釐清廢死爭議,從慎刑再出發

by on 週三, 01 九月 2010 評論

爭議不休的死刑存廢問題,從法務部長換人、槍斃四名死囚後,似乎熱潮暫退。然而爭論沒有因此獲得任何解決,後續新聞報導也仍呈現激烈對立之勢。兩造沒有彼此理解,甚至演變成彼此憎恨,這實在是公共議題討論失焦的悲哀。事實上,這樣的議題有重要的公共價值,也能引發更多思索。筆者謹以此文,試著釐清問題,並作個小小的探索嘗試。

台灣有關死刑存廢的討論之所以如此激烈,並因此造成兩造對立惡化的主因,其實在於對問題本質的偏離。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多數支持死刑者常指責廢死論者只顧維護犯罪人的人權,無視被害者和家屬的傷痛,不啻淪為犯罪幫凶與另類加害人。

 

死刑≠死刑犯?

這樣的對立界定,其實是一種謬誤。死刑與死刑犯,看似僅一字之差,卻是完全不同的問題。「死刑」是種刑罰,而討論死刑存廢,目的則在究明一國之刑罰,可否以剝奪生命做為處罰的內容?這是探究死刑制度的必要性與理性基礎;更進一步地說,是探尋其合憲與理論基礎。它檢視的是:獨占刑罰權力的國家,透過刑罰與刑事制度,希望實踐與保障何種價值?這是對國家此種刑罰之必要性、實踐可能性、方法,乃至於價值確立的總體檢視。

然而,國內論爭往往在「死刑犯」身上糾纏不清。堅持死刑論者強力主張,犯罪行為人惡害至深,行為與態度冷血殘忍,造成被害者與被害家屬的強烈痛苦,因此死刑有其必要。他們指責廢死論者無視罪惡的嚴重與被害的痛苦,對此深覺訝異,甚至將這種心情轉化為對廢死論者的強烈憤怒。

 

HeChengHui_DiscreetPenalty02死刑議題再定位

這看似激烈攻防的對立兩造,實際交鋒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因為廢死並非源於對罪惡的寬容無視,也不代表忽視受害家屬的苦痛。廢死論者與支持死刑者一樣可以強烈厭惡犯罪,並擁有熱烈的正義情感;這樣的立場並不矛盾,也不難想像。死刑議論的重點應該是「刑罰制度」,而非個別犯罪人。許多論爭的根源,其實是因為混淆了死刑與死刑犯所致——也就是把對犯罪人的痛恨轉換成對死刑的肯定,並將對此質疑者等同為支持個別犯罪者,以之做為憤怒感情宣洩的對象——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現實中,也許我們會因為討厭某人,會說出「真恨不得殺了這傢伙」這樣的話,但我們不會因此真的去殺死這個人。因為,「恨不得殺了他」是強烈否定的情感表現,但理智上我們既不同意殺人行為,也沒有真實的意欲去實踐殺人的實害(註1)——情緒與理智應加以分辨。

因此,在死刑存廢的探討與思辨上,首要問題恐怕在死刑議題的定位。死刑的討論,是追問國家施行某種刑罰的理由,而這個議題實際上是人權價值的確認與檢證。無論存或廢,都迫使大家面對從制度決定、評價系統、執行狀況到公眾輿論等問題,同時也必須檢證國家對犯罪此一社會事實如何預防、應對,如何建構保護機制以及自我完善。這些都需要對話、檢討與考量。

 

以價值引導制度

刑罰的權限專屬於國家,私刑與復仇均為法所不許。因此,以人身自由、財產權干涉、強制行為或不行為(註2),甚至人命剝奪等方式實踐刑罰高權(註3)的國家,其支配與暴力的本質至為明顯。現代國家中,雖然排除其他的暴力性作為,卻例外允許國家擁有維持與實施暴力的可能,這是因為體認到暴力在國家目的與機制中無可避免。而無可避免的國家暴力,必須以價值維護、實踐之目的與理由為存立與必要的基礎。

制度並不因現實存在即取得合法性基礎,價值的取捨與信守才是制度打造的理由。價值不存,制度本身將淪為單純的暴力作為。其反覆實現只能證明暴力的頻繁,不因此取得合理與必要的基礎。

 

對現存刑罰保持批判

因此,以制度的現實存在來證明暴力的必要和無可質疑,其實是無力而牽強的。用它來做為理由,輕率認定實施刑罰的必要,也是國家暴力中最為悲劇性與冷血的危險實現。若沒有價值的指引與對價值實踐的反覆斟酌,僅推諉於制度和形式法條,這樣的「依法判決」本身就是暴力的罪惡實現。

失去基本價值保護目的的法律,將只剩反人性的體制壓迫,使「惡法」從形式文字的存在轉為具體侵害國民的現實。「惡法亦法」背後不是法律安定性的體現,而是酷烈殘暴的非理性與非人性實踐,進而成為「實質的不法」。拒絕思索與探求制度機制的目的與精神,卻汲汲於制度運作的堅持,即使自詡「忠實履行法律規定」,實際上卻成就了國家暴力本質中最危險的風險實現。著名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告誡世人「凡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之所以無法被忽視,道理在此。

 

HeChengHui_DiscreetPenalty04源自凡庸的邪惡

鄂蘭認為,納粹德國治下悲慘的種族滅絕,並不是由激烈殘忍的殺人魔或邪惡醜陋的噬屍狂所造就。相反地,這些剝奪人命、踐踏生命價值、殘害肢體的種種驚人罪刑,是由嚴謹服從的軍人、公務員、醫生、警察、檢察官與法官,有系統、有條不紊,嚴謹卻執拗地完成的。諷刺的是:沒有那種服從、堅持與紀律性的義務感,就無法高效率地成就人類歷史上悲劇的高峰!

這些人可能是居家的好父親、好丈夫、溫文和藹的鄰人,以及學養精湛、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但正因為他們堅持維持所謂制度的正常運作,拒絕或怠於質疑批判這一切背後的價值與動機,毀滅才如此徹底,最終也回噬他們親愛與效忠的家人與鄉里。他們是如此凡庸,既沒有罪惡的眼神與臉龐,也沒有不懷好意而令人發毛的冷笑,但這一切所成就的邪惡罪孽,卻可能連惡魔都無法想像。(右圖為德國納粹集中營之毒氣室

 

莫讓國家失控

死刑存廢爭議的探索,本身就是對於國家暴力機制的檢視。這不僅和「死刑」這一刑罰制度有關,同時也關乎如何看待整個犯罪問題;這涉及國家對國民保障機制的整體建構。至於犯罪發生後,則是在人權保障的要求下,透過堅守與維護程序正義的刑罰權實踐。

更進一步地說,這一切的目的還是回歸人權保障,嚴防國家暴力的恣意、怠惰、推諉與失控。若只堅持死刑的必要,拒絕檢視整體體制的缺漏,以及人權保障的程序正義有無踐行,則無異於以一人之死作為悲劇責任贖免的獻祭,推卸國家保障機制缺漏與無能的責任。

國家對國民更高的義務,是建構更安全、完善的社會安全機制與環境,而不是以積極執行死刑來逃避責任。無論死刑存或廢,都不該成為國家檢討此一更嚴肅責任的前提要件。

 

謹、嚴、慎刑

因此,在聚訟不休的存廢爭論之前,更重要也更迫切的,應該是對刑罰實施的謹慎態度。從邏輯與實際上來說,刑罰的本質與主要功能,並非對被害者損失的填補,也非復仇與私刑的代理,而是對違背社會規範與價值的非難與譴責。因此,刑罰的決定與實施應該避免流於激憤,必須謹慎行之。筆者認為此種「慎刑」的必要性,恐怕是死刑存廢爭議中必須先被確立的。

在「慎刑」的考量下,政府不但必須在評價「罪」與「罰」上予以謹慎從事。事實上,從國家機制發動伊始,人民便必須時時謹記國家權力運作下,暴力的無所不在與侵害的可能性,從而透過程序的正義性要求,抑制國家作為可能衍生的侵害與危險。

這樣的謹慎,也體現於檢證國家對犯罪事件,是否能有改進與完善保障國民機制的可能。此處筆者所主張的「慎刑」,並非自大地認為是論爭兩造的超克或折衷,而是以此做為面對論爭的開端,希冀透過論爭本身,尋求一個至少突顯問題後開始行動的可能。這是在探索爭議的真實目的與理解論爭界限後的繼續探索,同時也是具體釐定論爭範圍後的一種回歸。

 

HeChengHui_DiscreetPenalty031對死刑的疑慮

綜觀上述,爭執已久而不休的廢死爭論,看似勢不兩立,其實卻失焦而模糊。在民主社會中,爭論與思辨不但代表包容不同意見,其本身就是建構公共議題與尋求解決。公共議題與個別事件和人物,容或有所牽涉與交集,但錯置論爭的本質則無助於尋求解決。

隨著受害家屬的義憤填膺與聲淚俱下的指控,與標榜人權旗號、自稱願為受刑人下地獄也要堅持廢死目標的政務官去職,死刑存廢之爭似乎趨於白熱化。然而平心而論,兩者的作為,根本無助於釐清死刑存廢問題與背後的意義與價值。他們都很自然地以道德、情感與激情的言詞和行動來號召、強化各自的主張,卻沒有對話與溝通的功效。廢死的一方沒有看到支持死刑者對治安惡化的焦慮,以及對司法正義情感滿足的強烈需求;支持死刑的一方,也只顯示出對罪惡的痛恨與對受害者的同情,忽視了以死刑做為終極表現的國家暴力,在未予制約下的可怕與危險。

迄今,台灣仍有11種法律、52條法條規定有死刑的處罰。但國際上對死刑之所以疑慮甚多,是因為在今日世界中,仍有眾多死刑不只針對罪大惡極的刑事犯,卻是基於政治異議、種族衝突甚至宗教理由與性別歧視而執行。同時,這些死刑往往伴隨刑事程序的欠缺、酷刑甚至器官買賣——這才是為什麼國際間對死刑的存在如此「介意」的理由。

 

更文明的社會生活

過往,台灣在死刑存廢論爭的過程中,至少先達成了唯一死刑刑罰的廢除。同時也必須謹記,台灣在不到20年前,還存在著基於政治異議可以判處死刑的法律。國家暴力與苛酷的法律並非想像,而曾是真實的存在。

筆者企盼刑罰爭論帶來的,是發現完善制度保障的可能,而不是對震懾與威嚇的依賴與重申。國家是眾人為了保障其權益與尊嚴而存在,這不僅是以保障眾人或多數人利益之目的而已。筆者更期盼,人人在這個國家與社會中,可以確信每個人的人性尊嚴與基本權利,都能得到肯定與庇護。

筆者必須自承並非死刑存廢任何一方的堅定支持者,因為可以從台灣社會此一論爭理解到,這樣的論爭要達到共識或確定的方向,還需要更多溝通與理解。筆者不過是認為:也許一種「慎刑」的可能與確認,是論爭探索的再出發,也是對於更文明、自由與尊嚴生活的一點基本渴求與希望。


【註釋】

1. 意為實際造成客觀可見的、法律上的利益侵害,例如殺人罪、強盜罪等。

2. 本來可以自己決定做或不做的事情,因為受到強迫,而不能做或不得不做。

3. 高權意為政府獨有的權力。至於刑罰高權則是說:刑罰權由國家所壟斷,禁止私力救濟或私刑復仇。

 

攝影/Tarter Time Photography(上1)、pwbaker(上2)、Sean Benham(中)、吳冠錂(下)

 

 


本文亦見於2010年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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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Hui Ho (何澄輝)

喜歡閱讀與思考,深信思辨與實踐的重要性。在台灣,大學與研究所唸的都是法律。出國後,仍先繼續治法律而後研究政治科學。從來追索探求的,是價值理念與世事背後的癥結與解決。目前為荷蘭萊頓大學區域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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