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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 犯罪背後的景深:《罪行》

by on 週四, 01 十二月 2011 14620 點擊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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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

Verbrechen

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著,薛文瑜

先覺出版社

2011年06月出版

 

一位刑事辯護律師述說被告的故事,並不足以為奇;但若非出自法庭辯護或維護被告利益,只是單純且深入地揭露與舖陳犯罪的原點,那麼故事本身的穿透力,反而激發我們對於「罪行」有更多的想像與省思。


罪犯?或是犯了罪的人?

長久以來,犯罪者往往以兩種樣貌被呈現,一是「極端化」,另一種則是「類型化」。前者「極端化」,在許多犯罪小說、影集或報導中,總是刻意強調與渲染犯罪者內在的邪惡與變態,將他們形塑為不同於我們的「異群」,並且具有可以區辨的本質──如同隱匿在光對影的那面。異化與區隔犯罪者或許讓一般人感到安心,相信「他們」不會出現在你、我所熟悉的周遭(除非是被害人主動或不慎接觸,或被挑選為犯罪目標),自己更不會是犯罪的那個人。另一種則由犯罪者外在行為所該當的構成要件,歸類出各種犯罪類型,例如殺人犯、性侵害犯、竊盜犯及詐欺犯等等。一般人對同樣類型犯罪者往往有相同本質的想像,面對一位殺人犯時,心中會浮現出衝動、冷血或殘暴等想像,很少亦很難進一步思考,這個人是在什麼脈絡下做出這樣的事情。而對相同類型的犯罪者,法律亦通常給予相似的判斷與評價,其差異僅在於動機(通常是情、仇、財)與惡性重大程度有所不同。

不可諱言地,將犯罪者行為類別化,可提供刑事司法系統一個較為客觀普遍的操作準則;若過度強調犯罪者的個人脈絡與內在想法,將會嚴重妨礙實現公平正義的效能。因此一個人一旦犯了罪,往往就被掩蔽在「罪犯」的標籤之後,成為刑事司法系統處理的客體。


「他們」與我們並無二致

《罪行》一書則由不同於上述兩種樣貌的角度,重新詮釋犯罪者。作者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是長年致力在刑事辯護的律師,經手過各式各樣的刑事審判案件。迥異於一般法律人的冷靜與客觀,他對所接觸的當事人關心並感到興趣,並選擇回到人的觀點,寫出其親身接觸的十一個犯罪故事,每一個單元都是一個獨特的故事──即使那可能是犯罪者與作者主觀認為的真實,並非客觀的事實,但是透過作者與故事主角所認知的真實,帶出了犯罪背後的景深,看到活生生的人性,讓我們對罪行有不同的理解與思考。

書中許多情節是離奇、令人難解的,但當我們透過犯罪背後的故事,卻又有了一個可理解的脈絡,讓讀著能夠感同身受,甚至慢慢發現我們與犯罪者之間,竟沒有較為特別的差異。就如馮.席拉赫在接受專訪時所言:「很少人在早上起床時會說我今天要犯罪,人人都可能變成犯罪者,無論是出自於激情、自私、忿恨或者懷疑,……仔細看看他們,就會從他們身上看到我們自己,因為這些人和我們並無兩樣。」其實,光與影本就同存在我們身上,並非相對立。


犯罪過程如同故事

許多人在犯罪之前,完全不曾想過自己會成為犯罪者;而許多犯罪者在犯罪前所經歷的情境與想法,也曾經出現在你我身上。回到這種人性的基礎上,讓我們由關注他們為什麼犯案的同時,轉而也關注究竟是什麼讓我們得以不犯罪,因而更能貼近與瞭解一個人的犯罪原因與脈絡。

在閱讀這些故事時,我腦海不斷浮現出這十多年來聽到的犯罪人生命故事。當初其實是想透過研究犯罪者心理與人格特徵,協助警方偵查犯罪;在因緣際會下,我披上了治療者與研究者身分,走進監獄裡,並選擇「故事述說」(Narrative)作為治療與探究途徑。隨著聆聽一個又一個犯罪者的故事,我逐漸發現「犯罪是在犯罪人的生命脈絡中,形成某種動機,所寫下的一個故事」。許多犯罪者在犯罪前的生命脈絡,累積相當的痛苦與創傷,並在某個情境下,選擇錯誤方式作為其出口。當我們貼近他的生命脈絡,才能真正瞭解其所犯的罪;而只有我們願意真誠地瞭解而非評價其罪行,他們才會開顯出真實的內在世界,讓我們有了理解的入口。


「罪」不等於「惡」

在《罪行》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律當中的罪與惡,關係看似交集卻又平行。〈費納醫師〉述說一名醫師數十年來飽受妻子精神凌虐,於是用了一把上過油且毫無鏽斑的斧頭,砍殺曾經許諾要照顧一生的太太,讓自己從誓言的禁錮中解脫。〈大提琴〉敘述一位前途無量的女音樂家,當她知道無法承受弟弟不斷截肢與記憶退化的痛苦時,決定親手在浴缸內將弟弟溺斃。〈衣索比亞人〉則描寫一個人在不同社會中擁有完全不同的面貌:一個是有鬥毆前科的銀行搶劫犯,一個是帶給部落財富與公平的仲裁者;當他為過去犯罪付出代價後,渴望回到自己心愛的人身邊,卻在走投無路下再次選擇搶劫銀行。這些故事突顯出難以抉擇的人性難題,動搖著我們認為審判者能透過判決將善與惡明確畫分為二的相信。

正因為在犯罪行為中,善與惡並不是那麼容易切割清楚,因此被判處有罪者並不表示其就是惡人,但也不能因其動機或人格良善,就抹滅其犯罪的事實;法律上的罪,與這個人的惡,並不完全一致。這也是為什麼法律賦予執法者在斟酌科刑輕重時,除了其犯行輕重外,亦應間接考量犯罪者的動機、手段、人品、生活狀況等個人狀態。然而,考量犯罪者人格以作為量刑的參考,雖能平衡罪與惡之間的落差,貼近真實的生活現狀,但也帶給現代司法系統相當複雜的難題。


從人性省思對與錯

通常人們對罪刑的關注,是針對某些認為被輕判的案件,例如日前的恐龍法官輕判性侵幼童案件。而法院衡酌犯罪者作為量刑參考時,亦多流於形式上的說理。德國刑法與我國相同,皆以人的行為作為評價與處罰對象。意思是,只要一個人的行為符合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若無阻卻違法事由(註),同時具備罪責事由,皆會被評價為犯罪。

馮.席拉赫不斷進到犯罪者生命脈絡思考這些問題:「他所做的是不是每個人都會做的事?異地而處,我們會有其他選擇嗎?」試圖得到一個較為適切的答案。若非出自對人的關心與興趣,絕難有此思維。在〈刺蝟〉、〈正當防衛〉、〈棚田先生的茶碗〉、〈夏令〉等故事,馮.席拉赫即舉重若輕地描述犯罪者如何由刑事司法系統脫身。


有缺陷的司法

〈夏令〉中的主角差點被誤判為殺人犯,挑戰了我們對司法「公平正義」的信任。一個享有身分地位的企業家,以每次五百歐元的代價和女大學生偷情。當女大學生全裸陳屍在其偷情的飯店床上,企業家為掩飾偷情的事實,向警方否認與死者認識的事實,讓自己陷入重重疑雲。警方發現兩人案發前密切的通聯記錄,現場死者的頭髮與胸部都殘留企業家的精液,現場也沒有留下其他人足跡;飯店車庫監視器時間顯示,企業家在清潔婦報案的幾分鐘前驅車離開。當所有證據皆指向他涉案,企業家辯解已無力回天,最後因他的律師發現監視器未由冬令調回夏令,讓他得以證明清白,但真正的犯罪者卻也因無其他有力證據,而逍遙法外。

司法系統是透過犯罪遺留的結果與痕跡,拼湊、貼近及認定犯罪事實,當執法人員未充分蒐集證據、專業不足、未保持客觀立場等原因,或者犯罪所遺留的痕跡並不足以呈現真實,而無法發現並確定犯罪者;甚至出自巧合或其他因素,傳遞出錯誤訊息,皆有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


法律難以重建真實

犯罪並不是被法律所建構出來,而是原本就存在於人類社會的現象。法律只是將其中某些現象框架出來,試圖給予正確的評價與處置。然而,法律雖然作為試圖解決社會現象的手段,卻也無法擺脫它仍是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對於判斷善惡或是發現真實,法律都具有相當程度的限制。

如果從這個角度,或許我們要將透過刑事司法系統,實現最終公平正義的期待擱置一旁,而回到人性的角度(透過具體故事會是很好的媒介),探究司法程序的實踐現象與限制,然後抱持一種謙虛的心態,在具體案件中盡力地貼近事實與尋找公平,或許能為目前強調抽象法則與邏輯思維的刑事司法系統,注入更多不同觀點與思考方向。

至於馮.席拉赫在書中終究沒有直接探討「正義」是什麼?這個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糾纏不清的大哉問,就留待每個人去省思與判斷吧!

 

註釋

阻卻違法事由的意思法律賦予一個人就算是做出構成要件的行為,仍然不會構成犯罪的理由。《罪行》中的〈正當防衛〉所探討的便是:當一個人面對緊急、危險的情況下,基於人類的自衛本能,使用自己的力量從事必要防衛,以排除現正進行中的違法侵害或攻擊,是受到允許的。

最後修改於 週三, 25 六月 2014 17:36
施志鴻

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諮商組碩士、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刑事司法組博士、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系,現任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區隊長。興趣於如何將法律與心理學結合,作為法律實踐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