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暴力與社會暴力——淺談轉型正義與廢除死刑的關係

by on 週六, 04 九月 2010 評論

所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指的是當一個社會從威權獨裁統治轉型到民主政體後,社會大眾與政治菁英對獨裁政權統治下,人民受到國家暴力侵犯的種種事件進行調查、清算與處理,使真相得以大白、使加害者受到制裁,也使受害者得到補償與療癒,最終期望能達成社會和解與團結的政治工程。

這是民主轉型的一個環節,目的在修復被威獨裁治破壞的社會關係,並確立民主價值。

從這個簡單的定義中,可以發現轉型正義同時追求兩個目標——「正義」與「和解」,而其實踐則擺盪在這兩端之間。現實中,轉型正義也依各國狀況出現種種不同的組合型態,時而偏重正義,時而強調和解。

從二次大戰結束至今,許多進行轉型正義工程的國家,視死刑為實現轉型正義的「正義」目標中「報復性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的一種手段(另一種正義類型是「回復性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如賠償與療癒),用來處理犯行較為嚴重的加害者,如叛國、刑求、殺人等。筆者認為可以從二戰戰後初期的歐洲國家,以及1990年代以來中東和非洲國家的轉型正義個案,來觀察轉型正義與死刑的關係。


為報復納粹,北歐死刑復活

二戰中納粹德國曾占領鄰近的歐洲國家,造成嚴重的人權侵害。德國戰敗後,相關各國開始對這些人權侵害進行戰後清算處理。儘管納粹在占領區的加害行為是戰爭的結果,但許多研究者仍將歐洲各國的戰後清算,視為廣義的轉型正義的一種類型。

針對這種加害行為,戰後的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便以死刑做為懲罰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早已在20世紀初廢除死刑的北歐國家如丹麥和挪威,在戰後肅清納粹份子的過程中,也由國會重新引進死刑,但最終經法院判決且執行者,兩國合計只有83人。法律上,挪、丹兩國是援用戰時法的戰後回溯來恢復死刑的,而這個決定,反映了當時兩國國民的報復心理。位於倫敦的挪威流亡政府曾在1941年公開宣稱:「恢復死刑是每一個忠誠公民健全而健康的願望。」不過從1947年後,兩國傳統的人道主義精神逐漸復甦,支持死刑的民意也開始下降。


極端情境下常擁抱死刑

WuRweiRen_OnViolences031990年代後非洲和中東、中亞地區出現的轉型正義個案,則與內戰及區域性戰爭有關。1994年盧安達種族屠殺後,反抗軍重建政府,試圖進行轉型正義以修復族群關係,卻也用死刑作為懲罰加害者的手段。2007年8月,盧安達國會通過廢除死刑,受到國際矚目,然而這主要是出於實際的政治考量——由於大量參與種族屠殺的加害者逃亡到已經廢死的國家,這些國家要求盧國必須廢除死刑,以作為同意引渡加害者的先決條件。

西非的獅子山於1991年爆發內戰,直到2000年才在聯合國和國際勢力斡旋下和解,重建新政府,並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修補族群關係,但卻以死刑來報復政敵。類似情況也發生在內戰後的阿富汗——2003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國際特赦組織注意到,該國內戰戰犯在受審時沒有受到審判的正當程序保障,便要求新政府在法律程序與實質正義未臻完備前,應停止執行死刑。不過這兩國至今仍持續執行。

2003年12月10日,美軍占領下的伊拉克通過特別法庭法(Statute of Special Tribunal),設置了清算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的特別法庭,並納入死刑條款,為即將來臨的海珊審判做準備。當時英國和國際人權組織都曾反對,但海珊仍在3年後上了絞刑台。

由前述幾個例證可知,二次大戰後的許多轉型正義個案中,死刑仍被廣泛視為達成正義的手段。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個案大多源於極端情境,如侵略戰爭和內戰等。二戰後的歐洲國家經過一段時日多半已回復廢死,不過當代中東和非洲情況顯然比較複雜。在獅子山和阿富汗,新統治菁英在不完備的司法制度下,以死刑進行政治報復。美國支配下的伊拉克,則基於明顯政治動機,刻意採取死刑作為報復工具。至於盧安達雖在初期採取死刑,但為引渡逃犯而主動廢死,背後的報復性動機還是很強。整體而言,在這些源於極端情境的個案中,報復性正義的社會要求,高過了回復性正義與和解。


南非模式:連結轉型正義與廢死

就筆者所知,南非應該是唯一將轉型正義精神與廢除死刑直接連結的個案。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民主化後,南非在報復與和解外,選擇了轉型正義的第三條路,也就是以真相換取赦免,以對話與聆聽進行和解。這個模式設定了「重建民族團結(Nation-Building)」的最高政治目的,以及「人權立國」的最高建國原則,而在此最高原則下,回復性正義的位階高於報復性正義。這個原則在1994年入憲後,同一個憲法法院在隔年的判例,基於憲法「人權立國」的原則,以及「理解、和解而不是報復」(Ubuntu, not Victimization)的政治原則,宣告死刑違憲,也就是國家機器依法殺人違憲。

這個動人的模式背後,其實有一個現實因素,也就是南非民主化過程中的敵對雙方迫於權力均勢,無法全面壓制對方而不得不妥協。這種情況在很多國家也是如此,但他們卻沒有選擇廢死。至於拉丁美洲則是顯著的例外——當地許多國家至遲在20世紀前半已經廢死,因此轉型正義與廢死問題在這裡並無交集。拉美國家廢死主要與天主教信仰有關,不過老牌天主教宗主國西班牙卻遲至1970年代後期才廢死,可見宗教因素只有局部解釋力。筆者以為,真正的關鍵因素是該國人民的道德視野——例如宗教家與法學家對寬恕、和解與人權的論述——以及政治領袖推動此一視野的政治意志。

換言之,「轉型正義」沒有單一模型——東歐、南歐、拉丁美洲、日本、南韓和台灣都有自己的特殊模式,這是歷史條件制約的結果。至於「轉型正義」和死刑間的對應關係也並非單一,而有複數的可能組合形式。南非的政治菁英走上「真相與和解」和「廢死」的路時,是在複數選項中做了一個道德和政治的選擇——一個需要勇氣的選擇。


WuRweiRen_OnViolences02台灣轉型正義不見加害人

台灣的轉型正義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有許多的被害人,但卻沒有一個加害人。所有政治領袖,不管他所屬或親近的群體是加害者還是被害者,都不斷要求被害人和解寬恕,卻沒有努力追究加害責任。

民主化二十年來,台灣在轉型正義的課題上只完成了部分金錢補償和不完整的真相,還留下尚未彌合的族群裂痕。這是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民主派勢力過於薄弱,而由舊體制內部的改良主義者主導民主轉型工程的必然結果。某個意義上,這也是台灣社會對人權價值缺乏強烈熱情的必然結果。這其實是台灣的政治菁英與社會多數民眾所做的共同選擇:對獨裁政權的加害者不追究責任,對被害者以有限的金錢補償,對他們的傷痕則選擇逃避與遺忘。

這種脆弱、人權意識稀薄的轉型正義,不太可能認真追求所謂「人權立國」的道德與政治選擇。這可能反映出台灣社會主流人權意識的狀態,而政治菁英為了追求選票,也不會違逆這個多數選擇。所以,要從這種脆弱單薄的轉型正義直接跳躍到廢除死刑的道德理想,也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政治與社會案件雙重標準

台灣政治菁英和多數民眾在加害與被害問題上的心態,具有內在的深刻矛盾:在政治案件上,他們同意剝奪被害者與家屬的人權,保護加害者人權;在刑事案件上,他們卻同意剝奪加害者人權,以保護被害者與家屬人權之名進行殺戮。為什麼代表國家暴力的加害者或殺人者,其生命權與尊嚴權應該被保護,而社會上公民加害者的生命權與尊嚴權就無須保護?如果「政治」場域中發生的加害可以豁免,為什麼「社會」場域中的加害必須被徹底追究?

有人以為政治場域的加害已成過去,跟社會場域的加害不能類比,其實並非如此。如果說228事件跟1950年代白色恐怖距今已久,不要忘了1980年代還有兩個大案:林義雄宅祖孫三人命案跟陳文成命案,都還沒有處理。那些殺人者可能還在,按照刑法有可能被判處死刑,但他們卻受到保護,不被追究。

如果主張報復和死刑,那麼不管是國家殺人或者公民殺人都應該償命。同樣的,如果主張寬恕、和解與普遍人權,那麼不管殺人的是國家代表者還是公民都不應被剝奪生命權。然而台灣政府的立場到底是什麼?反對黨的立場又是什麼?在民主社會裡,追隨民眾意志和追求選票固然重要,然而政治菁英有勇氣、有見識的道德領導也同樣重要。

筆者期待台灣的朝野政治菁英對這個重要的道德、法律與政治問題,擺脫選票民粹主義,稍稍表現一點勇氣與真誠。先誠實、誠懇交代清楚立場與價值,然後才有可能帶領整個社會,展開誠懇而且有建設性的對話或辯論。(本文依據2010年7月4日「看見被害人」座談會的談話大綱改寫而成)


攝影/周端雅(上&中)、Ray Tsang(下)

本文亦見於2010年9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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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i-Jen Wu (吳叡人)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專長為比較政治、政治理論、亞洲民族主義研究、台灣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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