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響後,再思死刑議題

by on 週三, 01 九月 2010 評論

刑存廢問題千頭萬緒,雖然媒體上常有相關辯論,但往往好像各說各話,彼此不是對準同一個爭議點詳加討論。在這裡,《人籟》簡要整理了七個也許是最常見的基本命題,請大家一起來思考。


一,死刑是不是殺人者應得的報應?

「一命還一命」、「殺人者死」是最能為常人理解的應報觀。但在保有死刑的民主法治國家實務上,這也並非為真,畢竟殺人犯裡只有少數人被判死刑。

要求透過應報確立正義,是刑罰的最重要的基礎之一,即使在矯正主義盛行的時代,也無法加以排除。應報論主張刑罰要和它所處罰的罪合乎比例,這和洩憤的復仇不同。然而怎樣做才算合乎比例,是隨社會條件不同而浮動的。

因此,即使以應報論為基礎而贊成死刑的人,還是要面臨「什麼程度的罪該判死刑、的這個難題,而這條線人人畫得不盡相同。

應報當然不必然導向贊成死刑。事實上,應報主義於20世紀後期在西方的復興,最初是由人道主義跟自由主義者所倡導。後來既便被主張重刑的勢力接收,變成提高刑度的理由,但在廢止死刑的國家裡,也沒有因此而恢復死刑。

在台灣,即使廢死的一方比較傾向談及犯罪的社會成因跟國家的教化責任,但這種在遇到窮凶極惡犯罪時會失去說服力的說法,並不表示廢死人士就反對罪刑合乎比例。他們的質疑點在於:為什麼最重的刑度是死刑?這點在本期〈死刑存廢大哉問〉一文中有詳盡的討論。

既然客觀的比例不存在,人們要如何制定出來?主張死刑者最常說:要符合國民的「法感情」,亦即對法律的信仰與依賴,而這就會牽涉到下一個問題。


二,民意可以做為廢除死刑與否的依據嗎?

JouYingCheng_RethinkingDP02台灣廢死人士在這個問題上的說法主要有三點。首先,生命權是基本權,更是其他一切權利的根本,不得剝奪,也不是能用多數民意決定的事。就像少數族裔、移民、同性戀等弱勢者的人權,不能等待成為「社會共識」才獲保障。

其次,以世上各國經驗來看,廢死成功大多都是依靠政治菁英的價值選擇,幾乎沒有因多數民意所趨而成事的。但廢死後,民意相當程度自會跟隨,逐漸習慣沒有死刑的社會。

最後,雖然存死人士以多年歷次民調都有七、八成民眾贊成維持死刑,而認為死刑不可廢,但廢死人士認為如此解讀過於粗糙。因為當民調中加入「如果以終生監禁不得假釋代替死刑」的選項時,堅持反對廢死的民眾就降到四成左右,可見只要能夠使重罪犯不再為害,多數民眾並不堅持「殺人償命」。

多年來,台灣主政者對廢死的態度,是一方面宣稱以廢除死刑為長遠目標,另一方面則稱要依靠民意來決定何時廢止。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召集人瞿海源,於今年四月在法務部舉辦的死刑政策公聽會上,便抨擊此一矛盾作法。他要求總統跟相關首長應該說明「到底為什麼要廢除死刑」,不能拿調查方法有缺陷的民意做為不執行自己政策的藉口。他主張要舉辦給予充分資訊後再詢問的「審議式民調」,以及舉行能充分討論的「公民會議」。

不過,死刑違反生命權保障的說法,並沒有像廢死人士宣稱的那樣自明。目前美國、日本、台灣、韓國的憲法判決或解釋都認定死刑合憲。


三,如何面對誤判誤殺的問題?

雖然也有少數人從極端功利主義觀點提出激進的假設,認為如果死刑真的有利社會治安,那就像任何社會制度都有風險、都會有人犧牲,交通一定會有事故一樣,因而推論死刑誤殺也未必不能接受,但這從來沒有成為存死方認真的論點。反對與排除誤殺,可能是存死與廢死雙方最大的一個共識。

然而,存死方認為防止誤殺跟廢除死刑是兩件事,不應混為一談。例如律師許文彬,即使投入蘇建和案的辯護十多年,依然明確主張,個案的死刑誤判固然有可能,但那是司法問題,應透過司法體系的改進來解決,甚至「寧縱毋枉」。廢除死刑則是立法問題,考慮的應是社會價值觀和國民的法感情。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林峰正則說,司法與立法切割方式太危險,國內外誤判的例子太多,人人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

廢死聯盟副召集人吳志光也曾表示,死刑有其恣意性,任何刑事審判系統都無法免於武斷及人為錯誤。沒有所謂完善的制度,可以保證冤案絕不會發生。

對於本質上高舉生命權反死刑的人來說,誤殺風險只是一個加重的理由,即使沒有誤判一樣不該執行死刑。但在司法體系讓人信心不足情況下,即使不考慮生命權的哲學問題,誤殺風險本身就能成為一部分人贊成廢死的理由。


四,死刑是否有助改善社會治安?

JouYingCheng_RethinkingDP03廢死人士主張,研究並沒有證明死刑對犯罪有威嚇功能,而世界上廢死國家的犯罪率甚至普遍較低。不過,可能由於研究方法跟因果解讀的困難,即使有持反論的研究,至少在台灣,這個爭點很少見到援引扎實證據的攻防,連在主張死刑的一方也是如此。主張現階段保留死刑的中央警察大學教授許福生也承認,要用死刑來防治犯罪很困難。

中研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陳嘉銘則敦促,死刑的討論中,應該要有死刑執行人數,以及其可能預防之犯罪殺人數的比例數據,並考慮這樣的計算能在道德判斷中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好比如果處決一名殺人犯能少五件殺人案,社會要怎麼選擇?

威嚇的效果太難證實,隔離則是很明顯,至少可以讓特定犯罪人不再危害社會。因此,廢死論者常訴諸終生監禁不得假釋做為死刑的替代方案,以安民心。

廢死論者有時甚至指死刑(國家殺人)的存在使社會更具暴戾之氣,但這種說法也罕見實證的引申。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在接受《人籟》訪問時,談到一項她的個人觀察:在停止執行死刑期間,社會上逐漸能平緩討論廢死議題。但一到前法務部長王清峰下台,恢復執行死刑,社會上相關的語言暴力陡然升高,廢死人士受到的人身威脅也到達高峰。


五,廢除死刑是世界潮流嗎?

廢死人士經常說廢除死刑是國際潮流,其論據主要是廢死國家持續增加中,已有約139國廢除死刑,即使極少數曾恢復執行的也又廢了,實際執行者只有58國,而且除了美國外的西方民主國家都已廢死。至於存在死刑的多為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其執行人數又以中國為首。他們問:台灣要站在哪一邊?

存死人士對這點論述多半相當反感。他們認為各國國情不同,廢死人士卻自詡站在文明與人權的制高點,把異議者貶為落後不文。最有力的反證是美國和日本也有死刑,難道它們是不文明、沒人權的國家?

事實上,各國廢死理由不一,有些是因為敵對政治勢力都害怕對方報復,有些是因為司法太腐敗令人民不信任。又如波蘭是為了加入歐洲聯盟,須符合歐盟的條件;香港是在回歸中國前夕擔心威權統治迫害;盧安達則是因為許多犯下種族屠殺的罪犯逃到無死刑國家,為了讓這些國家同意把他們引渡回來,才廢除死刑。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志潔就強調,這類例子證明,廢除死刑跟人權進步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林欣怡則認為,廢死人士對於世界多國朝向廢死的趨勢是正面而樂觀的,因此提醒社會注意,並不表示因為這是國際潮流就要追隨,重點是廢除死刑本身是應該追求的價值。


六,殺人犯不處死,那被害者家屬的權益怎麼辦?

JouYingCheng_RethinkingDP04社會上一直有很普遍的聲音質疑「廢死刑只顧殺人犯的人權,那被害人和家屬怎麼辦?」「如果廢死人士自己家人被殺,他們還會主張廢死嗎?」然而,現代刑事司法,就是由國家依照法律來對罪犯追訴審判處罰,而不是由被害人意願決定。

在法務部四月舉行的公聽會上,不論贊成或反對死刑的與談人士都同意以下兩點:被害人保護是不論廢不廢死刑都應該要做好的,以及台灣現有的被害者保護實在不足。

許多與會者指出,被害者保護根本就不該視為廢除死刑的「配套措施」。難道死刑不廢,被害者保護就無需加強?

廢死人士常指出,國家以處死犯人提供被害者家屬空虛的安慰,迴避掉給予他們更多保護和協助的責任。有些論者並相信,如果被害人和家屬的保障做得好,他們對死刑的要求會減低。

然而這樣的期望很難證實,既然人命的喪失無法回復,國家對家屬的照顧能夠或應該達到什麼程度呢?有些廢死人士也承認,如果死者家屬對凶手就是恨之欲其死,那麼國家再多的保護也無法改變。

因此,除了凶手伏法所能帶來的心理感受之外,即使被害人保護問題千頭萬緒,它跟廢死議題應該是分開的,只能說它只有在談論到廢死問題時才最受重視。


七,終生監禁能不能做為死刑的替代方案?

為減少民眾對廢死的抗拒,國內廢死團體最常提到的可能替代方案就是終生監禁不得假釋,但他們未必全心擁抱這個方案。不管在廢死或存死陣營,都有人懷疑,終生監禁對受刑人可能比判處死刑還要殘酷。關於這點,瞿海源也只保守表示:「以目前階段來說,這個方案可能是可以採行的。」

同時,一個完全無望的人,會造成獄政管理上的高風險。更有相當多激烈反廢死的民眾,反對用人民稅金養死刑犯一輩子。

也有人質疑,即使有人現在被判終生監禁不得假釋,在未來的漫長歲月,刑事政策萬一再度應更高人權要求而改變,他們還是可能得以假釋出獄,廢死論者現在提這個方案是個空虛的承諾。


攝影/周端雅(上)、李思明(下)

繪圖/

 


本文亦見於2010年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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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Cheng Chou (周盈成)

自由新聞工作者,曾任中央通訊社駐日內瓦特派員;英國愛丁堡大學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碩士;譯有《控制的文化--當代社會的犯罪與社會秩序》(巨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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