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苦樂.瘋病院 ─ 侯聰慧與他再現的精神病患

by on 週一, 01 七月 2013 評論

髒點、漬痕、高反差。
清晰,或若掠影,瘋狂?近似瘋狂?
放下後設的詮釋吧!那認識終究極其有限。

企畫|編輯部
攝影|侯聰慧


 龍發堂II 高雄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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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發堂I 高雄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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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發堂II 高雄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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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發堂II 高雄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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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發堂II 高雄 1983

 

 

當我被認為是「攝影家」時,我已經沒有照相機了,

而要出攝影集時,所有底片很自然丟了。

回想沒當所謂「攝影家」前的生活,那時候沒有酒。

只有自溺的生活,想當一個優秀的精神病犯。


一個不成熟的男人──一個女人說的。


龍發堂、精神病犯、拆船工人,就是那時候拍的。

要面對它,我所不能或我、或那些人、

那時發霉的生活,去吧!


台北、喝酒、很遠的看人在拍電影,

人是單位,物也是單位,公車站牌、垃圾都是單位,

方位不再重要了,移動是必須的。


讓我騙一下嘛──我對女人說的。

乾杯,是告別所必要的,

談攝影,卻面對白紙,是我所不能,也不會的,

我只期望找回慾望。

它跟攝影或藝術、女人都是關係,只要它不跟酒有染。


對不起妳們,──真的!

 

侯聰慧 1989

 

 

「龍發堂算是一個系列嗎?

我只是在拍攝一個現象,

擷取看到的畫面,把它們選取出來給人家看。

對我來說,就是這樣而已。

會有系列,只是因為它們被出版了。


很奇怪嗎?

你不要把我當成攝影家來看,就不會覺得奇怪。」


「我一輩子只有喝酒才用生命在做,

消耗生命……

唉,要怎麼用生命去換什麼東西?

那是錯,用生命去換東西,是一個愚蠢的東西。」

 

侯聰慧 2013

 

 

〈侯聰慧與龍發堂的八○年代〉


撰文|林佳禾

 

你有沒有用過「龍發堂」來罵別人瘋子?

大約在八○到九○年代,龍發堂幾乎就是台灣精神病機構的代名詞。「龍發堂出來的」──被用來批評人宛如精神病患般「不正常」,曾經非常直覺,甚至自然到讓人幾乎不會去思考:龍發堂是什麼?在哪裡?

 

草繩綁出傳奇

1970年在高雄縣路竹鄉,中年出家的釋開豐法師在自家農地上搭起草寮做為修行處所,並取名「龍發堂」。後來他受人請託,收了一名家人束手無策的精神病患為弟子。為方便照料,他用草繩將自己與這位弟子繫在一起,不論生活、勞動或念佛,兩人日夜同進同出。想不到,弟子的病況竟然逐漸穩定下來。消息傳開,釋開豐這番做法被視為有效的另類療法,頓時聲名大噪。

口耳相傳下,越來越多家庭找上釋開豐,希望他能收容家人,代為照顧起居並提供「治療」。於是龍發堂裡有了越來越多的精神病患,廟堂規模也日漸擴大。釋開豐主張精神病是「心病」,應該用愛心感化;因此不需吃藥打針,也不需要醫生護士。原先的草繩連繫後來發展成頗受爭議的「感情鍊」,亦即將病況輕者與重者兩兩配對並鍊在一起,讓他們彼此帶動並互相照顧。此外,龍發堂也組織病患進行勞動,例如飼養家禽家畜、做成衣加工,甚至成立樂團在外演出。

龍發堂認為透過聽佛、感情鍊與集體工作,就足以穩定病情;同時宣稱只要接受病患就願意「終身收容」,而且不收取費用──這對家有精神病患的家庭來說,很具吸引力,也因此龍發堂長年收容了數百人,高峰時甚至曾逾千人。

 

明星精神病犯!

1981年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正式成立精神科,在文榮光醫師的帶領下,一開始就顯得相當活躍。因為高醫的催生與協力,1982年幾位病友和家屬先籌開了「仙人掌咖啡屋」,創下精神病患自營開店的先例;隔年又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康復之友團體。這段期間,文榮光也注意到了龍發堂。他從1982年就開始與堂方接觸,並獲得同意帶隊進入調查。成群的醫護人員和醫科學生在精神病機構裡走動、觀察、拍照,在台灣並非頭一遭,但當時高醫的隊伍裡卻有一位非常特別的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當年才22歲,兩年前因憂鬱症提前退役,後來聽說高醫有精神科,便主動前往要求住院治療。在病房裡,他非常配合療程,也很快能與人建立交情,加上自理能力相對好,到頭來竟扮演起醫護與病患之間的橋樑,還成為常常曝光的「明星」病人。出院後,年輕人繼續與文榮光合作。他成為仙人掌咖啡屋的主力經營者,也持續參與高醫精神科的活動。他因受訪而結識包括當時主編醫學人文雜誌《立達杏苑》、尚未創辦《人間》的作家陳映真在內的許多藝文人士;而當文榮光帶隊進入龍發堂,他竟自然而然也成了調查團隊的一員。

他,就是侯聰慧。

 

率性竟成經典

單純覺得只拍證據性的醫學用照片很無聊,侯聰慧向仙人掌的客人借了一台單眼相機和一顆廣角鏡頭,跟著高醫團隊在龍發堂裡四處按起快門。當時雖拍下數捲底片,但率性的他卻沒特別想要沖洗出來。不久後,侯聰慧因故離開仙人掌;愛四處走跳湊熱鬧的他,輾轉遇上當時任職台北市立療養院、調查全台精神醫療院所已有多年的高雄同鄉陳永興醫師,跟著又去了一些台北的收容機構,也因此又拍下了一些照片。

八○年代中因一連串社會事件,精神病患是否成為「社會問題」引起廣泛議論,龍發堂也成為許多媒體想探訪的地方。侯聰慧因此曾帶著李文吉等一票陳映真旗下記者回到龍發堂。1985年當陳映真積極籌備《人間》,侯聰慧在另一位記者好友「蔡桑」蔡明德的協助下,試著處理他當初擱置的底片。久置已潮溼受損的底片,經採用較高的沖片溫度放手一試,總算有部分還能成功顯影,也才讓侯聰慧迥異於一般報導攝影、充滿強烈個人直覺的影像,終於見了天日。

當時《人間》曾力邀刊登這些照片,但侯聰慧考慮後婉拒;直到1989年,由知名攝影家張照堂主編的《台灣攝影家群象》書系出版了他的個人選集,才讓這些照片正式曝了光。

 

時代決定意義

19851989短短三、四年之間,台灣經歷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社會氣氛變化很大。侯聰慧也離開高雄去了台北,投身風起雲湧的街頭活動。期間他曾替包括《人間》在內的一些雜誌拍照,後來又先後在《前進》周刊和《自立早報》擔任過編制內的攝影記者。然而,正當早期作品開始被攝影圈看見,甚至捧為不世佳作;記者工作也隨著媒體環境開放,似有可為,他卻在1990年決定告別台北、重新回到高雄,往後十年,幾乎銷聲匿跡。

同一時間,龍發堂使用感情鍊與拒斥現代醫療的爭議「療法」,隨著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多迭發爭議,到後來不得不與現代醫療體制發生了交鋒。1990年立法院通過《精神衛生法》,龍發堂從原先的定位未明一夕變成法律上清楚定義的違法機構。此後十多年,龍發堂與主張現代醫療管制者,各有支持者也各自動員,長期拉距抗衡。直到近年,龍發堂在多方困境下逐步走向合法化與體制化,緊張關係才漸漸紓緩。

二十郎噹的青春歲月裡,侯聰慧偶然與龍發堂相遇,但留下的痕跡卻讓他被人們記得很久很久。如果這些照片幸運地沒沾染上俗世爭議,那或許是因為八○年代封存了這段「剛剛好」的際遇──當時他還活在「發霉的生活」裡,而龍發堂也還披著神祕裟衣──時代,決定了它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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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 ─ 攝影「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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