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Development as Fairness 創造公平的資源分配
Development as Fairness 創造公平的資源分配

Development as Fairness 創造公平的資源分配

The world needs strategies for creating more wealth and distributing it where it is needed in a fair way. In 2000, national leaders officially committed the United Nations to Millennium Developments Goals regarding water, poverty,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Here you will find materials that throw light on these issues and challenge us to work harder where we are falling behind.

聯合國在兩千年訂定的千禧發展目標是一樁美意。可是當年討論的貧窮、教育、水資源跟國際移工等的窘境,改善了多少呢?有什麼策略可以創造財富並公平分配給需要的人呢?資源過度集中造成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真是我們想要的世界嗎?

 

週二, 03 五 2011

俄羅斯大洋洲研究浮沉錄

那些個遙遠又陌生的熱帶小島嶼啊,要雄踞一方的俄羅斯拿它們如何是好?

胸懷壯志的俄國有時磨刀霍霍,有時又棄之不理,就這樣被意識形態牽著鼻子跑。

週四, 20 一月 2011

在坎昆會場外

2010年11月8日至9日,台北利氏學社和台北縣(現為新北市)政府合辦「低碳城市首長高峰會」,邀請多位城市首長、NGO和專家學者,於坎昆會議召開前,討論如何降低氣候變遷的衝擊和發展綠色能源,期望城市與在地公民團體擔起永續發展的責任。畢竟現今國際社會在對抗氣候變遷上可謂欲振乏力——例如2009年眾所矚目的哥本哈根會議,最後只由五個國家在密室會議中訂出長僅數頁、進展細微的《哥本哈根協定》。

週三, 01 十二月 2010

哥本哈根的綠色生機

Signe Gaarde

•歷史學碩士
•在哥本哈根市工作了兩年半(負責COP15會議中哥本哈根市的參與,以及會議之後的城市綠色成長策略之政策制定)。
•在哥本哈根市的工作之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工作了兩年,工作內容為氣候變遷之因應政策。

共同參與此次「台北縣低碳城市首長高峰會」,接受e人籟專訪,暢談哥本哈根的綠能環保政策。

週三, 30 六月 2010

廉價外勞挽救台灣經濟?

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勾,究竟能提升台灣經濟,還是會侵害外勞人權、殘害本國勞工?

週四, 01 四月 2010

创造供需双赢农业策略

目前农委会对于大宗蔬菜价格主要调节手段为:若评估菜价低于监控价格及分析将出现失衡情况,即补助农民,启动田间耕锄(不进行采收,直接用耕耘机处理,当作有机肥)以减少市场供给。然而,这个非常手段未必能产生效果,因为农民辛勤种植并非为了领取小额的耕锄补助,何况耕锄与蔬菜上市有时间上的落差,农民多半期待能在市场上卖到好价钱,不愿提前耕锄。

週三, 31 三月 2010

創造供需雙贏農業策略

目前農委會對於大宗蔬菜價格主要調節手段為:若評估菜價低於監控價格及研判將出現失衡情況,即補助農民,啟動田間耕鋤(不進行採收,直接用耕耘機處理,當作有機肥)以減少市場供給。然而,這個非常手段未必能產生效果,因為農民辛勤種植並非為了領取小額的耕鋤補助,何況耕鋤與蔬菜上市有時間上的落差,農民多半期待能在市場上賣到好價錢,不願提前耕鋤。

週一, 22 三月 2010

給所有人一個家

住宅具有雙重性格。一方面住宅提供人生存、庇護之所,可以滿足人最基本的居住需求;另一方面,住宅也是商品,在資本主義社會,房產既象徵財富,也是理財的重要籌碼。一旦房價被過度炒作,住宅的商品性格將被放大,造成許多需要住屋的人無力負擔,這也是目前台灣社會的一大問題。

然而高房價並不是近來才有的現象,觀察歷史,台灣房價雖然曾短期波動,但整體來說,1950年代以後台灣房價即呈現一路上升的趨勢,尤其是1980年代後半期房價飇升,也造就了二十年前的無住屋運動(無殼蝸牛運動)。


政府與民眾都需有新思考

面對住屋問題,過去政府曾有相關政策,但並未取得良好效果。最早的住宅補貼政策,受惠者主要是軍公教人員;後來政府興建國宅,得以申請國宅者,也非社會最弱勢的族群。事實上,台灣一直沒有較積極的住宅政策來解決民眾住的問題。由之前的政策來看,社會中最弱勢的族群,往往無法得到真正的救助。因此,政府的住宅政策有必要改弦更張,民眾的觀念也應順應時代的變遷有新的思考。

從民眾觀念來說,傳統華人社會相信有土斯有財,尤其對男性而言,婚姻、房子、車子是成家立業的象徵,是以台灣社會多數人希望擁有自有住宅,許多人寧可背負高額房貸,也要擁有自己的房子。然而在經濟不充裕的狀況下,將高比例的財產投入置屋所需,勢必排擠其他需求的費用。如能以租屋代替購屋,就個人而言也能將錢省下來,投入改善生活品質或子女教育等項目,更有助於脫貧。


弱勢族群應予補助

此外,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造成貧富懸殊日增的M型化社會,因而弱勢族群扶助成為更重要的社會課題。就政府而言,雖然目前已有租金補貼、首購低利貸款等政策。但在房價抑制效果有限的情況下,更應正視目前「租屋」已是常態的事實,致力健全租屋市場。此外,社會中無住屋者,往往是經濟、性別、年齡、族群上的多重弱勢,如單身老人或受家暴的婦女。這些弱勢族群即使政府給予經費補助,也可能因為房東怕惹麻煩,面臨無屋可租、可住的窘境。因此政府有必要透過掌握更多的住宅資源,加上配套的社會福利政策加以協助。

以北市為例,台北因土地成本昂貴,要興建新的出售用途的公共住宅顯有困難;但北市目前還約有3700戶出租國宅,居住者部分為經濟弱勢,如能給予他們租金補貼,使他們有能力至他處租屋,則空出來的國宅,便可用以安置多重弱勢族群。而北市以外的其他縣市,雖然多數沒有出租國宅,但土地取得成本較低,或可考慮興建只租不售的公共住宅。此外部分財政拮据的地方政府,在少子化的趨勢下,日後各級學校的減班甚至廢校也成為日後轉型為社會住宅的最佳選擇。

擁有棲身之所,是人的基本需求,希望政府抓對政策方向,並拿出更有魄力的作為,使每個人都能有遮風蔽雨的地方。


攝影/Email住址會使用灌水程式保護機制。你需要啟動Javascript才能觀看它

本文亦見於 2010年2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No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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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22 三月 2010

失落的氣候正義

備受全球 期待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會議,在爭議中落幕,大會以附註的方式,認知(take note of)了《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內容包括全球均溫上升應控制在工業革命前的攝氏2度內;今年1月底前,工業化國家須提報2020年前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同時在2020年前,每年提供發展中國家1000億美元的援助;而發展中國家,則應宣示適合國情的減量行動。這一份未經大會議決,且缺乏政治、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勉強保住了與會119位國家領袖的顏面,卻無法掩蓋後京都氣候談判缺乏氣候正義的事實。

 

現實利益凌駕一切

氣候正義的倡議,在於批判全球暖化議題所造成的不正義、剝削、及資源與風險分配不均的問題。氣候變遷這項當代人類最大的挑戰,反映了極為不公平的現實:富有國家享受了工業革命以來近兩百年主要的經濟成果,而許多小島型與低度發展國家卻要承擔氣候變化的苦果。

為期兩週的哥本哈根會議一開始就挑起了南北國家長期以來的矛盾,由丹麥、英國與美國等國代表祕密草擬的《丹麥文本》提案曝光後,立即引起發展中國家的憤怒。這份提案試圖將《京都議定書》空殼化,模糊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界限,同時淡化工業化國家的減量責任與提供資金的義務,這份文本最後在中國、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強烈抗議下未被提出,然而工業化國家試圖撇清歷史排放責任的企圖,使得氣候正義在各國現實的利益政治下不得不低頭。

以中國為首的G77發展中國家集團則強烈捍衛其「發展權」。他們強調,消除貧窮才是發展中國家的首要目標,而非減碳。因此,在工業化國家提供資金援助與技術移轉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才願意進行兼顧發展的減量行動。

 

期待公民力量的崛起

誠然,工業化國家必須承擔較大的減量責任,不過,根據國際能源總署估計,從現在起到2030年全球所增加的溫室氣體排放,97%來自發展中國家,其中約七成五來自亞洲及中東的新興經濟體。因此,就世代間的公平正義而言,發展中國家不應迴避適當的減量行動。

會議期間公民團體的抗議不斷,也成為歷屆聯合國氣候會議之最。哥本哈根會議湧進了近45000名參與者,大會祕書處卻以會場僅能容納15000人為由,技術性的限制公民團體的參與,將大部分的NGO聲音排除在外。對照工業化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在減排機制的透明化,一方面卻又自己關起門來玩起大國們的密室政治,極為諷刺。

公平正義是氣候政治的核心議題,全球氣候制度不應成為替富有國家服務的工具。2009年9月舉辦的全球暖化世界公民高峰會,全球38個國家4000多位公民表達了對於全球訂定一個符合公平正義的新氣候公約之願景。錯過了哥本哈根的政治機會,也唯有期待草根的公民力量,開啟另一些可能。


攝影/Hamed Saber



本文亦見於2010年2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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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22 三月 2010

ECFA是台灣經濟救命良方?

台灣政府認為由於東協加一(中國)已在今年元月生效,東協與中國將逐步成為自由貿易區,但台灣卻遲遲未能與美國、日本與中國等主要貿易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使得我國有在世界貿易體系中被邊緣化的危險。

然而,中國商務部國際司副司長朱洪先生指出,自由貿易協定(FTA)涉及主權問題,因此中國現在不讓台灣與他國簽訂FTA,我方政府卻希望藉與中國簽訂ECFA而尋求解套,此舉不僅緣木求魚,還可能掉進泥沼。


ECFA帶來的挑戰

從1996年2月起,WTO總理事會下設有區域貿易協定審查委員會(CRTA),以審查各會員國間之自由貿易區(包括ECFA等過渡性自由貿易區協定)提案。各國FTA提案應依其優惠涵蓋內容,分別依其法源向商品貿易理事會或服務貿易理事會提出申請,經討論審查後再呈交CRTA審查。

台灣對中國尚有兩千餘項農工產品,本應根據台灣加入WTO時所作的承諾向中國開放進口,但因中國不願在WTO爭端解決機構與台灣平等地成為原被告,而使台灣有不對其開放(WTO之平均稅率約6﹪)的空間。

由於FTA貿易是比WTO更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WTO Plus),因此,CRTA當然也會審查相關國家是否已落實加入WTO時所作的承諾。台灣若與中國簽訂ECFA,首次送審時即會受到此一挑戰,而向中國以平均稅率約6%的關稅進口此等中國農工產品。


簽與不簽的兩難

台灣若與中國簽訂ECFA,則最長在十年之後,台灣與中國必須將雙邊經濟合作協定的內涵擴及於商品貿易及服務業貿易的絕大多數部門。由於符合WTO要求的區域貿易協定(除短期過渡性者外)須涵蓋絕大多數部門產業,因此,大部分農業與傳統產業皆須被納入。

若台灣不願將ECFA擴大到絕大多數產業,則有兩個選項:即將兩岸十年來所為之既有零關稅等減讓以及其他貿易條件開放,由其他所有WTO會員國無條件享受;或是與中國終止ECFA,並補償WTO會員中任何因此而貿易利益受到減損或剝奪之會員國的損失。

若論前者,其他WTO會員國不必對台灣為對等互惠之開放。很顯然地,此一選項並不可行。後者的話,其他WTO會員國仍可請求WTO爭端解決機構對台灣在該十年中對中國所為的開放及關稅減讓等,以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之義務為由,請求台灣補償其因此所受到的貿易利益減損或利益剝奪的損失。因此,此一選項亦不可行,而只有將ECFA擴大到絕大多數產業一途。


需考慮後續問題

簽訂ECFA之後,不僅中國對台灣出口增加,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也會增加,但同時也將排擠台灣對美國、日本、東南亞與歐洲的出口。其次,電機、電子與醫療器材等產業為現代科技(包括資訊科技與網路科技等)的基礎,而且其技術更是現代國防武器所仰賴。在台灣,上述產業還吸納了許多科技精英。

此外,這些產業不僅是較低污染較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更是台灣產業中比較能與歐美日競爭的部分。台灣政府捨此產業而造就化學、塑膠、機械、紡織(上游)、石油、煤製品及鋼鐵等較高污染的產業實在令人不解。


攝影/Sam Ose & Olai Skjaervoy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10年2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No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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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27 十二月 2009

哥本哈根會議之後

理所當然,哥本哈根高峰會的結果讓全世界都感到強烈失望;不禁讓人懷疑寄託於此的希望是否從一開始就得到正眼相待。畢竟高峰會舉行前,並沒有任何徵兆顯示各國在最基本的議題上——財務援助的模式與金額、國家目標、以及驗證機制——變得比較有共識。


週一, 22 六月 2009

金融海嘯後的新興產業

本文亦見於2009年7、8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圖片說明:南投車埕社區,將日治時代的木材工廠重新整修,結合當地農產發展新型酒莊,為觀光及精緻農業結合的成功代表。攝影/Huru)



金融海嘯重創世界經濟,各國均提出貨幣及財政政策全力挽救。但是各國政府也沒忘記在此景氣低迷的關鍵時刻,精心規劃金融海嘯之後產業重新出發的方向與策略。這個規劃會影響未來的產業及經濟的發展,所以是至關重要的課題。

就美國、日本、中國及韓國等國的新產業發展政策來看,大都著重於基礎建設的投資、新能源發展、環境保護、醫療照顧產業、觀光產業、電子通訊業、一般製造業、生技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等方面。我國也提出六大新興產業發展政策:生物科技、觀光旅遊、醫療照護、綠色能源、文化創意及精緻農業。

事實上,各國在提出新產業發展方向時,事先已針對各國本身產業發展的問題及挑戰有足夠的分析及研究。就台灣而言,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過去以投資中國及東協來帶動貿易的效果逐漸減弱或被取代、台灣的產品欠缺品牌、內需市場規模不大且與國際出口脫節、我們的製造業經營市場的能力不足,服務業無法成長也無國際競爭力等等。面對這麼多的問題與挑戰,結果我們所選擇的六項產業到底能不能解決避開或克服這些問題及挑戰呢?

生物科技產業之中最重要的項目就是藥品開發,這是許多科學的綜合技術,而我國不注重基礎研究,所以先天就不足。而且它的研發須要很大的資金投入,研發時間很長,成功機率又小。再者,我國的產業結構98%為中小企業,這些客觀的條件顯示台灣並不適合發展藥品開發產業。

至於觀光旅遊產業,也是自然條件、觀光景點開發、交通、環保、飲食品味及安全、人身安全、古蹟文物保存及國人國際化程度等介面的整合,多年來無法大力發展自有其理由。醫療照護產業的發展需要有法令的改變,才能談到其他。綠色能源若無法有國際競爭力則產業規模太小。文化創意產業的數位內容及影視可能成就大規模產值,但近幾年來的發展也不盡人意,若背後的原因沒有釐清,就沒辦法向前邁進。最後,精緻農業的規模太小,只能作為補助的項目。總而言之,我國新興產業的認定與政策,必須確實符合台灣發展比較優勢,並以帶動國內就業或拓展出口競爭力為最大目標。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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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22 四月 2009

Global and Compact: the Future of Metropolises

In 1991, a book by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signaled the coming of age of metropolis as key actors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timately linked to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were producing a phenomenon of “metropolization”, i.e. an accrued concentration of services and decision centers in giant cities that form together a “global network.” London, San Francisco, New York, Tokyo, Beijing, Shanghai… Such metropolises are indeed the places where the future takes shape – they are also those that provoked and nurtured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Nowadays,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lives in cities, and a growing number lives in very big ones. The ills that come with it are well known: slums are growing, the countryside sees its vitality depleted; the accumulation of powers in metropolises erodes the power of nation-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giant cities may generate useless investments; and finally, even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local governments (especially the ones managing metropolitan cities) are not always fully accountable.

At the same time, global cities can be ag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us lessen or even reverse the social ills they are creating, if they become at the same time compact cities. Compact cities are the ones that invest in state-to-the-art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water sanitation and green housing projects. Compact cities are also places where the integration of population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is fostered through educa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policies. Finally, compact cities design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with an integral and humanist outlook. Amsterdam and a few other cities are tentative model to this approach.

Besides, global cities show a propensity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Good practices”(lease of bikes, green building techniques, patrimony conservation) are observed and reduplicated from one metropolis to another. The networking between cities can thus become a positive aspect of global governance. This will also mean that cities will progressively enlarge their outlook,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ir policies on their fragile hinterland.
If metropolises become at the same time “global’ and “compact”, there is a chance that urban development will be sustainable indeed. The fact is that giant cities have already become driving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The challenge remains to assess and to shape the model of globalization that they will eventually impose on all of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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