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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29 七月 2009 20:06

穿越和平─集體恐懼下的災難

口述/朱賢哲 整理/林思慧 攝影/林勝發
本文亦見於2009年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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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名:《穿越和平》
導演:朱賢哲
得獎紀錄:2007 南方影展最佳紀錄片
2008 入圍台北電影節 台北電影獎
2008 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國際競賽短片】優等獎
播放日期:2007/5(公共電視《紀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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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從新聞得知SARS期間被媒體封為「落跑醫師」的周經凱醫師(註) 的一件官司在法院獲得勝訴。這個消息引起了我的興趣,透過管道我拜訪到周醫師,才知道原來在那個時候,周醫師是SARS期間和平醫院封院過程中受到最重懲處的人。我感到荒謬,和平封院是何等大事,如果必須追究責任,怎麼會是如周醫師這樣層級的人來負擔?這個疑惑,激起了我拍攝《穿越和平》的念頭。接下來的一年半,我開始走訪和平封院時期的相關當事人,為拍片作準備。

為釐清和平封院的責任,我採訪了當時中央政府、地方主管機關的主事者、事件相關人員及醫學、法律專家。從訪談中我們可以知道,造成和平封院時多名醫護人員及病人死亡的悲劇是一連串錯誤的累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和平醫院公然隱匿疫情、台北市衛生局決策及處理失當,及和平封院後缺乏相關配套措施。但這場悲劇也是台灣社會利益取向的結果,更是人性對未知疾病恐懼的反映。

如同片子裡公共衛生學者詹長權教授指出的,現在台灣的醫院為了競爭與生存都要拚業績,這也造成整個醫療體系過度重醫療而輕公衛。和平醫院高層當初之所以隱瞞院內存在疑似病歷,無非是害怕一旦消息傳出,醫院將會難以營運。但如果早在疫情初期,就讓院內工作同仁瞭解情況,大家的警覺性就會提升,結果可能不會如此慘重。

當時中央政府一再排除可能病例,和掌管地方的台北市政府的鴕鳥心態,也反映了政府重視表面成績的心態。就中央政府而言,雖然疾病管制局早已接到和平醫院通報三名疑似病例,但當時台灣尚未傳出確定病例,而政府正召開全球首場SARS國際研討會,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因此政府有意塑造出一種形象──台灣的防疫工作比中國先進。只要維持三零化(零社區感染、零死亡、零輸出)這個漂亮的成績,台灣在國際上就很容易與中國區隔。因此,我們很難不懷疑疾管局的專家們排除病例的決定,沒有受當時政治氛圍的影響。而對台北市政府而言,他們也害怕自己管轄的地區出現病例,成為媒體打擊的目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醫院的心態,間接導致了事件擴大。

此外,SARS期間民眾的集體恐懼及焦慮,也在封院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甚至可以說封鎖醫院是一種集體恐懼的表現。還記得和平醫院封院時,社會大眾在媒體的引導下,多數覺得封院是唯一的選擇。「我們把這些人全部關起來,不關起來大家都會受害。」這個邏輯清楚明白,方法又簡單方便──把可能染病的人全關起來,其他人就能安全。

但這顯然不是唯一的方法,翻閱當時的報章媒體,就能發現有很多專家提出不同意見。可是面對SARS這樣嚴重的流行病,政府也有很大的社會壓力,官員也很焦慮,社會大眾的恐懼帶給政府的壓力淹沒了專業意見。

SARS造成整個社會的恐懼,透過媒體恐懼被放大、加深。而那些因此被封鎖在和平醫院的人,面對不明的狀況,其實更為驚惶。這種種的恐懼,主要來自我們對疾病的無知。回想當年,我也與一般民眾的看法相同,在訪問周醫師時,我就曾對他說,「如果你當初住我隔壁,我大概會找警察來把你抓進去。」因為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傳染給我,要是他真的住我隔壁,我大概會嚇死。行政體系犯的錯,除了執行決策者個人專業能力不足,背後其實也是一般民眾集體恐懼的反映。


註:和平封院後,醫院全體員工被召回醫院進行集中隔離。周經凱醫師根據自身專業判斷,認為和平醫院無法妥善做好隔離措施,強制員工返院只會造成更多感染,因此拒絕返院自行居家隔離,後迫於警察要強制拘提,周醫師於5月1日返回和平醫院。



線上觀賞《穿越和平》
《穿越和平》

附加的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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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01 一月 2009 04:55

走進長者的記憶

長輩們所說出的一個個故事,就像是我手中的一塊塊拼圖。
我努力地將它們互相比對連接,希望能進入他的生命、他的時代。
透過色彩、透過畫面、透過他們的笑容,我看見生命的美與力量。

康思云 撰文

我是一位「傳承藝術」的社工師,是在長期照顧機構中陪伴失能的長輩講他們的故事,並訓練一群藝術夥伴與長輩一起交朋友、說故事、創作視覺藝術作品。
對我來說,每次長輩們所說出的故事,就像是手中的一塊拼圖,我努力地將這一塊、那一塊互相比對、連接,希望能漸漸認識這個長輩。雖然沒看過拼圖的全貌,不過幸運的是,我是與作者一起拼圖,心中總有一份篤定。
在與長者一起創作的過程中,爺爺奶奶們常常動容地跟我說「謝謝」,我總是回答「我才要謝謝您呢!」這是我心裡面非常深刻的感激:爺爺奶奶們,謝謝您願意和我這個小毛頭分享這麼多生命的經歷,謝謝您讓我有機會進入您的時代。因著您的笑容,我更能體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也更樂在工作中。

紅鼻子的帥爺爺

第一次見到勞爺爺,我的第一印象是「好親切、好帥的一個老爺爺」。他的臉頰和鼻子總是紅紅的;他的語言能力受到疾病的影響,無法表達得很清楚、他以左手克服右手的失能。
在團體中、在創作時,勞爺爺總是很積極、很開心。雖然右手不方便,但他用左手發展出「點畫法」技巧,成了我們團體中的素人畫家。每當我轉頭望著他,他總是用笑容回應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團體中,我們略略認識了這個曾在華航修理飛機、喜歡穿著白上衣白褲子去舞廳、有許多年輕女孩想跟他跳舞、拿手菜是砂鍋魚頭的老人家。
我們也看過勞爺爺傷心的時候。當他想起孩子兒時的笑容,想到工作忙碌的孩子少有時間來機構探望…那一天,老人家一邊述說,一邊紅了眼眶。
還記得那天團體結束後,勞爺爺與許多長輩一起坐在電視前,有工作人員辦公的聲音、電視機的聲音、其他長輩的聲音…勞爺爺面前的飯菜都沒有動過,我站在他身旁,握著他的手,久久,我們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勞爺爺,如果今天心情不好,吃不下飯,我能體會您的感受。」
最後,我只說了這句話。

喚回記憶中的陽光

在陪伴長者的過程中,我不時想到,我的陪伴每週只有兩小時,長輩們面對身體失能所帶來的失落、與家人分離的孤寂、在機構生活的無奈…我到底能帶給他們什麼?
當感受到勞爺爺的悲傷時,我不禁覺得:如果此時此刻陪伴在他身邊的是他兒子,該有多好?
人生中有許多無奈,我們無法避免,但當我們在黑夜裡感到沮喪,因著黎明即將來臨、因著我們記憶中的陽光,我們仍然充滿希望。我無法改變老人家在機構的生活,也不可能去詢問家屬「你為什麼不來探望你的爸爸?」因為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故事,豈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明。但是我可以在這兩個小時帶給老人家笑容,使他們透過色彩、透過畫面、透過述說,來傳達生命中仍蓬勃的力量。

豪氣奶奶的顛沛與艱辛

還記得朱奶奶第一次參與傳承藝術團體時,我們津津有味地聽著她的故事:她過去在眷村生活,每個家庭因不同的「軍階」而有不同的生活等級。她常看到丈夫軍階低、孩子又多的太太們,連一件保暖的衣服也沒有,就自己掏腰包做衣服給她們。丈夫軍階高的太太看見了喜歡,出錢想買她做的衣服。
「平時我就看不慣她驕傲的樣子,」朱奶奶說,「我就跟她說:『我才不要你的臭錢!』」
現在回想起來,朱奶奶講那句話時豪氣的樣子,還生動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抗戰時期,朱奶奶的父母怕她被共產黨胡亂配婚,匆匆將她嫁給一個軍人,她跟著先生從河北逃難到廣西,從廣西逃難到雲南,從雲南逃難到越南的復國島,一路上腳都走爛了。路途中,許多嬰兒在躲避敵人的過程中被自己的父母悶死,以免哭聲暴露了大家的位置…
台灣當時不願意接收復國島的難民,大家決定一起絕食向聯合國抗議。那天也是她第一個孩子臨盆的日子。她先生為了煮開水起了爐灶,抗議的難民們跑來看是哪一家搞不清楚狀況,絕食還煮飯!這時才發現她生孩子了…

讓我進入您的時代

今年總統大選,朱奶奶為著自己不良於行無法投票,沮喪了好長一段時間。後來工作人員決定自掏腰包幫她達成心願,叫了一台救護車,一路飆到投票所…朱奶奶終於在救護車上投下了神聖的一票。我還記得她講起這件事時的笑容…
在聽了朱奶奶一個個的故事後,我對她的感覺從「難以親近」到「心生佩服」。我常想,年輕如我們,如何能體會上上一輩的艱辛?如何能想像一場戰爭後,從此與所愛的人天人永隔的哀傷?我是多麼有幸,能在聆聽長者的故事時,走入他們的時代,去體會我所不曾經歷的生命,使自己的眼光能柔和一些,生命的厚度能深厚一點。
朱奶奶,謝謝您,讓我學著認識您,讓我進入您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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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見於2009年1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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