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非城,村非村 ─ 中國農村變形記

by on 週二, 05 十一月 2013 評論

這裡曾經是個村子,只是農村景象已不復見。
出讓了土地,住進了樓房,農民過起嚮往的都市生活。
但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始終不是城裡人,卻也難返舊身分……

 

撰文|潘韋岑

 

初次造訪喜村(化名)是在2011年的春天,成都市區就有公車直達喜村,車程也不久,約莫一個小時。往喜村的路途,不似我之前去過的中國農村那般顛簸、塵土飛揚;公車行駛在筆直平坦的馬路上,看得出路很新,沿途都是嶄新的樓房、相當都會品味的餐廳以及象徵現代化的商業大樓。下了車,放眼望去,盡是一棟又一棟的樓房,我找不到村子曾經存在的痕跡,轉頭問同行的中國友人:「原來村子的範圍是從哪到哪呢?」友人也回答不出來。在轉型為社區、高樓進駐後,這個村子早已失去邊界。

 

農民消失,組織卻不變

嚴格說來,喜村已經不是村子了。約莫於七年前,在成都政府的主導下,喜村從農村整併入城市,成為城市社區。做為中央批准的「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市政府宣稱要取消五城區內的城鄉不平等;五城區為錦江區、武侯區、青羊區、金牛區和成華區,在這個範圍內將不再有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差別,所有居民一律成為「新市民」。但這背後的事實是:由成都市政府主導的全面城市化,第一步便是將五城區內所有的農村改制成社區,農民變成市民,農村土地全部收歸國有再進行開發招標,一步一步向外擴張。根據2012年的統計,五城區內已經沒有農民了,他們消失在統計數字裡,「融入」城市,成為市民了。

喜村位於城鄉結合部,所謂城市和農村交界的位置。農村改制的社區自然不同於其他城市社區,被稱為「涉農社區」。在這些涉農社區裡,原本的農村政治組織換了名字仍然持續運作,村委會改成居委會,村民小組也沒有解散,只是改稱為居民小組;幹部們仍負責原村民的大小事務,但也要管理行政區內新遷入的居民。農村的集體經濟仍存在,這也是原有政治組織沒有解體的主要原因。喜村的改制過程是成都市的成功樣板,不同於早期沿海地區的城中村,這種「由政府主導先行的農村城市化」,是近年中國後進發展區域獨有的城市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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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農地改建住宅,開發商蓋的華美樓房與政府興建的安置房,存在明顯差異。(攝影潘韋岑) 

 

樓起了,人遠了

友人介紹我認識了鍾姊,她是我第一個認識的喜村人,在成都待的這幾個月,鍾姊領我瞭解喜村並為我勾勒村子過去的模樣。鍾姊的年紀不到三十,在居委會工作,早已結婚生子,村子改制拆遷時,她正在外地讀大學,是村裡少數的大學生,等到她畢業回家,一切已經全變了樣。

我問她喜村原來是什麼樣,她說這裡本來是很一般的農村,村子裡有田,也有些工廠,村民大多會在院子裡加蓋小間(雅房)租給外地來的民工,貼補家用;雖然有外來者,但基本上還是個熟人社會。村民平時就種種田,也會去工廠打打零工,大家都住在大院裡,天氣好就在院子裡吃飯,她特別懷念以前的晚餐時間,左鄰右舍互相吆喝聊天,生活好不熱鬧。那一年,政府的公文下來,宣布喜村要改制為城市社區,政府把地徵了,蓋樓房給大家住,到時候一戶可以分個幾套房(公寓),大家都可以住樓房,照樣可以收點租金補貼,還有沖水馬桶用,生活品質都會跟著改善。村民聽了只覺得很好,就這麼簽下同意書,哪想到住進樓房後,水要錢、米要錢、菜要錢,什麼都要錢。門關起來,好像把心也鎖起來,大夥兒也跟著生疏了。

喜村的土地被徵收後規畫成住宅區,使用權拍賣給土地開發商,建成氣派華美的商業樓盤,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人才住得起,因此入住者都是原本就是城市戶口的外地人。政府蓋給拆遷村民的樓房稱為安置房,由政府出資興建,這些安置小區和商品樓盤的外觀、品質都有明顯差距,一眼就可分辨廉價房和高級住房的不同。安置房和商品房的租金自然也是不同等級,同樣坪數,商品房的租金約是安置房的兩倍。短短五年光景,村子的地貌由農村時代的散居轉為現在的集中居住,同時有外地者大量遷入,人數已超過原村民的三倍。對原來的村民來說,走在生活一輩子的村子裡,路上卻盡是生面孔,人事全非,他們的戒心也因而變強了。在出讓土地的同時,土生土長的村民反倒成了文化和經濟的相對弱勢者。被城市吸納之後,他們的生活真的有變好嗎?

 

村子內,另闢出路

村民的教育水準普遍不高,即使以鍾姊這一輩年輕人來說,讀到高中的仍屬少數,大多是小學初中的程度。在改制之後,村內的工廠全數搬遷,又沒有田可種,而收租並不足以支撐一整個家庭的生活,因此產生大量失業人口。居委會便得肩負起協助就業的責任。

居委會一方面聘僱清潔、保安人員維持整個社區的整潔和秩序,直接提供村民工作機會。另一方面,居委會也與轄區內所有的開發商及物管公司協議,保安和清潔等人事聘用必須以本村居民為優先,間接提供工作給因土地徵收而失業的農民。他們一個月的薪資約在八百至一千元人民幣之間,直接或間接仰賴居委會工作的人數共約五、六百人,約占原村民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我接觸的吳大叔,就是在改制過程中失業的村民,因此加入了居委會的巡邏隊。巡邏隊裡的大叔大嬸大多都是相同背景,年過四十,國小畢業,原本都是邊做工邊種田。但改制後,受限於學歷和年紀,他們無法在市區找到工作,只能留在村子裡,仰賴居委會提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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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符城市的「文明」形象,人力車、三輪車常遭政府取諦,逐漸消逝在街頭。(攝影McKay Savage)

 

論生活,工不如農

我向吳大叔問起了當年的拆遷和現在的生活。說起拆遷,他語帶懊悔地說:「當初農民沒那個意識。」當年他們第一次遇到拆遷,什麼都不懂,政府一口氣拿個兩三萬給你,還說要幫忙蓋樓,以前從沒見過這麼多現金,覺得這筆錢好多,沒想到搬進樓房才發現多出很多開銷,那點錢根本不經用。等到一棟一棟商業樓盤蓋起來,他們才知道政府賺了好多錢,當初或許可以要更多賠償,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對照目前的生活,吳大叔覺得過去生活沒那麼大壓力;其他巡邏隊的人也異口同聲地附和,還是以前當農民好,辛苦歸辛苦,但是有錢有地有飯吃,就算沒了工作,好歹還能靠種田餬口,不至於餓死。現在的生活朝九晚五,工時固定,沒法兼差,純靠勞動力掙錢,消費水平那麼高,怕工資低養不活家裡,一被開除,全家就得喝西北風。

 

城市化,擠壓舊營生

認識李大哥是在區政府舉辦的「統籌城鄉大型人才招聘會」。成都市因為近年大規模的農村城市化,無業的失地農民逐漸成為重要議題,區政府一年一度的人才招聘會原本是針對大專院校畢業生,這一年把統籌城鄉當作主題,指定轄區內的居委會都要派人前往協助,並且要攜帶幾名需要就業的失地農民到會場。李大哥就是當天被動員的失地農民。

李大哥今年42歲,家中獨子正在念高職,他的妻子則在超市打工。李大哥幾乎不識字,小學一畢業就開始拉車,從以前的人力車到現在的電動車,拉車拉了二十幾年。

在喜村,他家的經濟狀況原本就不算好,過去在後院蓋的出租小間比別人少,質量也不如人,租金自然低一些。村改居後,李大哥把分配到的安置房拿去出租,收入反而比以前多一些。只是他賴以維生的拉車這行做不久了,政府為了推行「文明城市」,要整治交通,拉車都不准拉到市區去,最近連鄰近幾個街區外都在抓。張大哥繪聲繪影地說:「抓了要罰一千塊錢,還要把你帶到局裡頭關半個月,車子也會被沒收。」

目前拉車的人還是不少,平時午休或下班時間,在較大的路口都能同時看到七、八台車。李大哥說,他以前隨便拉一天車都有七、八十塊的收入,現在幾乎只能在喜村的範圍裡邊跑,專門載從辦公室回家的人,從村子的一頭拉到另一頭,因為距離很近,一趟收個三、五塊錢,一天只能掙個二、三十塊。他們拉的都是二手電動車,一台兩千塊,拉個兩年就得換車,換車時會把舊車當廢棄品賣掉,以補貼成本。

 

村子外,工作難尋

李大哥的年紀大了,想找個穩定又輕鬆的工作,畢竟等兒子畢業還要四年。他被居委會動員到招聘會上,因為不識字所以讓我陪著看看哪裡有招工。他本以為都被動員到這裡了,應該會有合適的工作機會,沒想到攤位都繞了一圈,才發現幾乎每間公司都要求高中以上學歷。我們又走了一圈,將每個攤位的招工訊息仔細再看一遍,終於找到一個沒有學歷限制的職缺——成都富士康在招普工。接待的小姐見了我笑得燦爛,馬上要我填表,我說:「我是在幫這位大哥找工作,請問他可以應徵嗎?」小姐斂了斂笑容問他:「你幾歲啊?」李大哥滿臉笑容地說:「我42歲!」接著連忙掏出身分證來,小姐尷尬地說:「不好意思,我們只收35歲以下的。」李大哥開朗地繼續說:「我42歲,差7歲而已。」

最後,我們只能離開。李大哥笑著對居委會負責勞動保障的姊姊說:「沒有找著合適的,妳給我在社區裡找個守門的吧。」原本沒有依賴居委會找工作的李大哥,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轉了一圈,最後還是失業了,必須回頭向村集體求助。這樣的「退化」或「轉型」的村集體,仍然是社會保障的最後防線。

 

有樓住,誰會不想住?

鍾姊、吳大叔和李大哥分別代表這個村子裡的三種群體:鍾姊是少數念大學,見過世面的村民,一回鄉即在居委會擔任幹部;吳大叔是村子裡的小康人家,雖然改制期間失業,但立刻找到居委會的工作,有一份穩定的薪水,過幾年等他退休後,即可倚仗城市社保養老;李大哥的家境貧寒,在城市化過程中,隨時面臨失業風險,但樂天知命的他,只曉得日子要好好過下去。

他們的生活隨著城市化而劇烈變動。然而在中國,不管就政府、農民或大眾的認識,農村的建設就等於城市化。農村與城市是所謂的「發展」的光譜兩端,如果城市是現代化的象徵,農村便代表落後和不文明。對城郊農戶來說,雖然還保有耕地,但耕作老早就不是主要收入來源,他們的經濟生活已經越來越依附都市。我接觸到的農民鮮少有人反對城市化,尤其他們的村落與城市相鄰,只有短短的距離,卻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水準;姑且不論代價和適應問題,城裡人的生活品質:住樓房、有沖水馬桶、平坦的道路和乾淨的衛生環境,這些象徵城市的進步與文明,是值得追求的狀態,套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有樓房住,誰不想住樓房?」

 

農民、市民,還是公民?

離開之前,我不經意地問吳大叔:「你覺得自己是農民還是市民?」他回答我:「怎麼說咧,現在都承認為中國公民嘛,都是屬於公民。」

在幾十年的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民/非農民」或「農村/非農村」是一個中央權力行使下被強制畫分的產物。農民身分背後代表著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多層次的不平等對待,農民被土地所束縛也同時依附著土地;對他們來說,如果唯一的倚仗是土地,那土地又怎麼是一間屋子和一個身分所能取代?然而,從這些隱微的對話和不經意間流露的態度,可以感覺到城鄉二元體制做為一種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已經從制度面擴及到文化和心理層面,「城鄉差距」的內化導致農民對市民身分的想望。

我不知道在吳大叔的心目中,「中國農民」是不是不等同於「中國公民」,但可以肯定的是:農民認為自己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是落後的,他們是中國的二等人,永遠不如城市人;他們認同都市代表的文明與進步,希望可以變成城市人。而這種態度不管對城市人或原村民(從幹部到一般村民)都是如此理所當然,不論過去的農村生活有多好,又如何令人懷念,「城市」是一種政治正確的價值,而且原村民對此也有強烈的認同感。

中國農民離不開農村,他們即使在城市能自給自足,卻還是當不了城市人;當政府需要農村土地,他們就得出讓土地,變成數據上的城市人。體制改革的過程,對弱勢者從不曾公平,而且這個群體將因融入城市而隱身,難以指認,因為他們都是「市民」了。 

 

 

刊頭照片:
攝影/Kyle Ta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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