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打造綠洲──古巴農業改革

by on 週一, 07 十二月 2009 評論

不是因為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不是因為卡斯楚,當年遠道跑到古巴,吸引我們的是這個加勒比島國的農業。正確的說,應該是那裡的生態農業和城市農莊。朋友總愛訕笑我們小資情結。五穀不分,一天到晚跟電腦打交道的城市人,怎麼個迷上了農耕,談什麼個農業、農村、農民,還扯上古巴。

 

總愛跟朋友從頭說起。這段歷史由59年開始,當年來自地主家庭的卡斯楚在革了美國霸權、革了弗漢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傀儡政府(註1)的命後,就馬上革那一陌又一陌本來高度集中在大莊園主手上的土地的命。革命前,古巴73%的可耕地由不到10%的地主擁有。新政府一上台連番推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國有化,終止那長期在土地上人與人的掠奪關係;直到九○年代初,75%的可耕地是國家所有。

 

 

富足與公義的課題

革命前,人口約七百萬的古巴,有一半以上的人住在城市裡,是中南美洲相對富裕的工業國家。富裕,但貧富懸殊。新政府宣稱農業是國家的基石,要發展農耕,好好供養古巴人民。六○年代中期,政府開始向國民特別是一些邊緣社群提供食品津貼。農耕,不純粹是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切‧格瓦拉在1965年2月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召開的「亞非團結組織」(Afro-Asian Solidarity Organisation)第二屆經濟會議上代表古巴政府發言,說古巴的農業發展是要:「改變農業結構、回應新科技開拓的可能性、以及消除對人的剝削」,「農業生產力在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達到一個難以置信的水準,失卻方向,造成過度生產、糧食和工業原材料過剩的危機;可是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卻在挨餓,儘管那裡的土地和人力,足以生產滿足好幾個地球的需要。」古巴的農業除了要讓古巴人得到溫飽以外,還希望回應資本經濟運作的失衡,要改變不斷惡化的貧富不均,要建立一個除了富足(plenty),還有公義(justice)的新社會。

 

富足加上了公義,農業就有一個不一樣的面向。土地擁有權再分配、食品津貼,處理了部分人與人之間的公義問題;而調整農業結構、改善農耕科技知識,則有助促進農業生產能力。但新政府沒有好好處理另一種公義,六○年代到八○年代,古巴農業還是沿著常規農業或者是現代化農業的路前行,繼續肆意剝削環境和生態:地裡主要是單一化的外銷甘蔗、煙草和咖啡等作物;農耕高度機械化,大量使用農藥化肥,使用量是拉美甚至是美洲的兩倍。糧食則差不多完全進口:當時古巴人消耗的90%麥類、100%穀類、43%米、97%家畜飼料、甚至種子,全靠別人的土地供養。「全國660萬畝可耕地中,70%缺乏有機物,11%的土壤被侵蝕,14%發生鹽化現象,還有24%,因為過去使用大型拖拉機,而使得土壤呈現硬化(註2)。」靠現代農業所經營的富足背後,是日漸貧瘠的土地和幾乎完全喪失糧食的獨立自主性。支撐輝煌的所謂進步和發展背後,是對貿易國的極度依賴:革命以前是美國,革命以後則是前蘇聯集團。九○年代以前的古巴農業,可以說是既不富足,也不公義

 

 

意外走出康莊大道

 

fangzimeiling_cuba02古巴開始回應公義,走上富足之路,是在前蘇聯集團瓦解,進入漫長的「和平時代的特殊時期」之後。很弔詭,很多時候,只有當我們回到零點,當我們一無所有,當我們心懷謙卑的時刻,我們才能夠真正明白。前蘇聯集團一夜間消失,古巴喪失了所有依託。往後發生的事,關心農耕的人,都能夠娓娓道來。沒有了貿易夥伴,甘蔗沒有市場;賺不了外匯,買不了石油、大米、麵包,就連簡單的零件都一下子從缺。沒有化肥、農藥、種子、汽油,地裡長不出莊稼,肚子很餓。二十來歲的阿蒂安娜(Adriana)在八○年代初出生,記不起那些日子怎樣度過,但父親那時用橡膠熬湯的故事她聽得很多。要存活,古巴別無選擇,開始用心看土地,真正回應環境和生態的呼喊。

 

沒有汽油啓動拖拉機,就請牛馬代勞;沒有化肥,就用有機廢料做堆肥,由蚯蚓把牛糞變「黃金」;沒有農藥,就種植天然的抗蟲花草,生產生物菌,改善土壤,增強作物的抵抗力。從1991年開始,古巴政府在全國設立了近三百個實驗室,因應各地獨特的情況,生產自然除蟲劑和分解有機物的生物菌;採用輪耕控制雜草;間種和栽種多種顔色的作物,擾亂蟲鳥的認知規律。從大規模機械密集使用化學農藥肥料的單一經濟作物耕種模式,古巴迫於現實需要,進入小農合作社、人畜勞動密集、多元化種植、使用生物有機農藥肥料、綜合改善土壤品質的生態農耕。這些年下來,農田裡的物種豐富了,而最重要的,是人和人、人和土地的距離和關係都變得越來越親密。

 

古巴被迫跟自然和解,逆世界剝奪性現代農業發展而行,發覺面前是一條康莊大道。在短短兩三年間,就成功打破很多對生態農業的錯誤觀念:拖拉機停工、化學農藥肥料大量減少後,一些合作農場的產量居然可以達到原來的90%。幾種主要農產品的產量在1998年竟比十年前翻了一倍以上。

 

水泥叢林中闢建綠色奇蹟

 

要回應物資短缺,食無糧,行無車等問題,除了扣問自然外,古巴還打開城鄉界限,在城市的水泥地上,在現代建築的森林裡,開闢園圃耕種。2002年有緣看到《綠化古巴》(The Greening of Cuba)這部紀錄片:古巴人在小陽台、在後院在屋子前後的空地上,用他們能夠找到的容器:報廢的汽車輪胎、破鍋、甚至浴缸,種出各式各樣的蔬菜,叫人羡慕不已。叫我們感動的不光是那些肥大鮮嫩的蔬菜,克勤刻苦的人;還有那種親近泥土,伴著生命成長的勞心勞力、的擔驚、的喜悅,知道人的侷限,學習自然的奧妙,懂得謙卑和敬畏。

芳子就是沖著這些城市「綠洲」(又名城市農莊)幾度往訪古巴。我們在古巴生活的一段日子裡,因緣際遇,跑到哈瓦那西邊一個城市農莊當義工。農莊在大路邊,七、八○年代曾經是垃圾收集站,寸草不生。後來由政府糧食部門接管,水泥地搖身一變,成為古巴城市農莊一個先驅,吸引了大批國內外觀光學習的人。農場用田間腐植物和飯堂廚餘堆肥,又用加利福尼亞紅蚯蚓分解牛糞,更自設實驗室,用生物技術培植一種通過處理泥土來防治作物疾病的真菌(trichoderma)。整個過程非常簡單,效果顯著,已經成為一個品牌。我們在那樸實簡陋的實驗室幫忙,跟技術員一起擦地、洗膠盒、製作包裝袋、消毒、育苗等,什麼都做,深深體會無中生有,創意無界限的樂趣。

這是一個為勢所逼,自上而下的全民運動。為了填飽肚子,古巴政府鼓勵城市人開墾住所附近的廢置空地,儘量循環利用就地的有機廢料,開始進行關顧環境,直接銷售的有機耕作。首都哈瓦那有很多城市農莊,即使只有幾平方公尺的泥地上,也可以見到一行行用石頭堆起整整齊齊的菜圃,種上高腳白菜、菠菜、萵苣、蔥等等。菜地旁會有小小的銷售亭;出售菜圃出產的新鮮蔬菜,名副其實是左鄰右里的菜籃子。現在,哈瓦那人知道餐桌上的菜是怎樣從小苗長成肥壯的鮮綠、知道什麼時候收什麼菜、知道家裡的廚餘、馬廄裡的糞便,原來都可以變成肥料、知道颶風季節的雨水可以對蔬菜造成怎樣的破壞、知道曝曬在白熱太陽下幹活有多辛苦。

據統計,古巴城市農莊在2008年達到12,589平方公尺,占全國面積14.6%,儘管裡面有部分還沒有開墾,但對比全國約60%的耕地面積,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經過這許多年,城市農莊的概念不斷改變;最近,革命政府把城市的界線擴大,覆蓋市中心周圍方圓二十公里的鄉郊。城市農莊,不光指水泥叢林中的小後院農圃,還包括幅員一百多畝的大農場,城鄉分野越來越模糊。個中最重要的,是它們體現了本地生產、多元化、不靠外來投入(循環利用在地肥料)、就近銷售(減少運輸)、促進社區(消費者與生產者)教育、溝通和融合等原則。現時,人口超過兩百萬的哈瓦那,七成蔬菜就是由市內的農莊供應。2005年,古巴入口食品已經遞減到大概56%。城市農莊除了讓古巴人嚐到食物的鮮美,更體現人對美好社會社區和環境生態的嚮往,裡面包括了落實社會平等,以及反思粗暴的兩極化城鄉分野;也許,這就是切‧格瓦拉所說的公義。

 

城市農莊顛覆主流概念

為了鼓勵生產,古巴政府讓願意務農的人有地可耕。但每個農戶都要向幼兒院、婦產院、老人院和小學等公共設施,提供新鮮蔬菜,最多是總產量的三成,確保勞動力相對弱小的社群得到足夠的營養。政府的收購價格低,而且有時會拖欠付款;但大部分古巴農民還是樂於履行這個社會責任;言談間,農民常常會為此而充滿自豪。

農活不出頭,中國農民都往城市跑。但古巴的農莊工人,收入卻可以比一般工作優勝。生產好生意火旺的話,員工每個月可以分到底薪一倍或更多花紅。在小實驗室工作的佐治(Jorge),月薪只是320比索,但平均每月可以分紅300比索,最多曾分過900比索。我們在東部海灘區認識了本來是航空機械工程師的日古混血兒山本,「(現在)辛苦呀,但農場收入好一點。」人人只管他叫日本人。山本曬得黝黑的臉上,總是笑容燦爛。幾年前他決定放棄本職,來到哈瓦那經營農場。不到兩畝的小農地,養活山本一家和一個同工,休息的時候,他們就在田邊小小的銷售點賣菜,優哉游哉。能夠有效經營的城市農莊,直接衝擊所謂城鄉分工的主流發展趨勢,巧妙地、靜悄悄地糾正城優鄉劣的偏頗觀念。

被摧毀的農村

古巴很遠,從香港出發至少要花上二十多個小時,轉兩三趟飛機才到。下筆之際,一直縈繫心頭的是位於中港邊陲一個小小村落 ── 菜園村。2008年以前,完全不知道這個由中國來港移民一手一腳打做,落地生根五十多年的農村。最近,大都會設計師在紙上畫一條直線,一條可以為旅客節省十幾分鐘交通的高速鐵道就要在菜園村穿過;如是,這個社區這些田地就被迫消失。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鐵路公路多的是;經年營造的耕地、社區和人文文化,卻因這些欲望無盡的所謂發展,一個接一個被犧牲。在推土機還沒有鏟平菜園村前,走在村中小道上,左右是充滿生活痕跡的屋舍,眼前是村民阿竹、黎叔、高老太太、村長珍......感動的是她們對家園對土地的深情;土地養活一家又一家、一代又一代人,這個社區,這種生活文化,是很多人的過去和現在,也可以是將來......只是,當城市遇上農村!

我想起遠方的哈瓦那,想起格瓦拉的富足與公義。

攝影/Mikel Marotta

請見2010年1月號《人籟》論辨月刊-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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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子、美玲

芳子
從事新聞工作十多年,後投入農村發展工作。2003年轉為自由工作者,在香港和中國非政府組織擔任顧問。曾數度到古巴,並曾在古巴生活一段日子,看到一些覺得值得記下的人和事,一些回應心底長久以來的疑惑和思考的議題,特別是所謂發展,以及理想社會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美玲
原籍廣東陸豐,母親懷著她偷渡到香港。2005年,藉著到古巴讀書的理由,完全釋放自己,去創造另一種生活角度,另一種思考、處事方式。在古巴已有五年,於城市農場工作、在社區內開設瑜伽班、從事旅遊寫作、研究農業政策、替非政府組織開拓資源並參加各種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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