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enlai - 按標籤顯示項目: 態度
週五, 28 八月 2009 00:40

魔鬼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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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出牠的面貌,喊出牠的名字,我們才能面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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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起源
魔鬼這個詞在西方世界流傳很久,一般認為它是由希臘文diabolos演化而來,原意是進讒言、中傷別人的「誹謗者」,或者就是「被告」。雖然在希臘與羅馬時代的神話裡,諸神有善有惡,但並沒有一個操縱一切的罪惡之神。因此,許多學者主張,在希臘與羅馬的信仰中並不存在魔鬼這種典型角色。

但是在後來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魔鬼漸漸具體成形。主流神話裡,上帝與魔鬼互為對立,為了人的靈魂而戰鬥,魔鬼總是希望引誘人離開上帝,棄善從惡,終至淪落地獄。


有關魔鬼的警世格言
魔鬼的形象當然負面,而且令人心生畏懼,因此許多勸世格言以它為題,警告人們遠離誘惑、免於凶惡。我自己特別印象深刻的有兩個,一個是許多人朗朗上口的英文箴言:「魔鬼藏在細節裡」(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另外一個則是流傳很廣的法文俗諺:「魔鬼總是匆匆忙忙的」(Le diable est toujours pressé.)。

這兩句諺語都很有意思,甚至可以為之對照。第一句呈現盎格魯•薩克遜文化裡重視規範、期待精準的價值,提醒我們重視生活實踐裡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細節,「勿以惡小而為之」。

第二句在我看來非常拉丁風格。它企圖提醒的是不要急躁,不要讓自己陷入緊張、慌亂的情境,更不要在這種情境裡匆促決策,否則反而越陷越深,招致危險。所謂「事急無君子」,但是一旦便宜行事,不再嚴守君子之道,我們就漸漸走上魔鬼的路子了。


正視魔鬼,方能驅魔
這種藉由魔鬼的形象所做的提醒非常有意思,它反映出人類對於自身軟弱的不安與焦慮。不過矛盾的是,若能明確具體化這些焦慮,反而能削減原有的神祕壓力。因為當焦慮成為一種具象,有名字,面貌清晰可辨,我們就能面對它,或者面對自己。在社會學上,我們稱這種面對魔鬼的文化過程為「倫佩爾史提爾斯金原理」。倫佩爾史提爾斯金(Rumpelstiltskin)是格林童話裡的邪惡小妖精,它擁有不可抵抗的魔法,並且喜歡傷害小孩子。但是要是你認出它的名字,並且大聲喊出來,這個惡魔就會立刻喪失所有的力量,然後逃之夭夭。

魔鬼並不可怕,不願意面對魔鬼的心態才是恐懼的源頭。



本文亦見於2009年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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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19 六月 2009 00:00

其實是為了瞭解自己

瞭解別人之前,先瞭解自己
我很喜歡的一個故事這麼說:古希臘七賢之一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 624 BC-546 BC)是一位大學問家,有一回,他一邊走路一邊觀測星相,思索哲理,不小心撲通一聲跌進一口水井裡,在一旁聰明的女僕忒瑞絲(Thrace)當下這麼打趣道:「您只顧著仰望天空,哪裡看得到腳踩著的土地?」

但是這個故事因為太有名了,許多人都聽過,也有許多人引用,不知不覺大家都有一點低估了泰勒斯。

泰勒斯的影響力很大,也很深遠。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英國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就曾表示,哲學始於泰勒斯。而希臘德斐爾阿波羅神殿的前庭門楣上,也刻著這位哲學家留給世人的精簡金句:「瞭解自己。」

在幾部關於這位古希臘哲學家的傳記裡,都記載了泰勒斯所說的,一段更長、也因此更能讓我們清楚理解意涵的句子:「在你能夠開始去瞭解別人之前,你必須首先瞭解自己。」

瞭解自己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困難。真實人生裡,我們不可能線性地先完全瞭解自己,然後再開始去瞭解別人,而只能同步地一邊學習、一邊實踐。實踐的結果回饋啟發了學習的領悟,而知識的廣化與深化則反過來更開展了實踐更多的可能性,一點一滴地,我們瞭解別人,瞭解所處的環境,瞭解這個世界,也因此瞭解自己。

有時候,所謂的「自己」,還廣義地包括頭上所頂的天空,與腳下所踩的土地,也就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土。瞭解自己,明白自身從何處來、往何處去?在某一個意義上就是「主體性」的建立,需要在外觀與內省之間不斷辯證,以及自己與他人、與環境、並回頭來再與自己不停歇的對話,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台灣的發展,似乎也不能自外這個過程。


兩岸互動衝擊既有成見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也是一個海島型的開放社會,一方面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大陸人口的移入,以及1990年代開始至今外籍與大陸配偶所開啟跨族群與跨國界的通婚現象,多樣化的家庭模式深刻地改變了整個社會結構;另一方面,1987年解嚴後不久後開放台灣人民赴大陸觀光與探親政策,乃至於2008年啟動的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政策,帶動了兩岸人民越來越頻繁的接觸與互動,當然也或顯或隱地衝擊著這片土地上的文化,更直截了當地說,衝擊著我們既有的成見與偏見。

回顧歷史,在台灣與在中國大陸上的人們從未有過像今天一樣這麼多的互動,而且展望未來,這些互動的機會將越來越多、越來越被鼓勵,但是海峽兩岸雙方的成見與偏見,是被改善了?還是被強化了?


接觸,不是消弭偏見的保證
從上個世紀以來,社會心理學者們就一直努力地思索,如何能打破成見、消弭偏見,創造一個公平、合理與和諧的世界。所獲得的結論就是應該拆除社會隔離,縮短社會距離,增加社會接觸,看起來,兩岸的越來越頻繁的互動。正是在實踐這些理念與基本價值。

但令人擔憂的是,在台灣社會裡的實踐似乎並不能印證學裡上的願景。一直到今天,我們很難樂觀地相信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態度真的變好,對居住在那片廣袤土地上的人印象變得更正面了,甚至連事態發展的方向都不一定能讓人心安;反過來說,民主台灣的形象彷彿也沒有真正扣動中國大陸人民的心弦。

我們其實越不著那麼悲觀,反而應該積極地追問:兩岸之間彼此認識、交流、互動的過程,是不是出了什麼差錯?


除了政治還有藝術與其他
就拿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這項政策的執行為例,到目前為止,接觸頻率雖然快速增強,但來台的大陸觀光客還是團進團出,還是按照某些特定的行程、拜訪特定的景點、接觸特定的台灣人物,一切都呼應了原來他們對於台灣的印象與想像。這樣的制式觀光,在「互動雙方」、「接觸領域」與「社會氛圍」都非常扭曲,恐怕沒有台灣人會認為大陸觀光客看到的是「真實的」台灣。尤其接觸的過程中沒有新的開展、沒有新的刺激,與因此沒有新的啟發,不正好強化了成見與偏見?

我們是不是應該更認真地思索更好的設計?更好的實踐?以及更好的可能性?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近年來本地學者對於兩岸交流的相關研究,發現一個特殊現象,就是政治意識或政治立場對於個人的族群態度有最明確的顯著影響,遠遠超過接觸經驗的多寡。這當然是一個嚴肅的課題,雖不足以撼動我們對於社會接觸正面效應的信心,但也提醒我們,政治固然是社會的核心議題之一,但是不是也是最危險的捷徑?

真實的生活裡,藝術、文化,以及其他、深層生命經驗的社會接觸面向,看起來也許緩不濟急,但是不是才是該走的正道?

自認沒有悲觀權利的我們,嘗試做一個新的設計與實踐,邀請一位中國藝術家,來台灣走一趟不一樣的行程,拜訪我們以為值得一遊的景點,與規劃或巧遇的台灣朋友對話,然後藉由繪畫作品呈現他經由短暫旅程所瞭解的台灣,嘗試回答上述的許多問句。

這就是這一期《人籟》的封面故事。


本文亦見於2009年7.8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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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29 五 2009 09:17

以笑顏重建人生

在三芝的「老農夫樂活村」裡,住著許多貧病老人及身心障礙家庭,每一戶人家都自給自足。其中有個村民叫何寶玉,她每天忙進忙出,總帶給村人歡笑。

寶玉三歲時感染了小兒麻痺,所以童年的大半時光,幾乎都在自卑中度過。後來結婚成家,以為幸福的日子即將開展,沒想到幾年後,卻遭逢家暴,讓她生不如死。那一段生命的黑暗期,最後在鄰居報警舉發下,由法院判決離婚告終。她帶著三個孩子,開始辛苦地重建人生。


胼手胝足自我實現
「老農夫樂活村」是由社會福利團體發起的「守護工程」。它是一個跨越血親的農業大家庭,主要是為守護弱勢族群與大地,而建立的一座有機休閒農場。它讓需要幫助的家庭或個人相互合作營運農場,大家不僅自力更生,更重要的是可以自我實現,並實踐「分享」的理念。這個理念吸引了社福經驗豐富的寶玉,使她決定加入這個大家庭。

在樂活村裡,寶玉一方面有安置的個案需要輔導和協助;另一方面,她還要將村裡種植的香草跟植物研發出不同的成品。來自各方的支持帶給村民許多信心,因為這代表他們自立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尊嚴。


走過低潮綠意處處
大學主修社工的寶玉因為殘障的關係,小時候受到很多嘲弄,婚後又遭遇家暴。儘管她的人生一路跌跌撞撞,可是她沒有就此投降。

從樂活村的窗子望出去,瓜藤處處,綠意盎然。這就像從家暴陰影中走出來的寶玉心情寫照。走過人生低潮後,現在的寶玉認養老人、固定捐款、做義工、每個月探訪更生人。生活雖不富裕,但只要能力許可,她就盡力而為。寶玉說,重要的是「自己用什麼態度面對人生」。


不僅自助還能助人
羅素如老師,是「老農夫樂活村」靈魂人物之一。她長年關心弱勢族群的生活自立與尊嚴,以及他們回饋社會的能力,她對寶玉能勇敢面對人生,又願意付出關愛的生活態度,也倍加推崇。

寶玉和老農夫樂活村的村民們,也常提供物資贈送給附近的弱勢家庭。這群本來需要社會照顧的弱勢村民,如今不僅自助,還能助人。

雖然腳不方便,卻一點也沒有影響寶玉的行動能力。因為工作需要,她學會了開車,往返於不同縣市的擔任志工。甚至,她還常開車接送一些需要幫助的個案。

寶玉現在同時也是基隆志工的副大隊長。除了與市府合作,協助辦理基隆市志工成長,她也幫忙培訓種子學員,讓社會服務工作不止可以擴大範圍,經驗也得以傳承。


走出黑暗造福人群
寶玉的母親在她小時候曾對她說:「你腳雖然不好,但你會說話,手也能動,所以還是可以幫助別人。」由於母親給她的這個觀念,所以寶玉一直都知道雖然她身有殘障,但一樣有能力照顧別人。

人世間多少都有悲傷或痛苦,有人選擇逃避,有人選擇面對。而寶玉選擇走出黑暗角落,善用生命的力量來造福別人。


攝影/柯蕾俐(Aurelie Kernaleguen)‧楊鎮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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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文向教育基金會提供,內容出自生命教育系列影片及攝影集《擁抱~孤挺在疾風中的勁草》。
擁抱勁草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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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26 五 2009 07:55

身體是智慧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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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重智育輕體育的教育體制,剝奪了孩子運動的機會與樂趣。然而,缺乏身體智慧的土壤,教育的種籽如何生根、萌芽,進而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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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讓孩子探索自己和世界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遊戲」是很重要的。因為透過遊戲,孩子以自己的身體去探索世界、探索自我、探索他人。孩子們也常喜歡一起發明遊戲,從建立方法、訂立規則、解決問題,到學習面對勝負結果,都在無形之中培養了孩子各種生活的能力。

但在華人社會,遊戲常被視為無用,因此有所謂「勤有益,嬉無功」的說法。當孩子進入學校,生活中有很長的時間都在學校度過。但學校的體育課時數有限,且在升學主義壓迫下,學生在假日也常因課業而犧牲運動。

增加身體語彙,培養身體智慧

以學校運動教育來說,當然競技、體能都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應是讓孩子體驗、感知自己的身體,也有人將之形容為「聆聽自己身體的聲音」。

孩子若常有機會做不同的身體動作,他的「身體智慧」就會增長。它是一種沉默的智慧,一種身、心、靈的整合體驗。當一個人遭遇環境的改變或外在的刺激,身體智慧越高的人,適應力越強,越有能力面對挑戰。身體語彙的儲存,越小開始越好。這跟學語言相同,因為身體動作也是一種語言。

與西方國家的學生相比,台灣學生很會考試,但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卻比較弱。追求課業的成績,卻忽略身體的智慧,反而限制未來的發展,這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要靠實踐,實踐就是操作。不僅是體育,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不要安逸,發揮創意

現代人喜歡使用各種昂貴的運動器材,只消透過簡單的動作就能滿足活動的需求。但是,有些運動器材對於增進身體智慧並無太大幫助。而學校裡用的跳高架、跳箱……幾乎都是全國統一的標準器材。我們的中小學校園,也幾乎都有四百公尺的標準操場,但真的有必要嗎?

例如在歐洲,常可看到體育館裡吊著幾根繩子。孩子們抓著盪來盪去、可以攀爬,也可以像泰山一樣在空中轉換位置,玩起來非常有趣。繩子是很便宜又容易取得的東西,但反而是最簡單的器材,更能讓小孩自己去創想、使用。

無論是體育課也好,日常生活也好,不要讓自己的身體和頭腦太安逸!太依賴標準化的器材,反而限制了我們的創意,讓我們的頭腦和身體都變懶惰了!所以雖然「創意教學」推廣了很多年,我卻很少看到有老師自己創發教具。

因此我認為,若談到運動教育的改革,除了主事者要有決心之外,情境與心態的改變是最要緊的。要改革,就要從這裡開始。

口述/許義雄 整理/李禮君 
攝影/柯蕾俐(Aurelie KERNALEG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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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02 二月 2009 19:34

阿啄仔學台語

民國五十七年,阿啄仔(註)第一次住在台灣,只學了一句台語──「我m̄知影」。那時候,阿啄仔在台大「史丹福中心」學國語,和所有外國人一樣,住在小中國所在的台北──話說當時的台北,彷彿是國民黨經由想像建立的小中國。我的老師多半是北平人,一直說北平如何比台灣好。房東則是上海來的商人,家裡講的是帶很重上海口音的國語,阿啄仔和老師們總是模仿他們,笑他們「不標準」的國語。
和今天的中國一樣,當時一聽到美國人講國語(那時候在台北,「美國人」和「外國人」是同義詞),台灣人立刻會有所反應。記得有一次,阿啄仔在碧潭橋頭逆流游泳,順流來了三個年輕男人,划著獨木舟。阿啄仔有點擔心他們沒注意到自己,就從水面下大聲喊:「小心!」船划過去的時候,阿啄仔聽到他們對自己說:「你的國語講得很標準!」
我們那時雖然一直笑國民黨的口號,如「消滅萬惡毛賊,實現三民主義」、「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當然沒說「解放」),又笑他們反對匪諜的宣傳(二十年後忽然想到,民國五、六十年代的台灣,一定有了匪諜),但我們還是只把台灣當成小中國,沒觀察到有台灣這個地方的存在。
台語是一種非常難學,甚至是外人學不到的方言,連言語中所指的是男是女,都不能分辨。除了「我m̄知影」以外,當時要聽到台語,簡直像是洋人看京戲──在那時候的台灣,可能得說是「洋人看平劇」,因為「京」字是共匪的話,意指中國北方最大的城市。
儘管阿啄仔有這樣的背景,但當時誰想得到,沒幾年以後,竟出現了一個學台語、會台語、愛台語的阿啄仔?可是,這個變化不久就形成了。

覓得良師事半功倍

阿啄仔在民國五十八年夏天決定攻讀人類學博士,而且,要跟著老師選擇台北縣三峽為田野工作的地點。所以民國六十年夏天,阿啄仔回到台灣做第一次田野工作。那時阿啄仔還不會說任何台語,訪問鄉下人只能說國語,再請台灣福佬助手翻譯成台語。不過呢,因為每次訪問的內容都差不多,阿啄仔逐漸能說幾句台語,如「恁兜拜祖先,拜幾代?」或「恁老爸(或老母、阿公、阿嬤)叫做啥仔名?」奇怪的是,一般日常會話阿啄仔幾乎都不會說,學術方面的用語更不會,只會說這些。
之後,阿啄仔知道自己要長期在台灣做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那時在史丹福中心,有一位很著名的台灣歷史學家──王世慶先生,他同意教阿啄仔講一點台語,於是阿啄仔每個禮拜去他家上兩次課。
但是,到底怎樣學台語最好呢?阿啄仔沒有任何教材,所以自己想辦法:每次上課前,阿啄仔都先用中文寫詞彙單給王先生,讓王先生可以用台語單字核對。而且,王先生kā guá教台語,kap別ê老師無仝款。比如說,阿啄仔寫「地方」,一般的老師會給阿啄仔念「tē-hng」,讓阿啄仔以為用台語說「place」要講「tē-hng」。但是王先生給阿啄仔說,台灣人不說「地方」,攏講「所在」。聽了王先生的解釋,阿啄仔就會用自己發明的拼音法,在單子上寫「suotsai」(sóo-tsāi)。過了幾個禮拜,阿啄仔開始和王先生進行簡單的對話。民國六十一年,阿啄仔帶牽手ka查某囝仔轉來台灣,台語已經有一點基礎。

常聽常說進步長足

可是,開始做田野,阿啄仔訪問人,還需要請人翻譯。而且,莊腳人彼古,大部分不識華語,如果是會曉台語以外e語言,大概是日語,ma認為外國人e日語一定比台語卡好。有一次,有一e庄內的老酒鬼,一聽到阿啄仔學人類學,就說:
「人類学を勉強して?山の中に住んでいて人を『生番仔』と言わない。」(你學人類學?不要把住在山裡的人叫做「生番仔」。)
阿啄仔足客氣kā問:「何と言うて良いですか?」(要叫什麼才好呢?)酒鬼講:「高山同胞。」每天講,每天聽,阿啄仔開始有進步。
後來發生兩件大代誌,攏幫助阿啄仔學擱khah緊。第一是翻譯e少年家去讀大學,找別人找無,只好自己做訪問。第二,查某囝仔破病足濟擺,驚寒天會khah嚴重,牽手kā伊娶轉美國,阿啄仔足稀微,愛人作伴,所以就愛去找住ti庄內ê人,台語越學越緊。
阿啄仔記ka足清楚,六十一年正月時仔,有一陣仔天足寒,暗時仔阿啄仔住ti厝內寫筆記無伴,想beh出外口找人作伴。看隔壁間ê門ti開,內底有幾落ê老歲仔坐ti hia te講話。阿啄仔坐落去,開始惦惦仔聽,過一陣仔開始插嘴。Buē記li講外久。想起來,老歲仔講ê大代誌,攏是這ê所在ê古早ê大代誌,講ê人攏是已經過身e人,但是阿啄仔竟然全部攏聽有,阿啄仔ê台語會凍講是已經出業。但是可能kan-na高中出業,因為布袋戲猶原無啥會曉聽。Khah無采e是,後來阿啄仔轉去美國,這方面就khah無進步,布袋戲kan-na會曉聽一半。

鼓起勇氣克服自卑

那麼學語言的藝術在哪裡?阿啄仔認為,學語言的關鍵並不在藝術,而在其他幾方面──其中一項無疑是天賦。阿啄仔認識很多人,雖然他們的腦筋都很聰明,學習的態度也都很認真,但他們卻都特別不擅於學外語。阿啄仔年輕的時候,很瞧不起這些人,以為他們可能在態度或能力方面有弱點。但是,後來阿啄仔逐漸發現,缺乏學外語的天賦是無奈、永遠改進不了的事;而且我們有學習外語天賦的人,應該同情那些沒有外語學習天賦的人。
不過,說實話,養成這樣同情的態度很難,因為學外語那麼好玩,那麼容易,那麼有用,你真的學不會嗎?或者只是不敢學?或其實是因為必須透過精神分析才能發掘的理由,而不願意學外語?阿啄仔應該坦白,對沒有語言天賦的人缺乏耐心與同情,是阿啄仔自己的倫理弱點。
除天賦之外,阿啄仔認為成功學習外語,有一些自己可以控制的原則。第一項原則對任何人學任何外語都有效:千萬不要怕講錯。學外語一定會犯錯,如果犯了錯,最殘忍的後果會是甚麼?別人會笑他們嗎?笑是表示快樂的行為,學外語的人講錯,通曉這種語言的人笑,並不代表他們看不起學外語的人。別人會誤解學外語的人言語中的含義嗎?這還比學外語的人像啞巴,不給通曉這種語言的人可瞭解或可誤解的意思來得好呢!最殘忍的事可能不在通曉這種語言的人的反應,而在於學外語的人內心的自卑感。但這樣的自卑感不僅完全能夠控制,而且是一定要克服的事。願意學好外語的人一定要控制它,克服它,不然一步都不能進。

獨門絕活打開世界

第二項原則是專業性的原則,只對非語言學家的外國人學台語才有效:最好不要看課本,而且不要學台語聲調制度,因為這種制度太複雜。阿啄仔有一個朋友,也是美國的人類學家,他花費了很多心力學台語,最後還是失敗,只能說:「我聽無。」這位朋友說國語還可以,阿啄仔認為他的錯誤在於把台語讀成一門課,用課本背台語有幾個聲調(六個或七個,阿啄仔buē記e,百分之九十九的台灣福佬人也不清楚):他努力背哪種聲調在那種上下文變成哪種聲調,講起話來像樂團指揮,兩隻手揮來揮去,但幾乎說不出任何能讓人聽懂的聲音。
第三項原則是最廣泛的原則,也是學任何外語的所有人都應該注意的原則:多說!多看!多聽!多寫!外語是打開另一個世界大門的鑰匙。但是這柄鑰匙要是不用,鎖很容易卡住,導致大門不好開;鑰匙放久不用,鎖更會生鏽,讓那扇門更難開。
可惜的是,一般人無法學阿啄仔學台語的方法。阿啄仔的學習方法是個人的、獨一無二的,很難轉給別人用。阿啄仔認為,學外語並不是藝術,而是工具,是技術,是歡樂,也應該算是義務。阿啄仔只希望每個人都能培養自己的學習方法,都能夠像阿啄仔一樣,體驗學外語的歡樂,使用外語為工具,並培養學習外語的技術,讓自己能夠打開不只一個世界的大門。

註:根據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阿啄仔」讀音為「a-tok-á」,意指「老外、洋人」。因洋人鼻子高挺,故以「啄」(tok)代稱洋人。通常寫成「阿兜仔」或「阿斗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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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 31 十二月 2008 23:20

我無法想像老年

意識到歲月無情流轉,也許每個人都曾試圖想像自己年老的模樣。
未來的歲月充滿變數,
所謂想像,有時終究僅是想像…

老實說,我很難想像自己到了老年會是甚麼樣子。其實直到三十多歲,我還以為「上年紀」,就是有一天要做中年女人的意思。


週三, 02 七月 2008 07:40

翩然馬背

佳穎是個十一歲的馬術選手。
她喜歡和心愛的馬一起奔馳,風吹在他們的臉上、身上,
「好像要一起飛走一樣」,她說。

柯蕾俐(Aurelie KERNALEGUEN)採訪 Nakao Eki 翻譯

「我飛起來了!」蛋蛋每次騎著最心愛的馬「天行者」(Sky Walker)跳欄時都會這麼說。
蔣佳穎(小名蛋蛋)是個十一歲的小女孩,在我採訪她的不久之前,她才在淡水綠野馬場與成人較勁跳欄時拿下了第二名。她說:「天行者是匹大馬,我在他背上覺得很安全。」

我們好像要一起飛走

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蛋蛋剛上完馬術課,馬褲和馬靴都還沒換下,一手還夾著頭盔,就帶我到馬場裡去逛。她說爸爸就是她的教練,父母也都在馬場工作。「我是在馬群裡長大的。學走路的時候就在學騎馬了。我花了很多時間來了解馬,非常愛他們。」她說。
跟所有馬都打過招呼以後,她帶我去看「天行者」,這是一匹大白馬,受到她所有的關愛。蛋蛋說,「我最喜歡
騎天行者跟爸爸一起去海灘。我很喜歡奔馳的時候風吹過臉的感覺。我們之間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好像要一起飛走一樣。」

信任使一切變得容易

蛋蛋覺得跳躍(horse jumping)比花式馬術(horse dressage)有趣。她說:「比賽的時候我跟天行者有很多交流,會彼此互相鼓勵。我拍他肩膀,指路給他,他就知道該怎麼做,因為他很愛跳。」她很喜歡跟馬一起學習的過程。「他非常聰明,我們兩個都有進步。我覺得我們是一組好的人馬。現在我騎他可以跳一米二這麼高了。」
夏令營的時候,她有兩個朋友也到馬場來消磨時光。「我們早上七點開始餵馬,然後給他們做訓練,帶他們去散步,幫他們刷毛…到他們該休息的時候,才是我們的時間。」她說,「我特別喜歡幫他們洗澡,就好像是在對他們傳遞一種訊息,他們很喜歡。」
只要信任馬、態度正確,再複雜的技巧也會變得很容易。蛋蛋告訴我,祕訣其實很簡單:「騎馬的時候身體要放鬆,不要想太多,專注騎馬的感覺。如果你做得到,你就在進步。」

與你分享騎馬的樂趣

蛋蛋跟天行者已經一起受訓兩年,彼此非常了解。蛋蛋說:每天我會去他的馬廄問他,「你今天過得怎麼樣?你怎麼了?」然後他就會在我身上擦臉,這表示他要我帶他出去散步。」
蛋蛋說:「我希望有一天能有一匹很強壯的馬,帶我到各地去遊歷。」不過,現在的蛋蛋睡覺時,還是擁抱著另一匹小馬娃娃進入夢鄉。
我問蛋蛋,接下來她想要做什麼?「我想要繼續提升我的技巧,有一天要參加國家代表隊,成為大騎師。」她說著,臉上露出大大的微笑。不過蛋蛋不只喜歡騎馬,也很喜歡訓練馬。教人騎馬是她與人分享熱情的方式。她說:「我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享受騎馬的樂趣,對馬有更多的認識。」


週三, 02 七月 2008 06:55

球場是我的舞台

球場是我的舞台──羅興樑專訪

方嵐萱 採訪

人籟:小時候,家人是否反對您打球?

羅:在台灣,想要走專業運動這條路,早期根本是天方夜譚,因為傳統想法總認為運動不可能「出頭天」。一開始打球,爸媽是覺得小孩子好玩、運動一下也不錯,不過我自己倒是很熱衷,就這樣一路從國小打到升國中。那時候家裡的阻力就出現了;爸媽覺得上國中以後應該以課業為重,但我自己卻還是想打球,外公當時就跟我說:「想打,就不要半吊子。」也跟我爸媽說,就看我的表現怎樣,打得不好,那就好好唸書。所以國二開始,我就更注重籃球成績上的表現,也因此讓我爸媽支持我走這條路。
其實我的身材條件沒有很好,高度不夠;對一個想當職業籃球員的選手而言是個挑戰。為了減少身材上的劣勢,就只能努力練習其他自己能夠掌握的技能,像是投籃、戰術、體能。別人練一個小時,我就練兩個小時,不斷地精進、強化。也跟學長、老師、教練討論要如何改進與加強,還時常看自己比賽時的DVD,觀察自己投籃的動作、移動的狀況。這些基本功都是在這些時間裡磨出來的,反正你花多少時間,就會有多少獲得。我深信這是相對的事情。

人籟:退伍後,您曾經有過兩年「坐冷板凳」的低潮,如何渡過?

羅:那兩年確實讓我很難忘。一九九五年台灣職籃開打,由於兵役問題,我只打了一年就入伍。一九九七年,從飛駝籃球隊退下來,那兩年的當兵生涯讓我很害怕回到球場以後跟不上,也很擔心能不能快速適應職籃的節奏;所以那兩年時間我還是努力把自己的技術與體能保持在最佳狀態,希望一回宏國就能夠銜接、上軌道。但是在我歸隊後,當時的教練保羅卻一直把我冰凍起來,原因在於我從來沒有被他指導過、參賽過,所以覺得沒有「品質」保證。
一個球員最痛苦的並不是在球場上被敵隊「蓋火鍋」,而是當球隊陷入苦戰與纏鬥時,我無法上場幫助球隊贏球。而保羅往往只在球隊大勝敵隊二、三十分以上時,才讓我上場幾分鐘,這對我而言是非常大的打擊。
那是我最低潮的兩年。當時一位跟我很好的體育記者李亦伸,給了我很大的鼓勵與支持,他說:「要是今天你坐冷板凳四十分鐘,那就回家練球八十分鐘。加倍補回來!」
因為打球是我的事業、也是興趣,所以我把握每一次上場的時間,也不讓自己懈怠或喪志。雖然很沮喪,但我不想認輸。我經常跟自己說:堅持、一定要堅持下去!後來保羅的作風實在讓太多人看不下去,最後被逼得交出教練權。然後我被借調到達興虎,在球場上的發揮時間較多,也因為沒有浪費被冰凍的日子,才能夠在第二十屆的福岡亞洲盃被選為亞洲明星球員。

人籟:球場上很難避免的運動傷害,曾帶給您什麼樣的身心體驗?

羅:印象最深的一次運動傷害,是在我退伍以後去打威廉瓊斯杯,當時的比賽在台北體育館進行,因館場老舊,有漏水的問題,結果我不慎滑倒造成骨折,那時候心裡很害怕、很擔心。害怕的是,我還能不能重回球場?擔心的是,就算我可以回去,但是這半年養傷的空窗期肯定會被人超越,到時候我又可以打哪個位子?那時,心理的壓力與身體的疼痛同時困擾著我。
但是後來我選擇相信訓練師與防護員,我相信他們的專業可以帶給自己最好的復健成果;也因為這樣,在我把心裡的苦惱與他們商量過後決定,在不影響健康的前提下,將復健期縮短為三個月。別人一天做一次復健,我做兩次;然後逐步加強肌力與耐力訓練。在訓練師與復健師的協助下,三個月後我又重回球場!
總之,身體上的傷害都是可以克服、解決的問題,只要有很強的心理力量,就可以熬過那些痛苦。

人籟:籃球生涯中,您最大的轉折是在何時?

羅:人生中最大的轉折,應該就是兩千年宏國隊解散那個時期吧。當時亞洲金融風暴才剛結束不久,球團財務狀況都不是很好,又遇上中華體育館失火封館,中華隊那時又面臨「換血」,不少球員都覺得前途茫茫。那時球團對大家說,新浪有意思要接手,但必須要到大陸去打球,而且只有兩個月的決定時間。
若以當時我的體能狀況與條件來看,以及有其他球隊與我接觸的情況下,留在台灣應該是沒有問題。其間我也跟家人做了很多討論,尤其是老婆。吃啊、住啊、氣候變化啊等等因素使令她很擔心,當然也怕我是不是會在那裡包二奶。不過,還好溝通過後她也接受了。
去了大陸之後,一開始真的很難適應當地的氣候,冬天經常都處於零下二十度,吃的口味也不同,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漸漸習慣那裡的生活。想家是一定會的,不過也只能忍耐。畢竟我選擇了跟團員們同進退,就沒有叫苦的理由!

人籟:您如何排解壓力,讓身心處於最佳狀態?

羅:每個人面對與處理壓力的方法都不同,我的方法是聽音樂與放空。輕音樂可以幫助我軟化緊繃的情緒、放鬆肌肉;放空是指什麼都不想,連打球都不想,就是讓腦袋休息,讓我自己休息。很多年輕的球員會選擇去舞廳、KTV跳舞、唱歌放鬆自己,不過那對我來說,反而會使壓力加重。因為一出門就要面對人群,大家都認識你,反而沒辦法放鬆心情與情緒。
另外,「心理建設」與「調整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兩項功課。所謂的心理建設是指面對任何挑戰都要告訴自己一定可以度過難關,沒有什麼辦不到。對我而言只有完成,沒有半途而廢。不過,「完成」並不是說搞不清楚自己的狀況死撐把事情做完,而是按部就班、按表操課,然後認清自己的極限究竟在哪裡。
就算陷入低潮,也要把該完成的工作做好,像是球隊的練球一定要到,打不好沒關係,但是不堅持下去就什麼都沒有。我一直認為「過程」比「結果」重要,遇到挫折不放棄、不低頭,那麼最後的果實通常都會是甜美的。

人籟:您如何面對自己的引退與身份的轉換?

羅:這個球季結束後,我跟「三哥」也正式退休了。雖說不當職業籃球員,但是運動習慣還是會持續,像是打打高爾夫球、游泳、慢跑…因為,活著就是要動!
往後,我會繼續在文化大學教書、帶球隊。然而,從球員轉成當教練,對我而言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一切歸零,「脫掉球衣、換上西裝」;要把自己在當球員時學到的一切,轉換成戰術與技能教給底下的選手。希望可以讓我的每一位球員都成為努力、堅持與願意不斷充實自我的選手,也就是「能文能武」的球員,也希望能漸漸破除大家對運動員的刻板印象。

人籟:對您而言,「專業球員」的標準為何?

羅:所謂專業球員,可以從客觀的數據來做判斷,如三分球、籃板、助攻、每一場的上場時間等等。這些數據會表現出這個球員是否認真練球,以及是否在乎自己的表現。不過有時候,運氣也佔了很大影響的成分,但是努力是自己可以控制的,那就應該做到一百分!而且不要在乎別人怎樣看你,只要實力好,自然會有出頭的機會。多看、多聽、多學,並且虛心接受批評,這是成功的不二法門。
還有,要把自己當成「品牌」來經營,「羅興樑」三個字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品牌,而我是去行銷這個品牌的人。球隊當然會替你包裝個人形象,但是球員自己也要自我要求。台灣運動選手之所以社會地位不高,跟選手自己本身也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不努力精進,也不夠用功認真,「只有肌肉、沒有腦」的刻板印象自然也就無法解開。
因此,努力充實自己,多看書、研究戰術、看DVD檢討自己的每一場比賽,然後改進每個缺點,是專業球員一定要做的工作。只有這樣,才可以長保這個品牌的品質,讓所有買票進來的人都認為是值得的。另一項更重要的事情是「享受」,享受你在球場上的每一秒,享受球場上奔馳時的快感,享受求從你手中擲出的感覺。只要能夠做到「享受」,那麼就能夠把快樂帶給球迷,也帶給自己無比的歡喜!


週三, 02 七月 2008 05:12

長跑的沉思者林義傑

若要為自己設計一張人生的海報。我想,我會站在沙漠的沙丘上,天空不是藍天,而是陰天;但是有個縫隙,射出「天使光」的光芒。沙丘有陰影,遠端有一個小小的城市,是我住的地方──世上最美、也最動人的地方。

方嵐萱 撰文

跑步不是職業,是一種價值。

跑步不是一個職業,它根本不是職業,是興趣。興趣會影響生活與價值觀,我用跑步來環遊世界,這就是我的興趣、我的價值觀。為了它,會付出很多、很多代價,這些代價,平時可能不痛、不癢;不過在某一個時期,自己可能會覺得失去了很多,尤其是當家人都反對我去完成自己的夢想時,內心會很痛苦。
我選擇跑步作為我的人生態度與生活方式,因為運動就跟唸書一樣很踏實,只要去做了,就不會覺得好像虧欠自己身體什麼;運動對我而言就是很「日常生活」,也能夠增進自己心靈成長的活動。
不過,跑步又和球類運動不同,打棒球、籃球通常會有隊友的支持,而跑步屬於閉鎖式運動,過程通常是孤獨的,但能去思考自己行為種下的好、壞,而且也常會遇到很多內、外在的痛苦。在這個過程裡面,必須要利用很多心理技巧去克服,這些歷程對我而言很有意思!

我不會哭泣,而是享受它。

我是正科體育班出身,當時參與的項目都是一些亞、奧運的馬拉松項目,例如五千、一萬公尺。當時我認為兩小時三十幾分的成績對自己而言已是極限,所以認為自己應該轉向了,可是要我放棄跑步,還是不捨。
一九九八年,那時候跟教練講好,若沒跑進區運會前三名,就去跑同年舉辦的台北國際馬拉松一百公里比賽。結果那次體驗真是衝擊我的腦袋瓜!後來又參加了二十四小時馬拉松。不過二○○二年以後,我就不再跑這一類型的比賽,那時的表現也已是極限。由此可知,我做一件事情不會一直持續,只要發現已到頂點,就會另覓方向、再度挑戰自己。這也是後來轉往參加七天六夜極地超馬的原因。
第一次參加超馬的感覺,是種好…好奇妙的感覺。因為,你在城市裡頭到處車水馬龍,想要什麼有什麼,要喝水就有水,但是在那個環境底下,什麼都要靠自己。說真的,在當地健行就已經很難了,而我卻還要參加比賽,去跑步?!
當時最大的感觸是人終究要回歸「最原本的生活」;就像是跟一群朋友去喝酒、唱KTV,但一個人回家以後呢,就會覺得自己到底在幹什麼?所以,要是一開始就踏實的生活著,自然也就不容易有失落的情緒產生。跑步對我而言就是如此。
尤其是最後完成里程以後會得到一種「高峰經驗」,不管跑第幾名,我都不會因此而哭泣,而是享受它。有點像是媽媽在生產的最後過程,終於聽到小孩子哭泣聲音的那種情緒。就像是人真正的幸福,來自於承擔任務、並完成它。在那個完成的剎那,就會感覺到圓滿。

現在我不罵了,因為跌倒是一定的。

一個人跑的時候會跟自己對話,有些時候會是「流離狀態」下的呢喃。所謂流離狀態(dissociated)其實每個人都會發生,特別是用於解決個人肉體痛苦(註1)。大吃、大喝也是一種流離狀態;其實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下了什麼,只是利用這個吃來安慰自己。跑步也是,像是每天要跑七十公里、一跑就是一百多天,在那麼高溫或低溫的狀態下,沒有痛苦「有鬼」!
像是在亞馬遜雨林裡面跑步,那裡有很多藤蔓,腳被鉤到就會跌倒,整個肉撕裂開來,有些時候連續跌倒三、四次,年輕的時候嘴巴裡面就會罵出三字經,也罵自己「啊,我是在做什麼!」但是站起來馬上又跌倒。
但現在不會了,因為跌倒是一定會的。像是今年有一天在磁北極我擔任導航的工作,因為氣候狀況很差,什麼都看不到,連續跌倒三次,我的朋友遊戲橘子的董事長劉柏園就在笑。他說:「你很有鬥志欵!」不過其實是經驗告訴我,罵,又能怎樣。判別好下一步,才是正確的。

珍惜那些痛苦但美好的回憶。

這次「磁北極大挑戰」的比賽,印象最深的是走在大風雪紛飛裡頭,天跟雪是一個顏色,我的眼睛前面是一張白紙,手裡要拿著柺杖,拉著載物的船,還不能拿下護目鏡。可是身為領航員的我,只能夠在這一片昏暗裡面摸索。我會跌倒,不過身後的隊友不會,因為他們看得見我倒下。
有時候我會把護目鏡拿掉,可是再戴上以後鏡片會起霧,在那個剎那真的會覺得自己到底在幹嘛?三個大男人有沙發、音樂、咖啡、電視不要,卻在這裡折磨自己,然後一個月不能洗澡。可是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那畫面很美麗啊!尤其跑過這麼多不同的環境,沙漠、丘陵、濕地、雪地,就是很棒啊!盡情享受大自然給你的熱啊、冷啊、結冰啊…
像是這一次,參與的隊伍中有兩個人可能必須截肢,另有一個女的,大腿內側因為風凍效應的關係,整個被冷風吹到肉爛掉、變黑,可能之後要割肉補上去,哇,很可怕。但問我看到這些會不會退卻?不會!這是我自己選擇的,這是代價!而且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人生故事,即使斷了一根手指,那也不是因為打架,而是因為去北極。大自然給了我一個很棒的禮物,是人生永遠最美麗的回憶。就像我身上的疤痕,這些都是回憶。
相較之下,早期參加超馬很趕,就是拼呀,要第一啊!而且覺得這個地方我要回來太簡單了。但是這一次結束時感到好空虛、好不捨,真的…只是我沒辦法表現出來,因為我是領隊。不過,畢竟這是我最後一場比賽,站在終點,看著那個荒蕪的景色,還是不禁想起一個月裡的種種體驗,那些痛苦但美好的回憶。

忘記我自己是「林義傑」。

在「磁北極」的整個過程,我很少使用流離狀態,反而是認真的感受與體驗「當下」。因為這是最後一場競賽,我想好好的承擔所有身體上的痛苦,並將它記憶下來。這些身體上的痛苦,也反轉成了不捨。「跑步」是過去這二十幾年中最老的人生支架,如今要抽離開來,整個人確實會很不平衡。但在北極的冰天雪地裡我很明確的告訴自己,要忘記「我是誰」、忘記我是「林義傑」。所以現在我可以很放的開在路上走路。
以前走在路上常覺得自己被人指指點點,有些時候在路上會被人認出來,也沒辦法跟女朋友在路上手牽手…當然他們也是關心,只是那種外在的壓力確實很困擾自己。尤其以前「林義傑」是一個品牌,自然必須在眾人心目中建立起「對等」的形象。不過現在已經不是用外在的形象去建立,而是轉成腦袋裡的創想,這也將成為未來最主要的品牌內涵。
這也是為什麼我將自己所得到的獎座、獎章都送給別人。徹底忘記,不要陷入過去的回憶,而是放下、往前走。這也是我在今年五月八日衝過「磁北極」比賽終點那一刻,在內心裡面跟自己說的話:「人生上半場已經結束了。現在,人生的下半場,正式開始。」

在旅程中深刻體驗人性。

二○○二年以前,我一直想突破自己的臨界點,那時的想法是:透過不停比賽、看世界是人生最重要的工作。但去年橫越整個撒哈拉沙漠以後,我突然覺得競賽的人生需要劃下一個句點,該下在哪裡呢?其實也就是今年。我今年三十二歲,人生的上半場對自己而言已經足夠;看了世界並用雙腳真的踩在土地上,踏遍天涯海角,真的,夠了。
只不過這個旅程體驗到最深刻的是「人性」,它可以是很險惡的、也可以是很感激、慈悲的。也就是人與人之間如何對待,中間的情感如何發酵,這是很深刻的體驗。就像是去年跑撒哈拉沙漠,三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男人要二十四小時相處在一起,裡頭就只有我一個東方人。說真的,就算是我聽的懂英文又怎樣,笑點就是不同,處理方法的邏輯也不同。雖然都是好朋友,但對我來說那是痛苦的。
尤其以前我都是一個人比賽,面對自己就好。我相信幾乎沒有人有過那種經驗,就連我跟我媽也不會一百多天,每天二十四小時相處。那種感覺很奇特、很奇妙。所以這趟旅程絕對沒有「個人」的念頭,「相信」與「愛」才是完成這項任務的核心。

虛榮心,是競賽最不需要的。

其實跑超馬,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心理狀態、解決問題的能力與邏輯要很好,才有可能得第一。例如在極地比賽時,要能很快拿出自己的裝備!特別是冷的地方,站著三十秒就可能凍傷。所以打包時要很清楚東西放在哪裡,這也為什麼我有辦法在五秒內,從袋子裡一百樣東西中拿出我要的那一樣。尤其是冷的地方,做不到,就是找死。
另外,還要做好意象訓練,若分成前、中、後三段的話,最前面對我而言是最沒力的狀態,因為前置作業很長,而且比賽才剛剛開始,路還很長啊。我會利用這段時間培養情緒,雖然一開始體力是最好的時候,但是若把高亢感設定在一開始,那肯定跑不完。所以高亢感要設定在中間與後面,這樣體力與情緒才會是平衡的狀態。在最後體力最差,卻是情緒最高亢的時候,這樣才能夠堅持到最後。
我認為在競賽世界裡,「虛榮」是最沒用、最找死的心態,因為虛榮心想要完成,天氣明明就不允許,卻偏偏要去,不是找死是什麼?你可以等一下,一定要很明確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與各種條件。虛榮心,是競賽最不需要的。

人很自私,也很貪婪。

走過那麼多地方,看過那麼多事情,對於人類與環境的融合與無法融合也有更多的感觸。像是最近常聽到北極熊在一百年內會滅絕,而加拿大政府為了保護愛斯基摩人(Inuk)的獵殺文化傳統,所以會提供一定的額度,獵殺一頭大概要付三萬美金左右。
結果,真正去獵殺的不是愛斯基摩人,而是一些西方商人去買他們的牌照、額度,然後組船隊去獵殺北極熊,他們用小弓箭、一箭、一箭慢慢射死牠,等北極熊慢慢死亡,再把頭、手割掉,然後拿著頭站在那裡拍照,好像自己是英雄一樣。
真的很諷刺,西方世界一直講著北極熊即將滅絕,高爾也在他的紀錄片裡面鼓吹保育,結果這些西方人真的太誇張了,嘴巴說的與實際上做的都不一樣。這次我在加拿大瑞斯陸(Resolute)比賽時就常踢到熊頭,因為他們不吃熊肉,只取熊皮,所以常看見家家戶戶在曬熊皮。看到這些景象我只想說:人很自私,也很貪婪(註2)。

誰說運動員就應該吃土?

台灣有一個很怪的文化通病,認為運動員就是應該「吃土」,應該過得苦哈哈。國外就不會,像是老虎‧伍茲(Tiger Woods),人家年收入多少?這是運動員用自己的能力去賺錢、用生命去換來的,所以我開什麼車、住在哪或吃穿什麼也是我能力所及,為什麼不行?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要提升運動員的「價值」。
我也認為,運動員必須要認真!在練習以外的時間還要充實自己,但是一般運動員太懶惰了。例如我的公司,所有的規章、流程都是按照ISO的標準來做,我們提出的贊助企畫案會告訴對方會有多少產值,甚至連對方的股東參與價值和股價都盡可能算出來給對方,自然人家願意贊助我們。這不是我天生就會,而是我願意花時間在學習這些事情,這就是有沒有用心與用功的差異了。若每個運動員都可以這樣,自然也就沒有人會看輕運動員的「價值」。
另外,我目前推行的事情,其實是根據「體育法」母法基礎。其中有一條規定:五百人以上大企業必須雇用一名運動員進入企業內工作。但因為沒有罰則,沒有任何公司願意遵行(註3)。因此,現階段我的工作就是提高運動員的社會價值,企業也不反抗讓運動員進入以後,再推動母法修定。如此一來,運動員就不需擔心退休以後沒有工作,社會大眾自然對於「運動員無用論」的意識型態也會漸漸消失。

不得冠軍就沒有工作,公平嗎?

撒哈拉之行對我是很大的人生轉折點,因為結束那一百多天以後,我決定要退出超馬世界,去哈佛念博士。但是,看到像我的教練潘瑞根如此優秀的選手,除了當老師、教練以外竟然沒有其他工作可以發揮,就覺得自己應該替運動員做些事情。
尤其是我的經驗,確實能激勵社會上的一些人;把國旗帶到世界不同的角落,讓其他人看到台灣,也算是完成一種使命。可是,我還可以發揮什麼影響力呢?有些長輩認為我應該把這樣的能量延續下來,並轉移到社會上。因此,延後兩年去念PHD是小我的願望,而大我的願望是什麼呢?仔細思考過後,我現階段最重要的工作是「幫助運動員在退休轉型後不再有壓力!」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二○○四年奧運,有得名的選手,只有冠軍才有工作,但是更多沒有得名的人,只能夠靠自己。我有好幾個朋友都是奧運選手,沒有工作。其中有一個更厲害,他是世界大學鞍馬、跳馬的冠軍,他自創了一個姿勢空中旋轉三圈,全世界只有他能做到,結果後來沒有工作。

我想替運動員做一些事。

雖然我不是一個大企業,但我希望把社會上的企業與運動員連結在一起,並帶給運動員該有的「利益」。在此前提下,我發展了一套「運動員的社會企業責任」理論,替這些運動員做一些事情。
學生時期我專攻心理學,便利用所學設計出一套五階段的心理技巧課程。如「意象訓練」課程,主要在於教授大家處理工作之前,必須要預設每個階段會發生的狀況,並依相關狀況安排對應的策略。我們的作法就是安排這些轉型中的運動員到企業服務,透過自己的經驗分享,把這一套技巧教給職員們。
我們有一位吳燕妮講師,她原本要去參加奧運,但因為那個量級只能夠派一個人去參加,結果後來決定由朱木炎的女朋友去。但對於吳燕妮而言,她花費了所有青春歲月,結果得到的是零。她為的是什麼?是國家!朱木炎、陳詩欣他們回來以後有副教授的保障,但有多少人想到那些不幸運的人呢?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去照顧這些人!

因為,我是一個運動員。

台灣之光、超馬英雄、鬼腳傑,這些名稱對我來說都是虛幻的。我只是作自己喜歡的事情,執著自己的人生態度。那時候我跟那群超馬的朋友說,我要退休了。那些朋友跟我說不可能啦!他們覺得我還年輕,而且至少還可以在跑個十幾年沒問題,還能夠成為傳奇。
不過,那些都隨著三十二歲結束了。我的人生後半段,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躲在世界某一個「不知名」的學校任教,不想讓人家去提起我以前做過的事情。或許是因為個性的問題,或是教練給我的教育,你要認清「一山還有一山高」。過去的就算了。但是不能忘本,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想替運動員做一些事情,因為,我是一個運動員。

註釋

註1 一般譯為「解離狀態」,醫學上意指人的精神狀態處於一種極度亢奮,對於肉體痛楚的忍受度比正常人高。
註2 加拿大政府為保存當地愛斯基摩人傳統文化、習俗,因此每年開放四百至五百頭。只不過不少愛斯基摩人會將取得的獵殺執照轉賣給其他獵人,此舉亦引發環保團體議論。
註3 根據「國民體育法」第十條規定:各機關、團體及企業機構,應加強推動員工之體育休閒活動;員工人數在五百人以上者,應聘請體育專業人員,辦理員工體育休閒活動之設計及輔導。各機關、團體及企業機構,依前項規定辦理績效良好者,政府得給予獎勵;其獎勵對象、條件、程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週三, 30 一月 2008 22:05

寬恕是創造與奮鬥

寬恕不只是個人的選擇,同時也是社會的選擇。
縱使無比艱難,寬恕是試著再次信任對方,努力創造新的關係。
福音以最激烈的方式表達寬恕的必要,邀請我們與他人「重新開始」。

魏明德 撰文 何麗霞 編輯

寬恕一個對不起自己的人是很不容易的。社會上若有人原諒罪犯,常常被大家解讀成一個危險的訊息,並認為這樣的舉動將破壞社會的機制,罪犯肯定再度犯案。只要我們一講到寬恕,類似的言論不勝枚舉。
一個願意寬恕人的人,一個願意寬恕人的社會,就這樣被看成懦弱、膽怯、縱容,給對方做壞事的機會,製造自己被危害的死亡空間。
不過,寬恕其實存在每個人的心中,也是每個人心中的一股力量。我們常聽見到父母親原諒子女的錯誤、情人原諒另一半出軌等等的故事。古代中國社會的司法體系雖以嚴刑峻法著名,但偶爾也出現特赦,政權公開表示寬恕的舉動。
我們可以說,一個社會如果缺乏寬恕的精神,將難以長遠延續。選擇嚴厲地封閉自己,或者選擇不計代價懷恨以對,不只是懲罰了犯錯的人,同時也在虐待自己。債主如果只想催錢討債而殺了借錢的人,結果不但拿不到錢,還賠上自己的命。寬恕是高招,它為雙方打開生命的窗口,為雙方創造新的關係。透過學習,開創雙贏。

法治的進化 ≠ 人心的轉化

大家都知道,一個人如果被冒犯,最自然的反應就是報復。因此,寬恕不只是個人的選擇,同時也是社會的選擇。選擇報復或寬恕,是值得開放討論的。有時候,因為計算,因為愛,因為靈魂的崇高,被冒犯的人也有可能選擇寬恕。
隨著歷史的推展,我們也能夠從法律制度面的沿革,了解報復與懲罰之間的關聯。最初有人犯錯的時候,掌權者有權懲罰,掌權者從中得到快意,大家也認為被懲罰者罪有應得。刑法確立之後,刑責的認定脫離了掌權者的掌控,責任落到社會的肩上。不論刑罰輕重,都不是為報復而設。社會針對犯罪的輕重,考慮罪犯的情境,判出合理的刑罰。此處的「合理」當然會隨著時空的不同而改變,但無論如何,法治的目的不在復仇,相反地,刑罰的目的是在告訴大家:人與人之間沒有尋仇的權利。如果有人殺了你的妻子,做丈夫的不能找兇手報仇,他必須把判定兇手的權責留給社會。
法治的進化,人心的轉化,不見得並肩而行。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民贊成死刑,同時認為死刑是懲罰的必要條件。有的人還認為死刑過輕。
但是,不報復並不表示寬恕。寬恕沒有這麼簡單,寬恕取決於人的態度。說得更清楚一些,寬恕應該是試著信任對方,讓雙方再一次用平常的方式溝通。不過,很多人可能會開始感到混淆,大家覺得如果我們用平常的態度和傷害過自己的人說話,這是表示我們忘了對方給自己帶來的傷害。然而,寬恕別人並不是因為善忘,而是真的「願意」給犯錯者一個新的機會。

寬恕是靈魂與意識的決定

寬恕很難用推理得證。寬恕來自人心的決定,它和人的感性、不自覺的一面息息相關。寬恕具有「無法捕捉」的特質。
一個自由的人,基於靈魂與意識而做出的決定,我們才能稱為寬恕。這要透過價值觀的取捨、生命的經歷,或來自信仰的養分。歷史上,受基督信仰洗禮的社會的確發展出寬恕的文化,但寬恕的推展仍然很不容易,因為人類的本性並不容易原諒他人,某些基督宗教國家處處存在著「復仇文化」的蹤跡。例如一提到美國,大家都認為這個國家信仰虔誠,不過美國卻是少數對未成年犯執行死刑的國家(註1)。好萊塢出產的影片,主角多半被塑造成復仇的使者,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福音表達出激烈的寬恕

接下來,我將分析《新約》中寬恕的行為帶給人的省思,並在當代社會的文化背景下討論其影響力與社會意義。基督宗教中,《新約》以最激烈的方式表達寬恕的必要性:

那時,伯多祿前來對耶穌說:「主阿!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該寬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嗎?」耶穌對他說:「我不對你說:直到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為此天國好比一個君王,要同他的僕人算帳。他開始算帳的時候,給他送來了一個欠他一萬「塔冷通」的,因他沒有可還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妻子兒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變賣來還債。那僕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說:「主啊!容忍我吧!一切我都要還給你。」那僕人的主人就動心把他釋放了,並且也赦免了他的債。但那僕人出去時,遇見了一個欠他一百「德納」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嚨說:「還你欠的債!」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說:「容忍我吧!我必還給你。」可是他不願意,且把他下在監裡,直到他還清了欠債。他的同伴見到所發生的事,非常悲憤,遂去把所發生的一切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把那僕人叫來,對他說:「惡僕!因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債,難道你不該憐憫你的同伴,如同我憐憫了你一樣嗎?」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給刑役,直到他還清所欠的一切。如果你們不各自從心裡寬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們。」(瑪十八21-35)

這裡指出寬恕的必要性,以及發現自己參與惡的事實。當我拒絕原諒別人時,同時拒絕了讓別人原諒我的機會。指責他人,就是指責自己。以上論點並不是來自道德教訓的態度,而是基於具體的觀察:「我怎能要求別人為我做一些我無法答應別人的請求呢?」「誰又敢大言不慚地說他永遠不需要別人的寬恕呢?」

寬恕具有感染力

那時,經師和法利塞人帶來了一個犯姦淫時被捉住的婦人,叫她站在中間,便向耶穌說:「師傅!這婦人是正在犯姦淫時被捉住的,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們該用石頭砸死這樣的婦人,可是,你說什麼呢?」他們說這話,是要試探耶穌,好能控告他,耶穌卻彎下身去,用指頭在地上畫字。因為他們不斷地追問,他便直起身來,向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先向她投石吧!」他又彎下身去,在地上寫字。他們一聽這話,就從年老的開始到年幼的,一個一個地都溜走了,只留耶穌一人和站在那裡的婦人。(若八3-9)

在這裡,我們可見到觀點的轉換:原本以看待他人犯錯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人,轉為以自己可能犯錯的觀點來看待這個人。報復具有感染力。寬恕同樣具有感染力。惡會相生,惡會養惡。然而,善也相生,善會養善。一個人發現他需要被寬恕、需要被瞭解的需求時,也會忽然決定要全然地寬恕他人、瞭解他人。如此,我們便會瞭解「山中聖訓」的格言是多麼地強烈:

你們一向聽說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卻對你們說:不要抵抗惡人,而且,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他願與你爭訟,拿你的內衣的,你連外衣也讓給他。若有人強迫你走一千步,你就同他走兩千步。求你的,就給他;願向你借貸的,你不要拒絕。(瑪五:38-42)
你們若寬恕別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寬免你們的,但你們若不寬免別人的,你們的天父也必不寬免你們的過犯。(瑪六:14-15)
你們不要判斷人,以免你們受判斷。因為你們用什麼來判斷,你們也要受什麼判斷。你們用什麼尺度量給人,也要用什麼尺度量給你們。為什麼你只看見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對自己眼中的大樑卻不理會呢?或者,你怎能對你的弟兄說,讓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來,而你的眼中卻有一根大樑呢?假善人啊!先從你眼中取出大樑,然後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瑪七:1-5)

讓施暴者看清自己

我們往往會認為這些訓示是說給教徒聽的。然而,訓示的目的在於創造一個新的團體,這樣的團體奠基於無條件寬恕的承諾,期盼大家能在寬容的關係中共同生活。這些建議並非律法,而是勾勒出一個態度,帶領我們尋找出與他人溝通的新方式,邀請我們在社會關係中發揮創造力。我們再舉一個耶穌的例子:

他剛說完這話,侍立在旁的一個差役,就給了耶穌一個耳光,說:「你就這樣答覆大司祭嗎?」耶穌答覆他說:「我若說得不對,你指證那裡不對,若對,你為什麼打我?」(若十八:22-23)

耶穌對於自己立下的行事訓示,並沒有依樣畫樣,但祂以同樣的精神行事。對於犯錯的人,祂讓他轉換看事情的方法,讓他面對自己。在對方傷害人、使人受苦的同一刻,讓他面對被傷害的人,面對寬恕的奧祕。這裡我們延伸到「寬恕的暴力」:寬恕以直接或近乎令人無法接受的方式,讓施暴者看清自身的暴力,但是這個方式卻會開啟一個機會,不會陷施暴者於自身的暴力之中。
耶穌寬恕人的方式,與耶穌面對人類的暴力,兩者是相同的問題。耶穌將寬恕的各種可能推展到極限,一直到十字架上。耶穌對天主展現的信心,也就是祂對人的信心,人與人之間懷抱的信心,比暴力更加強烈。施暴者最後終究會放棄暴力,但是他要為如此強烈的信任付出代價。在付出代價的同時,祂也讓人們知道寬恕是一個嚴肅的主題,同時,祂也讓我們明瞭,人們心裡與天主的關係,與人們之間彼此的關係具有的密切程度。

重建關係,不論容易與否

讓我們試著探索耶穌說這些話的源起,以及其要求為何。耶穌帶來什麼樣的要求與啟示呢?
寬恕出現的時機,通常是以讓大眾瞭解的方式出現,有的以嚴厲的方式出現,有的則以簡易的方式出現。弔詭的並不在於七十個七次這個數字,而是耶穌的基本態度。請注意在比喻的語言中,對於不肯寬恕的嚴厲用語。這是一個徵兆。對於伯多祿負債者的比喻,祂總結道:「如果你們不各自從心裡寬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們。」(瑪十八:35)
再者,寬恕需體現於行動:在獻出你的祭禮前,請和你相處有困難的人和解,重建關係。不論容易與否,以天主的觀點而言,這是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要緊的事。如果我們想要參與天主的贈禮,我們無法不用寬恕這項禮物(註2)。

寬恕,為了重新開始

然則,我們不禁問道:「對於一個非基督宗教信仰的人,這是否難以接受呢?」個人認為不盡然如此。福音在此應提供一種主張──無條件原諒別人的主張、提出寬恕是為了活下去、讓大家一同活下去的理由。隨著不同的時代、不同國情與不同信念的人,這樣的主張可能會被接受、被拒絕或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詮釋。如果大家對這樣的主張嚴謹看待,由此可以推出結論:我們必須承認只有知道自己需要被原諒的人,才能原諒別人。我們必須承認在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種奧祕,時常讓人受苦,但是還有一種懷抱希望的奧祕,我們應該學著對這樣的奧祕具有信心。
我們必須承認語言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因為語言的交流能夠帶來和解,能夠摧毀冷漠與遺忘的藩籬。因此,我們必須致力成為開啟和解語言的先鋒。我們必須承認,真正的寬恕是一條漫長、痛苦、不完整的道路,但永遠具有創造性,它永遠在為重新開始作準備。寬恕,就是重新開始,就是創造社會新的關係模式。
由此觀之,寬恕與正義無法分而視之。如果我們無法在人與人之間創造更平等、更開放、更公道的關係,那麼我們無法原諒別人,也無法被他人原諒。即使在大災難之後,我們還是能重新開始。對伴侶而言,如果有一方提出請求對方寬恕的要求,不是為了重溫以前的愛,而是為了經營更濃厚的愛。同樣地,雖然創立新的關係特別困難,也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然而不管在一個國家或是各個不同國家之間,在每次衝突發生以前,多少都發展出一個和解的過程,以達到更為公正、更為誠懇的關係。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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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4-20 1998, p.3 du supplément The Economist Review. Kimberly COOK. Divided Passions, Public Opinions on Abortion and the Death Penanlt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40p
註2 Jacques SOMMET. Passion des Hommes et Pardon de Dieu. Paris, Centurien, 1990, pp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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