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多元記憶——海蒂.哈妮曼專訪

by on 週五, 29 十月 2010 評論

多元文化呈現和多元記憶保存是海蒂.哈妮曼(Heddy Honigmann)多部紀錄片背後,共同的拍攝動機。透過豐富的視覺元素和曲折的敘事步調,哈妮曼的紀錄片為觀眾展示了隱藏在我們週遭的美麗人性。

哈妮曼是一位波蘭裔猶太人。她的爺爺在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前一個月,帶著全家移民到秘魯。哈妮曼在1978年離開秘魯,去羅馬學電影,當年她27歲。在那裡她認識了荷蘭籍的丈夫,之後便隨其遷徒到荷蘭,一直住到現在。

跨國遷徙的經驗讓哈妮曼與「移民」這個主題緊密鑲嵌。本著自身的移民經驗,她細緻地體驗到移民必須處理的額外妥協,不只是相當物質性的法律、語言等問題,還有感性的文化問題。在哈妮曼的紀錄片裡,移民帶來原生國的文化,使它與移民國度的文化碰撞、交會、融合,創生出新的文化,移民在哈妮曼的眼中,是文化製造機。

honigmann2我們可能覺得關於一般移民的故事一定是血淚交錯,但哈妮曼卻認為,移民的生活儘管充滿心酸的感受,但理解屬於每一位移民獨特的生存之道也相當重要。而這種對文化的重視,正是哈妮曼的影片獨具風格之處。

像在《地鐵音樂家》(The Underground Orchestra)裡,那群在巴黎地下鐵或街上演奏音樂的移民音樂家們,他們把屬於自己原生國家的、生命處境的、以及遷徙經驗的記憶放入音樂中,怡然自得地演奏出來。即使演奏環境不那麼完善,聽眾也不見得友善,但他們仍然可以沉浸在自我創造的藝術裡,不儘慰藉了自己,也豐富了巴黎。

又如在《永遠》(Forever)裡那位在巴黎開計程車維生的伊朗歌手,他一直沒有放棄演唱波斯歌曲,他甚至說,這是他在巴黎生存下來的原因。不放棄原生文化帶給他的滋潤,並更進一步地將原生文化帶到新的國家,豐富了新國家的文化,也確認了自己生命的價值和位置。歐美很多國家因為移民帶來的多元文化更顯現出豐盛的生命力,巴黎便是其中一例。

 

人因為記憶而存在

觀賞哈妮曼的紀錄片,就像在環遊世界一樣。她把鏡頭從巴西帶到巴黎,再從荷蘭移到秘魯,隨著她從一個國家流浪到另一個國家,說不完的故事從不同人口中流洩而出。為什麼這麼在乎別人的記憶?她說,因為保存記憶很重要,如果沒有了回憶,人就不存在了。那麼,為什麼想保存人們的記憶?我進一步問她。「或許在五十年後,你需要記憶來提醒你,什麼是美麗的人性。我的影片橫跨多個國家,看美麗的人生,我片裡的人物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擁有美麗的人性。」她這樣對我說著。

我們平常人每搬一次家,便被迫必須丟掉很多東西,這當中,許多物件往往反映了不同的記憶。不斷的遷居,便要面臨不斷丟棄記憶的困境。搬遷經驗豐富的哈妮曼,當然也和一般人一樣,時常陷入重新爬梳、整理記憶的困境。哈妮曼利用影像來紀錄不同國家、不同人群,因著遷徙所可能流失的記憶。這種從移民身上挖掘記憶的方式,給了「族群記憶」一個哲學上的深度:外在於原屬族群的個體對其原屬族群的記憶。

honigmann3扣合到移民主題,哈妮曼認為並非「跨國遷徙」才可以被定義為移民,其實每個人在人生的某些時刻都有可能體會成為移民的感受。例如在《瘋狂》(Crazy)裡的荷蘭軍人們,從戰場回來後,發現自己在心靈上成了自己國家的移民,他們對自己的國家不再熟悉,這裡的人所追求的事物也讓他們無從理解,與移民到巴黎的伊朗計程車司機一樣,荷蘭軍人們用音樂來撫慰成為心靈移民的孤獨感,音樂成了他們保存戰時榮譽記憶的憑藉。

又如《愛,如此自然》(O Amor Natural)裡的老人因為年齡的增加,使他們被「老人的身分」困住:老人被認定為該有老人的樣子,老人該照顧孫子、該德高望重、且不能有性生活。哈妮曼調皮地顛覆了這樣的成見,又浪漫地想保存老人們的記憶,於是在這部片中,老人們唸著巴西詩人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的情色詩,並娓娓道來在他們生命中關於性的經驗,可以是刺激的、也可以是浪漫的結合。透過影片,哈妮曼帶我們跨越許多生命經驗,保存了橫跨世紀的多元記憶。

 

用藝術的角度說故事

除了主題吸引人以外,哈妮曼說故事的方式也非常獨特動人,這也是為什麼她的影片履次被歐洲觀眾票選為年度最愛影片。她不喜歡平鋪直述的影片傳達方式,但又讓影片中的人物簡單說自己的故事。她嘗試巧妙結合藝術並引述人物的簡單故事,創造出既感動人但又不失偏頗的論述。也因此我們常可以從她的影片裡,看到美麗的小人物們真實地說著動人的故事。

不過,哈妮曼也一再強調,她的每一部紀錄片雖然與政治、社會或文化等主題有關,但她並不只是想要拍一部影片來陳述政治理念或社會關懷。拍一部紀錄片對她而言並不像舉一面標語一樣直白,而是應該用一個更美的角度或故事來陳述相關論述。她要的不是「影響」觀眾,而是「感動」觀眾,唯有感動,影片才有生命,也唯有感動觀眾,論述才進得去心裡。

她所謂更美的角度或故事指的就是「藝術」。例如在《愛,如此自然》裡用情色詩(文學)來看待老人與性;在《地鐵音樂家》中用音樂來討論移民與文化;或在《瘋狂》裡從音樂探討戰爭與生命記憶;或是《永遠》中用多元藝術元素,從音樂到文學、再到繪畫來談生死。藝術的運用對哈妮曼而言,就如同催化劑一般,她認為藉由藝術的承載,人們可以更加迅速地進入與他人共享的記憶裡。這就像曾與戀人共享的一首歌,也許戀情在10年後已不復存在,但每次只要再聽到那一首歌,過往的甜蜜回憶又會被召喚回來。

 

藝術與政治化

《愛,如此自然》裡談到的「性」原屬於一個政治化的議題。如前面所述,老人的性是眾人為之避談的,大家認為老人不會有性生活。然而哈妮曼並非只想平鋪直述地替老人聲張意見,反之,她浪漫地選用了巴西詩人de Andrade的情色詩,讓老人朗讀著,詩詞一面引領老人進入他們的回憶,一面優雅地幫助哈妮曼自己陳述她的想法和意見。就這樣,老人們美麗的記憶幫忙鋪陳了哈妮曼對於解放的想望。

《地鐵音樂家》裡的音樂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移民」當然也是高度政治化的議題,但如果只是平鋪直述地表示支持移民,那麼恐怕引不起任何共鳴。音樂與移民的結合,除了催化移民更真實地傳達出生命遷移的記憶之外,更讓觀看者注意到移民帶來了豐富文化的這一面。哈妮曼很開心地指出,很多巴黎人很喜歡《地鐵音樂家》,他們看完影片都認為政府部門應該來看這部紀錄片,因為他們看到移民如何把美麗的文化和音樂帶到我們的國家來,所以或許不該一昧把他們視為毒蟲猛獸,更不該只想著把他們驅逐。(按:相關議題請見本期《人籟》〈新移民與種族歧視〉,頁80-85。)

 

去除偏見的框架

honigmann4除了藝術的借引外,哈妮曼的影片還有一個拍攝特點,那就是她喜歡讓片中人物自然地講她們的故事。她不喜歡用正式訪談的方式來跟片中人物對談,自然的聊天方式才是她認為讓片中人物講故事的最佳方法。她認為正式的訪談就如同設定一個框架般,讓與談者無法自由講述生命經驗,如此的框架設限,可能帶來更多解讀上的偏見和誤解。所以唯有拆去這些框架,多元角度解讀的可能性才會出現,而多元文化和多元記憶也才可能被看見。

例如,《忘卻》(Oblivion)裡一位媽媽帶著女兒們在街頭賣藝,很多人看到這裡,往往認為這位媽媽太狠心了,怎麼逼小孩在街頭賣藝賺錢。針對這個部份,哈妮曼並未選擇這樣的批評角度來看待。她讓媽媽自然地聊著,媽媽說,大概很多人都認為我是個壞媽媽,覺得我逼小孩工作,但小孩們放學後來這裡賣藝賺錢,她們一直都覺得很開心呀。哈妮曼嚴肅地說,她就因為媽媽的這番話,認真地做了觀察,常常有意無意就偷偷到那個街角去閒晃。她發現每次看到小女孩們,她們真的就是開心地玩鬧,與母親又摟又親的。哈妮曼並不是認為這樣的養育方式就是對的(或錯的),但她寧願以一個更開放的方式來呈現故事,讓主角講自己的故事,儘量避免過多的框架設限,以防帶來直接的偏見和誤讀。

 

從哈妮曼影片看台灣

哈妮曼認為她的影片處理的主題是普世的人類問題,任何一部影片的主角都可能可以被比對到世界上任何其他脈絡下的某個人物,台灣當然也不例外。舉移民為例,各式各樣的移民經驗在台灣接續上演著。從戰後外省族群移居台灣,到七八零年代大量人口外移到北部討生活,原住民移居到城市生活,再到當代外籍勞工和外籍配偶的移民來台,其實生命的遷徙經驗不斷在我們周遭出現著。但大量的遷徙經驗雖然存在,卻不代表多元的聲音或文化有被尊重。如果我們在哈妮曼的影片中,讀出她對於歐洲強勢主導文化的批判,那麼也該回身想想台灣自己的情況。

哈妮曼在她的紀錄片裡,架設了處處留孔、沒有框架的論述空間,讓多元的記憶、文化與聲音可以流洩出來。也許看了哈妮曼的紀錄片,可以讓台灣大部份的人認知到,對於多元文化和聲音的包容度,還需要我們更多的討論和檢視。

 

 

 
 

本文亦見於2010年11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荒城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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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yin Lin (林詩吟)

台灣府城人。荷蘭萊頓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候選人。喜歡重覆看看過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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