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中的巴西認同

by Alexis on 週四, 29 五 2008 評論
或許,足球、森巴舞和嘉年華會並不足以代表巴西。
作者以文學的角度,勾勒出巴西身份認同的特色與過程,
並期待「混血」與「對話」有朝終能成為巴西社會公平的面貌。

利培德 撰文
陳太乙 翻譯

我小時候學過一首詼諧的歌曲,歌詞唱道:「是誰創造了巴西?是卡布拉爾先生。」當時,我並未想過,這首輕鬆的小曲,除了教導孩童認識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之外(葡萄牙航海家,公認是第一位抵達巴西的歐洲人)(註1),同時還保存了一件重要的事實:所有身分都帶有創想的色彩。而在國家認同方面更是如此。

創想出的共同體

每個時代都會遺留下各種傳統,而這些傳統習俗之間的複雜對話則造就出一支民族的合理整體意象。有時候,傳統之間不僅以單一語言交談,更經常以各種不同的思想模式相互拉扯,會話因而高昂緊繃。在這樣的情況下,邊線勾勒成形,而輪廓之中,一種文化、一種傳統、一個國家逐漸發展出特性。在巴西,這種現象特別顯而易見,或許因為巴西是個近代「創想出的產物」,也或許因為巴西人自己最認同的民族特色之一就是模糊曖昧,融合,混血。
然而,「緊繃」尚不足以呈現那隱藏在國家身分認同的「官方說法」後面的,其實是多麼猛烈的暴力。即使弱勢團體發出異聲,一個文化的特質卻被某種特權以偏頗的角度陳述、操弄,或試圖禁止意見相左的言論表達。

以混血為基調

就巴西而言,握有優勢的主導觀點是歐洲文化,更正確地說,是葡萄牙文化。無論在農業或工業方面,這種文化觀點常與政經精英的背景密不可分。事實上,葡萄牙人抵達之後,這片本來生活著多種族原住民的領土才漸漸地轉變,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因此,從卡布拉爾(註2)到今天,無論耶穌會傳教士在十六及十七世紀如何努力教導並發展當地土語,葡萄牙語仍強行輸入,成為巴西唯一的語言。
此外必須說明,這裡用來描述這種觀點的「葡萄牙」一詞,卻也與巴西文化對話中的原住民及非洲傳統(更正確地說,應是各種本土傳統與各種非洲傳統)相互交錯,因而已有劇烈變化。
然而,最令人驚訝也最正面的現象是,這種主導觀點中卻保存了混血特性。直到今日,種族及文化融合之原則雖多少受到批判思潮影響,卻仍始終與之抗衡,而這並非沒有道理。小說《王國之石》(Pedra do Reino)的作者,也是今日巴西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阿利安諾‧蘇亞蘇納(Ariano Suassuna)就是一個好例子。在七○年代,他曾用一種豹(onça castanha)來當作巴西文化的意象。這種豹是巴西東北部的典型動物,蘇亞蘇納認為,豹的棕色皮毛代表了巴西的種族融合。非洲巴西運動致力於揭露巴西社會至今仍可見的排黑壓迫(註3),為了反應對這項運動的支持,蘇亞蘇納決定改用「onça malhada」,那是同一種豹,但豹皮是黃色,並帶有黑色斑點。
總而言之,種族混血是一種思想形式,並能表現主流葡萄牙文化操作出的同化形式;而且,即使含有暴力成份,卻也開拓出一片天地,以接受新血及變化。

定義「泛」巴西文學

種族混血是當今巴西文化的原動力,而要探討由混血原則主導的文化對談脈絡,文學堪稱當然的理想領域。事實上,各自以不同傳統之間的緊張對話趨向創造一種合理的身分,這一點在文學中以較明顯的方式呈現。
但是,在今日,談論文學很難控制得精準。「文學」可能包含觀念界定極為模糊的文獻。我願意冒險採用一個彈性定義,只要是巴西作者以葡萄牙文寫成的,或將巴西視為祖國的記載皆可納入。這也是殖民時期許多作者的狀況,如耶穌會士喬瑟夫‧德‧安契塔(Joseph de Anchieta)和安東尼歐‧微耶拉(Antônio Vieira)。

文學中的巴西身分

我認為巴西文學認同中有三股主要動力:肯定特殊、肯定共通,以及對個體之相對性的理解(註4)。然而,在本文中,文學領域中與巴西身分形成相關的事件是我特別感興趣的,尤其是巴西獨立宣言前後所發生之事件。的確,從殖民時代末期開始,如何描繪一個有別於葡萄牙的國家身份,已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在葡萄牙王若奧六世(João VI)及其王室抵達殖民地(註5)(1807)到巴西獨立(1822)這段短暫時期中,這個趨勢更顯著增強。攝政王來到巴西之後,報社媒體進駐,皇家圖書館也從里斯本遷移過來,皇室劇院興建,而其他建設更是不勝枚舉。這一切都有助於開發更多讀者,並鞏固作家的社會地位,為更具整體性的知識活動打下基礎。
在這段時期之前,曾發生幾起愛國運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十八世紀末期,米納斯傑納斯州(Minas Gerais)的詩人活動。詩社中有些作者與巴西第一次大規模獨立行動「敏納斯獨立革命」(Inconfidência Mineira)關係密切,甚至必須流放逃亡(註6)。不過,一八八二年的獨立宣言開啟了愛國主義時期,從此之後,他們的詩社運動受到了重視。

強調「當地色彩」價值

史詩《卡拉穆魯》(Caramuru)是這股潮流中一個奇特卻又典型的例子。作者為巴西教士杜朗(Santa Rita Durão)。杜朗一生大半在葡萄牙度過。他的詩作是美化了真實人物狄雅哥‧科列阿(Diogo Álvares Correia)的故事。柯列阿是葡萄牙人,一五○○年左右他的船在巴伊亞(Bahia)海域觸礁,船難之後與當地原住民一起生活。卡拉穆魯是他的圖披語(tupi)名字。圖披族南巴部落的頭目將女兒巴拉瓜蘇(Paraguaçu)嫁給他。巴拉瓜蘇後來被授名為卡塔琳娜 (Catarina)。
這篇著作雖在十八世紀末便已出版,但要等到十九世紀巴西獨立之後,才大受歡迎。兩位主角自然非常適合這項創造這「巴西典型」的計畫。卡拉穆魯是好殖民官典範,完美融入野蠻環境,並幫忙墾拓。在詩歌中,他保護圖披南巴人及他親愛的巴拉瓜蘇對抗壞原住民的威脅。巴拉瓜蘇(卡塔琳娜)則是純潔柔順的好榜樣,不僅同意融入歐洲文明,甚至接受了天主教(夫婦倆於一五二六年造訪法國,後來她就在那兒受洗)。
經過美化的土著及卡拉穆魯形象特別受到浪漫派(註7)作者青睞。這首史詩在一八二九年由法蘭斯瓦‧孟格拉夫(François Monglave)翻譯成法文,當作「愛國主義」文學之範例。但是,作品的結構遭到改變,史詩變成了一種本土化的「前小說」(pré-roman),文中有三項常態元素互相激盪:殖民官的優越感,理想化的原住民形象,以及對大自然的歌頌。

尋求國際認同與肯定

巴西的經濟和政治體系逐漸成形之後,文化共通之處成為主要趨勢(註8):最迫切的當務之急,是在歐洲環境中尋求地位承認。很快地,生產一種能與歐洲大陸相提並論的文學成為急切的需要。事實上,這項工作隸屬皇帝佩多羅一世的計畫之一,他下令翻譯二十套以葡萄牙文寫成的作品,以顯示該語文學的價值。
到了自然-現實主義時期,這種態度顯得更加積極。漸漸地,本土化的題材和人物被都會角色取代。在那個時期,巴西僅依賴蔗糖的經濟本質爆發危機,而布爾喬亞及都會文化也開始發展。這時期的第一部代表小說即為阿茲維鐸(Aluísio Azevedo)的《混血兒》(O Mulato)。作家並未用這個原則來扮演調停角色,反而常把它當成諷刺的源頭。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即為一例。
事實上,在巴西文化形成的過程中,馬查多本身的境遇堪稱特殊。他的父親是被解放的奴隸,母親是葡萄牙人,出身非常低微,從小就受歧視。即使樹敵眾多,後來無論在巴西或世界他國,仍被公推為一位偉大的文豪。
在生涯初期,馬查多頗受阿倫卡爾(José de Alencar)影響與支持。阿倫卡爾是浪漫主義時期的重要作家。馬查多出身浪漫主義,不過卻以一部充滿勇氣的作品《巴拉思‧谷巴司的死後回憶錄》(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奠定地位。作品中,一名死者講述生前的不幸遭遇,並將這本回憶錄獻給「碰觸我冰冷屍肉的第一條蟲」。從此之後,馬查多的作品不再以為純正巴西傳統正名為主要訴求,他轉向描述社會矛盾及人類生活。透過這樣的轉型,他的作品呈現更開闊的視野,符合推動巴西文化獲得世界肯定之潮流。

接受多元差異

巴西文化形成運動中,較不易受自我封閉及崇拜他者之意圖掩蓋。這股趨勢強調關聯性,所以,較能接受多元與相異──無論在內部或外部。
巴西人鮮少將外在影響視為威脅,他們的目光通常望向大西洋,期待看到歐洲,或在少數時候,也包括從美國所帶來的新事物。二十世紀初注入的新潮流可稱為世某種文學上的「去官方化」,也就是說,與推動文學活動的國家政府保持距離,另有一群知識份子勢力漸趨成熟,懂得省思,勇於批評巴西文化。
象徵這股潮流的事件發生於一九二二年,稱為現代藝術週。那是巴西所有藝術領域現代化的關鍵。一群具有經濟能力、接受歐式教育的知識菁英(註9),特別深受前衛運動影響。一些被視為典型民族文化的元素再度顯現,但這次並非要強調其價值,而在於批評,轉變。
現代主義份子的手段中帶有一抹破壞聖像(iconoclasme)的色彩,因為那些關於巴西的刻板說法被隨意濫用。顛覆傳統是為了顯現真實,並突顯誇大面的荒謬可笑。在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於一九二八年發表的「食人族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中,土著與殖民者的關係顛倒過來。安德拉德用食人意象來表達,巴西原住民遵行這種殘暴儀式,深信攝食他人就能獲取其優點(註10)。透過這個意象,作者提出新的觀點,認為外族並非被驅離,而是被吸收。在此,混血原則以包埋他人的極端形式呈現。根據「食人族宣言」的觀點,原住民再次代表典型的巴西人,但不再純潔溫馴地順從殖民者。對現代主義派的安德拉德而言,巴西原住民既狡猾又兇殘,懂得吸收其他民族的優點,力量更強大,更能反映巴西精神。

期待對話帶來社會正義

關於巴西的文化身分認同,這篇文章必然無法公正地處理其他建構巴西文化的主要層面。想到巴西,不可能忽略音樂、舞蹈和足球,雖然這些文化特質已被嚴重刻板化。
儘管如此,而且瀏覽的方式有些淺略,但將焦點放在文學能讓我們看出,混血原則如何以多種面貌經常出現。巴西擁有多重身分,而且尚待發創,或透過少數族群聲音,正在發創。在二十世紀的巴西文學中,這些族群開始以較顯著的方式表達發聲。在下結論之前,我想再做一些最後的補充。
我們以亞馬多(Jorge Amado)的作品為例。亞馬多生於巴伊亞州,該地深受非洲文化影響,首府薩爾瓦多甚至因而有「黑羅馬」之稱。在他的小說裡,亞馬多讓非洲宗教傳統發聲,而他本人也是康東布儡教(Candomblé)的信徒。他寫的故事為非巴傳統爭得主要地位。故事中的人物也經常來自較低階層,如著作「沙塵中的將領」中的主角,是一些無家可歸的街童。
當各種不同的聲音,或者說,多種文化的聲音聚集在一起,相互對話形成巴西文化,這固然有利,但不應將其想像得過份天真。巴西不是一個公平的國家。在國際上,它是世界第十大經濟國,但資源的分配卻排名倒數。因此,混血原則以社會公正的面貌呈現之日,仍遙遙無期。

註釋

註1根據官方說法,巴西這個國家的歷史肇始於一樁意外的偏航。事實上,在瓦斯科‧達‧迦馬(Vasco da Gama)於1497年初次完成印度之旅,葡萄牙海軍再次遠征印度時,無意中發現了巴西。1500年,卡布拉爾的艦隊預期外的靠岸於此,他們沒有時間探索新發現的土地,逕自稱之為「聖十字島」。在十六世紀中,葡萄牙人在新發現的大陸上萃取一種紅木汁液當作染料。這種樹木被稱為「pau brasil」,也就是「巴西木」,而最後,「巴西」這個字流傳下來,成為國家名稱。
註2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 1467-1520)葡萄牙航海者,最早到達巴西的葡萄牙皇家船隊指揮官。
註3從十六世紀末起,巴西東北部開始生產蔗糖,黑奴大量輸入巴西,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具體來說,從一開始到1850年,約有三百五十萬非洲人被帶往巴西。1888年廢除奴隸制度之後,外來移民取代奴隸從事手工業,以致大多數黑人失業,失學,只能自生自滅。
註4 本文中所謂的「主力」或「趨勢」並非意指隨著時代相繼發展出的學派或文學運動。儘管主流意識在某些時期強調某些重點,但無論哪個年代,於每一次身分建構時期,這些主力都存在,即肯定特殊、肯定共通、理解單一個體之相對性。
註5攝政王若奧六世及其王室於西元1807年抵達巴西,首先停留薩爾瓦多,隨後轉往首都里約熱內盧。葡萄牙政權之所以轉移到巴西,是為了躲避拿破崙勢力入侵之威脅,而事實上拿破崙並未攻破葡萄牙。歐洲恢復和平之後,葡萄牙王於1821年回到里斯本,但其長子佩多羅一世(Pedro I)卻決定留在巴西,並於1822年九月七日宣布巴西獨立。
註6如龔札加(Tomaz Antonio Gonzaga),因抨擊殖民政府,於1789年被捕入獄,1792年流放到莫三鼻克。與這群詩人親近人士之一為綽號「拔牙者」的席爾瓦‧沙維爾(Tiradentes),叛軍首領之一,今日則被尊為民族英雄。拔牙者被葡萄牙軍隊處死,遭五馬分屍,屍體示眾,警告其他獨立份子日後亦將遭此命運。
註7在西元1781年1836年間,這首史詩只有一版。然而,從1836年到1878年則印了四版,而在1887年到1964年之間,又另外發行了三版。
註8這次也一樣,前一股趨勢並未因新潮流成形而消失。潮流之間的轉換接替,實為一種引用這三條主力現的新方式。主要強調的是與其他文化共通之處,而非特殊之點。
註9經濟勢力逐漸從東北部(適合種植甘蔗的區域)轉移到巴西中部。首先是十八世紀初期,米納斯傑納斯的金礦開採。後來,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咖啡之生產及工業興起,經濟發展集中於聖保羅(São Paulo)。
註10內容敘述巴西的第一位主教薩丁納(Dom Pero Vaz Sardinha)於1556年六月被今日的阿拉哥斯州海岸附近的原住民吃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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