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我們.故事 ─ 李權哲鏡頭下的風信子夥伴

by on 週一, 01 七月 2013 評論

想像中的他們,與我們之間存在一條清楚界線。
但在李權哲的鏡頭下,他們卻幾乎與我們無別。
是想像失之武斷,還是快門失之片段?
更或許是,有更多的真實被遺漏在想像與快門之外……

攝影∣李權哲


昌哥大半人生都在病房度過,活像個木偶,到農場後他慢慢活回一個人的樣子。我在農場拍的照片中,以昌哥為對象的了多數,可以說他是鏡頭下最有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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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禾開著小牛到另一處翻土,他還會組裝電腦、管理網路論壇,他做事認真、個性溫和,比多數上班族更適合上班他的希望和許多非病人一樣:跟心愛的女人結婚,用身心障礙的身分經營個彩券行,平靜地過一生,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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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總是逃避農務勞動,為考大學要書是常用的藉口之一。有時候大家會同意讓回農舍裡書,不過,每次也總是被發現,書本翻開沒多久,小花不是到處閒晃,就是……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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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某日,夥伴們準備去立法院陳情的海報。當年立法院刪除攸關弱勢的預算,因此殘障聯盟號召國內各弱勢團體前往陳情。對夥伴們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會,一個啟蒙權益意識的機會。

 

〈鏡頭沒說的是……〉

撰文∣李權哲

一起,讓他們成了我們

「他們.我們.故事」這一系列照片,拍的是我和一群精神障礙者一起工作跟生活的故事。當初定下這名稱,我思考的是自己與「桃源二村有機農場」(現已改名為「風信子有機農場」)產生關係的過程。

當我開始接觸這些罹患精神疾病的人的時候,我與他們的關係是「我們」與「他們」。我不可避免把被社會忽略的這一群人視為「他們」,而未罹病的我則安處在所謂的「正常人」的「我們」裡面。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農場上的這群人,也把我視為「他們」,一個不是病友的外來者,一個管理他們的管理員。

然後,是一個認識對方、理解對方的過程。我們一起工作、一起吃飯、一起聊天、一起生活,我們漸漸把對方視為同事、視為夥伴。我說了「我們」了嗎?是的,後來「他們」與「我們」之間的界線逐漸產生了模糊,「他們」被接納到「我們」裡面。

當我在農場的拍攝進行到一個階段,回過頭去檢視照片以及我的拍攝行為時,我認為應該可以定義這些照片想要說的,是這樣一個過程。

 

被看見,才可能被理解

「桃源二村有機農場」是一個夢想。相較於社會上普遍將精神障礙者負面化有一群人意識到精神病患更貼近事實的一面:精神病患也有生活工作能力也應擁有屬於人該有的權利與義務。於是這群人希望開創一個空間,去證明並且實踐這一個想法。後來這群人以農場為基礎,進一步成立了「社團法人台灣風信子精神障礙者權益促進協會」,推動精神障礙者權益工作。

我在這時進入協會工作,初期是在協會開設的麵包店擔任店長,後來麵包店因成本不堪負荷而結束營業,我的工作場所轉到農場。在農場工作期間,工作人員們經常對所謂的精障權益進行思考與討論除了提供工作機會以外,我們還嘗試尋求可以讓精障者的真實面貌更被看到的行動。我們認為,如果要被看到,就應該將農場的故事記錄下來而我原本就在以拍攝來記錄自己,也因此與農場的精障權益促進行動產生更深刻的連結,成為可以呈現出夥伴們被看到的紀錄文本之一。

 

那界線,其實模糊難辨

在此之前,我就已經習慣帶著相機拍照,某種程度,拍照是我的自我療癒,幫助我跟這個世界維繫著一種現實關係;只是拍下來的照片多半是給自己看的,也往往不帶有什麼意識。而在農場工作期間的拍攝,是處在長時間與他人工作、生活的緊密關係,我的鏡頭開始更關注在人與人、人與環境的關係。由於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呈現夥伴們的「疾病」而拍攝,我按快門的目的在於生活的景象,所以照片中的夥伴看起來多半不具外界對精神障礙者想像的形象,反而呈現出你我一樣的普通面貌。這讓「他們.我們.故事」系列照片變成一個真正的經驗,一個認識精神障礙者除了生病以外,其實也跟我們沒有什麼不一樣的經驗。

這系列照片,是我第一次進行主題式的拍攝計畫。在這之前跟之後,我都把鏡頭朝向街頭,因為街頭是一個充滿各種人事物而內容豐富的舞台,這是我最感興趣的所在。但農場系列照片卻更豐富了我日後的照片,讓我在街頭所拍攝的照片可以與之產生對話。譬如當我在思考類似「社會邊緣」的主題時,精障者跟非精障者可以相互參照,邊緣這個概念的探討可以更深入;這一點在我將兩者並置,卻讓人難以分辨出誰是病人、誰不是病人時,更充分表現出來。

 

按快門,意見有了出口

這個拍攝計畫,後來因為協會目標與組織方向差異而無法完成,我也離開農場。這些照片回到純屬我個人的生命紀錄。回頭檢視這照片,說明這是一個過程的紀錄,對外是精障夥伴爭取權益的紀錄,對內則是我個人的生命錄。錄是拍照的功能之一,對我來說,拍照也是一種發表。我習慣進行各種關於人、關於社會的觀察與思考,自然而然就會產生意見,拍照於是成為一個相當合用的工具,按下快門可以在瞬間就讓我的意見呈現在底片上。

為了滿足從自我內心出發的觀察、錄與發表,2004 年我拿起相機開始拍照。當時處在失業的狀態下,無所事事卻對一切充滿意見,內心的慾望需要一個出口在這種情況下,又厭倦文字書寫、加上手拙不善作畫,我想起了十年前第一份工作時曾經接觸過相機,拍照,按下一次快門,讓眼睛看到的曝光在底片上,彷彿完成一次宣洩對我來說似乎是個不錯的解決方案。這促使我買了第一台傻瓜底片相機,從網路上學習如何控制光圈快門等技術,然後不斷拍照觀察拍照記錄拍照宣洩……

就這麼一路拍了下來。

 

 

〈故事,要由他們自己說 ─ 訪風信子協會創辦人劉小許〉

採訪∣何靜茹、林佳禾

撰文∣何靜茹

 

這座農場,有點不一樣

拍攝「他們‧我們‧故事」的李權哲載著我們上山,風信子協會的創辦人劉小許開著車子在前方帶路。這是阿哲離開農場六年後,首次踏上這條蜿蜒山路。抵達基地——一間鐵皮搭起的簡單工寮——小許俐落地換上雨鞋,便領著我們走入農場。

那日的太陽很烈,土地在陽光照射下,全都甦醒過來,散發出一股不能說是芬芳,而是混雜各種生命的複雜氣味。順著不同作物區,小許為我們一一導覽,如數家珍地講起小黃瓜的育苗為何失敗、香料作物的經濟價值、如何利用生物賀爾蒙來防蟲等等,很難想像她原本是個務農門外漢。農場夥伴們只有五人,散落於各處,在各自負責的區域裡揮汗如雨地或掘地或拔草,只在我們經過時,停下手邊工作輕聲打個招呼。

這是位於新竹縣新埔鎮山上的一座有機農場,看上去安靜而恬淡,符合一般人對農場的想像。但這裡和普通農場有些不一樣——在這裡務農的夥伴們,大多是或曾是精神障礙

 

各得其所,就是桃花源                      

風信子農場創立於2004年,最初的名字是「桃源二村有機農場」。從名稱即不難想見創辦者對此地的期許;只是,這個桃花源並非是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而是一方可以讓精神障礙者在其中勞動、生活、接納自己的家園。

小許大學時主修社工,畢業後便到醫院裡擔任社工,也因此接觸了許多精神病友。這群人常被社會汙名為「不定時炸彈」,因而被禁錮於白色巨塔內,以一道又一道的門鎖阻隔於世界之外。小許對這現象感到不解、不忍與不安,加上與病友們逐漸熟悉後,發現他們個性都單純善良,也不想一直待在醫院,她心裡便萌生一個強烈念頭:「我要把他們帶出去!」

小許號召了幾個志同道合的友人,她們分頭向家人借貸來籌措經費,天主教華光智能發展中心也適時提供了這塊土地,就這樣開始與精障朋友(協會稱之為夥伴)一起從事有機栽種。小許說,開設農場是想證明精神疾病者可以是勞動者,而不只是資源消耗者:「我們想打 破外界觀看疾病的刻板視角,以及疾病者的限制。他們之所以被這個社會排除在外,與我們如何界定勞動力、勞動價值有關。在資本主義的結構下,不合模的人很容易被貼上『懶惰』等負面標籤。但他們就是生病了,不太能適應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所以必須找出適合的勞動空間來。」

至於為什麼是有機農場?小許坦言一切都是邊做邊學,只是在這過程中,意義慢慢被找出來了:「他們長期被關在醫院,因此,低技術性的勞動是首要考量,加上曬太陽可以幫助代謝他們身上的藥物,很自然就走到這個場域來。有機栽種則意味著對地力的尊重,我們不施化肥、農藥來增加產量,如同我們希望這個社會尊重精神疾病者一樣,他們有多少勞動力,我們都應該給予尊重。」

 

互為主體,一條艱難之路

若說「勞動」是風信子農場的主要關鍵字,另一關鍵字無疑是「主體性」。協會強調「勞動」對重建一個人的價值的重要性,又想跳脫資本主義把人視為生產工具的結構,因而主張沒有人可越過疾病者來做決定,希望以「夥伴」關係來與精障朋友互動,以共同決策的模式來決定農場的發展。

不過,要打造一個平權的空間,沒有想像中容易。大至農場要如何經營、如何引進外部資源,小到工作任務、薪資所得要怎麼分配,所有事情都必須不斷被討論;不僅是與夥伴們有所拉扯,工作人員之間也常花費許多力氣在爭執辯論。小許回憶這個走向「互為主體」的過程:「我們希望和夥伴互為主體,中間過程就是不斷爭吵。以勞動來說,夥伴有時會以病人身分要求少做事,可是我們知道他是有勞動力的。而他會期待有所得,我們就必須想辦法提供。兩者就這樣互相拉扯,他爭一點,我爭一點。」

既是互為主體,就必須回歸到一個問題:夥伴想要的是什麼?不過,夥伴因為生病的關係,不一定能清楚表達想法,更何況是做決定?關於這一點,小許承認自己摸索了十年,也是到近幾年才接受這個事實:自己的確擁有某個位置,因此必須承擔起更多責任。但她也強調互為主體並非不可能:「就像阿哲拍攝的『他們‧我們‧故事』系列所顯現的:夥伴們是生病了,工作人員沒有生病,這是客觀事實;可是對同為風信子協會的一員來說,我們是在一起的。主體是一種承擔,而不只有權利。在他們、我們之間,在主體性這件事情上必須有收有放。」也就是說,身為組織工作者,一方面鼓勵夥伴拿回身為人的權力、承擔起責任,另一方面也要學著放掉權力,在彼此反覆調整的過程中,試圖找出最適合的勞動空間。

 

面對鏡頭,認了那個自己

他們、我們之間的界線究竟存不存在?阿哲在農場所拍攝的照片,便是企圖回答這個難解之題。他喜歡捕捉夥伴們的如常生活,或是從事農作、或是休息發懶、或是一起開會;在那些凝結的瞬間,其實不易分辨夥伴們與一般人有何不同。曾與阿哲在農場共事的小許,認為觀看或評價這組照片時,必須分階段來談:「阿哲不去凸顯夥伴的疾病者角色,在那個階段是好的,也符合協會的理念。一方面可以讓一般社會大眾看到生病的人還是能勞動、能騎摩托車、能做一般人做的事。另一方面,夥伴看了照片後,會知道這就是他自己;在更早之前,他們根本不願意被拍攝,或是拍了之後不願意去指認自己,因為他們不認這個疾病、這個汙名,也不想去掙脫。」

但是小許也認為,在沒有文字說明、沒有脈絡的前提下,這組照片並不易發揮去汙名的作用:「當照片缺乏指涉時,要如何去汙名?我們單單看到夥伴在務農的照片,可能會以為他就是個務農的阿伯而已。但事實不僅是如此,他可能會跟你講:『我叫燈昌,我六歲。』他的生命故事會比我們看到的還深厚。」對小許來說,去汙名之前必須有所辨識。就像「風信子」這個名字,不是基於什麼風花雪月的浪漫考量,而是取自「瘋子」的諧音;當時的想法即是:既然夥伴們被稱為瘋子,那就直視這個汙名吧,從名稱開始解構起,才可能建構出新的觀看方式。

 

拿起相機,找回我的詮釋

事實上,阿哲除了自己記錄,也曾教導夥伴們拍攝,不過時間沒有持續太久,便隨著他離開農場而中斷了。直到2007年,攝影工作者潘俊宏來到農場擔任志工,他領著夥伴們用相機創作,從操作相機、取景構圖,夥伴們開始練習按快門。更重要的是,在拍攝之後,大家會聚在一起訴說、分享畫面裡的故事。當時,夥伴們拍了數千張照片,還曾在2008年時舉辦過攝影展。

從被拍到自己拍,小許的觀看切入點仍然是「主體性」:「我們覺得拍攝的權力要還給他們,自己的故事自己來說,而不要由別人來詮釋。誰說你是瘋子?瘋子是長什麼樣子?就讓你自己來說。」當然,夥伴的敘說有很多種,且可能前後不一,不過都很動人。小許舉了一個例子:「夥伴培忠捕捉到一隻蝴蝶停留在大便之上的畫面,他在詮釋照片時,原本說自己就是大便,但後來他又改口說:我是這隻蝴蝶,疾病是大便,我不小心停留在上面了。培忠是到成年後才生病,他本來不太認自己的疾病,卻因為拍攝而認了疾病。」

一張照片究竟能傳遞出什麼訊息、發揮什麼作用?拍攝者、被攝者、觀看者常有不同解讀。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阿哲和小許都希望夥伴能透過攝影被看見、被理解、被接納。這也是風信子協會一直以來的目標:當汙名被洗去,會有越來越多適合夥伴們的勞動空間,他們與我們便可以接受彼此的差異,共存於同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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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 ─ 攝影「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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