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無名為天地之始
教一個人說一種新的語言,就能將她變成另一種人,還有比這件事更重要的嗎?這樣做,階級之間、靈魂之間最深的鴻溝,都能彌平。
──希金斯教授,《窈窕淑女》(My Fair Lady),1964
書評:房子即人生
我們與房子的關係,要不繼承而來,要不去租或買,還可能有其他的關係嗎?
《蓋綠色的房子》這本書,有個令人眼睛一亮的副書名「做自己的建築師」——難道我們可以從頭打造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這開啟了有關與房子之間關係的新想像:不再是去買一間現成的、大同小異的罐頭房屋,而是一磚一瓦規畫出心目中的家園。
該書羅列出來自台灣各地的23個實例。有好幾棟房子確實從無到有、從買地開始剷土蓋屋。甚至有些屋主並非出身建築、景觀或室內設計背景,也一樣能在專業人員的協助下,蓋出屬於自己的房舍。再加上讀到第二單元「蓋屋不敗祕笈」,雖然所占篇幅甚少,但比如〈自行發包叫料四大重點〉一篇,想必真會讓有意一圓蓋屋夢的人士躍躍欲試。
現代家屋福音書
不過這本書並非建築事工的圖解手冊,它比較像是現代家屋的福音書。它所倡導的是擁有「綠化、綠建築、場所精神」(頁8)這樣的房子:比如剛買地,就先規畫種樹,然後再蓋屋的充滿〈綠意的家〉(頁142);比如,由一種低成本通風屋頂所打造的〈不需空調的家〉(頁204),即是典型的「平價綠建築」;比如,為了保留原本地坪上的果樹林,〈懷念阿嬤的厝〉(頁114)於是繞樹而行,成就出融入場所地景的木造屋。
每一棟房子都有它的建造動機,或理性(讓家族可以有地方團聚),或感性(歸隱山林的田園之趣)。但是如何達到比如說「省能、減廢」,或建材環保、造價平實等目標,卻又是另一門學問了。
該書於是標舉「綠房子」的精神,從想像與真實兩個角度切入,既簡單描述各屋主起造家屋的緣由與實際起居狀況,又以密集圖說的方式,點出各幢房子的建築特點。由此讓我們在周遊屋舍內外環境之餘,亦能獲得某個程度的蓋房子小知識。
而在許多案例中,也列出了房舍的相關造價表,更讓我們有了衡量與比較的參照點,而且彷彿是「有為者亦若是」的召喚——在台灣,同樣一筆錢,可以只是買到一間公設比例高的台北小公寓,卻也可以自己蓋出會被人錯以為民宿的花東美宅。
另類選擇巧實踐
會想蓋上一棟綠房子,其實是這個時代的某種印記。該書除開介紹了好幾棟位於市鎮上的自建或老屋改造的案例外,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應該是,那些或可稱為某種文人式出走風潮(嚮往與大地一同生息的耕讀生活)下,所衍生出的房子――
有好幾位屋主,將自己的土地視為是一個生態系統來經營;種植蔬果,講求有機農法,在廢水處理上,則設置淨水池;而如果休耕中的農田蔓生雜草,「除草責任(就)交給兩隻羊」(頁110)。
在此處,事情並非只是去蓋出一間夢幻家屋而已:這些人在買地造屋之前,即抱持著反省人與土地關係的生活哲學,並透過自己的實踐,映襯出有別於城市生活的另類選擇。
然而,習慣城市住居的人,也許會覺得自己不可能這麼說走就走。而異地另起爐灶營生,也恐有困難度;也許也會問起,這樣有時太遺世獨立的房子,出入顯然要自行開車,而要不要去裝個保全求心安呢?孩子怎麼就學?而且,如果「基地上也免不了有蛇與老鼠」(頁108),會不會還有什麼其他鄉野求生注意事項?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10年6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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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對不起!我們還不是一百分
2010年1月,南投光華國小老師簡世明,以闡述「寬容、盡責、奉獻、公平、尊重、勇氣」六個中心德目寫成的《老師的10個對不起》出版後,不論是在出版或教育界,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聲浪,也吹響了反思現行僵化教育體制的第一聲哨音。
就在此書出版後不久,我搭乘捷運瀏覽網路新聞時,看到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於今年2月公布的「全球最適合居住城市」評比報告中提及,在全球140個城市當中,台北雖獲選為第62名,但是在教育制度方面,卻出現100分的「優等生」佳績。閱及此處,我不禁啞然失笑。
下了捷運,我恰好看見一個戴著厚眼鏡,馱著龜殼般大書包的國小學童,拖著沉重的步伐走過眼前。這不禁令我揣想,到底是台北的大學多到太容易考上,而具有高度的「可『進』性」?還是國小的營養午餐「普及率」居冠,才能獲得經濟學人資訊社青睞,被評比為「教育制度滿分」的城市呢?
或許會有人理直氣壯地反駁,台北是首善之都,為什麼我們的教育不是100分?但又有多少人勇於清醒地反問,為什麼我們是100分?
填鴨方式依舊
「對不起。我常責罵你們不用功,其實我自己小時候也不怎麼努力。對不起。雖然我很努力,但有時候還是會控制不住脾氣……。」簡世明在2007年任教的國小畢業班最後一次期末考卷上,親自向學生道歉,一口氣寫出了10個對不起。此事無意間於媒體披露,引起討論,也成了這本書的緣起。
台灣的教育體制向來是「養鴨高手」,是快樂童年與考試機器的分水嶺。這種填鴨式教育,以及升學主義的框架,早已成了華人社會的教育主流。無論老師或家長,要孩子們考第一名永遠是王道、是真理。沒有人告訴孩子們,思考力、創造力與主動性,以及面對挫折時的承受力,比考試卷上的分數還要重要。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孩子們就有寫不完的測驗卷和參考書,放學之後也只能去安親班。到了國中,體育課、家政課、工藝課都被借來考試,還有各種早自修、晚自習、課後輔導、寒暑假加強班。到了假日,還要趕著學各種才藝、樂器和語文課。五十年前如此,現今亦然。
忽略孩子需要
相對於學生,教育工作者不僅總是令人羨艷,也是老師、醫師、會計師(三師)這三種婚配對象的首選,彷彿只要冠上了老師的稱謂,就捧起了社會地位與經濟保障的「鐵鍋」(比鐵飯碗還大)。而簡世明,一位從小轉學念了五個學校、成績不夠理想、最不想當老師的人,卻以跌破師長眼鏡的黑馬之姿,考上台東師範學院初教系,並在執教國小十八年後,勇於在廣大讀者面前出書「解剖」自己,坦承學校教育經常重視學業,忽略了孩子真正的需要。
對於身為「六年級生」的我而言,簡世明所闡述的「寬容、盡責、奉獻、公平、尊重、勇氣」在我長達十六年的求學過程中,真的只是貼在教室牆上的「中心德目」。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有哪一本教科書的哪一課,或是有哪一位老師,曾願意花一堂課的時間,和我們討論以上六個主題的其中之一,或是教教我們該如何面對別離、如何反省自己?
《老師的10個對不起》之所以令人驚豔,或是讀到會心處拿起面紙,擦掉因忘情大笑而溢出的口水與眼淚,是因為作者勇於說出「孩子,老師小時候不一定比你強」的真話,以及在教學生涯中的諸多反思與領悟。
本文為節錄,完整內容請見2010年5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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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寓言即預言
提及「Communication」這個名詞,與其說是「傳播」,毋寧解作「溝通」,畢竟我們與外界的人、事、物,無時不在進行溝通。而行銷傳播所運用的各種媒體,不過是溝通所用的部分工具而已。
書評:永遠的齊老師.永遠的文學
風和日麗的那個午後,在「爾雅書房」,我第一次見到齊邦媛老師。她的《一生中的一天》剛出版,出版社為她舉辦新書分享會。書是出版人隱地和作家陳幸蕙幫忙編選的。
書評:下一輪社會教育盛世備忘錄
本書是繼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之後,另一本理解當今美國社會知識與權力互動的經典著作。全書旨在探討美國知識分子角色的轉變:懷想過去獨立知識分子能用通俗語言在公眾生活發言,舉足輕重,同時感嘆今天被納入體制的學院教授,其學術寫作不僅艱澀難讀,也顯得封閉褊狹。
書評:以小說為距離,思考真實
所以,讀這本書,不如直接回歸到讀「小說」這種虛構創作的文體本身吧。也就是說,讀它的主題、布局和結構……。將它視為有機的整體,試著解析它互相串勾的內在肌理(並且,接受那些不可解的神祕片段從自己的解讀中漏失而去)。
只是,就算從這個角度看,這部小說還是不容易讀。原因在於,我們對書中描繪的二次大戰前後(三、四○年代)法國的政經情勢、巴黎的社會氛圍,不免陌生與隔閡。尤其,這個歷史底蘊在勒.克萊喬筆下,是以隱筆淡淡帶過,像透明的、迷濛的、不為人所知的壞空氣。
歷史關鍵庶民生活
不過,從他輕描淡寫的這個線索,正可以讓我們窺見作者的用心:
在國家大歷史的觀點下,二次大戰前的法國,總是被形容為文化昌盛、軍事強大,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盛國家。但作者刻意撇開這個視角,只以簡單而銳利的幾筆,勾勒當時法國人自詡傲人的心態――他借布杭家的沙龍作為歷史現場,讓讀者從其中幾段往來對話,看見時人對英國人的輕鄙,對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恨意,並揶揄德國人、義大利莫索里尼不敢再冒戰敗之險攻打法國,甚至對殖民地不懷感情(「為什麼不回模里西斯呢?」「死都不幹,都嘗過住在巴黎的滋味了。」〔頁67〕)……,以及,為後來帶來更大災難的:對猶太人的仇視、對希特勒的頌揚等等。這些負面的徵兆像將要出鞘的利刃,惶惶然帶著威脅。
作者這樣的取材角度,一來表現了他以一個法國人的身分對歷史的深切反省,另一方面也傳達了他在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講稿上所陳述的歷史觀:只有從一般人怎麼過日子,才能見到真正的歷史。所謂歷史的關鍵時刻,是要從這些小處去考察。
其實,整部小說寫的無非是這樣的庶民生活:寫承平時期的生活,或是寫在影響集體命運的戰爭中,人作為一個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個體,是怎麼生活、怎麼愛、怎麼夢想,與追求。
反覆間奏揭示題旨
書中以拉威爾的《波麗露》作為音樂主調,一點都不是偶然,它和整部小說的安排若合符節:以結構來看,這個惶惶然的歷史底蘊,便恍如《波麗露》中營造的那個潛伏在樂曲第一主題、第二主題之間的反覆間奏(Ritournelle)。它頑強、執拗地隱藏在樂曲底層,像遠處令人不安的烏黑雲層,緩緩推進,伺機而動,終而引導出最後大爆發的力量──戰爭,以及在戰爭之後隨之而來的靜默。
這靜默,或是抹除歷史記憶的自私靜默,或是受到大震動之後凝神靜思,每個人面對此事件,都必須為未來做出抉擇。
就這一點對照於勒.克萊喬描繪的戰前人心景象來看,更容易理解他為什麼會將《波麗露》這個在二次大戰歐戰爆發前幾年首演,並首度在歐洲音樂引進非洲達姆達姆鼓(Tam-tam)為樂器,還引發喜愛者和厭惡者激烈對立的樂曲,稱為一則先知的預言。
有趣的是,以主題表現的方式來看,勒.克萊喬彷彿也採用了《波麗露》的手法,在反覆間奏之上,有突出的第一主題、第二主題,來表現「飢餓」這個題旨:我們或許可以把對夢想的追求、對友誼愛情的嚮往、對自由和平的渴望……,看作是第一主題的飢餓;把對財富的飢渴、對永遠填不飽的人性貪婪、對虛幻夢想的執持……,看作是第二主題的飢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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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 餓間奏曲》(Ritournelle de la faim)
勒.克萊喬(J. M. G. Le Clézio)著‧尉遲秀譯
皇 冠出版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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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荊棘的美麗,刺目的青春
如果父母疼愛我們,難道就可以減少自毀或增多自救的能力?
如果我們天生長得美,難道我們的人生就可以順遂些?
《依然美麗》否定了我上述提問中的這些「如果」。它認為人需要愛,但愛被高估了;有時即使知道自己的故事未來,卻也無力阻止;美麗不僅不會使你的人生更順遂,可能還會使它更悲哀……
外貌美醜非原罪
這本書的核心纏繞著「美麗」這個人類的古老課題,故事敘述一個讓人驚豔的美麗少女,如何一路被際遇與個性的荊棘刺傷,最終成為一朵枯萎的花朵。她逐漸枯萎的生命倒映了自己的臉孔,驚訝地發現自己成為「物質美麗女孩」的不幸。
《依然美麗》的英文原書名是《薇若妮卡》。我原先以為這故事是一個人的雙面故事,像是電影《雙面薇若妮卡》(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一般。但《依然美麗》並不走這樣的老套故事。這書的敘事結構比較像是它的中文書名副標「艾莉森與薇若妮卡」,藉由「我」――艾莉森這個美女,來書寫又醜又病的薇若妮卡。讀者最後發現與艾莉森相較,薇若妮卡還活得比較自在,即使她身受更大的不幸,但至少她成為自己本有的樣貌:她是一棵冬天會脫皮的樹,她不成為玫瑰花。
作者瑪麗‧蓋茨基爾不選「美∕醜」「善∕惡」的任何一邊站。她說故事的方法,是「美與醜」各有宿命與不幸的源頭。這書讓人讀來幾乎是被鉤到了血肉,我想女人讀來更有感覺。因為蓋茨基爾冷酷地在小說裡,把人的不幸置之於「個性」、「寂寞」等等這類難以描述的東西上,於是冷酷地揭穿不管女人多年輕,多美貌,多麼被路人凝視注目,她依然不快樂。但女人往往錯以為自己不快樂,是因為自己不夠完美,其中「認為自己外表不夠美麗」尤為原罪。於是女人不斷追求更完美的外在塑型,卻不從內我下手,反求外在色相的改造。
自欺欺人最悲哀
書中象徵醜與病的薇若妮卡,輝映出人類許多隱藏的向上力量;象徵美與健康的艾莉森,卻不斷地從美麗的身體裡滲出自毀的慾望。人類擁有自救與自毀的雙重力量,但通常握有這兩股力量的兩邊卻互瞧不起:靈性者瞧不起肉慾者墮落,肉慾者覺得靈性者做作。書裡面大大地諷刺了近代許多的「健康飲食」與「靈性療法」書寫,看得我拍案叫絕。
而這也讓我憂傷地想起我有個美麗的女友神似艾莉森。許多活得自以為很正面的友人都很不屑地批評她:「難道妳都沒有進取心嗎?」我那朋友卻說:「妳怎麼知道我沒有?也許我的進取心並不比妳少,只是我那向下墜落的慾望也比妳深。」
我可以深深體會這兩股力量發生在女人身上的種種矛盾。這種種矛盾造成的某些結果旁人看似可惜,但實則個體生命自有其生長的樣貌。仙人掌可以半年都不喝水了,玫瑰花又何必替她焦慮?玫瑰花枯萎時,悲哀的不是枯萎這事本身,而是她不願意接受自己已然枯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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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然美麗:艾莉森與薇若妮卡》(Veronica)
瑪麗‧蓋茨基爾(Mary Gaitskill)著‧尤傳莉譯
時報出版
2009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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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文音中時部落格
書評:離散情事
對於第一代印度移民來說,歲月的漫長足已讓他們將他鄉作故鄉。當年他們來美國生根,生活在陌生的土地上,並在文化與認同的衝突中尋求和解。這是鍾芭‧拉希莉前兩部作品《醫生的翻譯員》(Interpreter of Maladies)和《同名之人》(The Namesake)主要探索的主題。
對於移民第二代來說,父母親的故鄉才是真正陌生的。對他們來說,遷徙是幼時的記憶。在成長的過程中,影響他們更深的是無所不在的美國文化價值與生活習慣,只有在家庭裡,父母親的傳統價值和記憶迴盪不去。
世情種種引人思索
鍾芭‧拉希莉的寫作素材經常來自身邊親人、朋友的故事以及自身遷徙的生命經驗。作為印度移民的第二代,她置身於絕佳的觀察點,得以細細剝解印度移民幽微的心理。她筆下的人物始終不離印度的移民和移民後裔,故事背景大多以美國為主,偶爾回到故國(例如她的短篇成名作〈醫生的翻譯員〉)。
《陌生的土地》是她的第三部小說作品,五個短篇加上一個中篇,構成這部動人的傑作。在這本小說集裡,不再有賽恩太太的鄉愁,也不再有〈第三暨最後一個大陸〉中的認同問題(《醫生的翻譯員》),它探索的不再是父母親面對的新故鄉,而是每個人(不論是不是移民)在生命中都會面對的新變動、新局面,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人情世事:如〈陌生的土地〉以母親過世,父親退休,帶出三代之間的情感;〈地獄—天堂〉觸及因媒妁成婚而離鄉的母親的暗戀回憶;〈權宜之選〉談到婚姻倦怠;〈只是好意〉中出現優秀的姊姊與酗酒的弟弟;〈別管閒事〉訴說的則是室友的情傷。
於是移民的命運這個巨大命題向後退去,成了一幅遙遠卻又時時待命出現的背景。主角們多是與非印度裔結婚或相戀的第二代印度移民,甚至有時會看到第三代的出現。遷徙的記憶依然迴盪著,但是從這個巨大的命題當中浮現的,是我們更熟悉的家庭、夫妻、手足、情人、朋友、外遇……
這些故事讀來親切熟悉,原因有幾層:首先這是所有文化之中都會發生的問題;其次是華人社會的移民經驗並不亞於印度,那種若有似無的鄉愁,也不時飄浮在台灣外省家庭的空氣,讀著讀著,我們會發現華人的家庭關係、人際關係跟印度人還真是接近。
機緣宿命淡然無奈
鍾芭‧拉希莉對人情世事細膩的掌握,頗有幾分張愛玲的味道,但她的文字比較平實。她要訴說的不是蒼涼,而是在離散的身世裡淡然的現實與無奈。我們讀著一個個短篇,幾乎就要忘記貼在她身上的後殖民作家標籤了,但她卻在這本書的第二部,以一個中篇小說把讀者拉出來,逼我們重新省視:遷徙是否真的只是幼時的記憶?
《陌生的土地》(Unaccustomed Earth)
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著‧施清真譯
天培出版
2009 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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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是歸鄉必經之路
儘管離家的人兒在舉步前行之際,或許未曾念及返程。
出生成長於阿爾及利亞,父母親分別為法國移民與西班牙後裔,
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反納粹地下活動的作家卡繆(Albert Camus),
似乎以其顛沛的一生及作品,為我們說明流放與歸鄉的箇中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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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當卡繆為自己青澀年華的散文作品《正面與反面》(L’Envers et l’Endroit)再版發行作序,已屆不惑又五的他寫下:「人的創作不是別的,正是一段長途行旅。繞過藝術之徑,只為尋回兩、三個簡單卻偉大的畫面――曾經,心靈面對它們首次開啟。」
也是在同一時期,他開始了《第一人》(Le Premier Homme)的寫作。這部未完成的自傳性質小說,敍述的正是一位已屆不惑之年、離鄉背井的男子,追尋從未相識的父親的腳步。
踏過時而確定,時而艱難,總在漂流,卻只能堅定步履的二十年,作家回首過往,尋找根源。也唯有以二十年的歷史、創作與生命,作家才能以釋然的眼神,看待自己註定漂泊的命運,坦然接受如下事實:原來,無根便是他的根。造就了今日的他的,不是未曾相識的父親,不是教科書中理論般的祖國法國,而是他自己成長過程中的一點一滴。
放逐,始於絕裂

而放逐之人,便是與其原本歸屬,而且在特定群體已有一定身分的世界絕裂的人。無論為了何種原因,他與此群體原本和諧的連結產生裂痕,或失去關聯,漂浮在世界與世界間沒有交集的空洞之中。
然而,放逐不只限於地理。它也可以是(而且更經常是)一種身分或內在的斷裂。此外,時間也是造成斷裂的重要關鍵:唯有清楚意識當下的人,才能承認過去的虛幻(因為已經失落),和未來的不確定(因為一無可知)。畢竟與過去的連繫已然斷絕,未來又毫不可知,以致流放者所擁有的,只有此刻。
巧的是,卡繆主要創作歷程的三個段落,正好符合放逐的三個階段:從荒謬到反抗再到公理與愛,從絕裂經過漂泊再抵達生根之地,作家的生命與創作歷程合而為一。循著這條路徑,我們似乎也活過了這位從阿爾及利亞的法裔貧苦子弟,轉變為一代知識分子的諾貝爾得獎作家,自1913年至1960年的死亡車禍間,所走過的每一步漂泊、每一個省思。
荒謬,來自落差

正如天真無知的亞當和夏娃食用了知識之果,從此認知到存在的不完美,他們由不知到知,從此進入卡繆式流放的第一階段:體會到世界不如我們想像的完美,和諧和歸屬只是幻象。而這個階段,也是卡繆創作的第一階段
。
十七歲那年,卡繆感染了當時仍致命的結核病。敏感少年擁抱生命與陽光的熱情,卻與生命的無常與黑暗正面衝突,種下了影響卡繆一生生命、創作與思想的種子。
死亡無時無刻窺視著,但也只有藉由有限的肉體,才能感受世界無限的光熱。正面與反面,光明與黑暗,都屬於這個我們唯一所能感知的世界。這位未來的人權鬥士無條件接受了這個荒謬的現實,甚至將它轉化成為生命前進的動能。沒有希望並非絕望,卡繆如是說。
書評:漩渦般人性迷宮
正當觀眾陷入野澤尚的戲劇漩渦而不能自拔,他也同時挑戰小說的書寫。並且在2001年,以《深紅》拿下了象徵「作品能夠傳達時代氛圍」的吉川英治文學新人賞,繼戲劇類「向田邦子賞」最年輕得主的頭銜,摘下另一座文學桂冠。
《深紅》一開始就顛覆傳統推理小說的寫法,將龐大、血腥的命案以及「誰是凶手」,逕自拋擲在故事的起頭。更驚人的是,就在我們隨著野澤尚去拆解命案真相,深入受害者和加害人雙方遺族的內心世界時,現實世界裡,野澤尚竟選擇在人生顛峰,以自殺結束生命,丟給讀者更大的謎團。這使得在閱讀《深紅》時,不免有閱讀「遺書」的想像與恍惚,彷彿身邊圍繞著一個更複雜難解的推理案件。
當龐大命案橫在眼前,在這片血的「高潮」之後,《深紅》這本小說才開始進入真正的高潮──人性的探索:藉由受害者遺族和加害人遺族的成長過程,擴展因雙方不同性格所產生的命案餘毒層次。
如此一想,小說起頭就展開最血腥的場面,不免是作者「貼心」的設計了。因為先讓讀者措手不及地進入第一個高潮之後,便能呼吸順暢地,跟隨作者在書中所提出的更深刻人性問題與探求,體會更多與人性種種正面交手的高潮。
這樣的顛覆,顯現了野澤尚藝高膽大的寫作企圖心。接下來,他更拿出看家本領:人物的對位,以便一如照鏡般折射出不同的人性光影。
精采巧妙的對位
這樣的對位設計,相信野澤尚的日劇觀眾並不陌生。如書中導讀作者陳國偉所述:在「戀人啊」中他設計讓男女主角在婚禮前相遇而相戀,半年後竟成為鄰居,而繼續發展柏拉圖式的愛情,卻沒想到彼此的另一半間原來早有愛戀關係。而在「情生情盡」(註1)與「水曜日的情事」中,野澤尚都讓男主角因外遇而離婚,卻又在與情婦結成正果後,回頭尋找前妻重拾舊愛,發展出再一波的不倫關係,在妻子與情婦的身分轉換間,形成角色與關係巧妙的對位。
更有趣的部分,是我們可能發現:「戀人啊」那個主控欲強烈、執著,不斷於郵局放置情書的女主角(鈴木保奈美飾),其性格模式不正與「水曜日的情事」裡那個主動、主控且貼心的情婦(石田光飾)相同?這個在「水曜日的情事」讓男人難以招架、讓妻子痛苦的情婦,在角色與手段轉變之後,卻在「戀人啊」成了讓許多觀眾憐惜喜愛的角色。「好」與「壞」在此便完全模糊了。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些看似浪漫或是刺激的愛情故事中,野澤尚總是讓觀眾看得不安穩――他似乎總是「不懷好意」地不斷追問: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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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紅》(しんく)
野澤尚著‧王蘊潔譯
皇冠文化出版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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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芳瑜的「方格子圓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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