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社會啟示錄

by on 週日, 14 三月 2010 評論

救災、安置、重建是災難發生後的三個處理階段,但目前政府對八八水災的災後處置,似乎將重建與安置視為一體,並將蓋「永久屋」當作重建;這樣的災後處置顯示政府只注重硬體工程的建設。然而,安置與重建並不相同,安置是「中繼屋」的概念,歷時一到八年都有可能;重建則是整體性的概念,牽涉到生計問題、社群關係、經濟文化、物質生態等層面,需要進一步整合規畫。

重建,是一個面向未來的過程,而不是回到過去。

面向未來,就必須思考重建的理由。八八水災是現今「災難社會」的一環,從「金融危機」到「H1N1」等問題,我們發現這十幾年來全世界已經進入「災難社會」: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生態環境上,災難都越來越頻繁,社會系統隨時可能因此崩壞。我們被迫把時間與資源花在危機處理上,無法從容規畫未來。整個社會都在力求「生存」而非「生活」——這就是所謂「災難社會」的處境:生活變成一種在困境中的掙扎,每個人必須時時應付接踵而來的難題。


所以重建還有另一層含意:那便是正視災難、解決問題,才能找尋生存之道。

以金融危機為例,很多人從危機後的復工、消費力提升等指數評估整體經濟狀況,認為經濟復甦後,災難就過去了。但經濟重建不單指恢復過去的消費力與生產力,還包括日常生活、消費方式、生產方式等所有環節的重新整理。如果不更細緻地面對災難中的每個環節,持續調整處理方式,類似災難還會再度發生;因為我們沒有從中學得教訓,也沒有解決生產體系與消費層面的問題。只要大結構的問題依然存在,災難便會反覆出現,危機永遠無法徹底解除。

換言之,「重建」隱含的是對過去的整合,讓危機減少或不再發生,才是真正的重建。

從災難社會的角度看生態浩劫、氣候暖化等引起的天災,很明顯地,八八水災重建要面對的問題,不只是「永久屋」的建造而已。但現在關於災難社會的論述在台灣尚未成形,我悲觀地認為,台灣可能還要再經過幾次災難,才能逐步解決引起災難的廣泛問題,才有機會在災難中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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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看目前八八災後重建的措施,以杉林鄉「永久屋」的安置為例,此一措施將導致災民無法維持原先在山林的粗放耕作與生活中創造出的社群,因為當土地不再具有耕作意義時,人也會失去與土地的連結,原有的經濟、社會、文化網絡都將一併消失。

將不適宜居住、開發的土地還給大自然固然用意良好,但山裡還是有土地可以使用。即使遷村不再回到河床地或河階區,我們依然可以在山中找出可以建地、耕墾的土地。原住民的文化扎根於土地,離開土地就等於離開文化,正確的重建必須奠基於「生態」的基礎,融合整個文化傳統與社會組織來進行,這也就是「民主」。


用心傾聽,建立親密關係

在此,所謂的「民主」不是指政治性的民主,而是指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民主:每個人都被當成主體對待,任何個人的意見、想法、處境都能被傾聽與凝視。在這樣的「生態民主」中,每個人都能平等、寬容地對待他人,彼此尊重、相互溝通,建立親密關係。這是一種「軟民主」,與主張監督對抗的「硬民主」是一體兩面。生態民主與一般公民社會民主最大的不同,在於公民社會多半將每個人當成一致的公民,忽略其中的的異質性,這也是公民社會最受爭議之處。

也許有人好奇:為什麼親密關係是一種民主?人在災後能夠順利存活下來,就是因為建立了一種互相傾聽與凝視的親密關係:我的苦難有人過問,你的苦難也是,人與人可以面對面相互安慰。這就是軟民主的基本型態:不管是何種意見、聲音與處境,都會被考慮、被聆聽。

民主關係不再只是政治力的問題,還是一種活水泉源。因為一旦人們開始凝視、傾聽,與他人展開親密關係,就會產生生命的力量。這時人跟人會發生一種內在的連結,人們感到被深深地認同,進入一種合一的狀態。


尊重當地文化與傳統

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這就是一種基礎,而民主的概念還可以從人類互動的層次,延伸到對土地、社會文化與產業等的態度。我們要把土地當成一個人,去看、去聽土地的表情,將民主的態度從對「人」延伸到對「生態」。「生態」在此不只包括狹義的環境生態,也包含社會生態與人文生態,隱含著文化的層面。

所以,「生態民主」指的不僅是土地倫理,還包括尊重在地文化,必須以他人為主體慢慢與其對話。重建也不光指傳統的恢復,而是強調所有政策、改革與重建,都必須先建立在傳統、文化和土地上,傳統才不會因重建而斷裂。

與生態民主對抗的,是創造性毀滅。資本主義基本上便是創造性毀滅的例子:人類不斷生產,但生產已不是反映人的需要,而是脫離人、社會、土地和生活去反映科技的發展。當科技脫離綜合的「生態」,就會變成一種毀滅的力量;這便是災難社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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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民主不是民粹,是將自己和對方都看成主人,在相互安慰中成長,一起前進。任何改革,都要回到土地與人民。所以重建一定要慢下來,要跟土地、人民以及傳統的文化制度對話,否則就有產生斷裂、導致創造性毀滅之虞。

重建也不能單用效率加以審視。雖然居民在討論過程中必然有許多不同意見,但應學著互相討論。處理問題、對立、衝突時,也要有耐心去面對,不要擔心引起衝突,因為衝突正是學習,看到問題正是面對自己的機會。 過分強調效率,反而會扼殺得來不易的民主。

唯有依靠生態民主,改革和重建才可能溫和有力,不會橫衝直撞。為此,人類需要跟傳統的制度文化產生親密關係,讓傳統重新獲得生命;當你開始聆聽傳統,就會產生一種生命的力量。


在社區扎下重建根苗

我個人認為,九○年代發展的社區總體營造,可以說是「生態民主」的開始。它的意思是承載之後才能孕育生命出來。人們不再只是走上街頭示威,而是在社區生根。未來重建是否做得好,就看我們在社區如何扎根。

雖然台灣經過十多年來的耕耘,已經慢慢孕育出向下扎根的力量,但面對現在的災難社會,我們很多時間與精力都被分割,越來越沒有時間如同過去一樣,以穩健的腳步進行扎根的工作。災難頻繁的出現,迫使我們每天面對災難,以及災難帶來的問題。

然而災難社會的誕生既是一種苦難,也是一種轉機。災難中如果有人好好引導重建方向,整合所需資源,反而讓我們有機會看清災難背後的結構與問題,如此才能捉住改革的契機,產生有效的公共論述。

在平日,我們可以利用穩健的社區運動,培養處理災難的相關人才,因為在災難社會裡,這些人將成為關鍵人力。目前的社區工作者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個重要的時刻,要知道如何利用災難;不是一頭鑽入自己的活動,而是要站出來說服政客和民眾。

國家與社會應從經驗中學習

此外,我們常常抱怨台灣社會無法傳承災難與重建的經驗。事實上,台灣長久以來,並沒有針對災難這個長遠的議題,探討它的文化性與教育性。所以,我們還得在災難社會的時代,重新審視國家扮演的角色,並將法令體系放入救災系統裡來看。

我們必須思考:身處災難社會,要如何重組過去經驗,並加以利用;國家社會要怎樣將災難納入教育系統,才能讓民眾面對災難時不致過分驚慌失措。災難社會必須學著重新建構國家與教育的定義,讓兩者回到災難社會的核心。

沒辦法處理災難,就沒辦法重建;沒辦法重建,災難就會不斷發生。政治本身不會處理災難的文化性,或是國家與教育的定義問題,因為看不到具體成績,這是政治的侷限。但如果這些缺點沒有獲得改善,許多關鍵概念將無法重構,也不會達到真正的重建。

在災難日趨頻繁的社會裡,我們必須好好利用學習得來的寶貴經驗,不僅讓自己「生存」下去,也要「生活」得更好。我們或許無法減少災難的發生,卻可以透過重建與土地、文化和傳統對話,以溫和漸進的親密方式,逐步達成有效的體制改革,以應付下一波災難的來臨。


照片提供/高雄縣旗美社區大學



本文亦見於2010年2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No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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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Zan Li (李丁讚)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的研究領域是民主理論與公民社會。

嗜好有:慢走、閒逛、遊山、玩水、凝視、傾聽、碰撞、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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