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多種二元對立關系的集中體現 ——以福建土樓和蘇州古典園林為例 精選

by on 週四, 03 七月 2014 評論


摘 要

在中國眾多的世界遺產中,存在著多種二元對立關系,各組二元對立關系整體上反映了中國世界遺產的各種特點和差異,突顯了中國世界遺產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些二元關系涉及遺產的生命形態、代表的社會文化層、功能價值類型、遺產所有制、位置環境、區域分布方式等多個方面。各組二元對立關系反映在不同的遺產組合中,其中又有很多交叉關系,而福建土樓和蘇州古典園林兩處世界遺產使得多種二元對立關系集中體現。因此,本文可以聚焦在兩處世界遺產地,對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的二元對立關系進行集中分析。

關鍵詞:世界遺產,二元對立關系,福建土樓,蘇州古典園林

正文

在當前中國的世界遺產體系中,存在著各種二元對立關系。這些二元對立關系存在於遺產的屬性和保護狀態各方面。蘇州古典園林和福建土樓都屬於建筑類世界遺產,而且同是民居類建筑,但是兩者也存在著各種差異,這些差異集中反映了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的多種二元對立關系。

一、 生命狀態:活態遺產和靜態遺產

福建土樓是福建山區客家居民的普通民居。其最早歷史可以追溯到宋元時期,目前保存歷史最悠久的土樓是位於南靖縣境內的裕昌樓,始建於元代中期,距今已有700年,其余土樓大都建於清代和民國時期。經過幾百年的歷史興衰,隱藏在山區的土樓目前仍有居民居住,依然發揮著其作為民居的基本功能。因此,我們把福建土樓定義為活態遺產。活態遺產至少具有兩項特點:一是原始功能繼續存在﹔二是直接的使用者群體沒有變。原始功能仍未喪失,這類遺產當然以普通民居為主,同時宗教類遺產——寺廟觀庵也屬於活態遺產,因為它們履行宗教職能沒有變。活態的遺產除了本體的物質遺存部分,還有與之緊密相聯的非物質性的人為活動,也是其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屬於活態遺產的中國世界遺產還有麗江古城、平遙古城、開平碉樓、布達拉宮,等等。


而蘇州古典園林曾經也是蘇州地方的民居,但是這種民居並非普通的大眾民居,而是達官貴族、文人士大夫享受高品質生活的家園。目前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蘇州古典園林,歷史最悠久的是滄浪亭,始建於北宋年間。其余在元明清三代陸續建造,屢有興衰更迭。而中國歷史進入近代以來,經過長期的戰亂、社會動蕩、政權更迭、社會階層的顛覆與重組,原來的直接使用者與之相分離,因而其原始的居住功能不復存在。作為公有財產,不可以任何個人的意願隨意對其更改,其遺留下來的物質載體,已經是靜態的歷史遺跡。一旦被列為世界遺產,物質載體的形態被要求基本保持不變。而當前直接的使用者也非原先的所有者及其后代。相對於活態遺產——福建土樓,我們把蘇州古典園林定義為靜態遺產。屬於同類靜態遺產的也有很多,如明清故宮、頤和園、承德避暑山庄,等等。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文化遺產的活態和靜態是相對而言的。本文所舉的案例僅是以其較為顯著的一方面特征作為其定性的依據,以此才能展開討論。即如麗江古城,活態是顯著的特征,但是也存在著靜態的部分,如土司府已經成為歷史遺跡。而蘇州古典園林,盡管被列入遺產名錄的都處於靜態,但是尚存在個別案例仍在被居住使用,如殘粒園。《佛羅倫薩憲章》第三條:"作為古跡,歷史園林必須根據《威尼斯憲章》的精神予以保存。然而,既然它是一個活的古跡,其保存必須遵循特定的規則進行,此乃本憲章之議題。"在此,歷史園林也被定義為"活"的遺跡,但是這個"活"主要是針對園林的植物而言,是生物意義上的活,而非前文所說的人文意義上的"活"。


活態遺產的非物質性的價值載體——人為活動,隨著社會大環境的變遷而逐漸發生著改變。福建土樓原來具有的武裝防御功能在當前失去了意義。過去為防匪患,在土樓牆體的較高處開窗,具有採光、通風、瞭望以及射擊功能,且外部不易進入。當前,為適應新環境新要求,部分土樓已在較低處開窗。與福建土樓相似的開平碉樓也面臨著功能和價值的喪失。"歷史上,開平碉樓堅固的樓體、獨特的外觀以及貼合歷史實際的功能,曾與當地居民的生活緊緊相關,甚至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隨著時間流逝以及華僑們的離去,大部分碉樓已經人去樓空,外表不再光鮮、實用功能已經喪失的碉樓在當地居民生活中的地位逐漸弱化。"[1]


原來聚族而居的家庭生活組織方式也已經變得鬆散而不再重要。由於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大量青壯人口流向城市。目前在土樓居住的多為老幼留守人口。當然也有青壯年生活在土樓,而這些居民已經不是原來自然生活狀態下的居民,實際已經成為土樓旅游經濟的經營者,不過他們畢竟還是原住民。可是,農村人口總體上都在流向城市,當他們的后代徹底在城市生根,誰又充當居民和經營者,可能再也不是土樓的原住民,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必然會失去活性,進入博物館。同為活態遺產的麗江古城的原住民,則在市場經濟帶來的高額回報沖擊下,群體性地出租房屋,搬離古城。正如2005年舉辦的《麗江現象昆明座談會》上提出的"但現在古城中經商的人三分之二是外地人而非當地納西人。這種現象就值得注意了,其中有隱患,即文化的異化。"[2]


另外,物質生活的現代化水平逐漸提高,保持物質載體不變也會成為一種障礙,這一點與活態遺產的"活性"是天然矛盾的。即以飲食炊事而言,土樓居民平時不再使用土灶,而是使用電和煤氣做飯,隻在重大年節,全家團聚的時候,才會使用到原來的大土灶。


作為靜態遺產代表的蘇州古典園林,其在社會變革發生前的歷史時期,也是活態的。隻是社會變革的沖擊過於急劇,使其非物質的價值部分在短時間內消失,且消失之后又難以恢復,隻有遺產價值的物質載體部分得以保存,靜態地存在著。正如曾經象征著皇權的明清故宮、皇家園林,在封建帝制被推翻之后,其上原來負載的精神價值部分也就不復存在,盡管我們看到它們的物質遺存仍是那麼輝煌顯赫。而且,一旦它們成為靜態的遺產,那就必然伴隨著這一種情況,即歷史上曾經支撐其物質存在的各種技術條件,漸漸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淡出社會。而靜態遺產難以避免自然和人為因素的損耗,失去支撐條件之后,保持物質載體的完好就面臨了困難。因此這種"靜"與社會的"活"也存在著必然的矛盾。

 

二、 遺產所有制:私有制遺產和公有制遺產

 

福建土樓作為活態遺產,其原住民仍然在此生活,其產權還是屬於私人所有,因此它是私有制遺產。前文所提及的麗江古城、平遙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等遺產中的大部分也屬於私有制。

 

私有制遺產由於原住民的存在,其管理經營模式中難以擺脫"居民自治"的成分。因此,這種管理經營模式是"政府管理"+"居民自治"二元並存管理模式。據筆者實地考察得知,原住民在此居住,執行最基本的日常管理,而且他們大多是土樓旅游產業的經營者、從業者。華安縣政府對開放的土樓實行統一管理經營,但是門票收入的10%分配給土樓居民,並且居民可以在樓內設攤售賣旅游商品。此外,管理人員及導游講解員均以原住民為主。二宜樓的一名講解員即是該樓最初的蔣姓樓主的后裔,她的祖父祖母目前仍在此居住。樓內居民擺攤的數量很大,幾乎每個獨立的門戶前都有攤位,對於這樣一種就業方式,顯然比務農輕鬆,因此居民們並不覺得生活受擾,反而非常好客。因為經營攤販、導游、管理人員都在自己家中工作,愛家護家是人所共有的一種正常意願,更何況現在又可以帶來了經濟利益,保護世界遺產和保護自身利益在此達成了一致,所以這是一種很自覺很有效的保護管理方法。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游客量的控制方面,如在華安二宜樓,同一個單元樓層同時容納人數不得超過30人。而在有些土樓,則需要游客額外付費才能登樓。這實際是住戶的私利行為,但在客觀上也起到了保護作用,這種方法比勸說教育更加有效。

 

另一方面,對於作為私有制遺產的土樓,不能完全拋開管理上的憂慮。因為,原則上原住民有權對作為私產的土樓採取放棄撤離、出租經營、改建、自主迎客等行為,這樣必然會導致遺產價值的受損,遺產管理的混亂。同樣作為私有制遺產的麗江古城,又呈現出比福建土樓嚴峻得多的保護問題。由於古城中繁榮的商業氛圍吸引了大量外地投資客,為古城居民提供了高額的房租回報,因此如2005年麗江現象昆明座談會上所說的"古城中經商的三分之二是外地人",據筆者近期調查,當前這個比例應該更高。這種情況不但改變了當地的社會文化結構,而且對遺產本體環境的保護帶來直接的危害。花費了高額房租的投資客,目的隻在於盈取最大收益,如"這些'外地人',沒有古城納西人的文化底蘊,沒有溶人到納西民族中去。他們缺乏環境保護意識,不能遵守納西民族良好的生態協定。對不准亂倒污水、亂扔污物的規定視若無睹,常把臟東西往河裡倒,給古城造成環境污染。"[3] 再如皖南古村落的情況,"由於古民居建筑大多都具有百年以上歷史,年久失修,內部設施難以滿足現代人的生活需求,加之一些村民對保護古民居認識不足,隨意拆建的人為破壞現象屢禁不止。如有些村民因忍受不了老房子的潮濕陰暗而拆舊建新,有些村民為了追求眼前利益,找各種理由在古民居的牆上破門打洞,經商開店,破壞了古民居的原貌。"[4]


另外,讓原住民理解遺產的概念,接受遺產保護的理念,也具有相當的難度。筆者在考察過程中發現,在湖坑鎮南溪村土樓群,很多土樓的正門被整修一新,貼以彩畫,風格很時髦,實際上破壞了土樓原來渾然一體的質朴風貌,看起來並不和諧。這一情況說明,當地農民並不理解遺產的價值意義,也不具備藝術審美能力,隻是單純地追求時髦。為了解決好"政府管理"+"居民自治"二元管理模式與生俱來的內在矛盾,在公與私的管理、協調方面所花的成本較大。


而蘇州古典園林作為靜態遺產,已經失去了原來的居住者,也失去了原始居住功能,所以其產權通常不再屬於私人所有,而是公有制遺產。作為公有制遺產,實行的是政府管理的一元管理模式,有統一的管理機構,統一的管理制度和標准規范,各種政策的貫徹執行較為順暢,不存在公私協調銜接的成本。但是,市場經濟發展多年,在各種所有制經濟成分並存發展的情況下,公有制固有的一些弊病暴露無遺,如管理體制的刻板,標准統一而僵化,遺產的維護修繕工程必須通過政府採購招投標途徑才能發包實施即是一例。另外,如個體積極性不強,從業的人員責任心缺乏,如在蘇州古典園林所見的眾多旅游團導游為迎合游客低級趣味而捏造低俗的解說詞,歪曲和貶低了蘇州古典園林遺產價值和藝術形象。而游客在蘇州古典園林的各種損害行為,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游客的"公有制"意識在作祟。在公有制的遺產地,這種游人破壞的現象較為常見,如在承德避暑山庄"游人的不文明行為,如採摘花草、果實,往樹上刻字、吊床、練飛刀等,對山庄內的植物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二三十年以前,山區自然生長的翠雀、華北耬斗菜等美麗野花和大片的二月蘭盛開的景觀,如今已很難再見。"[5] 而如果在福建土樓等私有制遺產地,游客的任何破壞行為都會導致原住民的強烈抵制,因為這關乎原住民的私人利益,反過來使得游客意識到必須要有所顧忌。

 

三、 位置環境:城市遺產和鄉野遺產

 

蘇州古典園林歷來被譽為"城市山林",處於鬧市之中,是典型的城市遺產。位於城市之中的遺產,交通易達,對於發展旅游經濟而言當然是比較便利的。由於近年來中國各地城市化建設速度的加快,城市遺產受到城市化建設的影響也成為一個尤為突出的問題。近年來,中國文物報等媒體屢有報導城市中歷史建筑、名人故居等遭到強拆。榜上有名的世界遺產,也難以完全逃避城市化建設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影響包括了由地面和地下建筑工程所引起的局部地質情況的惡化、重型機械的強震動對建筑遺產的損傷、高層建筑對遺產視線走廊的破壞,等等。如頤和園,本來是遠離城市的,但是北京城市不斷外擴,現在頤和園三面被高樓包圍,嚴重妨礙了園林的景觀天際線。而位於拉薩市區的布達拉宮,於2007年因緩沖區違章建設而遭受黃牌警告。另外,交通擁堵、城市排水系統不暢、城市路基抬高等常見的城市問題,都對城市遺產造成了影響。


相比照而言,福建土樓可以稱為"山中城寨",相對城市遺產,我們把之稱為"鄉野遺產"。鄉野遺產處於山區、農村、荒漠等遠離城市、人煙稀少、未經大規模開發的地方。因為交通不便利,較為封閉,受到城市化建設的沖擊破壞較少。所謂"禮失求諸野",總體而言鄉野遺產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其改變的速度較為緩慢。遺產的形態較易保持,價值的流失較為和緩。但是,作為鄉野遺產的福建土樓完全處於山區,其受到洪澇及地質性自然災害的可能性較大。如"每年縣城暴雨洪澇災害造成的損失平均都在數千萬元左右,特別是山區由暴雨產生的次生災害如誘發的崩塌、滑坡等現象頻繁發生,給旅游業造成重大損失。"[6] 眾所周知,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世界遺產地青城山——都江堰遭受了巨大損壞,二王廟等多處寺觀建筑倒塌。另外,由於其遠離城市,交通不便利,一旦發生災害,救災力量的調度就較為不易。


但是,總體而言鄉野遺產地對外交通不發達,商業基礎薄弱,游客量較少,旅游業帶來的損害程度較小。例如,同為私有制遺產的麗江古城是城市遺產,與作為鄉野遺產的福建土樓在商業模式和商業化程度方面有顯著區別。麗江古城商業化程度遠遠高於福建土樓,商業經營模式以外地人經營為主,而福建土樓以原住民經營為主。據有關研究報告"當前,福建土樓的旅游開發仍然是以觀光為主,單一的旅游產品造成游土樓的時間短。以永定土樓為例,一般游客都是住在龍岩市,去土樓游覽隻需半天的時間,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很難創造出高的旅游經濟效益。雖然當地旅游部門也注意到這個問題,通過開發土樓山庄及家庭旅舍等辦法,想方設法延長游客逗留時間,但是留下了游客又怎麼打發夜晚時間呢?"[7] 福建土樓遠離城市,缺乏商業基礎,其單個遺產點分散且規模小,承載游客量也有限,很難形成旺盛的商業人氣,也就不能吸引大量外地投資客,因此隻能主要由原住民經營。就這點而言,鄉野遺產更有利於遺產保護。另外如開平碉樓,分散在縣級市開平市轄區內的15個鄉鎮,基礎設施薄弱,旅游接待設施落后。交通方面隻有一些鄉村公交線路通往碉樓所在鄉鎮,乘坐的安全和舒適難以保証。而這些鄉鎮提供的家庭旅館大多設施簡陋、衛生落后。因此,目前開放的碉樓還隻佔極少數。[8]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遺產和鄉野遺產的差別也並非絕對。有些鄉野遺產在持續的旅游業發展進程中也有可能被城市化,如皖南古村落雖然也是屬於鄉野遺產,但是其村庄規模較大,游客承載量較大,旅游業發展推動遺產地趨向於城鎮化,如"二是帶動了其它相關行業的興起,飯店、賓館、酒樓、旅游商店、古玩市場、歌舞廳等應運而生,解決了相當一部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三是推動了交通、通訊、住宿、飲食、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條件的改善,優化了投資環境,增強了外地客商投資的吸引力。"[9]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申遺成功后的福建土樓所在各縣,都在花大力修橋鋪路,改善交通,將來也可能逐漸趨向於城市化,這對遺產的保護並非有利。

 

四、 行政地域分布:集中分布和跨區分布

 

蘇州古典園林是單一行政區域內集中分布的世界遺產,九座世界遺產園林中八座集中分布在蘇州古城區,僅有退思園一處分布在蘇州城南18公裡處的古鎮同裡。地理空間上的集中分布,對應的是管理機構的集中和管理體制的統一,有利於保護管理工作的步調一致,使政令下達和執行較為順暢。總體上有利於各遺產點按照統一標准和統一要求實施保護,有利於各遺產點保護水平均衡發展。另外,如頤和園、天壇、莫高窟、曲阜三孔、平遙古城、麗江古城等遺產地,都沒有跨行政區域分布,管理機構和管理體制都相對集中統一。


福建土樓分布在福建西部南部廣大山區腹地,榜上有名的世界遺產土樓主要分布在華安、永定、南靖等幾個不同的縣,如華安二宜樓、南陽樓、東陽樓,南靖田螺坑土樓群(步雲樓、振昌樓、和昌樓、瑞雲樓、文昌樓)、裕昌樓,以及永定縣振成樓、福裕樓、如升樓、奎聚樓,等等。作為跨區分布的世界遺產,福建土樓所在各個縣都有行政管理機構,行政體制是分散的。分散的行政管理體制必然不利於在各遺產點之間執行保護管理的統一標准和措施,各遺產點實施獨立自主的保護管理可能更加切合各地實際情況,但是也會導致保護管理水平不均衡,保護效果參差不齊。


中國幅員遼闊,跨行政區域分布的世界遺產有很多,福建土樓隻是跨市跨縣分布,很多遺產則跨省分布,如明清皇家陵寢分布在遼寧、河北、北京、湖北、江蘇等五省,明清故宮分布在遼寧、北京兩省,而長城則從東到西橫跨17個省市自治區。這些世界遺產,分布地域遼闊,客觀上不可能處於統一的行政管理機構的管轄之下,甚至有些部分根本是行政管理力量觸及不到的。如"萬裡長城以其可觀的長度聞名海內外, 而其長度也正是給文物保護帶來巨大困難的關鍵所在。不同的長城區段歸屬不同的地區和部門管理, 並被劃分為國家級、省級、縣級等不同等級的文物保護單位, 有些甚至還沒有被列為保護單位。大量鮮為人知的長城區段被當地居民肆意地開發利用。例如某些地區居民為招攬游人擅自在殘長城上搭梯、開路, 亂設路標、設卡收費, 而有的媒體還廣為宣傳, 使得前往未開放長城段探險的人數激增, 這造成了長城的惡性開發, 加速了其損壞的速度, 大大影響了長城作為文化遺產的真實性, 同時也破壞了旅游市場的秩序。"[10]


相對於福建土樓而言,開平碉樓的分布范圍無疑相當集中,在冊的1833座碉樓分散在一個縣級市屬的15個鄉鎮。雖然在市級層面上由開平市文物局負責保護管理,但是遺產實際所在的各個片區,沒有形成統一的管理體系和管理機構,遺產在基層行政區域層面上仍然呈跨區分布狀。因此"不同的行政地域單元和多元的利益主體不利於建立有效的保護管理機制。由於遺產片區分屬於不同的縣市或鄉鎮,而且各片區均涉及到政府、投資者和當地原住民之間多元復雜的利益關系,加上諸多古建屬於私人產權,因此分散型村落遺產地建立統一的管理機構以及有效的保護管理機制往往比其它遺產地要困難很多。"[11]


結語:蘇州古典園林和福建土樓的這些二元對立關系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了兩個世界遺產地各自的個性特征。它們各自具有的個性特征在整個中國的世界遺產體系中,又具有一定共性。因此,蘇州古典園林和福建土樓兩者特定組合,反映的各組二元對立關系在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是普遍存在的。這一組合不能涵蓋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所有的二元對立關系,如宗教性遺產和非宗教性遺產的對立關系。但是,兩者的組合還是集中體現了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多種二元對立關系。理解和認識中國世界遺產體系中的各種二元對立關系,就是要整體性、概括性地理解和認識中國世界遺產的特征和差異,在全國層面上研制保護策略和建立管理體系時,是必須要考慮的。而蘇州古典園林和福建土樓的組合,可以成為很好的研究案例。


 

[1] 張朝枝、游旺:《遺產申報與社區居民遺產價值認知:社會表象的視角——開平碉樓與村落案例研究》,《旅游學刊》2009年第7期,第44頁。
[2] 高進、高娜、楊陽等:《麗江現象昆明座談會》,《建筑與文化》2005年第4期,第34頁。
[3] 劉燕:《旅游業的發展對麗江古城社會文化的影響》,《雲南地理環境研究》2005年S1期,第31頁。
[4] [9]張瓊霓:《皖南古民居、古村落旅游開發研究》,《湖南商學院學報》2003年5期,第62頁。
[5] 高徹、孫偉華:《旅游對避暑山庄土壤和植被的影響》,《植物雜志》2000年2期,第7頁。
[6] 張惠蓮、羅小金:《永定縣旅游氣象災害分析及對策》,《安徽農學通報》2013年9期,第156頁。
[7] 黃寧、陳娟、戴文遠:《福建土樓旅游資源特征與開發策略》,《福建地理》2006年2期,第64頁。
[8] 參見易婷婷、王曉寧、許詩華:《世界遺產開平碉樓旅游開發存在問題及對策》,《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0 期,第63頁。
[10] 鄔東璠、楊銳:《長城保護與利用中的問題和對策研究》,《中國園林》2008年5期,第61頁。
[11] 陳耀華、楊柳、顏思琦:《分散型村落遺產的保護利用——以開平碉樓與村落為例》,《地理研究》2013年2期,第373頁。

Chun-Yu Shi (施春煜)

Director, Suzhou World 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ng and Monitoring Center, China

專長 Area in Research Interest
Researching and managing world heritage protecting and monitoring
Researchi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lassical garden

蘇州世界文化遺產古典園林保護監管中心專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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