負責任的援助國行列。二○○七年五月,中國進出口銀行與世界銀行簽訂了協定,將在加納、莫三比克和烏干達等國的能源和道路設施建設領域開展合作。
有關中非關係的問題目前還沒有定論,這個問題還在不斷發展過程中,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獲益要大於非洲。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非洲的反對、抵制北京奧運會的威脅、外交介入等),中國很清楚需要與時俱進並作出一些讓步。有些讓步只是為了起到粉飾作用,比如遵守尚比亞和納米比亞的勞動法;有些讓步則是實實在在的,比如在蘇丹問題上。
此外,中非關係還遠沒有到親密無間的地步。中國在制定非洲政策時,必須考量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比如中美關係和中歐關係。中國作為國際舞台上重要的國家,必須在多種地緣政治的利益中做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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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二十世紀五○和六○年代,中國和非洲國家的關係非常親密,受到學者和媒體的廣泛關注,有些人甚至認為中非之間的聯合將有可能打破世界的平衡。參見Edouard Mendiaux, L’Afrique chinoise, Ed. Sineco, Bruxelles, 1965.
註2 這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的發言。
註3 向非洲派遣一百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在非洲建立十個有特色的農業技術示範中心;設立基金,鼓勵和支援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至二○○九年,將對非洲國家的援助規模在○六年的基礎上增加一倍;向非洲國家提供三十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和二十億美元的優惠出口買方信貸;免除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的政府無息貸款債務;三年內為非洲國家提供各類培訓一萬五千人次;今後三年內為非洲國家援助一百所農村學校。將向非洲國家提供中國政府獎學金的名額增加一倍;為非洲國家援助三十所醫院,並設立三十個抗瘧中心;派遣三百名青年志願者赴非洲。
註4 中國三大石油公司:SINOPEC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CNOOC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NPC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註5 著名的中國收購Unocal公司案最終被美國國會否決,中國五礦集團公司收購加拿大Noranda公司也因受到阻撓沒有成功,說明中國很難進入能源和礦產市場,因為這兩個市場並不完全是開放的。此外,拉丁美洲和中亞已經根深蒂固的「石油民族主義」還沒有在非洲出現。
註6 阿迪斯阿貝巴行動計畫中確定的優先發展的領域包括農業(以「加強非洲糧食安全」、「增加非洲向中國及其他市場出口」)、基礎設施建設、貿易(主要通過降低關稅來實現)、旅遊合作、(通過簡化行政手續來方便)中國企業直接投資、自然資源及能源開發、減債和發展援助。見二○○三年十二月阿迪斯阿貝巴行動計畫www.iss.co.za/AF/chinaafrica03.htm。
註7 一九九六年至二○○五年,中國每年從非洲進口木材的總值從一‧八六億增加到了五‧一三億。
註8 例如一九八八年,尚比亞的謙比希礦井由於產率太低被關閉,後來一家中國公司在此重新開始採掘。在加蓬,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一些被Total和Agip拋棄的油井重新開始開採,而貝林加礦區在中國五礦到達之前,沒有任何公司感興趣。
註9 他們投資在當地生產一些簡單的日常生活消費品,比如小五金、鍋、瓶子等。
註10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中國人在礦產領域的投資涵蓋了上端和下端,他們不僅投資於正規的礦石採掘,還插足於手工礦石採掘。在剛果民主共和國,99%的手工採掘都是非正規的。中國人不滿足只充當最終的購買者,他們繞過中間商,直接前往一些中等城市進行採購。
註11 二○○五年,五十一名礦工在這次礦難中喪生,這使人們意識到中國公司開發的礦井中缺乏安全設施,於是爆發了席捲全國的反華行動,使尚比亞政府陷入尷尬的境地。尚比亞的反華情緒如此之高,以至於二○○七年胡錦濤訪問期間,其前往盧薩卡大學的計畫因安全原因不得不被取消。
註12 溫家寶總理二○○六年在開普敦的演講中這樣說:「我們不會向非洲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念。我們向非洲兄弟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援助」。
註13 中國向安哥拉政府提供資金,目的是進入安哥拉石油市場,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因此獲得了 代號3/80的石油產區的開採權,法國Total石油公司因此失去了這一產區的開採權,安哥拉政府在Total合同到期後決定不再與其續約。
註14 中國的石油企業繼續在蘇丹投資,中國駐辛巴威哈拉雷的大使宣佈,二○○八年的貿易目標是使兩國的進出口總額達到五千億美元。
註15 二○○六年,中國公司的石油產量為每天二六‧七萬桶,而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每天在非洲的開採量高達七十八萬桶。與西方石油公司和中國石油公司之間的競爭相比,美國石油公司和歐洲石油之間的競爭要激烈得多。參見:Erica S. Downs, The Fact and Fiction of Sino-African Energy Relations, China Security, World Security Institute, vol. 3, no.3, p3-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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